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一声炮响，在‘自由主义’表皮下送来了军国主义；
十月革命又一声炮响，在‘社会主义’表皮下送来了集权主义。
秦晖：“主义”的扭曲
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如今反思，令人感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导致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占了上风，这是过去人们经常强调的。但是巴黎和会的不公其实在几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基本得到了纠正，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激进一翼的趋向极全化却没有改变，甚至变本加厉。这是为什么？
笔者认为，比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更为深刻的变化，来自“启蒙”本身。首先是西方自-游主义经明治后日本中转的变异版本。日本式自-游主义要求人们从家长和藩主束缚下解放个性，解放的结果是效忠天皇与国家，这种“伪个人主义与军国主义二位一体”的版本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对中国有影响，一战后影响更大。
而原版的西方自-游主义本来影响就弱，一战后受“反资本主义”潮流影响更弱。战后日本对华影响大增，日本式自-游主义以鲁迅-巴金式的反家庭反礼教“启蒙”方式不仅没有被“救亡”所“压倒”，反而与救亡相得益彰、互相激励，出现“启蒙呼唤个性，个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国，国家吞噬个性”的悖反现象，而这又与一战后西方社会主义经俄国中转的变异版本一拍即合。于是正如笔者在一次讲座中归纳的：
“明治维新一声炮响，在‘自-游主义’表皮下送来了军国主义；
十月革命又一声炮响，在‘社会主义’表皮下送来了集全主义。
法家学说成为两者的共媒，而儒家道德与自-游民-煮西学成为共同的牺牲品。”鸦片战争后因“反法之儒开创学西之风”而出现的转型机会，一变而为“马克思加秦始皇”。中国社会从“儒表法里”经历了无数波折之后，只是变成了“马表法里”。
当然，这并不能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大方向。今天的改革也并不是重新要回到“儒表法里”的时代。事实上，如果“秦制”不是积弊深重，只靠“尊王攘夷”国人是不可能这么热心地掀起“新文化”大潮的。而人类的现代化尽管可以有无数的“特色”，但明确“群己权界”、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煮，无疑是个普遍规则。
平心而论，自-游主义与社会主义对实现这些规则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西方，两者只是“群己权界”的界有不同的划定：左派倾向于在经济方面扩大群域而在伦理方面扩大己域，右派则倾向于经济方面扩大己域，而在伦理方面扩大群域，从而导致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vs福利国家、伦理领域的婚姻规范vs同性恋权利之类的争论。
但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由身份到契约”，以个人同意让渡某些权利来建立公共领域，这些原则其实是共同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而现代化就是要摆脱这种状况，追求人的自由个性——作为客观过程描述，历史是不是真的如此容或可商，但作为价值诉求，马克思的这个说法其实与自-游主义并无二致。当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时，这个问题也摆在了人们面前。
然而无论在东在西，“个人独立性”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西方中世纪是个“小共同体本位”的体制，摆脱小共同体的束缚是第一位的，为此他们曾经需要一个“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即霍布斯与博丹的时代。到了“市民”摆脱“封建”以后，他们就开始与王权斗争、要求摆脱对“大共同体”的依附了。这就是洛克与卢梭的时代。
而秦制下的中国恰恰是个“大共同体本位”的体制，不仅压抑个性最严重的是秦制，古儒向往温情脉脉的小共同体，也反感秦制，现代化价值观本来与这种“反法之儒”处于类似西方走出中世纪时“市民与王权”那样的联盟状态。而这个时候西方“市民”恰恰又已经摆脱王权，由此形成的反王权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资源本来是国人最能接受——尤其是持古儒立场者最能接受的。这就是戊戌前乃至辛亥前的状态。
但是日本则不然，日本近代化要从“走出周制”开始。他们的自由诉求不是冲着王权而是冲着小共同体，那是很自然的。
日本人“脱儒入法但不入欧，而是走向‘大东亚’”，导致明治后日本没有建立陷正民煮而是建立了“一君亿兆臣民”的“军国”体制。军国主义的膨胀最终不仅祸害了亚太各国尤其是中国，而且也给日本带来灾难，使明治后得以振兴、一战后进一步崛起的这个“强国”到了二战便化为了一片废墟，直到战后才在美国强势影响下摆脱“秦制”而走上陷政民煮的轨道，同时由“军国”转向和平发展。但是，如果就日本自身的历史进程看，明治维新的“脱儒入法”、“伪个人主义与军国主义结合”无疑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变革。
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津田真道曾宣称：“宇内国体数种，概括为君民二政”，亦即君主制和民煮制。而“君政其内，唯封建、郡县二体”，前者如明治前日本及先秦中国，后者如秦后之中国。津田承认民煮制更“文明”，但现在日本还不够条件，而中国秦制以来的历史表明“封建生于国初草昧之世，郡县形成于稍具文明之秋”，所以后者应该成为日本现时的目标：“天下皆郡县，四海唯一君。陪臣及陪臣的陪臣，皆为朝臣。”以后到“文明”进一步提高时，再考虑转向“民政”。
尽管如所周知，后来日本并没有自行完成向“民政文明”的进步，而是军国主义栽了大跟斗后在被占领状态下实现的民煮化，但是，日本的现代化确实是从走出“周制”（“封建”）开始的，而明治维新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明治后日本一度得以“富强”，虽未必就是“秦制”之效（战后日本在民煮制下的富强无疑远超于战前，即便在短暂的“大正民煮”时期，日本经济也是比明治更加发展的），但确实是走出“周制”加上学习西方之效。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治天皇不能比之于华盛顿，但比之于彼得大帝、路易十四和威廉一世，还是当得起的。
然而，中国在这方面向日本学习，结果就东施效颦，比日本还不如了。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结束了“周制”，而“秦制”之弊则积重难返，儒者既已积郁思变，学西理所宜然。由“反法之儒”承接的“西学东渐”所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实际就是要走出“秦制”。然而日本学西速效，使国人欲循其“捷径”，却从日本那里学来了“走出周制”的药方。
结果是明治式的“富国强兵”没有学来——本无“周制”可以走出的中国并未获得走出周制的好处，反倒使“秦制”之弊变本加厉。以儒家而非法家为敌的“日本式自-游主义”犹如在日本那样没有给中国带来民煮陷政，却也没有带来日本式的富强，只是使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走向了“伪个人主义破坏小共同体而为军国主义开路”的方向。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向日本学习，是一个思想史上被严重忽视的问题。中国人在“走俄国人的路”之前曾经“向西方寻找真理”，这是M几次说到的事。这些年来又时兴谈英美的影响和德法的影响，说是中国自-游主义来自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而社会主义来自法德的“欧陆理性主义传统”。据说，社会主义是从法德先传到俄国再传来中国的。旅法勤工俭学学生是早期gcd的重要力量。还有人强调二战前德国对国民党也有重要影响，等等。这些说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我认为被太过夸大了。
如留法勤工俭学本起于左翼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工读运动，这个运动本身就相当激进。一些参与该运动者并未去法国，但也成了激进派（如M）。更有许多工读生来法前已是激进派，在法国也没怎么读书——很多人都是勤工而未能俭学，很快就像来法前一样搞激进运动去了。很难说他们受到法国思想界激进传统多少影响。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并非工读的普通中国留法学生（李石曾、张道藩、徐悲鸿等）中，甚至从工读生转入普通留学生者（如萧子升）中，后来皈依共产主义的比例并不比留英美的高。
从另一方面看，说新文化运动激进派在转向LN主义前曾经是“日式自-游主义”者。原因除了这些人从来不是政治上的亲日派外，可能更由于人们印象中以往明治思潮的主流是“维新”改良，说康梁一党学日本可以理解，陈独秀等人早就有激进革命思想，似乎更像人们所说的法国传统，怎么说是“日式”的呢？
其实日本所谓的“维新”无论就“脱亚入欧”还是“去周就秦”而言，对他们的“封建”都是很激进的革命，其暴力和流血的程度并不亚于辛亥。而中国的维新也早就有暴力勤王、围园杀后的选项。事实上，辛亥前所谓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中双方都有人早说过：他们的分歧其实不在“革命”与否，而在“排满”与否。或者说其实是“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之别。而明治维新并无“排满”与“种族革命”问题，陈独秀更不像章太炎那样排满。所以从辛亥到五四，革命者受日本影响并不比立宪派小。
更重要的是，所谓“日式”主要并不是就文本上的引经据典而言，而是就“问题意识”而言。即便西方的文本转经日本传来，那蕴涵的问题意识往往就已经不是西方的，而是日本的，而且对中国问题而言已经出现“误置”了。如我前面总结，所谓“日式自-游主义”就是急于走出“周制”的日本人针对小共同体发动个性自由运动，而脱离小共同体的个人却被用作大共同体的工具。
这本不是要求走出“秦制”的中国人的问题意识，从徐继畬到谭嗣同甚至劳乃宣本来也没有这种意识，英美回来的胡适也没有这样的意识。但这样的意识主要经由留日回来的章太炎、杨度、鲁迅和陈独秀等一大批人传播，终于成为主流，以至于后来很容易就接轨于“俄式社会主义”，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
仅就留学的影响而言，zg创党骨干如以“一大”代表加“南陈北李”共15人计，其中就有6人留日出身，其他人则基本无留学经历。尤其是其中并无一人留学过法国。留学美国的陈公博也是参加创党后才去的（有趣的是去后就脱党了），至于大量留学俄国那就是更晚的事了。显然，除了俄国以外，日本对新文化运动左转的影响要比法国大得多。而日本的这种影响后来虽不及俄国大，但无疑比俄国更早，也为俄国后来的影响创造了条件。
但是当时日本的影响却比较“潜在”。首先，甲午后中日几度为敌，称引日本思想资源实不如称引他国合乎时宜。其次，中国人多把日本看成西学的“二传手”。由于易知的原因，尽管事实上日本的文化遗产并非全都由中国传入，但中国人总认为历史上的日本是学生，即使在明治崛起后的日本那里受尽屈辱，对纯日本“国粹”的文化资源还是很少人有兴趣。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很多人认为中西文化差距比“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中日文化差距大，但事实上留欧美的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很不少，然而留日中国人，包括政治上的“亲日派”乃至汪精卫那样的人在内，似乎没有什么人去信神道教。
中国人学习日本，主要就是因为日本“脱亚入欧”很成功，他们在日本受到的新潮影响也被理解为间接的西方影响。例如李大钊、李汉俊等不少中国人是从日本左派大师河上肇那里知道《资本论》的，但人们通常都认为他们接受的是马克思的影响，而不是河上肇的影响。
瑞士-德国学者布伦奇利（J.K. Bluntschili，当时经日译转中译为伯伦知理）对日本思想界影响很大，中国人也经由日人介绍而受到他的强烈影响。但他在西方反倒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在西方他主要就是个国际法学家，而在日本他被当成重要的国家主义思想家，很多中国人也受到“伯伦知理国家学”的熏陶。显然，他们引的是西欧文本，但“问题意识”却主要是日本式的。
这种情况当时非常普遍。如梁启超“于孜孜阅读中切身感受了曾使日本明治维新获得成功的各种社会思潮的作用及其本人所受的冲激与影响,其中他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接触了解又主要是通过日译西等, 即不免是西学日化的输出方式实现的,故梁氏的启蒙思想, 虽授之于西洋,却是受之于东洋, 因此是其特点所在。”
其实何止是梁启超，清末民初许多留日旅日思想者所利用的资源都有“授之于西洋,受之于东洋”、“欲凭西学本义，却假东学魂灵”的特点，具体地说，即称引的著作、文本多源自西洋，而“问题意识”及其带来的文本理解则受到东洋的极大影响。著作文本的“西学东渐”与问题意识的“东学西渐”是当时的两个文化现象。然而，著作称引是直观易见的，问题意识的由来却需经过分析才能勾勒出来，因而往往不被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