第三章 北伐的前奏
北伐原是孙中山先生的传统政策，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向北进军，削平军阀以统一中 国。蒋介石继承总理遗志，以实行北伐相号召，虽一方面振奋了国民党的革命精神；但 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像孙先生那样的人望，使人觉得他只是在乘势建立个人的军事独裁统治； 这也就是后来革命阵营分裂的根源。
我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底返沪以后，即获悉中共中央已接到共产国际指示，明确训令不可退出国民党（关于共产国际不赞成退出国民党政策的指示，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中曾加说明。他说：“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 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最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工委员会， 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中国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 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证明鲍罗庭的建议已获得斯大林的支持；那时的威金斯基只是奉令行事的人， 不敢有任何异议。
陈独秀先生和我虽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痛陈必须退出国民党的利害得失， 但讨论结果，我们大多数人仍不得不主张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们再三计议，决定了应付国民党的方针，即团结左派，抑制蒋介石和打击右派。
我们 认为经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国民党左派固然暴露出它的脆弱性，但仍拥有可观的潜势力。我 们同情左派希望汪精卫能东山再起的愿望，而且事实上没有了汪精卫也无法团结左派。我们 这种尊汪抑蒋的想法，也不过是在于使军权不致过份提高，避免右派利用军人作怪，当时还 没有根本反蒋的意思。
我们对国民党要求组设两党联席会议的事，接受鲍罗庭的建议，不予重视。如果国民党 提出正式的邀请，我们决派代表前往广州出席，但主张会议必须有建设性，不必斤斤计较两 党的利害得失，而应以两党今后如何密切合作为主题。
中共中央并推选瞿秋白、谭平山和我 三人为将来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 跟着我们接到中共广东区委会的信，报告张静江已口头通知邀请中共代表前往出席联席 会议。因而中共中央派我先到广州去，与国民党中央商谈联席会议举行的程序问题。
我在上 海仅仅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又匆匆的在广州市出现了。 小别后的广州，有了显著的变化。北伐的声浪在各处洋溢着，两党的联席会议似并不为人所关心。据陈延年告诉我，除张静江曾口头提过以外，此后并未再接到国民党中央的书面 邀请。鲍罗庭也说，没有人向他提过联席会议。我访问谭延闿，他表示：“现在人们所注意的 是北伐，联席会议的事没有人再提了；这个会议如果举行，会从两党积极合作方面去着 手，必然又是为一些纠纷问题争吵一阵。”他并建议我不必为此事去找张静江。两党联席会议 就这样胎死腹中了。我也乐得不再闻问，暂时住在东山那幢花木扶疏的住宅里，享享清闲旅 客的清福了。
一般人对北伐寄予莫大希望。国民党人士尤为乐观，似乎革命成功指日可待；中下级军 人更在那里磨拳擦掌，要在挥军北进中一显身手；工农群众也寄望藉此解脱多年来北洋军阀的压迫；商人和市民也为北伐而高兴，因为广东的军队北上了，他们的负担将可减轻。
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 “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 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 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 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向外发展此一政策，既可减轻内部矛盾，当时北方政局混乱 ，也使人觉得北伐时机不可错过。
广东统一之时，蒋介石即不同意季山嘉派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的主张，而提出了 从速准备北伐的要求。是故国民党的领袖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一九二五年冬，由于汪 精卫与广西军事领袖李宗仁的联系，李宗仁于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 从此不仅两广统一，也增加了北伐的资本。
前此孙中山先生北伐，赵恒惕所统治的湖南往往挡住他的去路。现在情形变了，湖南有 一部分军事实力自愿为北伐开辟道路打先锋。驻扎在湖南的唐生智师（系赵恒惕部第四师师 长），早与广西军人互相联络。一九二六年二月，唐生智进兵长沙，逐走了亲吴佩孚的赵恒惕， 并继之为湖南省长。后因统一全省军事问题，原隶赵恒惕部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不愿就范，并 勾结吴佩孚派兵入湘增援，战斗结果是唐部不支；于四月二十四日退守衡阳。唐向两广告急， 希望派兵援助。五月间李济琛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各一部先后入湘应援，唐生智本人 也于六月二日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的职位。
这样，北伐在事实上已经是开始了。 与此同时，北方军阀的内部纷争，也使他们陷于强弩之末之境。冯玉祥的国民军虽被逼 向张家口包头退却，北京的段祺瑞执政政府却于四月九日被国民军所推倒了（段在国民军将失势时，曾暗中勾结京畿驻军唐之道部，作奉军的内应，以图取得奉张的支持，不料为 国民党所窥破，乃有四月九日冯部鹿钟麟收缴执政政府卫队枪械之变。段逃匿东交民巷，通电报告政变；而 执政政府也就此消灭了）；盘据关外的 张作霖和以京汉线为根据地的吴佩孚以及握有东南五省地盘的孙传芳正互相角逐。吴佩孚大 部分的兵力北移，湖北防务顿显空虚；他本人驻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在政治上与张作霖争 夺北京政府的操纵权；在军事上则以对付冯玉祥为第一目标；他当时似低估了两广的北伐力 量，以为在赣闽有孙传芳的实力，在湖南有他所支援的叶开鑫，就足够应付了。
随着北伐准备工作的进展，蒋介石的权力也随之膨胀。六月五日，国民党中央通过 了出师北伐案，并任令蒋氏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总司令的权力是高于一切的，甚至国民政 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事实上都成为总司令部的附属品。接着在七月五日，他被任为国民党军 人部长，拥有代表国民党中央任免各级军事机关党代表的全权。六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 推选蒋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在出师北伐期间，由张静江谭延闿分别代理中常会党务政治两会 的主席（见张其驹著《党史概要》第二册第五一九页—台北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年初版）；七日又颁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 司令之指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第八条的全文是：“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为图军事便利起 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这样，他就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首脑。
蒋介石将军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他究竟是个军人，他以指挥军队的方法来指挥一 切；似未注意到政治经济外交司法以及社会等等问题，不是以命令方式所能完全解决的。军 队的需求，还可以倚赖印刷机，多印制些军用票之类的纸币。其他政治、经济、外交等等则 不如是简单。他似不重视北伐政纲的详细规划，以为一切听令行事就够了。这些事当时曾引 起鲍罗庭的不快，认为是破坏了他前此所建立的一些成规；这也许就是蒋氏此后成败的一个 主要因素。
蒋氏自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倡导的风气，也使国民党开始变质。一般青年国民党员所抱的 革命理想和信仰，似已开始低落；代之而起的是名利权的观念。上面的领导者强调服从；而 服从个人的标准是无条件的，只要有人事关系或者经得起恩威并用的磨折，不管他对革命有 无贡献和能否贡献，就都可以提升的。风行草偃（偃，倒下。即风一吹草就倒下，喻道德文教的感化），个人前途的重要性就渐渐超过一切了。
蒋氏在准备北伐始，就与共产主义者发生了矛盾。重返广州任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 主张北伐有较长的准备时间。他根据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立即北伐，打到武汉或可操 胜算；但要一气打到北京，似乎力有未逮（dài到及）。因此应有一准备时间，从各方面来充实自己的力 量，在战略上是合算的。加仑将军的客观分析任何人也无法加以反驳。但蒋氏所注重的是北 伐时机不可失，坚持从速挥师北上。
鲍罗庭对于蒋氏在此阶段中的所作所为，也有许多不满。他那时已不再是甚么“导师”， 而只是“顾问”了。他比较清闲，也有点苦闷。他曾向我说到，他除同意加仑的军事见解外， 认为在政略上蒋氏也多欠考虑。他主张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将当时被困潼关以内冯玉 祥的力量接应出来，掩有西北和西南广大的领土，以便再与沿海一带帝国主义的势力相周旋。他不赞成蒋氏向长江下游东南各省发展的想法，认为会过早的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
鲍 罗庭的这种观念，是他后来在武汉时期所提出的“西北主义”的张本（依据）。这似是利用了土耳其 革命改都安格拉的经验，也含有为苏俄利益着想的成份。
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抑或向沿海东南各省同时发展，是鲍罗庭与蒋氏间的主要冲 突。当时蒋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广州和上海的朋友们，设法与英、日等列强接触，鲍罗庭对 此已微有所闻，但蒋氏讳莫如深（极力隐瞒）。蒋氏不重视鲍罗庭所谓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意 见，似也露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将有转向的迹象。这在鲍罗庭看来，如果修改了或取销了反对 帝国主义的政策，那简直就不是国民革命了。
中共在广州的同志，认为北伐不仅是军事行动， 还应该是革命政纲的实现。他们认为巩固广东根据地和实行北伐应同时并重；仅株守广东， 固非所宜；但因北伐而损及广东的巩固，也属不智。中共这些见解，国民党部分左派人士也 有同感。 一般说来，广州的中共同志对北伐是积极支持的。
五月初，中共党员叶挺所统率的第四军独立团出发入湘的时候，我曾极力予以鼓励。叶挺原系粤军系统的中级军官，是当时中共党员唯一握有军队者，而其中共党籍又未为人所觉察。在三月二十日以后，中共曾秘密调了 四十多名军人党员，去充任该团的中下级干部，因该独立团是中共可幕后控制的，故也是后来中共军事的资本。
我曾召集该团的中共党员举行会议，鼓舞他们英勇作战；筹了一笔可观的 经费，为他们作补充弹药军需之用；我还指导他们如何与各地中共党的组织联络，俾（bǐ使）能帮助他们解决沿途兵源缺乏以及补给等问题。
六月间，广州的中共同志都在为争取北伐胜利而积极配合。由于他们一向领导工农民众 团体，又握有军中政治工作的实权；因而他们的活动就偏于军民联欢、动员民众以人力物力 去援助军队等方面的工作。当时北伐军标榜“不拉夫”、“不扰民”、“公平交易”等口号；但 在广东境内，正在调动中的军队，仍发生过一些军人横蛮强拉民夫的个别事件。所以中共广 东区委会觉得这次军事行动，已不如前此统一广东的战争那样受到人民的拥戴。他们强调北 伐军应首先爱护人民，才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削平军阀的任务。
我曾为此事访晤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他担负实际筹划北伐工作之责。我向他提出， 如要北方民众“箪食壶浆（箪dān盛饭壶盛汤，喻热烈欢迎），以迎王师”，北伐军务须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既定政纲，制定各项实 施细则，并通令严格遵守。但他所关切的却是铁路工人，破坏敌军后方交通等与军事行动有 关的实际工作。
上述这些对北伐的不同见解，是蒋氏与共产派的分歧点。俄国顾问与中共同志之间，当 时则没有意见上的参差。我们讥笑初出茅庐的蒋氏所做的一切，不免是粗枝大叶的“急就章”； 而且这位自行加冕的拿破仑，似乎是向着反共的目标迈进了。在蒋氏眼中，共方的议论，只 是不切实际的高调，甚至有“别具用心”的疑虑。事实上，蒋氏当时抢尽了镜头，共产派已降格为无足轻重的啦啦队。但共产派是不甘示弱的。他们在北伐工作中，沉着坚定，颇 有不屈不挠的气概。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北伐动员令颁布以后（也许是七月九日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 的前夕），我在广州已经居留了近四个星期，又匆匆返回上海。那时北伐已成定局了，国共两 党的联席会议也确定暂行搁置了。我须返回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所举行的扩大会议；商讨对 北伐的全盘政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听取了我“广州之 行”的汇报；陈独秀彭述之等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对北伐的估计未免过低。他们认为北伐军 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这种看法较之老成的军事家加仑将军的估计，显然还要保守些。
他们似是太重视了北伐工作中同床异梦的种种迹象，而忽视了传统的革命精神所能引起的作 用。也许是受上海报纸言论的影响，因当时上海多数报纸对北伐很少作有利的报导。此外， 主观上他们也许想到，北伐的进展无异是蒋介石反共气焰的高涨，无意中就有些抹煞事实， 作接近主观要求的想法。
会议所通过的政治议案，曾指出“国民政府之出兵，亦尚只是防御 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北伐”（见《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六十三页）。这种看法，事实上使中共 对北伐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当时中共党员已增至三万人左右；湖南农民协会已拥有约二十万会员。中央这种消极性 决议，与当时显然大有可为的形势是不相配合的。会议虽然也通过了团结左派、打击蒋介石 派、强调民族联合战线、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夺取地方政权和渐次发展工农武装等等决 议（这次扩大会议决议案全文见《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六十页至第一二一页。），但不免流于纸上谈兵。中共中央并未抓紧时机，在北伐中增强自己的势力。 这曾引起谭平山、瞿秋白和我的公开表示不满。我们认为反对蒋介石和对北伐采取积极 态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认为北伐是进攻的，是可以夺取武汉的；而不是防御的。我们 指斥彭述之等的书生之见笼罩了中央机构，只会做空洞文章，忽略了当前实际任务。我们要 求对北伐采取积极行动；因为在北伐竞争中如果落后一步，后果将很坏。但我们这些主张， 被视为“联合反对派的公开表现”。
同时，广东区委也对中共中央表示了不同意向。他们强调中央对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是 不够彻底的；主张在北伐进展中要提出“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土地革命口号，以期动员广大 农民完成北伐。这些争执，就是后来中共中央领导陷于分崩的伏线。
不久，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多数的估计是错误了。北伐军于七月十一日攻克长沙之后，八 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以各别击破的策略，直指武汉。中共中央这才在这些剧变中，逐渐改 变对北伐的观点；采用较积极的政策，但已经是落后一步了。
在此时期，我是中共中央动员中共党员参加北伐战争的唯一负责人。前此，我往来沪粤 之间，担负着紧急任务，自然没有时间去处理中共中央的经常工作。八月初，我才交卸了中 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委的职责，由李立三接替，我自己则专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 并确认它具有动员中共组织及工农民众团体参加战争的职能。
可是，那时军事部等于一个空 职，只有两个年轻同志，在那里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屑碎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还远不能说是一个战斗的指挥部。我们在工农群众运动的工作，虽积累 相当的经验；但对指导战争，则仍是门外汉。在这一点上，我们当时万万比不上国民党。我 们没有电讯等通讯设备，也没有可资运用的情报资料，一切只好从头做起。从领导民众运动 的机构，转变为领导战争的组织，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的。我所领导的军事部在北伐狂潮 里，只开始调用少数有军事知识的同志，派他们到北伐所需要的地方去，作些动员工农群众 的初步规划。
我记得我的军事部当时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组织了一个派到武昌去的暴动队。全队只有八个人，由黄埔第一期生余洒度同志领导。他们的任务是会同湖北方面的同志们，扰乱 敌军的后方，发动兵变和暴动，夺取敌军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至于其他次要的地点，就 只能派一两位同志去。当时中共的地方组织也是长于民众运动工作，我要求他们依据广东的 经验，动员工农民众，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及七日，北伐军占领了汉阳和汉口，正围攻武昌；我率领中共中央 军事部的班底，赶到汉口直接应付战争去了。不久周恩来从广东来，接替我任中央军事部长 的职务；他带来了一批军事工作同志，才重整并扩大了这项工作。因此，可以说在北伐过程 中，中共中央的机构在开始逐渐使自己适应于战争的状况；也是它后来能够发动多次暴动和 从事游击战争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