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取自网络，很像童年的玛嘉）
每当我走过纽约曼哈顿第5大道和第34街的交口处，仰望高耸入云的帝国大厦，就会想起童年时的邻居小朋友玛嘉，以及我们经历的人生第一堂课。
那时候我家住在大连。这是个长期被外国势力控制的城市，先是帝俄，后是日本，接着是苏俄。大连居民的组成因此比较复杂，玛嘉家就是这样。玛嘉的父亲是朝鲜人，姓崔，是一位工程师。玛嘉的母亲是日本人，叫笠井美弥子，他们都是30岁出头。玛嘉从父姓，叫崔昌子，玛嘉是她的小名。她还有一个妹妹，叫伊里嘉。
玛嘉一家和我家同住一座日本式房子的二楼，她家住东面一半，我家住西面一半。1950年代初的大连，远不如现在这样繁华，也不像现在这样喧嚣。我们的小楼离海滨胜地老虎滩不远，站在三楼阳台上眺望，远处是一座座青青的山峰，一栋栋别致的小楼依山而筑，蔚蓝的海洋就在山脚下粼粼闪光。那一带最多的是槐树，每年五、六月间，阵阵海风就吹来了槐花的清香。
玛嘉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有些奇特的家庭。她在学校里说流利的中国话，而在家里又能讲流利的日本话和朝鲜话，这是我望尘莫及的。玛嘉看上去同一般中国小姑娘并无二致，鹅蛋般的圆脸，大大的眼睛，梳着一对长长的辫子，脸上经常绽开灿烂的笑容。那时我是个9岁的小男孩，玛嘉是个7岁小女孩。我们同在一个小学读书，她比我低一年级。我认识的字虽然比她多些，但她每学期都被评为优秀学生，捧回许多书籍和练习簿等奖品，让我羡慕不已。
玛嘉的妈妈对她管教很严，下午三点半前，玛嘉做家庭作业；三点半到四点半，玛嘉练习钢琴，钢琴教师就是她妈妈。四点半起，玛嘉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经常是我到她家去玩。她有不少从日本寄来的玩具，包括那时很少见的电动玩具，我们就在一起玩。玛嘉家还经常收到从日本寄来的杂志，我最爱看里面的图片。我看不懂日文，但仍能从中间夹杂的汉字猜出几分意思。一次，我看到画报里有一幅摩天大楼的照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建筑物，那时候大连最高的楼只有六、七层。我和玛嘉一起数，怎么也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层。这时，玛嘉的妈妈就用日本话念这篇文章，再由玛嘉翻译成中文。我这才知道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大楼，位于美国纽约，叫帝国大厦，有102层，380米高。玛嘉的妈妈打着手势告诉我们，刮大风时帝国大厦的顶端会晃动一米左右。我对玛嘉说﹕“要是能到这座大楼顶上去看看该有多好！”没想到三十多年后，我果真站到了帝国大厦的楼顶上。
在那段童年日子里，我听着隔壁传来的美妙琴声，看着窗外如画的山山水水，闻着阵阵海风吹来的槐树花香。回想起来，这实在是莫大的享受。可惜年少的我，体会不到这样宁静生活的幸福，老是盼望着快些长大。正当我俩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谁都没有想到，灾难已在悄悄逼近，先是向我，接着是向她。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发现大门敞开着。我连忙进去，看到父亲坐在外间的小床上，左右有两个人看住他，还有四、五个人在到处翻东西。事后我才知道，那天早上父亲刚上班，就被叫到肃反办公室去。“肃反”是肃清反革命份子运动的简称，是大陆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一个。他们把我父亲押上吉普车，直奔我家搜查。到我放学回家时，一伙人已经翻箱倒柜搜了两、三个小时。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一下子傻了眼。我哭着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没有解释，只是叫我自己盛饭吃，然后做功课。我想看看这些人到底在干些什么，就借口说要取作业本，在为首的人同意后走进里面房间。我看到一个人用手在面粉口袋里扒着什么；另一个人趴在地板上，用手电筒顺着地板缝往下照着；还有一个人把收音机的后盖打开往里瞧着。我想他们是想找到什么“反革命证据”吧。一伙人忙到下午四点多钟，带走了一包东西，包括那台收音机。后来才知道，他们什么证据都没有搜到，要是真的搜到什么，他们当时就把我父亲逮捕了。他们是无功而返，带回去“研究研究”是不是发报机的收音机也退了回来。
虽然我父亲没有被捉走，这人生第一堂课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极深的创伤。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家庭是不被这个社会信任的，尽管我的父母亲都是大学教师。我出身在这样的家庭自然是低人一等，幸好同学们不知道我家被搜查，要不然我就更抬不起头来了。
我家出事后没多久，玛嘉一家也遭到了打击，而且沉重得多。也是一天放学时，我看到玛嘉家的门大敞着，有几个人在里面翻东西。有了我家的经验，我顿时意识到玛嘉的父亲可能出事了。果然，当晚我爸爸就证实崔工程师被逮捕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玛嘉家的大门一连几天都没有打开，玛嘉的钢琴从那一天起就没有再响过，她也没有去上学。隔了几天，我才见到玛嘉，她的眼圈哭得都肿了，她看到我，低下头就躲开了。玛嘉的爸爸不久就被判了刑，他被判二十年，是最高的有期徒刑。玛嘉的妈妈没有工作，失去了经济来源，又要抚养两个女儿，她只得变卖家产。我看到玛嘉的钢琴被人抬走了，好一点的家俱也被人抬走了。过了不久，她们母女被扫地出门，迁到一处偏僻房子，同别的三家合住，她们只住一小间。后来我家搬到另一个城市，从此就再也没见过玛嘉。
我和玛嘉宁静的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就这样过早地结束了。经历了自己家的变故，又目睹了玛嘉家的遭遇，我第一次体会到人世间是多么复杂，完全不是原本想象的那般美好和阳光灿烂。现在回想起来，我俩经历的这人生第一堂课，对于年仅十岁上下的孩子，实在是太残酷了。
三十年前，我出国前路经大连，曾去故居旧地重游。小楼仍在那儿，只是老旧多了，里面的住户更不知换了多少茬。“故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在小楼前伫立了很久，清脆的钢琴声仿佛又从楼里飞出，扎着两根长辫子的小玛嘉仿佛又站立在我面前。她还在这座城市吗？她过得还好吗？
碰巧的是，我从一位远亲那里知道了玛嘉家的情况。玛嘉的爸爸被判刑后，她妈妈一面变卖家产艰难度日，一面申请返回日本。虽然她妈妈拥有日本国籍，为了玛嘉姐妹俩也能去日本，不得不同她爸爸离了婚。当时中国大陆同日本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缺乏管道来办理此类事情。她们的申请拖了好多年，才得以离开大陆。19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玛嘉爸爸的“历史反革命”案被重新审理，发现根本就是件冤案。玛嘉爸爸在垂暮之年得以平反，补发到一笔钱作为补偿。可是，金钱补得回他失去了的二十年人生吗？金钱能把他原本拥有的温暖的家还给他吗？他拿着这笔钱去了趟日本，玛嘉的妈妈早已改嫁，玛嘉和她妹妹也已有了各自的家。他无奈地回到大连，继续独自度过孤单的晚年。
写到这里，我蓦然想起俄国诗人叶赛宁的诗句﹕“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年”。是啊，虽然在我的记忆里，玛嘉仍然是梳着长辫子的小姑娘模样，算起来，她也已经七十岁出头，或许已是祖母级了。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吗？还记得童年时我们的第一堂人生课吗？还会偶尔回想起我俩一起细数帝国大厦窗户的往事吗？如今，在帝国大厦所在地纽约，我向远隔重洋的她遥遥地问一声：“玛嘉，妳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