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边区政府
本章着重叙述我在边区政府任内（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初）这段时间遭遇的种种经过。
中共中央为毛泽东、张闻天所包办，抹杀洛川会议大家所表示的反对意见，不顾抗日前途，推行反蒋重于反日的政策。他们在洛川会议对我所表现的友好姿态，完全是虚伪的，实际上他们不断的打击我，排斥我甚至暗害我，使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不能有任何作为，他们的手段甚至使我达到窒息的程度。
洛川会议后，我返回延安即搬到边区政府居住和办公。中共素来不讲究官府仪式，而且在抗日的紧急时期，说干就干，丝毫不容推诿和耽搁。边区政府急需改组，是洛川会议所认可了的，我的最初任务是研究采取何种步骤，以实现改组的决议。
根据国共和解方案，国民政府只允许中共在陕北设立一个特区行政公署，其首长的名衔为行政公署主任，属陕西政府管辖。首长人选由中共推荐，其编制则按国民政府法规办理。七七事变前，中共曾向国民政府要求，这个特区应归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但未得到允许。抗战爆发后，中共更进而要求陕北特区政府组织应等于一个省政府的组织，也未得到国民政府的允许。这个案件始终是一个糊涂案件，我极力考察也找不出任何有关的文件为凭。
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前，就决定了自行组织陕甘宁边区政府，其编制完全按照国民政府属下一个省政府的编制。据说这样做蒋介石氏会默认。
因为改组的原则没有确定，陕北这个政府机构，还保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老模式，但它已残缺不全，大门口没有招牌，印信还是老式的，原任主席林伯渠，已经半年没有视事了。边区政府属下，有秘书处、内务、财政经济、教育三个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等五个机构。秘书处之下，只有交际科有工作，由伍修权负责，直接由中共中央领导。内务委员会委员长蔡树藩（他因受伤失去了一只手），只做些抚恤和优待军人家属的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委员算是林伯渠兼任，那时因他不在，由其副手曹菊如代理，每月的经费收支，概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导。中央政治保卫局由周兴负责，事实上直隶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不能过问。只有徐特立所主持的教育委员会，有些工作可做，较为活跃。
徐特立这位老教育家，在我们同志中是较年长的一位，提倡新文字极为积极。他和林伯渠等人鉴于中国文字的艰难复杂，力主将中国文字拉丁化，并在陕北施行了近两年。他们认为在陕北这个文化落后的区域，正好推行拉丁化运动。徐特立为了推行文字拉丁化，曾和毛泽东多次纠缠；我任边区政府主席后，便成为他纠缠的主要对象。他一面编印拉丁化教材，训练教师人才，督率陕北各初级学校实施，一面以“传教士”的精神向我宣传，希望我积极支持他的主张。如果我向他说到拉丁化尚未十分成熟，一时不易推行等类的话，那他非跟我辩论一个通宵，是不会停止的。
除了徐特立的理想主义而外，边区政府的内政困难不胜枚举。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当时的一般真象。徐特立属下的一位得力助手，原系延安地方上办教育的老人，他有一位太太，两个孩子，新近又生了一个孩子。他在教育委员会工作，除吃饭以外，一向是不支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们均在家里无以果腹。但边区政府穷得要命，没有津贴职员家庭生活的办法。结果还是由徐特立在教育委员会职员伙食尾子中抽出少数的金钱，来暂时津贴他。
毛泽东也曾说过要是使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下的一个模范单位，它的设施须作为许多敌后游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南，但他并不了解政府机能的范围和内容，实际上只想使边区政府能在某些方面装点门面（这也许是毛氏不能很好统治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泽东等中共要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错误观点，大别之为下列各点：一、他们忽略了许多历史教训乃至列宁的遗训，不将政府机构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夺取政权的抱负，没有好好运用政府机能的知识。二、他们太重视党的权力，而又不了解党与政府的正确关系，因而党部对政府工作干涉太多。三、由于革命实行中养成了许多粗糙的革命观念、游击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观念等，无法深刻认识法律和制度等的重要性。
当时边区政府的改组可不容缓，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无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组成了新的阵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认可下，边区政府实行改组：张国焘任主席，陕北老干部潘自力任秘书长，马明芳（陕北老干部）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志丹之弟刘景范任建设厅长，新由国民党区域来的文艺作家周扬任教育厅长。从这名单中，人们可以看出陕北色彩加重了，编制则大体仿效国民政府的法规。
改组后的边区政府立即召集一次限制县长会议，所有陕北二十二个县长都参加了。当时我和我的同僚们，都很注意研究当地实况，但结果一切都茫茫然。原来陕北只存在一些游击区域，毛泽东等到陕北以后，也只挂起了一块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招牌，为了解决军队的供应，一切现炒现卖。因此这个素来不平静的区域，从国民党到中央，历来都是一团糟。没有人口统计，甚至谁也不知道较真实的人口概数；从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去看，都找不出一些可靠的成规。因此我们只有缩小范围，研究一下陕北老百姓的负担。以前收税的方法极不一致，征收、捐献都有，贡献劳力的如替军人家属代耕等等也不少。总计起来，一个老百姓所要付出的，占他所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强。不待说这个数字是极不精确的，我们就根据这一数字，草拟收税的办法，认为老百姓的负担不应超过百分之二十二。
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而来，陕北北面三边一带，盛产鸦片，历来这些鸦片都东向输往山西等地；原有一些军人和地方恶霸以及鸦片烟商人，经营这批买卖。当林伯渠主理财政的时候，曾向这些贩运者征收过境税和出口税，此外中共没收来的和征发来的鸦片扫数（全部）出口。至于其他商业税的收入就少得可怜了。大约在西安事变后边区政府才在三边一带禁种鸦片，而且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中共的友邻，怎好意思再把鸦片烟推销到山西去。边区的财政收入，因而大减，非急谋补救不可。
征收救国公粮法规的制定，便是建立财政基础的一件大事。我曾根据陕北及其他苏区以往征粮办法，拟具这个法规草案。详细规定，我已不能记忆，其要点大概是：凡各农户收成仅足供一家之用者免征；超过一家最低限度之需要，即按其超过部分之多寡，用累进法征收救国公粮。一个富裕的中农，收成平均每人在二千斤上下，大约征收百分之二十，至于地主富农每人平均收成在四千斤以上者，征收额约为百分之四十。奖励农民按粮价折合现金缴交，这样可以免除农民运送粮食的劳力。各县职员薪金，如遇现金不足时，则改发粮食。各县均须按法规设置粮食公仓，储粮以供军用。
以抗日名义来征收救国公粮，而法规又很简便，富有伸缩性，易于实行。在当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口号号召下，农民是特别踊跃缴纳这种公粮的。救国公粮，实在就是统一的农业税，其所以规定以实物缴交为基础，是因鉴于抗战发展下去，货币可能混乱和贬值。后来，在八路军所到达的地方以及许多敌后游击根据地，都实行过这个办法，收到很大成效。国民政府对这个法规也甚感兴趣。
由于征收救国公粮和其他财政方面的改进，边区政府的收入日渐增加。一九三七年九月，边区政府收入不足七万元，十月增至九万余元，十一月增至十六万元。十一月的收入已能供给陕北党政机关的需要，而且收入仍在上升。鸦片烟税日渐退居不重要的地位了，实施禁烟的阻力也减少了。
此外，那次县长会议，还有不少的决定，主要是规定各县政府与边区政府的关系，各县政府及其属下各级组织的大要和工作方针等等。同时边区政府本身及其所属各厅的职权工作方针等等，都有扼要的规定，以期建立一个新秩序。
由于我在党内的处境，对于自己工作的成就不敢存有什么奢望，但也希望边区政府的例行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事实上除了征收救国公粮和增加财政收入，很少遭受干扰外，其他各项工作几乎都行不通，虽然经过我和其他的当事者据理力争，屡次抗议，但中共中央那种侵犯边区政府的职权，遇事横加干涉的作风，早已成为积习，无法改变。我现在只略举几件事，来说明这种真象。
任民政厅长的马明芳熟悉陕北地方情况，他就任之始，锐意整理各县政府的组织和工作，他可以直接向张闻天等进言，也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等关系密切，曾向他们要求重视各县政府的工作，和不可随便调动各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他们的应允，但执行起来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共中央和他所属的各部门，总是向下级党部下命令，发通知；中共陕北特委除将中共中央文告转到下级之外，他本身也有不少的命令。这些中共党内的文件内容，漫无限制，不仅包括了边区政府的工作，而且内容混杂，实行的办法，又多是由党部动员民众，而不是依据边区政府的法令。为了这些数不清说不尽的紧急动员，往往胡乱调动干部，陕北特委甚至各县县委，都可以任意调走县政府的重要干部，而马明芳事先并不知道。经过两三个月后，马明芳向我叹着气说：我实在没有法子来建立民政工作的新秩序。
洛川会议原决定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军政干部，党校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另成立一个陕北公学，培养财政经济、教育、卫生等专门人才和其他各项边区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员。而且准备将来在敌后，也可以逐渐办理这三类学校。边区政府改组后，陕北公学的招牌是挂起来了，学生也有八百多人，但边区政府不能过问，完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而且学校的课程也是列宁主义、党的建设那一套，变成了另一个党校。洛川会议原来企图训练一批行政工作人员，来与国民党相对抗的本意，现在也不再提起了。边区政府属下的教育厅，也无法提出教育计划和预算。原有的一些小学和补习学校等，仍由各、各乡村政府自己设法维持。而新任教育厅长的周扬，见人就爱说左派作家运动和文艺思想等，他个人对演讲写文章甚有兴趣，似乎对于地方教育工作不很了解，也无兴趣。因此，徐特立办教育的时候，对中国文字拉丁化运动做得有声有色，周扬接任后，拉丁文化就随之而消沉了。周扬也没有提出任何教育计划，这也许是他在现实情况下不得不如此。
任财政厅长的曹菊如对于收入增加，颇感兴奋，拟于当年十一月份起，建立边区政府的预算制度。他根据实况，建议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经费之外，剩下的由财政厅支出，为发展边区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体知道收入有十六万之多，径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请示，除了上一个月维持边区政府所需要的经费外，所多出的十余万元，概交中共中央，为发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来向我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使我很愤慨，准备为这件事抗争；曹菊如反劝我说：他们这种作风很难更改，从前林伯渠同志为此不知受过了多少气，结果也没有办法，现在还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对财政的观点既然如此，便很难建立一个适当的薪给制度。毛泽东非常欣赏他的工作人员只发给伙食费，每人都可以分给一点伙食费的尾子，作为零用钱，并认为这是最好的配给制度。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能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从江西苏区所带来的作风，显然为陕北当地干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们负担的作风，往往被利用为满足地方干部个人的需要。陕北各县及各乡政府内的干部往往有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职权而得来。替红军家属代耕的制度，曾盛行与各个苏区，我在鄂豫皖的时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并非红军的地方干部，也利用这种代耕制度，来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负担。陕北许多地方干部甚至本地中共党员，也获得跟红军家属一样的代耕，个别的严重例子就像一个地主有一群农奴一样。不合理的配给制度，必然腐蚀所谓革命精神，滋生苛捐杂税、贪污、浪费、和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
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直属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从不过问，但它的工作范围实在太广泛，许多事均需与边区政府接头，而且很有一些麻烦不易解决的事。日军进攻太原，太原吃紧的时候，陕北边区北面榆林地区，国民党驻军中一位师长派了他的副官长，护送该师军官眷属约二三十户人员，道经延安南下，返回关东地区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经过政治保卫局检查站的检查。这位副官长来访我求情，他首先把该师的证件及公文给我看，声言他所率领的全部是军官眷属，携带的也是个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现金难得，各家不免储藏少数货品（意即指鸦片烟土），请求我优待他们免于检查放行。我问明同来的保卫局人员，这一行人确系军人眷属，携带的又是少数货品，我即应允优待，免于检查放行。依据法令，鸦片烟土原应没收，如今以优待友军的名义放行了，政治保卫局总觉得失去了一笔可观的私有财源，因而暗中总在埋怨我“讨好军阀”。
新成立的建设厅，工作尚无头绪，任厅长的刘景范虽然有点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番事。当时拨归建设厅管辖的是一大批生产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刘景范研究了一下，提议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会议。原来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优待红军烈士家属的；也有一些是由残废军人组织起来的；久而久之参加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属，有些也是有相当生产力的人，并有很多已经有生产事业，总计这些社的数目约有一百多个，人数约三四千（详细记不清），分布陕北边区各地。这些社的经费，完全由边区政府供给，总支出为数不少，名之为津贴，即是边区政府津贴有功人员及残废军人之意。
刘景范主持这个会议，我也曾亲自参加，会上决定采取生产节约方针，实施整理。规定有些社可以成为真正的生产合作社，只需由边区政府供给一些生产资料，就可以自给自足；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给自足，只需部分的津贴有些还需要原有的津贴，甚至还要增加一点。这样做不仅使这些社都在生产上有出路，而且可以节省大批经费，原则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产节约的总方针。谁知张闻天不问情由竟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下令否决，其理由为：这是优待烈士的津贴制度，不能以节约的名义加以更改，应维持原状。
在中共中央很多次无理干涉边区政府的工作中，以这次干涉建设厅的事最为荒谬。我当时曾十分愤怒的说：“这是仇恨我、打击我、和阻扰边区政府工作的小人行为。”但我当时也极力忍耐，因为我已厌恶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两面三刀，根本不愿同他们共事了，也不再把他们视为同志，并准备自求解脱。
我当时所受的委屈实在太多了，干扰边区政府工作本极平常，但对于任何富有责任感的人，总想做一些份内所应做的工作。现在，对边区政府一些例行工作也横加干扰，当然引起我最大的反感。我所受到的其他打击，更有甚于我以上所说的，下文我还会扼要谈及。
毛泽东、张闻天不仅干扰边区政府内政方面的工作，也同样扼杀边区政府的外交活动。陕北边区政府，是唯一被外间所承认的一个地方政权机构，到陕北接洽的人员以及外来的公文，除了少数应由中共中央处理、或由八路军驻陕北办事处分别处理外，极大多数都应该由边区政府主席、秘书长和秘书处承办处理。但毛泽东、张闻天的偏窄自私和毫无远见，使这项外交工作不仅非常混乱，而且遗误停滞，并使中共遭受损失。
名以上归边区政府秘书处管辖的交际科，事实上却归中共中央指导，它的表现显得神秘莫测，说穿了它就是直属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局一个分支机构。这些人处理工作的办法，总是从窄隘的特务眼光出发。跟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旨，例如被认为是中共朋友的外来人员如民主人士梁漱溟和左倾军人何基沛等，就受到热情的招待（江青当时是不为人所注意的受招待的文艺人员之一）。至于其他来访者所要接洽的事，多数是不得要领而去。
毛泽东、张闻天最怕我利用边区政府主席的职位来建立对外关系。毛泽东斗垮我的手段是很毒辣的，不仅使我在中共党内不能抬头，而且利用外力打击，破坏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誉。他们向外散布谣言，诬指我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过去苏区一切坏事，都说成是张国焘的所为（特别向那些同情中共者散布）；甚至七七事变后，为了拖延八路军的开赴前线，还说些张国焘部下不愿抗战、大军无法迅速开拔等鬼话。毛氏用心无非是愚弄别人，替他拔去他自己的眼中钉。后来毛氏又利用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向交际科人员说，当心张国焘勾结国民党人危害中共。因此，不少的人前来边区政府求见我，多被交际科托词挡驾了。有少数无法拒绝的新闻记者来见我的时候，交际科事先并不告诉我这些新闻记者的来历和求见目的，使我难以应付。
延安的访问者中有一大批来自邻近的地方，特别是山西战事吃紧的时候，从山西来的客人和从北部榆林绥定而来的客人，不是来视察就是有事接洽，如关于彼此间交通联系，工商事业及学校的迁移，后方办事处的设立，家眷的安置，难民的接洽等等。其中来接洽的人物有军政机关的代表，也有山西方面的高级将领，这些事都被交际科搞得一塌糊涂。交际科人员弄得无办法时，就推托责任，胡说边区政府及其属下的各级政府组织不健全，客人所要求之事，实在无法做到。这些行为，显然没有顾及到中共与外界，在共同抗日中具有休戚相关的大义。
绥定地区的行政专员兼绥靖司令何绍南，奉蒋介石委员长的电召，由绥定乘飞机前往南京。何绍南因此电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我，告以某日下午飞抵延安，在延安住宿一晚，次日起飞南下；我当即复电表示欢迎。毛泽东对何绍南在延安之停留多所猜测，认为一定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探听虚实，但似也觉得这对国共合作将有关系。当我率领边区政府极为重要工作人员，在机场欢迎何绍南时，毛泽东也率领着大批人员来了。当晚边区政府设宴招待何绍南，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要人也都看来参加。何绍南表现得有点目空一切，他摆出陆军中将和国民党政府要员的架子，只愿和边区政府主席对等欢谈，似乎不愿与中共中央有任何接触，对毛泽东等表现得相当冷淡。
这件尴尬的事发生后，我即请交际科长伍修权去请示毛泽东，告以何绍南的态度或者仅是摆官僚架子，或者故意做作，来试探我们内部的情形。至于他所要知道的事，第一是延安近况，以便向委员长报告，第二是万一日军侵犯到黄河边，绥定地区和陕北边区如何对敌作战和相互联防等，究应如何应付，请毛主席指示。毛泽东对此始终对我没有任何答复。不料第二天上午送走了何绍南之后，国民党肤施县县长，偷偷告诉我何绍南就住在县衙门内，毛泽东于当晚十时曾亲往拜访何绍南，一直谈至次晨二时左右，他本人始终在旁。那个县长向我形容说，最初那位何专员仍然是摆架子，但敌不过毛主席的精明，何专员后来也就软了下来了。毛主席曾详细叙述八路军和陕北边区的近况，托他转呈蒋委员长，并对蒋委员长充分表示仰慕之意。
如果不是那位县长告诉我，我真给蒙在鼓里了。毛当时对蒋没有好话说，总是形容蒋的军队不能作战，一定经不起失败而投降日本；现在对何绍南却又表示得这么好，显然是欲利用何绍南去骗骗蒋介石。至于他始终不让我知道和预闻这件事，似乎也没有别的解释：第一他要垄断对外关系，不让我参预，第二也许因为何绍南的态度，使他怀疑我与国民党人暗中有所勾结，他必循单独去查一查。
叶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四军军长，负责改编在湘鄂皖豫赣闽粤一带的中共游击队，以便开往前线抗战。叶挺没有到延安以前即表示我是他在延安的唯一老朋友，他并不认识毛泽东，总希望我能帮他的忙，从中说合。毛泽东、张闻天等也觉得新四军的前途，系于我向叶挺的一言，因此希望我能鼓励叶挺，站在中共一方面来处理一切。
叶挺抵达延安，首先来看我，向我表示了他的真正意向。他原系中共党员，在广州暴动之后，即已与党脱离了关系；此次献身抗战，援助一臂之力，但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能再信任他。他这个新四军军长是国民政府所任命的，而他将要指挥的部队，又是属于中共的，因而他特来延安试探。他希望我这个老朋友，能为他考虑一下，究竟这个职务是否可以干下去。
我鼓励叶挺担任这个职务，告以中共不仅不会歧视他，而且会把他当作国共间的一座好桥梁。我建议他采取诚恳积极的态度，径与负责军事责任的毛泽东商谈解决编组新四军的实际问题。他们的商谈结果是圆满的。叶表示接纳毛的建议，以项英为新四军的政治委员，陈毅为副军长兼第一纵队长。湘鄂赣闽皖粤豫一带游击队，编为六个纵队，概由原来的游击领袖任纵队长。至于军部内的组织应仿照八路军的建制，其各单位首长人选如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等概由叶挺选任。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方面的交涉，亦由叶挺负责。这就是新四军编组的开端，也埋下此后国共两方在大江南北展开军事斗争的祸根。
叶挺在延安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也听见一些诽谤我的言论，他似乎并未理会。毛泽东也从未邀我参与商讨新四军的改编工作，我也乐得置身事外。叶挺离开延安前，曾将经过的详情告诉我，再一次表示他指挥的是中共的军队，又要挺身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涉和领款，将来恐怕会两面不讨好。当时我也不好多说，只得淡淡的表示你已经费了许多力，只得向前走去再说。
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抗战的态度，相当不可捉摸。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三个多月没有举行过会议，当时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和我三个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经常举行，由张闻天以书记身份主持，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各部部长为组成分子，我也曾出席过一两次会议，都是讨论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从未讨论过抗日的局势。因此，延安对抗日的动向，只可在毛泽东、张闻天的言论中去找寻。
洛川会议否决了抗日又反蒋的政策，毛泽东、张闻天究竟不好公开违反；但仍然是阴一套，阳一套的作法。延安在外表上到处是抗日口号，热热闹闹，中共中央内部却有点阴阴森森的，似乎对抗日前途毫无信心。随着抗日军事的不利发展，批评蒋介石的话便增加起来，不是说国民党军队如何不中用，便是说南京的妥协派如何活跃，妥协倾向如何增长。当南京将要失守的前夕，张闻天曾对我说蒋介石快要投降日本了，看那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有奢望的人，还有甚么话可说。
周恩来在洛川会议后，本应速往南京，但他却借口随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去了。当时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常驻南京，除了了解情况和办理交涉外，八路军还有一些物资没有领到手，特别是南方各省的中共游击队，毛泽东原来是要求完全由中共人员领导，因周恩来没有去南京交涉，结果南京径派叶挺以新四军名义实行改编。毛泽东曾说周恩来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误了大事，外交人员有点不如意就自由行动？那怎么可以呢？
周恩来这种举动，显然是不满意洛川会议。他似乎相信毛泽东、张闻天虽然表面有些让步，但实际还是坚持己见，他如果贸然赴南京，处境将很尴尬。他不动声色所先到山西前线去看看，帮八路军总部办点外交，然后从山西直往南京。可是周恩来在山西前线耽搁了三个月，毛泽东虽屡电促其速往南京，周总是借故迟延。直到毛泽东去电召他回延安面谈后，周恩来才遵令返回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八路军的一部，在山西平型关曾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这是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第一个大功绩。日军于九月十三日占领大同后，南向太原逼近，抗日军凭险节节抵抗。平型关之役，是林彪所部抄到敌军侧后，实施攻击。敌伤亡颇重，稍向后退；林彪部伤亡也在千数以上。八路军这一次的表演，是得力于周恩来在前线的鼓励。延安接到平型关胜利的消息之后，曾大事宣传；一般人也感觉到八路军不仅可以从事游击战，在运动战中也已获得胜利。但毛泽东却电令前方将领，以后应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
洛川会议后，八路军陆续开往山西前线，毛泽东那时聚精会神指导这个军事行动，强调独立自主和只打游击两个原则。毛泽东有点怕周恩来在前线搞风搞雨，也不放心那些大大小小的军官，唯恐他们充当抗日英雄。到这年十一月九日，日军占领了太原，那时八路军大致都转到敌后去了。一一五师林彪部转移到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北一带的太行山脉，向河北地区发展。一二〇师贺龙部在同蒲路以西晋西北地区打游击。一二九师刘伯承、徐向前部正向晋东南长治地区发展，并准备向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敌后打游击。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心情才比以前轻松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四周苦战了约三个月，许多战绩可歌可泣，直到这年十一月初才被逼向后撤退。连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也宣称要在山西守土抗战。毛泽东从来不谈友军抗战的事，我从未听见他赞扬和鼓励过这些英勇抗战的表现。当南京失守，国军向后撤退，形势相当混乱的时候，毛泽东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观感。他认为蒋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将整个中国的领土断送与日本，可是日军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就可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展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国才能翻身。因此，整个中国会被蒋介石断送，将来中共又可以从日本手中夺回来。
我听了毛泽东这种议论，真有点毛骨悚然。我想到中国为甚么要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共为甚么不积极支持蒋介石坚持抗战，为甚么不积极维持抗日的国民政府，为甚么不同抗日友军密切合作；如果全中国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容易翻身吗？我为此曾经愤怒的感到，毛泽东的想法和由此出发点而来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帮组日本侵略，毛泽东将会遗害中共和八路军以及整个中国，简直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皮的汉奸。
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又重新被掀起来了，这是由检讨陈昌浩应负西路军失败责任开其端的。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化装逃到他的家乡湖北，企图回到鄂豫皖苏区去。抗战爆发后，他于八月间潜行来到延安。他见着我时羞惭满面，自承应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听候党的处罚。他闲住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有时写些有关抗日的文章。
十一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集中共延安积极分子会议，检讨陈昌浩的错误。毛泽东、张闻天选择这个时机来展开党内斗争，是因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守，八路军已转入敌后，抗日形势果不出他们所料。反对我的斗争虽在当年二月间已告一结束，但暗中反对我的宣传，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上海、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张闻天径指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表示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抱有右倾观念，对蒋介石亦有投降思想。据他们看，足见反党分子又在新的形势下从事反党，非重重予以打击不可。
斗争陈昌浩的会议，连续举行了约一个星期。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五百余人，多数是延安以外来的小伙子，党校、抗大、陕北公学等校的党员学生，少数是延安各机关的干部。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之下原系要批评陈昌浩的，但重点却逐渐转到我身上，主要内容还是土匪、军阀、反党那一老套。那些党校学生往往不根据事实，任意攻击和污蔑，似乎中共的一切错误，都是出自四方面军和张国焘、陈昌浩这班人，中央的领导则是完全正确的。
我为了表示抗议，没有参加最初几天的会议。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我曾出席作一个总的答辩。我首先指出这次检讨西路军失败经过，又牵涉到过去一、四两方面军对立的往事，真是遗憾。我说明当年红军的西进计划和西路军的失败，有很多复杂的经历。陈昌浩同志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在红军中不但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对党对红军也都有过惊人的贡献。四方面军在西进的艰苦战争中，牺牲惨重，一般将士，英勇奋斗，真是可歌可泣。同志们若不研究这些情况，批评一定不会中肯，许多言词都成了牛头不对马嘴的空谈。至于两个中央的对立，我早就承认了错误，请你们相信我，为了团结，我所承担的责任，超过了我所应当承担的，而且这是早已过去了的事。如果不是抗战发生，也许我早离开了中共的领导岗位。
抗战发生，我不计以往一切，挺身出来为抗日做一些事。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包括担任这次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在内，都要求我出来担负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并鼓励我，说过去对我的斗争早已结束了，在抗日紧急关头，决不会旧事重提了，他们表示信任我，使我能安心工作。同志们批评我的话，我不愿多加答复，仅指出某某几点显系毫无事实根据的。我要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你们将我痛骂的不成样子，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还能够做下去吗？我还要请问你们，在此抗日紧急关头，你们没有将时间用在准备抗日的工作上，去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里大声疾呼的围剿我，究竟你们的目的何在。
在我发言以后，继起的发言者指责我承认错误并不彻底，没有放弃反抗的武器；也有人说，为了中共的领导威信，要求我多承担起一些错误的责任。另外有一个在中央书记处新任工作的后进小伙子（我并不认识他），起而发表攻击我的言论。他凭空的说：金子是发亮的，但并非一切发亮的东西都是金子；苍蝇也是发亮的，张国焘同志便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个苍蝇。任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并不制止这样的谩骂，反而表示欣赏。这就使我怒不可遏的离开了会场。
会议结束后的次日，毛泽东约我去谈话，张闻天已先我在座。他们两人笑脸相迎，对我的辞职表示挽留；并且解释这次斗争会，原是检讨西路军失败的经验，不料又牵涉到两个中央对立的事，请问不要介意。我深恶他们这种表里不一致的虚伪把戏，我也想到因我昨天在会议上的发言，指责了他们毫无信义，使他们不好等闲视之，故又来一次请我原谅，其实他们反对我的阴谋，绝不会改变的。当时我若坚持辞职以示抗议，那就当面闹翻了。我那时还不愿那样做，因此也不再提辞职的话，当场敷衍了几句，也就罢了。
在这次谈话后，我又同张闻天会见过两三次，我自然必须要将边区政府的工作向这位中央书记报告，可是张闻天摆出他书记的臭架子，蛮不讲理的打官腔，有点像恶婆婆折磨媳妇似的。这种小人的行径，我虽然有点生气和好笑，但也忍者不说甚么。当年十一至十二月之间，我可说受尽了折磨，边区政府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一个星期的反张国焘斗争以及许多暗中的麻烦，这些事都是由毛泽东在后面掌舵，而由张闻天在前面喊打喊杀来进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满十二岁的儿子，都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侮辱。我的太太与我离别了约六年半，我的儿子在武汉时代和我分手，相别已超过十年，他们于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先后来到延安；彼此都经历艰险，劫后相聚，不仅我们自己愉快，我们的好朋友都深深为我们祝贺。但窃据了当权的阴谋家，并不肯放过，用打击我太太和儿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中共的老党员，曾经的中共妇女领导干部，当我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她留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的机要工作。因为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屡次遭受破坏，她幸而逃脱了被捕被杀的危险，最后与中共失去了联系。她历经艰险，方得改名隐藏于上海一间高级女子助产学校习医，将近两年。抗战爆发后，她才与中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她来到延安，并写信回湖北枣阳县家中接儿子来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担任边区政府内工作人员的教育工作和边区医院的助产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过一个普通党员。可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必须调查她失去党的联系后的经历为理由，不允恢复她的党籍。当时归队党员，大多不需要这种所谓调查，就可恢复党籍，需要调查者，显系含有怀疑和不信任之意，这使我那热诚和爽直的太太，颇感气恼。
那时我的儿子小学尚未毕业，延安并无适当的学校可以容纳他，因而暂在陕北公学低班就读。不久干部子弟学校成立，他就首先转入该校。这个小孩子很活跃，喜欢唱歌和表演，为学校主持人中难得的童星，参加过几次儿童表演。有一位文艺工作者，曾因犯重大过失受过我的处罚，他那时成为张闻天的马仔。他作弄我的儿子，派他演反对派张慕陶，扮成奇怪形状的汉奸样子。我事先毫无所知，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过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经过以上我所扼要叙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与那些阴谋家公开闹翻，不能不说是忍耐的奇迹。我此后再不愿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会面。十一月间，我就有计划的将边区政府主席职责，推交秘书长代行。任秘书长的潘自力为人很正直，与我共事相处很好，他目击党内情况，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后，感到责任重大，因而不动声色向中共中央请求调换工作。这个时候，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建筑了一排窑洞，大致已经完工，需要搬迁。搬迁的主要用意，是企图减少日机轰炸的危险。我虽已消极，但因工作不能停顿，还是如常的照料我所应做的工作。
十二月间潘自力调走了，原任交际科长的伍修权升任秘书长。伍修权接任之初，特务派头十足，借故把替我收拾办公室的一个小勤务捕去了。这显然是对我施的下马威；他大概企图从小勤务口中，讯问出我的“反党行为”；无异明白表示他是来监视我的。数日后，伍修权的态度竟有些改变，他遇事向我请教。为甚么有这个改变，我始终不明白。这也许有多种原因：其中的一个似是伍修权研究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们所提议办理的事，都是出自善意，并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镜所观察的可比，显然不是甚么“反党阴谋”；而且中共中央的干扰，并不一定合理，有些显有偏见。
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我逐渐把它转移到伍修权身上。首先请他代替我和张闻天及其他中共中央各机关首长接头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我指出这对他自己固然是驾轻就熟，对工作进行自会较为顺利，他欣然允诺。这件事解决，对我来说，真是如释重负。接着又将其他各项我所应当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渐由伍修权代策代行。伍修权很热心工作，连升三级，边区政府整个工作完全由他处理，他表现得有点踌躇满志。而我正感轻松，为我后来脱身出走，准备了条件。
这件事同时也证明那些阴谋的独裁者，妨碍我正正当当的做边区政府主席，甚至连我在边区政府做一个苦力，他们也不放心。他们要我作一个俘虏，在监视之下听从他们摆布。当时即使我做一个安份的傀儡，恐也难逃清算斗争的灾难。毛泽东对意见不同者的阴毒，再加上斯大林反托派的疯狂，实在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延安已是冰冻的时候，王明、陈云、赵云（即康生）三人坐着一架苏联的军用运输机，自莫斯科飞返延安。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苏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供给中国一些飞机，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为中苏交通的孔道。苏联派人在迪化、兰州等地协助管理空军基地。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经由迪化、兰州等空军基地，飞返延安。
当时南京已失手，国民政府正迁往重庆途中，中途停留武汉，因而武汉一时成为临时首都。周恩来为了要赶往武汉，在王明等到达前的几天，自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那天下午，周恩来正在我的办公室谈天，忽听见飞机声，虽没有警报发出，我们也颇疑为日机前来轰炸，因而出外观看，一架飞机出现在天空，绕着延安城，越飞越低的在那里打圈子，似是寻找机场。我们两人即向飞机场走去，途中我问周恩来是甚么人物来了，他答说到了机场就知道，似乎他也没有预先得到消息。
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甚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八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十二年没见，康生也有六年半了。叙起旧来，材料当然特别多。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以前延安从未有过。
座中，不记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后莫斯科与延安间可否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来延安。毛泽东闻言大感兴趣。王明立即解释说：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他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来，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动。王明继续说及：他们在兰州等了几天，等到今天天气好才上机，一路由飞机师按照地图，好不容易才摸索到了延安上空，低飞到看见延安城门口的大标语时才降落机场。因此王明指出由苏联飞机输运军火落延安的事恐怕办不到。毛泽东听了感慨再三的说：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甚么不可以少少分给我们一点。
由于这些人的到达，即于次日上午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连续举行了三四天。首先由王明发表长篇演说，内容是莫斯科首脑部对于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些新见解。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中共便应主动的与之密切合作。他又说明中国抗战的成败，具有国际的重要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游离的抵抗，这将使日本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着重说明中共在民族严重危机中，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不能抄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这次的国共合作应力求其稳固与久远，彼此互谅互让互助。中共既是主动的与国民党要好，就要抛弃以往国共间的仇恨。如一个国民党黄埔出身的军官，掌握着军队的实权，可是他过去也曾杀过许多共产党人，我们应该将他的那份旧账置之度外，与之真诚合作。因为只有握有军事实力的人，愿意抗战，抗战才能长期继续下去。
王明还从另一个原则来阐明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共不应自视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旧公式已不适用于今日。中共应更大胆的将自己当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它不仅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国整个民族的利益。他说明这不是放弃阶级观念，而是进取的精神，也是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要求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阵线中，所应持的基本态度。
他继续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离是缩短了；它们同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只是在社会问题上，彼此有急进缓进之分罢了。至于国共之间争夺政权的问题，那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共也应主动的把这个问题，推到抗战胜利以后去。
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以往所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见解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
我当时觉得莫斯科这些见解，至少比毛泽东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没有一句话说到中国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设想仍是站在独裁立场上，来些策略的改变。莫斯科大致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国的抗战能够拖住日本，因而要中共与国民党竭诚合作。
我们向王明问及国际的真实情况，大致着眼于中国抗战能够得到一些甚么国际支援，英美等列强与苏联是否能联合起来干涉日本的对华侵略。王明表示并不乐观。他说明日本正与德意拉拢，形成国际间的法西斯蒂阵线。现在法西斯蒂的势力很嚣张，威胁苏联与中国的生存；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否能够拔刀相助，还是不可捉摸。这样的国际形势，便是莫斯科要我们进一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他曾当面问过斯大林：中共与能够当遵照你的指示与国民党合作抗张，但你和共产国际过去对中共所做的指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曾答以那些过去了的话，应束之高阁，不在理会它。（主要是指有关中共独立发展，与国民党争领导和进行斗争等主张。）
据王明表示，斯大林的意见是要中共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努力，不必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以往的公式所约束。斯大林曾说：“中共现在需要游泳过一个很宽的海，不能有旁的选择，只能凭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是否不会中途溺毙，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泽东听到这里，显得面有得色。也许他想到斯大林的见解，竟与他自己原有的见解相反，这如何是好？现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则，岂不是有了解脱的办法。毛泽东以后批评王明，只知联合国民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一面斗争。后来毛泽东与王明间的斗争，从这次讨论起即种下了祸根。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
王明的这项政治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和其他的人一样，都当场表示完全赞成，似乎他们在洛川会议上所说过的“使蒋介石失败”，“中共独立自主”，“扩充实力与国民党较量”等等言论，都未曾说过似的。王明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拒绝与陈独秀恢复合作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罗汉来到延安，他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与我们商谈合作。罗汉是我在五四运动时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共，成为陈独秀托派中一个重要角色。他这次和我会面，说到陈独秀先生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子为党牺牲了，陈本人又被国民党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获释放，以及陈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表示欢迎陈先生的这种意向，要罗汉径与毛泽东商谈。
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的表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脱节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也只好遵照实行。张闻天和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形成了十九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托派坚持抗日，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现行政策，在言论上和实行上均将有明朗的表现；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自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向我们说明了苏联肃清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的经验教训，指出联共内被整肃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国罪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说根据这个经验，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说明在原则上中共决不能与叛徒恢复合作。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蒋介石及其党徒们，和法西斯蒂党徒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反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能直接影响共产党内部。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们可以与这些原非同类的人物，暂时的或较长时期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一直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至于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党派系和倾向，与共产党更为接近，腐蚀我们的内部，是较社会民主主义者尤为危险的敌人。清算这些叛徒，在使共产党净化这一点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理论的精华。
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此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而是加紧反托派。在抗战时期，必然有些叛党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绝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轻轻放过。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共中央的人选，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已迭经变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员，亦权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共中央认为一时还不能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而王明觉得有些人应当参加中央政治局，因而采取了非常手段，提出这个名单。
可是毛泽东对于王明这种单独举动，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原则上毛是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并说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反托派斗争上，都没有把握住这个舵，愿意减轻自己的责任，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经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后，没有再发言，名单也算通过了。
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过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
我当时心灰意懒，已不大愿与这一群人为伍，因而置身事外，没有卷入争论的漩涡。我在王明的名单中的名次，仍被列为第三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王明在解释他安排这个次序的理由时，曾说的我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也讥讽我犯过另立中央的重大过失。我觉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责备我，为了不愿重提往事，我只好缄（jiān 封闭）口不答。
陈云和康生两人较之王明似是老练些。他们说话的态度相当谦虚，往往对王明所提出的意见，略家补充，对我们这些在国内奋斗的巨头们，他们则常表示推崇，因而他们在大家欢迎声中，就任政治局委员，并分担组织部长和政治保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重要职务。后来，毛泽东斗争王明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没有被牵涉在内。
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他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我切齿痛恨的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回答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他接着说明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我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不能因此说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我自己不会受托派的利用。他还说到与我接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露出破绽。他一直有些怀疑，这次他在新疆，将他们逮捕审问，果然他们直供不讳，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们惩之于法了。
我耐着性子向他指出刑讯逼供，难免冤枉好人；从前项英在江西苏区厉行肃反，采取审问逼供手段，有些供词竟牵涉到他自己，这才使他觉悟过来，供词是不可尽信的。王明为甚么这样丧失自信，觉得到处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们的国家很可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王明一面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们把许多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辞犀利，因而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李特、黄超是从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李原系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则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系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只由。
至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较有学识的留俄学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为人守正不阿。周达文与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对俄文和俄国问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造诣。董亦湘与沈雁冰同系商务印书馆编辑，研究文学，亦有相当成就。他们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对过米夫，也与王明等人斗争过。他们在列宁学院毕业后，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与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触。这次王明路经新疆，手执尚方宝剑，竟陷害泄愤，这真是暗无天日了。
我认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种疯狂的清党作风，将使中共堕落得不成样子。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张，与我素来的见解相接近，但他并不是从中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事实上他将斗不过毛泽东，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他反对与陈独秀等重行谅解合作，确是明显的反动。他在新疆杀害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宽恕的罪恶。一九三〇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残酷的斗争手段，断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现在竟进而杀害对中共当权者持有反对见解的同志。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着王明到中国来了。
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预料的范围，也无法申诉，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在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我只有采取“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打算，跳出这个圈子，也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当时，抗日局势使中共的当权者，不能为所欲为。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将与日本妥协之说颇盛，王明认为事态严重，自告奋勇赶往武汉，企图与国民党建立较密切的合作，以挽救这种中日妥协的可能危机。不几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间），王明、周恩来便启程前往武汉。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与王明间意见的出入，也有待调整。我这个挂名的边区政府主席，也还有装点门面的作用。所谓进一步肃清托派或者受托派利用者的这类斗争，似乎时机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间，延安气候寒冷，朔风怒号，人们活动减少，一切显得平静。旧历过年期间，延安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家都在休息庆贺春节。王明、周恩来离开了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停开了，没有发生甚么特别事故。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
我这十八年来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尝尽了。远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间，那种背信弃义，蛮不讲理的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谁知抗战爆发，又因我的抗日热情，复使我跳进了原来的火坑。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等违反抗战利益的阴谋和口是心非的对我实施种种迫害，使我进一步打算脱离中共，但因种种牵挂，一时不易抉择。从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样的黑暗，斯大林清算的魔爪和毛泽东阴险的毒手，都会向我飞舞，时机紧迫，乃决定脱离中共，离开延安。
王明为甚么将在新疆谋杀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诉我；为甚么硬说毛儿盖的争执，是托派暗中作怪，为甚么武断的说我受托派的利用。这些盛气凌人的话，直接向我表示，难道是他的幼稚吗？难道是恐吓我吗？王明须赶往武汉，阻止中日妥协，维持国民政府的抗日局面，促进国共合作——这些是王明认为头等紧急而重要的事——这才把反对我被托派利用的斗争压后。也许因为中共中央内部情形复杂，有人劝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不可太冒进。但王明已杀害五位中共重要干部，如果他不斗争我，诬我受托派利用，他又何能交代？
这次政治局会议，使毛泽东、张闻天大伤脑筋，王明的矛头正打中他们的要害。毛泽东紧紧掌握他的实力，对八路军各部的指导和大批人员派遣到前线去等等工作，一点也不放松。他预料王明在武汉的活动，不会有甚么大的成就。他暂时一声不响，和我遇着的时候总是谈些轻松的事。张闻天有点感到自身位置难保，一切不敢像从前那样放肆，遇着我的时候，虽然不说甚么，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态。陈云和康生都是初来，遇事向人请教，不愿随便说话。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中留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郊游谈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们常到之处。我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非常热心，常常和小伙子们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仅工作繁忙，而且因怀孕呕吐不适，我此时也有功夫陪伴她，分担一些她的工作。在训练班讲粗浅的课，与人下棋以及参加晚餐会等等都是我所高兴的。如此，我渡过了颇为安静的在延安的最后三个月。
这个时期，我回想到的事特别多，似乎也应当略略提到。中共是变了质，完全变质了，离我这个创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共在它的短短的历史中，经过国共合作，苏维埃时期和国共第二次合作，三个主要阶段，其领导人物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米夫派直到毛泽东，本书中都有扼要的叙述。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他不择手段，追求他个人的胜利，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动的帝王思想，与近代共产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点。毛泽东在共产主义思想掩护之下，包含着游击观念，农民意识，霸道策略，这些货色也与共产主义不甚相容。
整个共产国际同样完全变质了，他早已脱离了从马克思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轨迹，变质为斯大林式的独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在清党中杀害了以百万计的人民和革命分子，这显然是专制魔王之所为。即使那个亲苏联的邵力子叙述斯大林的残暴时，也曾向我表示：斯大林杀害着许多人，世所罕见，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杀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杀害这么多文人学者的。
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叛党、叛徒等类的罪名，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厉的处罚。只因国内外共产党都变了质，王明才敢在新疆杀害重要的干部，否则他会受到杀人犯一样的判罪。
至于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种种约束，人民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那种脱离了中共便不能抗日，甚至被指为反动、反革命、叛徒或汉奸的说法，完全是中共的独裁偏见，也是对人们的愚弄宣传。
我不能领导中共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变质，深感惭愧。我曾枝枝节节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行为。我有权利单独行动，自动脱党，不与残忍阴谋的独裁者为伍。但从当时环境说来，脱党是严重的事，我需要机密处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县参加祭黄陵之便，离开了延安；从此与中共告别了。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我从中部县出发经过西安，到达汉口，这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旅程。在汉口的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相继宣布开除我的党籍，这些事都不必细说了。
我当时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现附在本书之末，以供读者参考。这个文件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声明书，标志着我的共产生涯，至此已告结束。但我在这里必须声明一句，这是一个抗战时期的文件，他的内容只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