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金家寨之行
一九三一年四月底，我由七里坪区出发，前往豫皖边苏区中心金家寨，并在红四军中工作了一个短时期。我了解了这个苏区及红四军更多的情况，为我后来提出全盘改革计划，做了进一步研究。
我翻过鄂豫交界处一座并不很高的山腰，首次莅（lì到）临（俯视）我们即将作为本区首都的新集。这个城堡式的小市镇，原系地主们的坚固据点，现在正好为我们所利用。这里的城墙，经历年培修，高大坚固，超越一般的县城，市镇上当铺商店粮仓以及多数住宅，均建筑的颇具规模，为这一带所罕见。在这个赤区中心，这里自然是最适宜于作为首都之用的。当时，地主们早已逃走了，房屋多未遭破坏。同志们正从事与整理市政，计划迁移。
红四军政治委员余笃三率领着第十师的第三十团在这里迎接我。他是从新集西北面的前线赶回来的，他所率领的第三十团则预备护送我到金家寨去。这位工人出身的余笃三，原是武汉及其汉口一个工会的领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反米夫派的积极分子。四中全会后，米夫派在中共中央得势，使他颇为不安。他对第十二师攻打高山寨招致重大伤亡一事，引咎自责。对于他的现任职务，他也觉力不胜任。我曾嘱他暂居新集，指导这个区域内的军事活动，一切俟我自金家寨归来后，再行解决。
翌晨，我偕第三十团继续东行。我们这一日的行程共六十里，沿途可以从容浏览。我当时已接任军分会主席，有马代步，一切杂务，也有随从人员料理。因此，我这次旅行，不若前次步行的艰辛，可以专心致力考察各方面的情况。任三十团团长的王树声成为我的向导，他一路向我叙述他在这个区域里所经历的事，使我对这里的发展，有更亲切的了解。
王树声团长在这个区域内是参加游击队最早的一个。他自始就参加这里一个基干的游击队，从队员积功升到团长。因此，他的个人经历也就是这里游击队成长的经过。这个团长，身体强健，行动敏捷，对于本区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谈吐处事，充分流露出久经历练的游击健将的才气。他所率领的第三十团跟他一样，也是在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在红四军中算是资格老而又最有战斗力的一团，共有官兵一千一百多人，步枪八百余枝，重机枪四挺，这些实力远非黄安独立团所能比拟。全团官兵对于王团长十分敬重，资望较浅的团政治委员也唯他马首是瞻。
王树声眉飞色舞的描述当地游击队的最初发展，现在就我所能记忆的，略志于后：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不久，麻城也光复了。那时农民协会开始组织，他正在麻城中学念书，成为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Communist Youth League 缩写）的团员，并参加农协工作。他旋因工作积极，升为农民自卫队的大队长。他们干得非常起劲，“打到土豪劣绅”，“打到帝国主义和军阀”，“减租减息”等口号更是叫遍各地；也曾捉过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行。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又提出“分配土地”要求，但没有实行，就发生了国共分家的惨剧。
该年七月间，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鄂东北黄安黄冈黄陂和麻城等县农协，都遭受到反动势力的压迫。这些农协干部、中共党团员，也有一些国民党左派分子，纷纷向黄安麻城北部的大别山“跑反”（乃逃避战火的俗称）。他们有些带着农民队伍，托着破烂的枪枝和梭镖之类的武器，东一股，西一队，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一定的行动方针，时而抵抗，时而躲藏，情况相当混乱。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各地，举行秋收暴动，提出“平分土地”，“杀尽土豪劣绅”，“组织工农苏维埃”等口号。他们乃集合这些分散的农民队伍，进攻黄安麻城等县城。那时农民队伍还是乌合之众，毫无作战经验，敌人枪声一响，他们便四散奔逃，受到好几次的重大损失。而中共中央，不知当地的实际情形，常鼓励他们去暴动，未免近于儿戏。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八年，白色恐怖十分厉害。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开到黄安麻城一带驻防。夏本人就是麻城人，这一师的官佐也多是本地人，地方情形既较熟悉，又与当地地主民团势力相结。他们捉到农协的人就杀，有全家被杀的，有房屋被焚毁的，并且分区分乡实行搜山清乡。中共党龄较老一点的党团员和重要的农协干部多被杀害，而无辜农民之遭殃着就更多了。这种白色恐怖，自然也逼着一些人不能不跟着农民的队伍上山。
面对这种白色恐怖，似无法与之抵抗。一般同志不是怕死，就是失望，纷纷逃亡。不少的人埋藏枪枝，改名换姓，逃出这个恐怖区域；另一些人藏在山林深处，每晚更换几个地址，以免遭到杀害。王树声所参加的那一支农民队伍，算是最坚强的，藏在深山之中，昼伏夜出，又是集中行动，有时分散战斗，偶尔还能予敌人以打击。但队员损失和逃亡者甚多，他们由百余人，减到五十人，最后只剩十八人了。
王树声这支队伍的十八个人，九个是党团员，其余九个便是大别山中的绿林好汉。那些好汉们原在农民队伍中只占少数，大体还能循规蹈矩的跟着多数走。现在他们占了半数，也就原形毕露了。
在一个月明之夜，那九个土匪坐在王树声等九个共产党员的对面，声言要开谈判。土匪头目说：“你们共产党都是傻瓜，性命朝不保夕，还谈甚么‘土地’‘苏维埃’，我们要的是‘吃喝乐’，再也不能跟着你们共产党傻瓜了。把你们九个人的枪枝子弹和钱财都交给我们，好好分手，否则，我们就来分个高低！”原任这一队的队长看形势不对，和颜悦色的对土匪说：“请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商谈一下。”
他们九个人得到土匪的同意，进行密商。结果认为如果火拼的枪声响起来，四周民团必乘机围捕，那是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他们与那些枪法高明的土匪火拼，也是凶多吉少。他们处于劣势，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那个队长只得向土匪说了一些好话，要求不要火拼，应允将所有的钱财，全部交出，但枪枝子弹则须保留，以便对付白军。几经谈判，结果将全部钱财交给土匪，所有九个同志的子弹，还分一半土匪，才获得妥协。他们在分手的时候，还相约以后不互相敌对，不互相破坏。
他们九人与土匪分家之后，更是垂头丧气。每人子弹只有十几颗了，又无法补充，形单势孤，前途茫茫，不知所措。王树声当时是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也埋怨队长无能，没有好好驾驭土匪。幸好，当时有一个名叫符定一的队员，是广东籍的老农民干部，提供了一些新的希望，他劝同志们不要悲观，认定打游击是有前途的；他指出土匪迟早要离开我们，现在能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说他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有些游击战争的经验，这里的情形，经过近一年来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可以帮助同志解决许多游击上的困难。而且他善于夜间识别方向，懂得江湖上的窍门，必要时他自己可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他们听了符定一的话，才又振作起来，并推举他当副队长。
王树声很佩服符定一，认为是先进的广东农民运动，产生出来这么一位杰出的人物。符定一在他们最艰苦的初期，以远见、忠诚、勇敢等资质，对这个区域的游击战，发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最后还贡献出他自己的生命。王树声说到这里还问我：“主席认识这个人吗？”我回答：“认识的，他是广东同志，初系广东农协的职员；武汉时期，他被调到湖北农协任干事。矮矮的个子，一声不响，很老实，到很有干劲。”
王树声继续告诉我，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虽然打了许多游击，经验仍感不足。符定一任副队长之后，一切安排都较妥当，他还教他们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不久，符定一坚决建议，要他们设法去劫夺一些金钱，他好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这样，他们又过了一段短时间的土匪生涯。
有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抢劫。这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觉得无从下手。最后王树声想起他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方叔父，他小时候常去他家，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他们两人躲在那家屋后的树林中，等到天黑，他们蒙着面从后门溜进去，掏出手枪，禁止事主声张。不料这家的老太婆认出这两个蒙面客中有一个是王树声，竟叫出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这位老太婆是王树声的叔祖母，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之后，似减少了恐惧，转头和他的儿子商量，认为这个侄孙子大概是急得无法才来的；如果让清乡团知道了，就要弄出许多是非，不如赶紧给他们所需要的让他们快些走。于是这个老太婆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头五十元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他们拿去。王树声此时不忍拿那包首饰，只拿了那筒现洋，并冲口而出的说：“谢谢您家！”便与他的同伴，急从后门溜走了。
符定一带着他们几次劫夺来的金钱，前往汉口，购办武器，这是一件极危险的工作，尤其是由说广东话的人来担任，更是令人耽心的。可是符定一很自信，约定十天准能完成使命回来。谁知道了第十天，仍无讯息，多数人在耽心他的安全，也有人在怀疑符定一是骗钱跑了。直到第十一天晚上，符定一背着两支新驳壳枪和几百发子弹回来了。这件事，使全队的人大为振奋。
原来符定一在来回汉口的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间认定方向，通过没有路的地带，逢山过山，逢水涉水。他昼伏夜出的弯弯曲曲行进，避免了一切的盘查，甚至就没遇见过行人。他饿时，便偷吃一些田野间的瓜果之类；忍饥挨饿，吃尽艰苦，回来休息几天之后，才恢复健康。他在汉口时，用江湖窍门，找到广东同乡，介绍他与日本军火商人接洽，才成交了这笔买卖。
由于他们能购买军火，他们的观念也随着改变了。他们在计划如何扩充实力，如何展开行动。他们将这个好消息传播出去，要那些躲藏起来的同志们，把他们埋藏的枪枝和金钱拿出来，重行参加队伍。同志们知道他们所缺乏的子弹，可以得到补充，也可望获得新的枪支。这样，大家都乐于参加，他们队伍的人数便陆续增加起来了。
符定一从此专门担任这项“跑汉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两次，有时还带一个助手去。他这样做了约半年的光景，使他们增加了三十多条短枪和各种子弹，其他如指北针、望远镜、表以及急救药品等，均赖他获得了相当的供应。而且由他恢复了他们与白区党的联系，建立了交通线。从此，他们可以获得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可惜符定一的计划还没有全部完成，就在最后一次赴汉口的工作中，再没有回来了。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国民党杀害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间，武汉一带发生蒋桂战争，黄安县的七里坪镇和麻城北部的张店镇的驻军撤走了。于是，他们的队伍，开始到处向民团进攻。他们虽缺乏游击经验，军事行动不一定很顺手，但已逼使民团集中到较大的市镇，不敢分散行动。他们仍能占有一些乡村，组织苏维埃，发动农民打土豪，分土地。
一九二九年夏季，王树声所参加的这支游击队扩大到了三百多人。中共中央所派去的徐向前到达了他们那里。徐向前是山西籍的黄埔第一期生，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的农民暴动。他随后就成了他们的大队长。这个大队新编为三个中队，王树声就升任为其中的一个中队长。据王树声说，他起初听不懂这位大队长的山西腔，常要借助于纸笔。徐向前教会了他们许多军事知识，并发挥他那优越的军事天才，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他们的军事行动便节节胜利。大队的人数也迅速增长起来，由几百发展到一千到二千……苏区也跟着扩大，其他各地的同志也聚集到他们这里来。
同时，以金家寨为中心的豫皖边区，也由一些当地的同志，和他们一样的艰苦奋斗，建立起另一支游击队伍。在蒋桂战争以后，这支队伍也获得迅速的发展，中央又派了安徽籍的黄埔一期生许继慎去领导，组成一个大队。
一九三〇年中央命令将“鄂豫边区”和“豫皖边区”这两块苏区合组“鄂豫皖苏区”，归中共特区委员会领导，并设立军分区分会。他们这些游击队合组为工农红军第一军，不久又改为第四军。由曾在四川任过旅长的邝继勋任军长，徐向前的大队编为第十师，徐任师长；许继慎那个大队编为第十一师，由许任师长，由于军事的继续发展，不久又编组第十二师，调徐向前为第十二师长，以担任编组的重任。第十师师长则改由另一黄埔第一期生蔡申熙担任。此时，红四军师以上的干部大多是由中央派来的，团以下的干部则多系由这个苏区老游击干部担任。
王树声对于许继慎那个大队发展的经历，虽然知道的不多，但总觉得那个大队在发展中的遭遇，似不如他们这个大队在成长中所受的困难之多。他觉得曾钟圣邝继勋蔡申熙等对于本区的成长，并没有甚么了不起的贡献。但他确是推崇符定一，视之为最先的开拓者。其次，他认为徐向前是红四军的第二个功臣，是他的长官，也是他的老师，总之，是领导他获得胜利的人。
在一个临时宿营的地方，夜深人静，油灯如豆，王树声滔滔不绝的叙述这些可歌可泣有血有肉的故事，我为之神往，只可惜事隔多年，我的补记自然遗漏甚多，对于王树声当时叙述时生气勃勃的神情，更难一一形之笔墨，不无遗憾。此外，我们也谈到许多当前的问题，这里我再择要说说。
我们从新集东行，是从河南光山县南部新集区，通过沙窝区，再到商城的清区，然后再进到商城南区的苏区。我和王树声骑着马，先先后后在队伍中行进，我们走了约二十里，便出了新集区境，再在沙窝区走了四十里才宿营。沿途看不见老百姓，路旁村庄有些久已没有人烟，有些仅有少数的老年人。这些村庄的房屋虽还算完整，但因无人照料，屋内泥土上甚至滋生青草，田地都已荒芜，山头上的寨子都被毁掉了。这一带的荒凉景象，使我为之慨叹不已。
据王树声告诉我，这一带是他们以前常来打游击的地方。他们初以湖北麻城黄安北部为据点，向北打游击，只要翻过大别山，就进入了河南境。湖北的农民到了河南境，就像到了外国一样，确实有些乱来，这就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这一带现已在我们军事力量控制之下。一般农民虽有不满，但谁愿离乡别井，不过由于地主民团百般威胁，宣称哪一个不逃离苏区的就杀无赦，因此，除少数的老年人留在家里看家以外，以万计的农民都逃到这里北面的白区去了。
王树声还指点我，如何从破坏的遗迹来识别系红军抑或白军经过的地方。譬如寨子，双方均不愿完整的留下供对方做据点之用，必须予以破坏；但红军破坏必很彻底，而白军的破坏则仅系敷衍命令，略事点缀而已。又譬如祠堂，白军也为了不留给红军作营房之用，加以破坏；而红军则为避免引起农民家族观念的反感，不加破坏。在譬如庙宇，白军也常加破坏，而红军则仅捣毁庙内的菩萨，以破除迷信。至于普通民房，白军也有任意破坏的，红军则绝不损及民房，因为我们已不再采用烧杀政策了。
王树声说到他们曾号召这一带逃走了的农民，回家安居，但尚无显著的效果。这一带的农民逃得并不远，多数聚在据这里几十里路的白雀园区一带，沙窝区北境。地主民团把守着几个寨子，作为对我们的封锁，每个寨子里都住着成千逃亡的农民。我们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和苏区的工作人员，常向这些寨子喊话，要他们回来，但结果总是双方对骂一阵。
王树声也承认以往”乱打土匪“的行动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曾和他详细计议这件事，我主张苏区和红军干部进行广泛教育，纠正乱打土豪的作风，号召逃亡的农民回家，并保障他们的安全。所有回家的农民，只要不再采取行动反对苏维埃和红军，一切旧账，都可置之不问。王树声和他的同僚们都觉得这是应该采取的步骤。后来我们在这一方面作过不少的努力，好不容易这一带才有半数的农民陆续返回他们原来的村庄。
苏区周围各个区域的情况极不相同。我们即将进入的清区，要算是一个特别的区域，为改良主义的民团势力所统治。该区首领是大地主顾某，他任区长和民团队长，我们的人称之为“顾狗子”。我的同志们常说：“顾狗子这条老狗，使我们最厉害的对头。”
王树声也称许顾狗子是一个反共能手。顾的一个外甥在武汉政府时期曾是CY团员，有些社会主义的知识，回到清区后即脱离了团的关系，成了顾狗子的智囊。他提出了一套改良主义的办法，为顾狗子所采纳，制定成为他这一区的公约，约二十余条，其要点是：实行二五减租，借贷利息不准超过百分之二十，保境安民，阻止兵匪官吏入区骚扰，区内人民如参加红军游击队杀无赦等等。
顾狗子实施这个公约，一面安抚农民，另一面建立他个人的独裁，简直成了一个土皇帝。他将他家里的大厅布置成为一个公堂，大小事务，概由顾狗子坐堂解决。他家门前的广场上，竖了一根大旗杆，挂起一面“大将军八面威风”的旗子，并私设一座断头台，如捉到通匪奸细，即铡掉人头示众。
顾狗子对付我们的办法，是以游击对游击。他将这个区域内原有山寨都毁掉，他从不采用坚守寨子的策略，认为这是防御的下下策。他主张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我们在野外作战。他搜刮了不少钱财，购置了长短枪三百多条，组成一支坚强的民团。红军进入这个区域，如果人数少，他便动员民团和一般老百姓，四面包围来解决我们；如果我们的人数多，顾狗子的队伍便躲在山林深处，相机踩我们的尾子，或实施夜袭。他们打游击的功夫与我们不相上下，因此，王树声认为需要有一团人，才能护送我安全通过清区。
翌日清晨，我们走了十五里，便进入清区。我们在一个山冈上的茶店休息，这个茶店内只有一个老年人照料。我的同志们告诉我，我们进入清区，男女老少早已躲到山林去了，这个茶店的老年人便是顾狗子留下的侦探。第三十团政治部主任特别找那个老年人说：“快去报告顾大老爷，说我们是借路经过的，只在休息地点喝水造饭，不会损害一草一木，叫他不要留难，否则，当心我们的报复！”那位政治部主任还坦率的告诉那个老年人说：“我们是有名的第三十团，全部在此，有枪八百多根，有重机关枪四挺，不要讲错了！”那个老年人果然抄小路去报告。
我看见这种情景，颇为奇怪。我问王树声，是否彼此之间有互不侵犯的谅解，王树声说“没有。”他们却曾派人与顾狗子接洽，要求成立互不侵犯的谅解，但被顾狗子拒绝了。因此，我们与顾狗子之间经常接火，现在告诉他我们的实力和企图，无非是要他不要轻举妄动，来阻碍我们的行程。果然，我们一直通过清区，没有遇着甚么阻拦，只在我们离开清区时，他们才无目的的放了几枪，我们大家笑着说：“这是欢送我们出境的礼炮哩！”
我一踏进清区，便觉得这里的情况，与前次所经过的沙窝区迥然不同。沿途所见阡（qiān）陌（mò）（田间小路）都是绿油油的，很少荒地，山上还新种着参差不齐的小树，道路平坦，桥梁坚实，足见顾狗子对于农村建设十分注意。路旁农舍也都相当完整，我所进入过的民房，屋内布置也多井然有序，有的人家厨房炉火熊熊，大概屋主人是刚上山区了。我看见顾狗子所统治区域的这些情况，觉得这个土皇帝在安定农村方面，比蒋介石还要高明些，如果蒋介石能向他学习一些办法，也许我们的困难更多了（据说顾狗子后来也被蒋介石杀害了，这大概是因为顾狗子“保境安民”的宗旨，被蒋认为是据地自雄的缘故）。
清区这种情况，使我忧虑起来，觉得苏区发展不易。我详询王树声其他各区的的情形。王树声说在这个苏区的东面系麻城东八区，是地主势力的坚强堡垒。这个区域内到处是寨子，地主的武力相当雄厚，自太平天国以来，历经世变，那里就一贯在实施保境安民的政策。那里的地主们虽没有顾狗子那一套改良办法，却也维持着半独立的状态。我们如果进去，他们便全力抵抗，他们除了完粮纳税以外，也不奉承官府，更不轻易放白军入境骚扰。他们区域内没有土匪，秩序安定，因而农民尚能安居乐业，我们的农运也一直没有发展到他们那里去。
鄂豫皖苏区的北面，是淮河流域的平原。从新集往北走约一百里，都是山寨子林立的区域。再过去便是水寨子的势力范围了。地主们在平原上建筑城堡式的房屋，周围挖有宽而深的护城河，出入设有吊桥，经常有人防守。这些水寨子也是多年来为防匪患发展起来的，尤以太平天国时为最盛。王树声觉得这些水寨子比山寨子更能持久防守，挡住了我们向北发展的道路。
这个苏区的南面是长江，沿江又有武汉等重要城市，西面则是京汉铁路，都是国民党驻有重兵的地方。邻近苏区的那两方面，到处都有民团，它们编制大多是小股的，只能配合驻军行动，远不如清区和东八区那样有战斗力，此外，如豫皖区的六安霍山英山一带的民团势力，则比较脆弱，因而是我们发展阻力较小的地方。
光山有一个民团，人枪在千数以上，算是我们周围编制的最完整的一个最大民团。其首领以办理团练，敉（mǐ 平定）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自比。他主张联合鄂豫皖区周围的民团，充实战力，统一指挥，负起剿灭我们的重任。王树声觉得国民党军队与民团之间，也是互有矛盾的；蒋介石要排斥杂牌部队，似不会让民团获得发展，也不会让曾国藩再生。
王树声提供了上述这些重要资料，使我初步了解民团与农运相互消长的关系。我觉得武汉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那样快，湖南民团势力薄弱是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赣湘闽一带能大展游击雄才，也许与该地民团势力较弱不无关系。先进的广东农运就受着地主民团势力的沉重打击，一时无法抬头。后起的鄂豫皖苏区，又在强劲的地主民团势力包围之中，这对于它的发展，不免有重大影响。
清区横亘在鄂豫边区和豫皖边区两片苏区之间，简直是我们极大的障碍。后来我们不知花了多少气力，企图拆掉这片墙，仍无大效。我后来也几次重履清区，并和顾狗子较量过游击本领。如果我们的队伍不是长于此道的话，也许要吃他一点小亏。
我们那天还是安全的通过了清区，从宿营地出发，走里一百里，到达了商城的南区苏区，在一个边境村苏维埃宿营。我们的队伍，受着苏区人民的欢迎，沿途人民，送茶送水，杀猪宰羊，犒劳我们，其情绪之热烈就象在高桥区一样。我们的队伍，一进到苏区也就像回到家乡，与父老兄弟团聚一样的兴高采烈。王团长因护送任务完成，也就带着队伍到第十师的驻地去了。我则另由苏区人员陪同，直往金家寨。
第三天，我和随从人员通过商城南区，走了七十里，便到了金家寨。这是安徽六安县的一个市镇，与河南商城南区毗（pí ）连。商城南区和六安金家寨区是较老的苏区。和我同时由上海出发的沈泽民夫妇，也于两星期前到达这里。
据沈泽民告诉我，他由上海转浦口，搭津浦车到蚌埠，再坐船到正阳关，然后步行到这里。一路都很顺利，不像夜间艰辛通过白区的我们一样。的确，这一带赤白区对立的情况，没有鄂豫皖边区那样激烈。原来安徽的农运本来就有些落后，在苏维埃运动中，阶级斗争的进行，也不算激烈。所以这一带民间建筑物破坏的程度，不若七里坪区之甚。
沈泽民对该区的工作不表满意。他认为这里的中共组织简直不像共产党，一般同志既不知马列主义为何物，也未严格遵行中央指示。这里的党团机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中，都有不少地主富农分子混入。土地分得很马虎，尤其没有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分配土地。地主富农仍保有很多土地财产。红军将领态度跋扈（bá hù专横暴戾），瞧不起党和苏维埃，只知将地方武装改编成红军，却又不注意地方武装的发展。乱打土豪的现状相当普遍，粮食倒不是严重问题。
沈泽民主张立即展开党内斗争，改组这里的领导机构，一切要从根本做起。我同意他的看法，却不赞成他采取激进的手段来改革。我告诉他一些我的观感和我已经采取过的步骤。我婉词劝告他，不要抹煞这里同志们的艰苦奋斗的成就。我们要耐心帮组他们，不要过份的批评他们，如果采取激进手段，反易与当地干部形成对立，一切将难于下手。沈泽民旋即接受了我的意见，表示他将缓和他的论调，暂不提起改组的事。
接着中共金家寨地委书记李某，要求约集全体地委委员和我恳谈，却不愿让沈泽民参加。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们纷纷向我陈述，沈泽民同志一到这里，就批评他们，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却又没有提出具体的纠正办法，使他们大为不安。
这个地委会相当幼稚，委员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有的入党不久，有的刚从团员专为党员，才具经验，均嫌不足。原来这里的游击战争，是由外来同志发动起来的，本地的中共组织却是新的发展，而且较老一点的党员多到红军中工作去了，留下的自然多是一些新手，沈泽民对他们的批评，未免过分。
我鼓励这些同志，说他们过去的努力已是难能可贵。我向他们解释我和沈泽民等来到这里，是帮助和指导他们工作，绝不会打击或排挤他们。沈泽民对他们有过批评，也无非是求全心切，并没有不信任他们的意思。而且我还直率告诉他们，我已于沈泽民获得谅解，将一致采取具体步骤，帮助他们工作，并说明我们将如何做法的大要。
经过我的解释，地委同志们才转忧为喜，他们声言将拥护即将成立的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和省委的领导，并与沈泽民和好共事，表示乐于学习和纠正过去的缺点。这个小纠纷解决之后，我的注意力也就转到红军方面去了。沈泽民则负责指导党和苏维埃的工作。
沈泽民与金家寨当地干部间的间隙，虽暂时获得弥补，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后来还是发生过许多矛盾。沈泽民是一个爱好文学的老同志。他虽是留俄学生中“二十八宿”之一，但与我的友谊较为密切，大体能和谐共事。他也许受莫斯科的影响太深了，往往拿联共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山区的“土共”。他是缺乏工作经验的书生，却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而当地游击好汉却一切都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懂得甚至不多理会什么马列主义，所以这两者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彻底解决。
第四军军长邝继勋率领他的军部人员驻在金家寨，我就住在他的军部内，和他朝夕相处。我听说他的领导力不够，这次我自然特别注意到这一点。邝原是四川军队中一位行伍（háng wǔ古军队编制，廿五人为行，五人为伍。现泛指军队。）出身的军人，做过很久的团长和一个短时期的旅长。他虽参加过四川兵变，但也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这回我初次和他见面，觉得他对于下级军官所应有的经验，很是丰富，但作为一个军事最高指挥者，则不免有些缺点。他对战术问题如夜间动作之类，多有独到之见，但谈到战略问题，则创见甚少，也不如蔡申熙那样注意这类问题。
对豫皖边区军事上有过很大贡献的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率领着部队住在金家寨东面七十里的地方。他听见我来了，派他的政治部主任到金家寨来见我。这位政治部主任黄同志，资历较浅，一切惟许继慎之命是听。他向我传达许继盛的三点意见：第一，许不满沈泽民，认为这个苏区是红军打出来的，金家寨一带的党和苏维埃的负责人，都是红军提拔出来的后进，沈泽民不先和红军干部接头，企图以党统军，而且对地委委员又采取打击态度，这是不应该的。第二，许不满邝继勋的领导，认为后来的邝继勋缺乏能力，以致军队的领导重心，落在几个师长身上。第三，许有取邝而代之的野心。黄同志说明前次曾钟圣处理这个区域内的军事和政治，都先征求几个师长的同意，师长之中又以许继慎为最能干，是以由邝领导军事的局面，必须有所改进。黄同志特别说到许一向敬重我的领导，但也希望我也尊重他的意见。
我再三问明黄同志，知道这些话确系许继慎要他讲的之后，颇为生气。我觉得许继慎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的倾向，非予以纠正不可。我要黄同志先行赶回前线，转告许继慎，要他尊重党的领导和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不好乱说话，不要表现国民党的军阀习气。我会立即到前线和他详谈。
我在金家寨耽搁了约三天，就和邝继勋及其军部人员到前线去。沈泽民则留在金家寨，指导地委会工作，并等待时机立即到新集去。金家寨东面约九十里的麻埠，驻有国民党军队陈调元部的一旅人，这是最接近该苏区的一支敌军。我方第十第十一两师就隐蔽在麻埠西北约三十里的地方，等待机会消灭麻埠的敌人。我们从金家寨出发，走了约七十里，便到达了我军驻地。
沿途经过的都是山陵起伏的地带，到处都是茶林。这一带盛产六安茶叶，多经由麻埠、独山到苏家埠出口。当地流行着“金麻埠，银独山，苏家埠就是金銮殿”的谚语，描绘出茶叶贸易的盛况。沿途农舍和茶园没有遭受过严重的破坏，各小集镇的买卖，也颇热闹，市面上流通的是银元和铜板，粮食并不缺乏，而且还有些粮食从白区流进来。
这些情况与七里坪区显然不同，使我为之兴奋。但当我细细考察，也发现了沈泽民所说的一些事实：土地改革并没有深入，耕地曾以劳动力为标准草草的分配了，小地主和富农仍保有较多的耕地，有些已分得土地的农民，还暗中向地主缴纳一部份租金；至于茶园竹林等山陵地带，则未分配，大多仍属原主所有。沿途村庄苏维埃政府和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多半是比较富裕农民出身的，其中也有小地主和富农。乡村中的一些组织，与七里坪区的相类似，但对中共中央的向心力，远不若七里坪区。沿途人民虽也同样欢迎我们，但表现得不很热烈。
这里没有赤白区的明显对立，离金家寨愈远，苏维埃的色彩愈淡。据当地同志告诉我，这是许师长的“德政”。最初在这里领导游击战争的，多是由寿县一带来的同志，只有许师长是六安本地人，他提倡“兔子不吃窝边草”，红军游击队在六安境以外可以大打土豪，在商城南区他们就进行的很激烈，赤白区的对立也很分明，可是在六安境内，许师长只赞成打击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打土豪的范围也就缩小了。
我们到达目的地时，这两个师的官兵都集合在广场口欢迎我们。我会见第十师师长刘英，他曾任冯玉祥部的骑兵下级军官，也是被冯派往苏俄的三百多个留学生中的一个。他具有冯部优良风格，善于管理和训练部队，严格服从命令。他的同僚们称赞他身体强健，熟谙许多军事技能，英勇善战。他原是第十师副师长，师长蔡申熙受伤后，他才升任师长。我初次和他见面，也觉得他是一个标准的军人同志。
我早认识的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是一个才华毕露的军人，爱谈政治。我们见面之后，他很热烈的和我叙旧。他提到他从参加黄埔第一期学习起，历任连排长工作，曾跟我见过好多次，受过我很多熏陶。南昌暴动前夕，他任北伐军团长，因在河南前线负伤，羁留九江，还是我去南昌路过九江时，送他往上海去医治的。此后，他在上海躲了两年，才被派到这里打游击。那天他还准备了丰富的晚餐，为我们洗尘。
当晚我们举行高级军官的军事会议，通过了许继慎提出的作战计划。许鉴于我军在这里驻扎很久，麻埠的敌人已侦知我们的策略，并已严密设防，因而主张绕道去进攻独山，消灭驻在那里的敌军一个团。麻埠离苏家埠五十里，独山则位于这两者的中间。驻在那里的一团敌军，是维持他们后方交通的。我军以一部袭击独山之敌，大部分则用以对付麻埠和苏家埠前来救援的敌人，但对苏家埠敌军（约一万人）又隔河予以严密监视，主要是诱麻埠之敌救援独山，我军乘机予以歼灭，占领麻埠。
邝继勋军长根据这种计划，下达作战命令，定于第三天绕道袭击独山。第十一师以主力进攻独山敌人，并以一部监视苏家埠敌军，军部则率第十师全部埋伏在独山麻埠间的要道旁，俟麻埠敌军出动救援独山时，即在野外歼灭之，并乘机占领麻埠。
第二天是我们休息的日子。我大部分时间和许继慎恳谈，他向我说明他的主要见解。他批评中央一意巩固苏区的政策，认为这带有保守的色彩，更易被一般苏区同志误解，仿佛红军的主要任务，就在保护他们。他主张红军自由发展，不要负担“巩固苏区”的包袱，应该到很远的地方打游击，以期获得迅速的发展。他认为中共中央派邝继勋任军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邝的军人资格虽老，可是游击经验却不如红军的老团长，现在由他担任红四军的最高领导，就失去了发展的前途。许继慎不重视政治工作，并说军政治委员余笃三能力薄弱，其他各级政工人员，又多为后进。因此，许继盛主张中共中央给予他们那些军官以全权指挥军队的权利。
许继慎也承认红军优缺点，譬如对妇女的态度就不对，甚至高级军官，包括他自己在内，也有一些罗曼史。但他觉得这些事都要在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获得根本的改善。
我曾向他多方解释，指出不可将苏区与红军，党和红军分别开来看。不可有单纯军事发展的观念。红军无论到什么地方都需要有后方的补给，否则便无由发展。因此，需要根据土地革命的政策，巩固作为红军后方的苏区。事实上能否如是，故有待于力量的发挥，但我们在原则上总应如是想法。红军如果失去统一的党的领导，即使有一些很好的军事指挥同志，也许仍会和国民党军队一样，在行动上溢出主义的规范。红军到远处发展的观念，很可能被误解为只是找一个富庶区域去享受一番，或者专靠军事力量去打江山，那也不过是流寇式的行径。
经过我这番解释，许继慎也自觉理屈，表示接纳我的指示，也没有再提不满沈泽民的话了。我更近而指出，一个中共军人与土匪军阀是不同的，并劝告他不可一味以为能行王道，就比国民党军人高，还要勉力做一个近代的为人民服务的军人。至于邝继勋同志如果力不胜任，自有正当的解决途径，但不可有取而代之的英雄思想。政治工作应予以重视和充实，不应根据现状轻视它。我也说到我欢迎同志们提供意见，但不愿他们固执成见。许继慎虽满口接纳我的意见，但后来并没有依据承诺办事。
第三天，我军少数部队配合地方武装，由正面向麻埠之敌佯攻，主力则暗中绕道移向独山。我方军事行动大体布置得很妥当，但沿途的乡村苏维埃组织却充分暴露出了弱点，对我们的照料并不热烈，有的甚至连负责人也躲避了。我发现这些苏维埃组织，不过是空招牌，那些负责人，有的畏惧敌军，有的也许暗通敌军。我们为了保密起见，就连我军此行目的地也不告诉他们。
第四天拂晓，我们很顺利的解决了独山之敌的大部份，获枪约六百支，但已出麻埠救援独山的敌军，则因我军过早暴露目标，折回据守麻埠区的高山阵地，凭险抵抗。在这些战役中，我也觉得邝继勋的指挥不够精细。他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过早命令第十师出击，等到麻埠敌军退回阵地坚守，又指令第十师攻坚，因而我不得不向邝建议暂停进攻。这件事，当时在场的高级军官都认为我的处置适当，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
果然，麻埠敌军因我军占领了独山，后路已断，不两天就绕道向苏家埠撤退了。我们原料到麻埠之敌，不几天就要逃走，我们正好中途截击，但我军却迟了一部，敌人已先期跑了。这件事又与邝继勋的指导有关系，因为他估计麻埠之敌不会这样快就逃走，所以没有作必要的准备。这使我觉得邝委实不够机警，而且还表现了固执的好胜心。我当时没有表示任何批评，但对红四军领导之改进，已认为是必要的事了。
我乘军队集结在独山一带休息的时候，考察了各单位的内部状况。我觉得这支军队确是中共领导的农民队伍，它有不少优良传统，是从斗争经验养成的，但也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是旧式军队的遗风，并杂有一些土匪倾向，但有些也是由于游击战争滋生出来的。
我军官兵成份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真正的农民，其中最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另外百分之二十则是失业的或染有流氓习气的农村游民，其中有些是从国民党军中俘虏过来或哗变投来。工人成分微不足道。我抽查过好几个连，士兵中带有显煮流氓色彩的，也不过各有二三人。我很满意这种情况，认为是有优良的基础。
营以上的干部都是中共党员，连排级干部则有少数非党员。严格来说，这些入党的军事干部，有些也是形式上的。红军干部的升迁，概凭战功和政治的坚定性，如一个排长要升任连长的时候，团长须根据战功，鉴定他的指挥能力，团政治委员则须鉴定其在政治上的坚定与否，再由师部军部核准任用。红军因经常作战，干部的流动性颇大，但这种鉴定大体上还是适当的。
红军每个连都有中央的支部组织，党员人数由几人到一二十人不等。红军的政治工作，以连为基本单位。连政治指导员指导党支部的工作。平时要讲授政治课，战时要鼓励士气。有时动员全连士兵，帮助驻地农民进行组织苏维埃或分土地等工作。连政治指导员也有时召开全连战士大会，检讨作战经验，政治工作的得失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在改善生活问题方面，战士们发言有较大的自由。战士们也可对连排长提出批评的意见，但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红军富有团结力，这就是最显著的优良传统。官兵之间，同甘苦，共患难，大体上确能做到。战时协同动作，大家认为天经地义；如某一连在战争中陷于险境，附近的连必不顾任何危险，全力支援。官长爱护士兵，士兵之间也实行互助，扶病救伤，不计艰险。行军时遇有战士稍感不适，连排长必代其背负枪支。优待新兵成为普遍的风气，新兵初入营时，老兵必百般安慰，以免新兵生活不惯，新兵被委派的任务，也较轻易，又能获得老兵的协助。新兵如犯错误，也能获格外原恕。凡此，都是与国民党军队显然不同的地方。
但红军中的军阀土匪倾向，也相当显著。红军的制度法规极不完备，有些原则也不能严格执行。军官们恃功而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旧观念还在作崇，他们瞧不起苏维埃，认为这是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应为他们办差。他们虽不敢公然瞧不起党，但却自视为特殊党员。他们到了白区，对乱打土豪，特别是“打土豪不归公”（即将打土豪所获的的财物，没入私囊），多少有放任的态度。调戏妇女的事，在苏区内也常有发生。在优待俘虏的原则之下，虽没有虐待或杀害俘虏，但私搜俘虏荷包据为己有，则是司空见惯。即或偶尔执行纪律，也只凭高级军官个人的意志，没有什么固定的法律手续。
这种倾向尤以第十一师最显著。从鄂豫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师，一切成规较为先进，军政干部地主富农成份较少，党员党龄较久，又能尊重中央已有的决定，这与徐向前的领导有关，反之，从豫皖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一师则较落后，军政干部地主富农的成份较多，党员的党龄也较浅，许继盛的声望有时高出于党和苏维埃之上。当我们在独山一带发动当地农民起来分土地，组织苏维埃的时候，地主与富农常出入于许师长之门，许有时也公然袒护他们。
红四军的一般干部，也很佩服毛泽东在井冈山所提出的“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但有些也以能坚强作战而自豪。红四军缺乏训练，在战场上往往由连排长领导者集团冲锋，因此伤亡颇重，尤以下级干部为甚。干部伤亡了又不易获得补充。在红四军中有一句最流行的话，说：“什么是革命成功，在战场上牺牲了性命，就是革命成功。”这句话的起源，也许就是为了鼓励一般战士，英勇作战，不要怕死；但我觉得这代表着失去前途的消极观念，是有害的。在剧烈的游击战争中，自然养成这种冒险轻生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与李立三的熏陶，也很有关系。我曾坦白指出，这是由游击战争所养成的失败主义观念。我们奋斗，绝不要轻易牺牲自己，而是要获取胜利。后来朱德也告诉我，在江西苏区的红军干部中，也发生过同样的观念，他也曾设法纠正。
我知道了这些现状，设计各种改革方案。我觉得这个工作万分艰巨，有些是要拟出计划和制度，有些要进行耐心教育，有些甚至要经过斗争才能改善。我曾召集几次军事干部会议。如严密执行纪律，各师团实施干部训练，强化政治工作，规定在每一战役前后，尽可能举行军事会议，俾（bǐ使）能讨论作战计划及检讨战争经验等等。其他牵涉较多的问题，则拟俟（sì等待）党的大会举行时再行讨论解决。
至此，我在鄂豫皖苏区的考察工作，大体可算结束了。所有应兴应革事项，我胸中也已略具端倪，急须召开全区党的和其他的各种大会，以推进工作，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