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农民运动
武汉时期，中共在农村中的活动，是自下而上的，燃起了农民斗争的烈火，其中以湖南的火势为最猛烈。
中共因为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发动之初，领导的步骤颇不一致， 运动开展以后，也无力予以控制。因而农民运动，竟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证券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共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点，并不在农民斗争应采取激进或缓进方式的问题，而是 农民运动发动后如何维系国共合作的问题。如果中共坚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特别是要维持反蒋阵线，支持武汉左派政府，就应该将农民斗争，局限在组成武汉阵营的主要势力所容许的范围以内。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中共就应如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一样，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当时共方—从莫斯科到中共各级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大都支持前者。不过有的主张纠正这一运动的过激行动，以维系武汉的阵营；有的认为不算过激，对国共合作不会有重大的妨碍。
所谓农民运动过激，本是指农民运动发生了左倾的蛮干行为而言的，可是当时这个名词的含义相当复杂。其中因素之一，是反对者有意夸大其词；其实，这些“过激”行动也包括 了农民的正当要求在内，根本不能说是过激行动；不过，在实行上亦确有过左偏差倾向。又由于农民的狭隘意识所引致的不应有或者可以避免的举动，当时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将这些事态严格的分别出来，一一予以具体解决。
当时中共在武汉政府中的微妙地位，也未能及时调整这一运动，因为不少中共同志觉得农政部长虽由共产党员担任，但政权还是国民党的， 我们并不应以在朝的身份来约束群众的行动，可是中共的整个政策，又使自己的命运与武汉政府休戚相关，如果这一运动使武汉政府蒙受不利的影响，同样也就打击了中共。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虽然认为农民运动的过激行为是应当予以纠正的；但一直以能组织这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自傲。
我们大致有这样的一种错觉，以为农民组织起来了，农民斗争发展起来了，中共的势力就可以深植在各个乡村的基础上，既具有不易摧毁的力量，又可以进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其实，这是不对的。农民势力要能稳固，土地问题要获得解决，最主要的还是要有拥护农民利益的政权为之保障。至少也要农民的组织极为坚强，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为后盾，才能逼使政府当局向农民的要求让步。否则舍本逐末，徒具轰轰烈烈的形势，终归要遭到失败的命运。
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较之中国历史上所发生过的农民暴动自然远为进步。过去的农民暴动大致都受了迷信、封建、帮会等等落后意识的影响，往往为野心家所利用，来实现其个人篡帝立国的抱负。中共则受着共产党国际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这种理论的影响， 并有近代思想的薰陶，其组织办法，也不是已往的宗法传统，而是近代的民主方式。中共的目的固然也在夺取政权，却也具有真正改良农民生活的坚强意识。
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是中 共发展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尝试，这个运动当时虽然失败了，但后来事实证明中共确能在这个失败的教训中，获得了不少的宝贵经验。
为了便于说明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首先追溯一下在国民党革命中农民运动史的发展， 实有必要。在中共方面说来，陈独秀先生是首先注意农民问题的人，他在五四时期的著作中， 就曾指出义和团式的运动，是守旧落后而含有迷信观念的（见陈独秀先生作《克林德碑》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第四四九页至四五八页）。后来，他一直坚持这种观点， 不愿中共圣洁而近代化的理想，受到那些反动观念所影响。可是中共的领导者们，包括陈独秀先生在内，对于国际和国内农民运动史的发展，没有深入的研究，因而中共没能及时形成一个明确的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的政纲。
中共同志中最先从事农民运动的是彭湃，这个出身于世家的知识青年，在陈独秀先生思想影响之下，于一九二一年首在广东的海陆丰，从事组织农会，他的初步理想，不是甚么土地革命，也没有农民暴动的想法，而只是要解除一些农民的切身痛苦，从此，广东的农民运 动，日渐发展起来，跟着也发现了不少的新问题。
直到北伐的前夕，中共中央一九二六年七月间扩大会议，根据农民运动在广东已有较大 规模的发展的事实，制订了农民运动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钓要点在经济方面是减租减息，要求农民所得不少于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借款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反对预征钱粮及 苛捐杂税等。在政治方面，农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县长民选，民团不得逮捕审判农民等。 在组织方面，强调农村联合战线，规定农民协会的组织不准大地主和高利贷者参加，但应团 结雇农、佃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对并非作恶多端的大地主保持中立关系，对劣绅土豪大地主则予以反对，等等（农民运动决议等全文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九十六页至一一五页），这些决议，是中共意图发动农民，成为国民革命中一项重要势力 的现实想法。
中共在广州的同志们对中共中央七月间这种农运政策表示了反对意见。广东区委根据在 广东积累起来的国共合作和农民运动的经验，主张不应因国共合作而阻碍了农民斗争，应不 顾一切使之发展，以求土地问题的更高阶段的解决。他们强调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国民 党内赞成土地革命的才算是左派（这样的左派固然很少）。这种见解，意味着将革命的重心由 国民革命转移到土地革命。但中共中央则以国民革命仍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为基本理由，否定了广东区委的这种较激进的主张。
共产国际很重视农民土地问题，这是列宁主义的特色。在共产国际的好汉们看来，似乎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真实而又神秘的内涵。“沙法诺夫在一九二一年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所 发表的演说，就曾强调这一点。但莫斯科对于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具体情况及其与国民革命的关系，一直没有弄清楚。苏俄土地问题专家们曾先后在广东武汉等地从事实际的考察研究， 直到武汉政府垮台，也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鲍罗庭对农民土地问题所表现的主张，大体是以中国的政治气候为转移。
一九二四年初， 他曾向孙中山先生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和土地国有等主张，未为孙先生所采纳。一九二五年， 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鲍罗庭的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在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巩固广东的革命专政这一问题上。再也没有提过甚么土地革命了。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中 全会以后，他对国共合作前途已不感乐观，又从新强调土地革命。上述广东区委的主张，就曾获得他的支持。一九二六年底，他到达武汉以后，他所注意的是反蒋阵线的形成，因而又不重视农民土地问题了。
鲍罗庭在中国最能代表斯大林的意旨。他到达武汉以后，和我谈到农民问题，曾表示现在革命的危机，是有人要抛弃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如果这种企图实现了，一切都将完蛋。他 还肯定的说：“现在土地革命的时机没有成熟，要先形成土地革命的必要条件。”他专心在策划反蒋，因而主张纠正农民运动的过激行动。从鲍罗庭的这些态度看，不仅他个人修正了他前此在广东时（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的态度，而且莫斯科对中共的指导一直也是以完成国民革命为重点，土地革命的政策就显得动摇不定了。
国民党重视农民问题有过于工人问题。孙中山先生早就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提出了平均 地权的温和主张。一九二四年改组的时候，孙中山虽没有接纳鲍罗庭那种激进的土地革命政 策，但却制定了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纲，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不少国民党人觉得 他们应向农民争取广泛的支持，而且多少有些重农轻工的观念。（例如：国民党的文件中总是 先“农”后“工”的称为“农工运动”；中共的文件中，则先工后农的称为“工农运动”，即 为一例。） 国民党重视农民运动的政策，颇有表现。
农民协会组织章程的要点，是孙中山先生在一 九二四年春核定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早有农部的组织（远在中共中央有农民部组织之前），各 级党部也先后建立同样的机构，国民党中央曾陆续拨出可观的经费，办理农民运动讲习所， 派遣许多农运特派员，分赴各地推进农运等等工作。不过事实上国民党的农运工作多委派中 共党员实际执行，尤以基层工作为然。 国民党在农民运动上与中共一直处于竟争的地位。两党在农民政纲上，基本上虽没有多大出入；但国民党人总认为农民运动应由国民党名副其实的加以领导；而中共表面虽然推重 国民党的领导权，但实际上则有当仁不让的气概。
在手段上，国民党侧重由政府自上而下， 以法令来改善农民的生活；中共则着重自下而上，发动农民斗争，直接争取农民生活的改善。 一般说来，国民党人包括左派在内，畏俱农民斗争，对于土地革命，更视为过激行动，这与 国民党人多出身于小康之家大有关系。 上述一切，是中共内部和国共之间，为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这一纠缠不清的问题争论不 休的一般概一况。这也就是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不能获得适当解决的暗礁。
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快，规模也最大。农协组织是由各乡各区各县市以至全省，自下 而上的递层发动起来的。北伐前夕，湖南的农协会员已有约二十多万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一日，湖南全省农民协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全省七十九个县市中，已建立了五十四个县 市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人数达一百卅六万余人之众（详细数字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二 五八页至二六二页。）。一九二七年二月间，会员人数又增 至二百万人，据后来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的核计，湖南农协会员最高人数（是五月间的数字） 达四百五十一万人（见前书第十八页）。这些数字虽不一定精确，但农协会在湖南之被视为庞大组织，则为当 时人们共有的感觉。
湖南农运较之广东湖北各省尤为热烈，其中原因颇多。例如湖南历经南北战乱，农民所 受的痛苦极深；地主的民团势力多为军队所收编，因而发展农民协会所遇到的阻力较为薄弱， 而且国共两党在湖南的组织相当得势，左倾气氛又极浓厚。中共湖南区委，又能以大部分精 力注重农运工作；湖南中共组织的创始人毛泽东一直重视农运，曾多次进行农村调查，并为湖南的农运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湖南农运也多少承袭着太平天国起义的经验。一位同情革命的湖南老学者在一九二七年 春，曾向我描述湖南农运的概况。他指出湖南农民在近代史上有过两次大翻身，一次是太平 天国，一次便是现在的运动；而这两次大翻身，颇有类似的地方，但其凶猛的程度则前者远 逊于后者，目前已闹得天翻地覆。他希望不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真能为农民解决些问题。
这个省份的农运是紧随着北伐军进展的优良时机而发展起来的。国共两党在湖南各县乡 的分支组织，为了支援北伐，积极扩大农协。而农民对于北伐确也有过显著的贡献，一时获 得各方面的好评。各县政府多系依靠农协的支持，来完成战时动员人力物力的任务。各县乡 的地主民团势力多转移到了农协的手里，它们不仅拥有少数的枪支，而且有以十万计的梭镖 队，于是农运也就随着这种组织力量的增强而汹涌起来。等到北伐军进到湖北以后，湖南恢 复平时状态，农协斗争的目标，就集中到了土豪劣绅的头上去了。
一九二六年底湖南农民运 动过激之说，乃开始在武汉流传着。 湖南农运代言人毛泽东，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认为湖南农民打击土豪劣绅为过激手段的言 论，他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参加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到武汉，即提出了两句“名 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这显然是湖南农民广泛打击土豪劣绅的辩护 词。他虽承认湖南农运有些“过正”，但认为这是为了“矫枉”而不得不然。他的这种说法代 表了湖南同志一般的左倾情绪。后来他的湖南农运报告，也是根据这种观念写成的。
我当时曾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讽刺他的这种说法。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 豪代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绅士，难道也 “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 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 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
湖南的中共同志们，多和毛泽东相似，随着农运的进展，颇有左倾急进的见解。他们之中，有些人根本就抱着“矫枉必须过正”的心理和“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愤慨，极力将 农运推向左面去，更多的人觉得开始时必须用较急进的方法，才能推动农民的斗争。但等到 斗争已经大规模的发展了，他们又不愿为了国共合作，而把左倾趋势扭转过来。此外，中共 同志们还有一种传统的想法：“右倾最要不得，左倾总是不坏的。”他们不会想到，在激烈的 革命浪潮中，防止左倾蛮干，并不容易，又为必要。等到这种左倾蛮干，已经蔚为一时风气 以后，要纠正它就戛戛（jiá困难的形容词）乎难矣。更何况中共的湖南同志们，事实上无力完全控制全省农协的 活动。
湖南农运之所以过激，主要表现在“反对土豪劣绅”、“减租减息”、“谷米阻禁”和“破 除旧习俗”等各方面行动上。 湖南农协运动最有声有色的一幕，首推“打土豪劣绅”的工作。打土豪劣绅的办法包括 “逮捕、监禁、审判、算账、罚款、戴高帽游乡、杀猪、粜（tiào卖粮）谷”等等。 枪毙土豪劣绅，也是常有的事，其中最著名的一桩，就是以旧学著称的湖南清末遗老叶德辉之被处决。其它如砸毁轿子，剪掉长衫等带侮辱性的行为，更是不胜枚举。审判土豪劣 绅的方式，多系举行群众大会进行。在大会中，只要有一个人认定被审判者是土豪劣绅，往 往无人敢加以反对。惩罚的方法，愈激烈就愈容易通过。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国民会议审判 贵族的情景，大同而小异。
反对土豪劣绅原系国共两党的共同政策，农民运动的兴起，也必须以压抑土豪劣绅的势力为前提。但如果由农民自下而上广泛的自动的执行起来，那就不仅如毛泽东所说的“有点 儿乱来”了（见毛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十八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而且，也形成了无政府的恐怖状态。
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 李立三的父亲被一个乡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处决了。一九二七年一月间，李立三的上 了年纪的（看来是六十多岁）父亲来到了武汉。我曾和那位老人在李家几次一同进餐，也谈 过他的遭遇。我所得到的印象，他是一位温文尔雅、态度严肃、心地善良的老人。他不否认 他是逃到武汉来避难的。他也表示他愿跟着他儿子的主张走，不反对农协会的一切。不久， 他拿着他儿子亲笔致湖南负责同志的信，担保这位老人不会有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高高 兴兴的回湖南去了。不料后来消息传来，李立三的担保保并无任何兑现，这位老人仍被本乡 的农协“干”掉了。
李立三的父亲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不问可知了。李立三是一个湖南籍的著名共产党 员，他担保他父亲的信，似也由湖南区委转到了澄陵县的农协会去了，而竟不发生效力，这 不特显示出中共湖南区委会对于农协控制力的薄弱，也证明反土豪劣绅的风气已到了疯狂的 程度。
李立三遭逢了这个变故，一时显得甚为难过，但他咬紧牙关，再也没提过这件事。我 也曾为之伤感良久，并曾设想过，如果这种遭遇落在一位国民党员或者一位北伐军的军官身上，他对于农协的愤恨将是不共戴天的。
在农协势力膨胀之下，以不交租不还债来代替减租减息，成为普遍的现象。国共两党和 农协的原来政策并不是不交租不还债，而只是主张减租减息，规定租额，佃农所得至少应占 收获额的百分之五十，银钱借贷年息不得超过二分或三分，借谷年息不得超过一成（这是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宣言声明决定的（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农民运动》，第三二三页）。这种 减租减息要求的实现，是农民生活实质的改善；按照当时的情况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事 情的发展，往往不会就在适当的地方止步，何况并没有人强调交租交息的必要。因此，减租减息就逐渐激化成为不交租不还债了。
不交租，使农村中的租佃关系陷于混乱状况。地主们自然觉得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出了问 题，佃户们也会觉得他们所没有交付的租额，将来究竟怎样处理也不能确定，这对于生产准 备和生产情绪都会有影响，这种状况在个别地区，如长沙附近的霞凝乡，竟发展到“丈田插标”准备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步了。这显然超越了武汉政府当时权力所能做到的范围。
不还债，更使农村金融陷于窒息的状态，农村中有钱出借的人，带着他们的资金外逃了，剩下 一些小有产者，也因为失去保障不肯再借放款项，这样，在资金极度短绌的湖南农村中，许 多穷苦的农民，就失掉了流通资金以维生产的机会了。
“谷米阻禁”是乡村中缺乏粮食的穷苦人民压抑粮价的一种传统愿望。他们的狭隘心理 是希望本乡的粮食不外流，因而能够买着贱价的食粮，并不懂得照顾到保持商品流通的正常 状态。这种“阻禁”也并不是中共的湖南同志们所赞成的，不过他们最初没有加以阻止这种 “阻禁”的发展，等到“阻禁”的恶果已经表现出来了，才设法纠正，已经不免贻人以口实 了。
“谷米阻禁”办法是为了阻止地主们将粮食外运，是阻止资金外逃的有效手段。当时， 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乃至乡与乡之间，多不准粮食出境。至于运出省境以外，则须经 省农民协会的许可。可是湖南这个产米之区，需要输出粮食来交换各种日用必需品，如食盐、 布匹之类，乡村的农民在粮食不能出境的情况之下，也就无力购进其他的东西，这无异自己 切断了经济的动脉。而且城市的商业，军队的粮食供应，乃至军人们的粮食走私都在受到这 种办法的阻碍。其结果不仅军官官吏和商人们对于这个办法深恶痛绝，连乡村中也有不少的 农民抱怨不已。
破除乡村旧习俗，是中共认为必要的事，但也知道这是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说服和教育， 才能奏效的。湖南各乡农协在执行破除旧习俗的政策时，则不免流于强迫蛮干了。当时毁庙 宇、打菩萨、拆祠堂和推翻族长制度，鼓动妇女反对夫权，逼寡妇改嫁，强迫妇女剪发，禁 止抬轿子等等，都当作是革命的必要表现，雷厉风行的执行着，甚至还发生过为了节省粮食 而禁止喂鸡、节省靡费而禁止演戏等不合理的现象。 以上这些激进的强迫办法，曾引起不少农民的不满，更予反对农民运动的人们以有力的 借口。他们高唱农民协会是不孝祖宗、欺神灭道、主张公妻等等的组织。这与曾国藩以破坏 中国道统来攻击洪秀全的法门，如出一辙。
中共方面也未料到农民意识的激进主义，在湖南 竟闹到火势燎原的地步，一时显得手忙脚乱。 湖南农民运动最为激进，其他各省都较缓和（湖南周围各省的农运不若湖南的发达，可从邻近几省参加农协的农民数量看出一个轮廓。依据农政部 一九二七年六月调查编制的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统计，全国会员的总数是九，一五三，〇九三人，而湖南一省 有四，五一七，一四〇人，再加上湖北的二，五〇二，六〇〇人，已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广东只有 七十万人，江西只有三十八万二千六百十七人，广西只有八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他可见一斑了）。湖北农协组织的发展，虽比江西等省较 为先进、但仍远落于湖南之后。湖北农协会员人数在一九二六年底为二十八万余人。一九二 七年三月为八十万人，五月增至二百五十万人。从这个数字看来，不仅会员在数量上比不上 湖南，而且发展的时间也较迟。
湖北国共两党的组织，对于纠正农民的过火行为颇为注重， 各县区乡的农协虽也发生过不少反土豪劣绅的行动，但多交由国民党部所组织的土豪劣绅审 判委员会处理，很少径自加以处罚。其他如减租减息、谷米阻禁，以及破除旧习俗等项，做 得也不如湖南那样激烈。因此，当时农运过激之说，主要是指湖南而言。
土豪劣绅和遭到农运打击的人们纷纷逃到武汉及其他较大城市，诉说他们的遭遇和见闻。 农运行动过激的声浪逐渐高于反蒋的呼声，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党政的上层人物虽仍侧 重于谈论反蒋问题，但街谈巷议则多流传着农运过火的故事。有的认为农运既然过火，那末 农运就根本要不得。这种议论，中共认为是土豪劣绅在从中作怪，可是不少国民党人物受到 这种传说所影响，或多或少的对农运产生了反感。中共的同志们和一些革命意识较坚定的人， 虽不否认农运做得太过分了，但认为不能因此就根本反对农运。
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面对农运的高潮，显得左右为难。他在湖南的僚属告诉 他农协简直成了第二政府，干涉各级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在湖南境内，如得不到农协的同意， 就寸步难行。有人诉说他所需要的军粮因农协的阻拦运不出来，所需要的军饷因为县税收受 农运的影响锐减而无法筹措。更多的军官和官吏们，向他诉说他们在乡间的家属曾遭到农协这样和那样的打击，不用说，唐生智对农运的反感与日俱增。但他是反蒋的支柱，为了维持 反蒋阵线，也只好暂时忍耐。他常表示，他相信农运的激进行为可以由国共两党党部设法纠 正。
军官们因为家属受到农运的打击，对农运乃产生反感。北伐军官们多系湖南籍，也有出 自乡村的殷实之家；有的因身为军官，有钱有势，便在乡村买田置地，成为暴发的地主。有 些军官的亲属，因为家中有人带兵，也就倚势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所谓“国民革命军，士兵 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这句当时在武汉流行的话，确是切合当时的实情。军官们不 仅从乡间接到许多坏消息，而且他们的亲属也有从乡间逃到军队里来，担任军中的文职工作， 也就使军人的反感更为火上加油了。军官的反农运的呼声，一时陡然高涨起来。 鲍罗庭为了团结反蒋势力，不得不重视军官们的情绪。他强调农运和土地革命应不侵犯 革命军人家属及其土地财产为前提。各有关方面对鲍罗庭这种主张，也纷纷表示赞成。但在 进一步研究下，又是所涉甚广，困难多端。譬如革命军人家属就有狭义的与广义的解释之不 同，狭义的解释，只包括革命军人的直系亲属；至于广义的，则要求将亲属范围扩大到旁系 姻亲。这又引起了从事农运的积极分子的不满，他们认为如果将军人家属算在土豪劣绅以外， 而且又采用广义的解释，则在湖南就根本没有土豪劣绅可以反对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军人 家属已经被农协侵犯了，要想补救更为棘手。农协的负责人觉得如果一一翻案，农协将要垮 台。 事态在议论纷纭之中，没有一种力量能作有效的扭转或控制。
一九二七年初，我和因公来到武汉的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夏曦、郭亮等人商量过这些问题。 我向他们指出湖南农运虽然轰轰烈烈，可是没有武力做后盾，也没有组织农民苏维埃政权的 计划，现在唐生智的部下，因受着农运的威胁，日渐右倾，农运却在左倾，在这种各走极端 的情势下，是会出乱子的。如果要维持农协与军人合作的话，在农运方面就要采取行动，缩 小土豪劣绅的范围，并纠正其中的偏差。他们当时虽赞成我的建议，但回去以后也没有力量 或者没有尽力去促使这些建议的实现。
一九二七年四月间，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后，对于这个问题也是议论纷纭。大致可分两 说，一是主张深入革命，乘势将农运推到土地革命的阶段去，不应受农运行动过激之说的影 响；二是认为为了农运本身的顺利发展，纠正某些偏激行动有其必要。中共中央终于通过决 议，采取行动，纠正其中的过激行动；指令湖南区委实施。但它并未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 如派遣得力的代表或代表团去湖南督促执行，因而这个决议案收效很微。
中共既没有主动的扭转向左发展的农运趋势，任何人都显得无能为力了。新成立的农政 部在谭平山主持之下，忙着调查农运状况，草拟一些有关条例。国民政府所设置的土地委员 会却在那里讨论没收土地的办法，对于所谓经济的没收—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抑 或是政治的没收—限于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等类的问题议论不休。国共两党的联席会议， 除了谈论一些农运偏激情况以外，也没有人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因而一切纠正农运的设想， 都显得缓不济急，或者只是纸上谈兵。
武汉人民由于对农运的反感，各种传说一直不胫而走，有人说国府主席谭延闿在乡间的 亲属被农协侵害了，有人说唐生智部的师长何键的父亲被农协拘捕了。这些传说，用意是要 证明农协是在“革”这些革命者的“命”。在此情势下，农民激进主义的代言人毛泽东，却在 写他那篇著名的《湖南农运调查报告》，并埋头在那里训练农运干部，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举行的）。他是一意要将全国农运循着湖南的路子推进，走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的道路上。 中共湖南区委毕竟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他们虽曾对我表示过要纠正偏差，而事实上他们一直是追随农运的左倾方向前进。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刘岳 峙曾在报上发表一个农运计划，主张以和平建设来解决农村的纠纷，要求各地农协接受国民 党的领导，倾全力于农产物的增加和农业的改进。刘岳峙是当时的著名左派人物，曾在国民 党内组织了左派小团体名为“左社”，与中共的湖南同志们一向合作无间，因而他能担任农民 部长这个职务。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含有不满中共农运方针的意味，可是农业增产和农业改良 确也是湖南中共农运政策所忽略的地方，照理应该予以善意的加以采纳，可是中共湖南区委 对刘岳峙这种主张，都斥之为右派的言论，予以严重的打击。并利用他们在国民党湖南省党 部属于多数派的地位，公开开除刘岳峙等人的国民党籍（关于开除刘岳峙国民党籍一案的经过，李锐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见注三引同书第二八六页—二八七页）一文所记，虽因立场关系，有些歪曲事实，但可供参考）。这件事证明了他们是粗暴的违反 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他们在领导农民斗争中，忽视了增加生产的重要性。
中共湖南同志们否定了像刘岳峙这样的缓和农村斗争的主张，仍捧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大 政策继续发展农民斗争，他们和其他地方的中共同志一样，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者，是群众运 动的爱好者。他们拥护所谓国共合作，支持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但似乎绝未想到，农运既 然动摇了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基础，将会产生一些甚么样的后果，他们既没有取唐生智而代 之的意图，也缺乏万一唐生智或者他们的部下以武力反对农运，又须如何应付的预计。只是 在那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人多势大，认为反对者决不敢轻举妄动。
湖南农协并无武装斗争的准备。它虽拥有以万计的挨户团，以十万计的梭镖队，但武器 落后，组织也不符合军事需要。农民武装本是富于地方性的，当时湖南一般农协的工作者， 只着眼于利用这些单薄的武装来保卫他本乡本土的农协，无论在物质基础上或训练指挥上， 都没有形成战斗部队的打算。中共湖南区委也不重视强化农民武装的工作，没有尽力动员军 事同志去掌握这些农民武装和形成有效的指挥系统。所以后来在中共内部检讨工作时，湖南 农协的工作，常受到以下的批评：“斗争确是激进的，武装准备却是落后的。” 这个拥有全省人口半数以上的农协所掀起的惊天动地的农民运动，竟受到了驻守长沙的 许克祥团所辖约一千枪杆发动的马日事变的打击，就开始土崩瓦解了。
这股农运激流在湖南像山洪暴发似的奔腾而来，转瞬之间又顿告消沉，其间的因果关系，实非偶然。中共从这 个惨痛经验中，学习了“唯有武力才能对付武力”的教训。所以中共此后锐意建立红军，坚 持游击战争政策，而湖南和其他各省的农运基础，也就转化为后来游击战争的基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