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共内部的混乱
武汉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参加者，意见纷歧，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我一直主张中共 中央迅速迁来武汉，集中到一个主要地点来，也许较易于求得内部意见的一致，借此可以强 化中共的领导。不料后来事实证明绝非如此，从莫斯科以及从上海来的那些共产要人们，竟 是各有一套想法，这就走到“梢公多了会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些关于鲍罗 庭与威金斯基之间的争执，以及鲍罗庭与加仑意见的不同等等情形，但还不只如此，要人们 集中到武汉后，意见之纷纭更是愈来愈尖锐了。
从实际政治角度去看这些纷歧，大别之可分为两类，即对共产国际所定的中共留在国民 党内这一正统政策，分为拥护与怀疑两种态度。但拥护论者的主张又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张 既要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局面和反蒋阵线，就不能谈加深革命，应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 有的则认为只有加深革命，进而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国共合作，实行反蒋。至于怀疑论 者，其中有的主张不要幻想甚么国共合作，中共应建立苏维埃政权；有的则主张中共不必留 在国民党内，但仍以贯彻国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为主旨，为将来建设苏维埃铺平道 路。
当时少共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达林就是支持托洛茨基主张的一个；他在中国指导共产主义 青年团的工作是从一九二二年开始的，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对于实际政治还有些隔阂。 他执行的虽是斯大林的政策，但在观念上则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张。他于一九二七年三月间由 上海来到武汉，有一天与我在汉口江边散步闲谈，曾尽情吐露他胸中的积愫。 他曾向我表示，他赞成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运用之于中国革命也是很恰当的。 他认定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是甚么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他批评鲍罗庭的联唐反蒋政策，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独立发展工农运动，使之成为工农苏 维埃，到适当时期取武汉的左派政权而代之；决不要做那些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种不名誉的 勾当。
达林知道我素不赞同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而向我说了上面这些话，可是我的答复也许使他颇感失望。我曾向他指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只要看看江面上停泊的那些外国军舰， 就知道革命的主要对象还是帝国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现在都不能谈工农苏维埃政 权。我不赞成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卷入国民党的内部纠纷，也不赞成拿着国民党的招牌去反蒋；却主张两党党外合作，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争取民族独立，和经由国民会议， 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民主革命的发展中，增强工农势力，才能谈得到土地革命与 社会革命。
达林听了我这些话，似很失望的向我说：“那你还是一个革命的阶段论者！”我当 时没有否认这种说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应该分清阶段的；但无论如何，中共留在国民党 内总是不合理的，这已经成了中共的桎梏。 达林这种言论，毫无疑义是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反应到中国来了。他还告诉我：“在武汉的俄国顾问中，也有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他也说到他们俄国人中，也曾为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而争辩过。后来，任中国少共书记的任弼时，常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表一些左倾的言论，也许是受了达林的影响。 托洛茨基的主张虽为中共多数领导人所不赞同，但其暗影却是我们间意见纷歧的一个因素。
鲁易的光临武汉，使中共的各种会议流于冗长的理论的辩论。他是偕同谭平山约于二月 底抵达武汉的，他参加共产国际最早，是一颗久负盛誉的“亚洲明星”，他的出来指导实际政 治恐怕是以此次为最重要，最初也受着当时在武汉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长只是在于理论的检讨，有时使人觉得他是在背诵他读得烂熟的教条。 在我看来，鲁易的见解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种不同主张的混合体。他赞成巩固武汉左派政权，支持中共党员参加武汉政府，这是与斯大林的见解相符合的。他特别重视资产阶级 的革命性，对象汪精卫这样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寄予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通过这些人来实现。至于唐生智这样的军人，则被他视为封建的军阀，不应属于国民党左派之列。
他不受革命阶段论的约束，强调加深革命，主张将农民运动推向土地革命。这种观点显然系 出自托洛茨基的理论。他的加深革命的详细内涵，虽未清楚的说明过，但却没有说到要将中 国革命推到苏维埃的轨道上去。 鲁易这些见解与鲍罗庭的作法是相冲突的，因而他们相互间一直是没有止境的争论着， 鲍罗庭从实际政治的观点出发，注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的对比，策划具体措施，以争取胜利为目标，鲁易则从理论的分析出发，往往着重于原则上应否这样做，似不多计较实际 得失。
他们两人并无统属的关系，鲁易是共产国际的执委，那时任驻中国的最高代表，鲍罗 庭则有斯大林和苏俄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不过鲍罗庭究已久任国民党的顾 问，驾轻就熟，是易于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许多时间与鲁易作无休止的辩难。 莫斯科领导的混乱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见的冲突，在在影响到武汉，而且也与中共内 部的意见纷歧纠缠在一起。
失败往往又会助长内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后，中共中央的分歧，就更形激化起来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陈独秀领导的主张，当时虽没有见诸行动， 但确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同志们心理上的不安。在中共中央迁来武汉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威金斯基是较早到达的。在“四一二”后的几天（陈先生尚未到达），由于瞿秋白的主动，约集鲁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过一次重要的会谈。谈话时，瞿秋白曾以愤怒的语气，表示中共中 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同志们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 的严重打击，广东同志们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了中央领导威信的严重危机。但这种危机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盖了，莫斯科因而无法知道详情， 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先生而言的，也联带的指责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时已屡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惨败，似令他有点负咎良深的丧气心情，只轻轻答辩说，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过严重危险，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内部意见有甚么重要分歧。 我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见，认为不仅要讨论中共中央内部的危机，更要广泛的检讨中国革命的危机。但我当时却劝告他应该着眼于大局的发展，分清先后缓急，目前暂不宜提出中央改组的问题。会后，我知道鲍罗庭也曾以时局严重为理由劝告瞿秋白，认为现 在讨论内部问题绝非适宜，这件事就这样给搁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们谈话的这一着，在当时却留下了显著的痕迹。
过了几天，陈独秀先生也到达武汉，他比任何人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从上海铩羽而来，对于上海广州北京一带大批同志的遭受惨杀，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纷至沓来，猬集（像刺猬的硬刺般丛集）于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这种不愿共同负责的批评，使他更多一层苦闷。 他对同志们的责难，如指他缺乏警觉性，预防无方，领导无能，思想右倾等等都没有心情置 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没有从天而降。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虑，勤劳工作，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的。
我鉴于时局的严重，也觉得一切失败的责任不应由陈独秀先生单独负担，曾企图冲淡他心情的懊丧，暗示他应该振作应变，陈先生对于这次的打击是不愿推卸他所应负的责任的。 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毁，中央不能辞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变中，中央确是缺乏警觉，不仅身任书记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样的疏忽。他指出 当时中央委员中没有人着重提出要严防蒋介石的翻脸，只是重视上海市民会议和市政府的组成。如果当时中委中有人提醒这一点，也许可以减少一些牺牲。陈先生接着表示，事态发展 到了现在，中共的前途困难多端。他指出共产国际一直要我们留在国民党内，那就只有维持 与左派合作的现行做法，不能谈甚么工农苏维埃之建立。如果我们违反共产国际的意旨，积 极发展土地革命，通行组织工农苏维埃，势必形单势孤，遭受巴黎公社同样的失败。反之， 如果要维持武汉的局面，就应纠正工农运动之过火行动，以免加深左派的反感，而这样做能 否收到反蒋的实效，推进国民革命，也是未可逆料的。陈先生这些话不仅道出了他个人的苦恼所在，也说明中共当时已面临左右为难的歧途。
在陈独秀等中委陆续到达武汉以后，中共中央的会议才正常的举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 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人员，是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 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和我共七人；任弼时则以少共中央书记的身份经常参加会议。我这 时已解除湖北区委书记职务（由张太雷接任），专参预中央的决策工作，彭述之因受到多数人 的批评，不再参加中央的会议，只专任宣传部的一部分工作（宣传部长已由蔡和森担任）。此 外，鲁易、鲍罗庭、威金斯基三人也经常参加中共会议，这个中央会议的组织，后来经过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选仍旧。
新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阵容，固属一时之选，但工作效能却是不如人意的，它变成 了一个谈话会，不能名副其实肩起决策的任务，担任主席的陈独秀先生，显得更“民主化” 了，对于预拟决议案的事，固不愿做，就是议事程序，也常不愿事先确定，会议开始时，往往是由鲁易大发一番议论，接着便是鲍罗庭起而反驳；于是陈独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 就卷入了这个争辩的漩涡，相互辩难，喋喋不休。而众多的具体问题，反是在为理论争辩了 几个钟头之后，出席的人们也已听得倦态毕露之时，才草草的作出决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举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未改善中共内部的混 乱状况。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约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这是一次盛况空 前的大会，国民党要人汪精卫、谭延闿、徐谦等都曾出席大会致祝词，显得国共两党的合作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这些热闹的场面，也不能掩盖我们内心的痛苦。就在大会开幕以前，我们损失了上海 广州北京三个重要的区委组织。那些地区的首脑部多被摧毁，大批同志被屠杀。剩下的组织 不是失去联络，就是在极端困难状况之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几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为此 心情十分沉痛。对时局不抱乐观又无法打开困局，无形中湮没了进取的雄图。 我们之中不少的人觉得要彻底检讨过去，才能开展未来的生机；但一触及具体问题，又 觉难于下手。陈独秀先生的地位是动摇了，但谁能在这个紧急关头继承其事，又大成问题， 尤其是想到继任人选所能够组织新中央的阵容以及他们将能够做出一些甚么事情，则更难逆 料。而且大敌当前，我们自身检讨又可能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难。再说检讨过去，也会涉 及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是在低降之中， 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觉得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是错误的、 一切不应单独诿过于陈独秀先生。更多的人则不满意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譬如当时的 瞿秋白就觉得鲁易的空谈误事，其为害是有过于陈独秀先生的。不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的鲍 罗庭，则以不应动摇现有领导为理由，主张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瞿秋白原拟 对陈独秀先生发动检讨攻势，在鲍罗庭这种意见影响之下，也暂时止步了。
大会于是花了许多时间听取各代表那些冗长的报告，枝枝节节的提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 检讨租主张。真正紧急的问题仍在经常假座鲍公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里争论不休，大会 似反成了无关重要的装饰品。人们多觉得这样一些带机密性的紧急问题是不宜在人多口杂的 大会中讨论的，也有人觉得在这紧急关头，一切应该当机立断，才能应付非常，这时举行大会从容讨论，在时机上根本就不适宜。所以向重现实的鲍罗庭就从不参加大会，也不予以重 视。因此，在大会中，既没有对过去作彻底的检讨，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坚定不移的主张。 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和土地问 题等决议，并发表宣言。这些是鲁易、威金斯基、沃林（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俄籍的土地问 题专家）、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花了许多时间的作品。在政治问题上，大会强调无产阶级应领 导武汉这个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政权，对抗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蒋介石的叛变。但 中共事实上所做的是随着那些国民党左派政客（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的动摇态度而摇 摆不定。在土地问题上，大会决议，没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但中共事实上 所做的，却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些与大会不符的做法，却出自鲍罗庭的意旨，而他那时 是最能影响中共中央行动的一个人。
制造革命气氛，似乎一直是共党的拿手好戏。当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的泛太平洋 劳动会（泛太平洋劳动大会之召集，系由澳洲新南威尔士工人代表大会开会时（一九二六年二月）所决定，日 期原定为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地点即在澳洲雪梨。造至七月一日，只有澳洲、新西兰、苏联、赤色职工国 际等少数工会之代表到会。乃改为预备会议，并决定将会期及会议地点，改为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 行。继又因故改于同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各国代表出席者，除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外，有日本六人，朝 鲜一人，法国一人，苏联五人，中国十五人，美国二人，英国一人，爪哇一人。共开会七日，五月二十六日 闭幕）和六月十九日在同地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原订于一九二七年五一节举行，嗣因筹备不及，改于六月十九日举行，到会代表 四百余人，二十八日闭幕。通过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等决议案（详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第五四五至五五二页），一时确也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 神。外国的贵宾们也有不少光临武汉的，如赤色职工国际主席罗卓夫斯基以及英美法日俄朝 鲜爪哇等工会的代表，他们受到武汉工会等团体的盛大欢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空 气，在各处弥漫着。 但作为联系这些活动的中心机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却日益陷于瘫痪的状态之中。
鲁易所主张的加深革命，巩固武汉路线和土地革命，与鲍罗庭所主张的广泛联合，向西北发展路 线和纠正工农运动过火的主张，互相对立。鲁易的空谈是为我们所厌恶的，但他的主张有第 五次大会的决议为护符，是不易否定的。鲍罗庭在理论上虽难于自圆其说，但他抓住了现实， 往往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易于为人信服。陈独秀、瞿秋白在这一点上倒互相接近起来， 他们往往以鲁易不懂中国实情为理由，采纳鲍罗庭的具体建议。我和其他多数委员则多少避 开这种争论，只就其所主管的业务，寻找个别的解决方案，惟有代表少共中央的任弼时，则 认为中共所做的与第五次大会决议的原则不相符合，是要不得的。这样，理论与实际大相径 庭，决议与行动又不符合，我们当时都说“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的，这句话确能 刻划出当时的实况。 中共中央就在议论纷纭之中，忽视了采取各种具体步骤，以增强自身的战斗力量，等到 逆流的浪花从武汉内部汹涌而来的时候，中共就逐渐无法作有效的应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