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因工出差，第一次到台湾，从此开始了我的台湾恋情。回来后写了一篇很长的游记，翻出来再看，和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历史回忆，删减分享如下。
（一）
联合航空公司的波音747穿过云雾飞入台北上空，航姐从扩音器中要求乘客系号安全带。我的心开始紧张了，好像马上就要进入战斗。这是因为在汉城换飞机的时候，我毫无准备地受到了那亚洲现代文明的冲击。在汉城机场，上下飞机的人前推后搡，用韩国话高声喊叫，抢着从传送带上拿自己的行李，抢着往登机口拥挤。机场内也是人山人海，有就地而坐的，有靠墙而卧的。厕所人进人出络绎不绝，有人甚至提着裤子就出来了。这场景虽不能说陌生，但毕竟久违了，所以当飞机平稳地在雨中降落在台北中正机场后，我挟紧了所有随身行李，运足了气，踏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土地。
中正机场的造型酷似华盛顿的杜拉斯机场，宽大明亮，人虽然不少，但出乎意料并不挤闹喧嚣，比汉城机场显得文明多了。第一眼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看到头戴军盔的国民党宪兵，我的心马上又紧张起来了，下意识地觉得到了“敌占区”。然而海关人员和执勤警官的态度非常友好，二十几年在大陆受到的丑化“蒋匪”的影响开始云消雾散。
来接我的司机小刘开着一辆面包车在机场转了两个弯就上了高速公路。在暮色和台风带来的大雨中，台北的高速公路除了巨型路标上的中国字以外跟美国的没有什么两样。我们的车走得并不快，小刘告诉我说，与高速公路连接的辅助公路质量不太好，常常塞车，加上大雨，就更影响了行车速度。透过车窗我看到沿路破旧的农舍、失修的民房、农田、荒山，加上收音机中的中文广播，使我产生了回到家园的幻觉；可是举目再向远看，那闪烁迷离的城市灯火、像红白两条火龙并排蠕动的车队和收音机里那半土半洋的流行歌曲，又让我觉得我在一个异国他乡。
车进入台北市，我马上领教了小刘和所有驾车人的高超车技。除了红灯停、绿灯行外，似乎没有任何交通规则。车与车之间有那么三四寸距离就够了，突然起步，紧急刹车都是基本技术。换线不是问题，因为路上虽然画着行车道，但有空就有车，司机与司机之间的默契代替了交通规则。超车时几乎可以不顾迎面来的车，在几乎要顶牛时往右一闪就过去了。一家四口同骑一辆小蹦蹦车也不失为台北街景一观。不过这种交通混乱与波士顿的横冲直撞、喇叭声、叫骂声、上马路牙子相比实在是太文明了，混乱中体现了我们孔老夫子的礼让精神。
不久便到了我下榻的圆山大饭店。在市内的希尔顿饭店建成之前，圆山大饭店是全台湾最豪华的国宾级饭店。雄伟的建筑全部采用中国古代建筑特色，红墙碧瓦汉白玉，有炫宗耀祖、振兴中华的磅礴气势；高大的一楼大厅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为世界饭店之首。饭店老板是宋美龄，管理与财政油宋氏家族掌管。我的房间是九楼的一间“内间”，没有对外的窗户，不能居高临下欣赏台北夜景，实在为美中不足。打开电视，陈冲半裸上身，娇滴滴地作肥皂广告；我最喜欢的美国连续剧“文武双全”中的麦盖文说着满口的台湾国语，滑稽可笑。已经十一点多了我还没有睡意，就从冰箱里抓出一瓶宝岛啤酒，一边喝一边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