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取自网络,很像童年的玛嘉)
每当我走过纽约曼哈顿第5大道和第34街的交口处,仰望高耸入云的帝国大厦,就会想起童年时的邻居小朋友玛嘉,以及我们经历的人生第一堂课。
那时候我家住在大连。这是个长期被外国势力控制的城市,先是帝俄,后是日本,接着是苏俄。大连居民的组成因此比较复杂,玛嘉家就是这样。玛嘉的父亲是朝鲜人,姓崔,是一位工程师。玛嘉的母亲是日本人,叫笠井美弥子,他们都是30岁出头。玛嘉从父姓,叫崔昌子,玛嘉是她的小名。她还有一个妹妹,叫伊里嘉。
玛嘉一家和我家同住一座日本式房子的二楼,她家住东面一半,我家住西面一半。1950年代初的大连,远不如现在这样繁华,也不像现在这样喧嚣。我们的小楼离海滨胜地老虎滩不远,站在三楼阳台上眺望,远处是一座座青青的山峰,一栋栋别致的小楼依山而筑,蔚蓝的海洋就在山脚下粼粼闪光。那一带最多的是槐树,每年五、六月间,阵阵海风就吹来了槐花的清香。
玛嘉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有些奇特的家庭。她在学校里说流利的中国话,而在家里又能讲流利的日本话和朝鲜话,这是我望尘莫及的。玛嘉看上去同一般中国小姑娘并无二致,鹅蛋般的圆脸,大大的眼睛,梳着一对长长的辫子,脸上经常绽开灿烂的笑容。那时我是个9岁的小男孩,玛嘉是个7岁小女孩。我们同在一个小学读书,她比我低一年级。我认识的字虽然比她多些,但她每学期都被评为优秀学生,捧回许多书籍和练习簿等奖品,让我羡慕不已。
玛嘉的妈妈对她管教很严,下午三点半前,玛嘉做家庭作业;三点半到四点半,玛嘉练习钢琴,钢琴教师就是她妈妈。四点半起,玛嘉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经常是我到她家去玩。她有不少从日本寄来的玩具,包括那时很少见的电动玩具,我们就在一起玩。玛嘉家还经常收到从日本寄来的杂志,我最爱看里面的图片。我看不懂日文,但仍能从中间夹杂的汉字猜出几分意思。一次,我看到画报里有一幅摩天大楼的照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建筑物,那时候大连最高的楼只有六、七层。我和玛嘉一起数,怎么也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层。这时,玛嘉的妈妈就用日本话念这篇文章,再由玛嘉翻译成中文。我这才知道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大楼,位于美国纽约,叫帝国大厦,有102层,380米高。玛嘉的妈妈打着手势告诉我们,刮大风时帝国大厦的顶端会晃动一米左右。我对玛嘉说﹕“要是能到这座大楼顶上去看看该有多好!”没想到三十多年后,我果真站到了帝国大厦的楼顶上。
在那段童年日子里,我听着隔壁传来的美妙琴声,看着窗外如画的山山水水,闻着阵阵海风吹来的槐树花香。回想起来,这实在是莫大的享受。可惜年少的我,体会不到这样宁静生活的幸福,老是盼望着快些长大。正当我俩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谁都没有想到,灾难已在悄悄逼近,先是向我,接着是向她。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发现大门敞开着。我连忙进去,看到父亲坐在外间的小床上,左右有两个人看住他,还有四、五个人在到处翻东西。事后我才知道,那天早上父亲刚上班,就被叫到肃反办公室去。“肃反”是肃清反革命份子运动的简称,是大陆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一个。他们把我父亲押上吉普车,直奔我家搜查。到我放学回家时,一伙人已经翻箱倒柜搜了两、三个小时。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一下子傻了眼。我哭着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没有解释,只是叫我自己盛饭吃,然后做功课。我想看看这些人到底在干些什么,就借口说要取作业本,在为首的人同意后走进里面房间。我看到一个人用手在面粉口袋里扒着什么;另一个人趴在地板上,用手电筒顺着地板缝往下照着;还有一个人把收音机的后盖打开往里瞧着。我想他们是想找到什么“反革命证据”吧。一伙人忙到下午四点多钟,带走了一包东西,包括那台收音机。后来才知道,他们什么证据都没有搜到,要是真的搜到什么,他们当时就把我父亲逮捕了。他们是无功而返,带回去“研究研究”是不是发报机的收音机也退了回来。
虽然我父亲没有被捉走,这人生第一堂课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极深的创伤。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家庭是不被这个社会信任的,尽管我的父母亲都是大学教师。我出身在这样的家庭自然是低人一等,幸好同学们不知道我家被搜查,要不然我就更抬不起头来了。
我家出事后没多久,玛嘉一家也遭到了打击,而且沉重得多。也是一天放学时,我看到玛嘉家的门大敞着,有几个人在里面翻东西。有了我家的经验,我顿时意识到玛嘉的父亲可能出事了。果然,当晚我爸爸就证实崔工程师被逮捕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玛嘉家的大门一连几天都没有打开,玛嘉的钢琴从那一天起就没有再响过,她也没有去上学。隔了几天,我才见到玛嘉,她的眼圈哭得都肿了,她看到我,低下头就躲开了。玛嘉的爸爸不久就被判了刑,他被判二十年,是最高的有期徒刑。玛嘉的妈妈没有工作,失去了经济来源,又要抚养两个女儿,她只得变卖家产。我看到玛嘉的钢琴被人抬走了,好一点的家俱也被人抬走了。过了不久,她们母女被扫地出门,迁到一处偏僻房子,同别的三家合住,她们只住一小间。后来我家搬到另一个城市,从此就再也没见过玛嘉。
我和玛嘉宁静的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就这样过早地结束了。经历了自己家的变故,又目睹了玛嘉家的遭遇,我第一次体会到人世间是多么复杂,完全不是原本想象的那般美好和阳光灿烂。现在回想起来,我俩经历的这人生第一堂课,对于年仅十岁上下的孩子,实在是太残酷了。
三十年前,我出国前路经大连,曾去故居旧地重游。小楼仍在那儿,只是老旧多了,里面的住户更不知换了多少茬。“故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在小楼前伫立了很久,清脆的钢琴声仿佛又从楼里飞出,扎着两根长辫子的小玛嘉仿佛又站立在我面前。她还在这座城市吗?她过得还好吗?
碰巧的是,我从一位远亲那里知道了玛嘉家的情况。玛嘉的爸爸被判刑后,她妈妈一面变卖家产艰难度日,一面申请返回日本。虽然她妈妈拥有日本国籍,为了玛嘉姐妹俩也能去日本,不得不同她爸爸离了婚。当时中国大陆同日本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缺乏管道来办理此类事情。她们的申请拖了好多年,才得以离开大陆。19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玛嘉爸爸的“历史反革命”案被重新审理,发现根本就是件冤案。玛嘉爸爸在垂暮之年得以平反,补发到一笔钱作为补偿。可是,金钱补得回他失去了的二十年人生吗?金钱能把他原本拥有的温暖的家还给他吗?他拿着这笔钱去了趟日本,玛嘉的妈妈早已改嫁,玛嘉和她妹妹也已有了各自的家。他无奈地回到大连,继续独自度过孤单的晚年。
写到这里,我蓦然想起俄国诗人叶赛宁的诗句﹕“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年”。是啊,虽然在我的记忆里,玛嘉仍然是梳着长辫子的小姑娘模样,算起来,她也已经七十岁出头,或许已是祖母级了。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吗?还记得童年时我们的第一堂人生课吗?还会偶尔回想起我俩一起细数帝国大厦窗户的往事吗?如今,在帝国大厦所在地纽约,我向远隔重洋的她遥遥地问一声:“玛嘉,妳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