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相识
认识居里是在文革闹得正火热的时候。居里是文革前的老三届高中生，文革中红红火火的造过反，当过红卫兵。而我呢，文革开始时还只是一名小学生，最多只能当个红小兵。在文革那“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的风云突变时代，我俩的距离相差十万八千里。记得那时，初入豆蔻年华的我，遭遇人生大变，我那个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几乎是一夜间，家破人亡。家里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从原来机关大院里的小洋楼被赶出来，搬到城市另一头某中专学校的教学楼里。在那里，我们十几户原来省里赫赫有名的家庭，占用了学校空置的教学楼，每间大教室，用篱笆隔成几块空间，一家分一块。我家留城的只剩我一人，分了一块最小的，大约10平方米的“篱笆房”，领着父亲单位发的每月15元生活费，开始了我“早当家”的半流浪生活。正是这时候，居里找到了我。
那时候的居里，18、9岁吧，扎着一对大辫子，黑黑的眼睛又明又亮，红扑扑的脸上挂着憨憨的笑容，说起话来又急又快像打机关枪。她自我介绍说：我是你二哥的高中同学，现在你哥不在，我受同学们的委托来照看你。那时的我就像一个在丛林里迷路的小女孩，惶惶不知所措，每天只能像只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将脑子里恐慌孤独深深地藏起来。这时居里伸出的友谊之手，就像最后一根稻草，被我一把抓住。
居里的父亲是省城里一家大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母亲是护士。知识分子的父母，为长女取名“居里”（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同名），望女成才之心一目了然。居里家一共6个孩子，她是老大也是唯一的女孩。当时我哥所在中学，是全省闻名的第一中学，能考进此校高中，非常不容易。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全省能上名牌大学的幸运儿们，第一中学占了一半。这么说来，居里也算是不负父母所望了。
自从居里找到了我，就时常带我去设计院宿舍她家吃饭。居里父母是广东人，妈妈煲的汤非常鲜美，但是妈妈的脾气不好，家里常常闹得鸡飞狗跳，让我这个在父母的宠爱，兄姊的呵护中长大的孩子非常不习惯。常常端起碗正要吃饭，震耳欲聋的吵架声就在身边响起，吓得我扔下饭碗一头扎进厨房里，捂着耳朵大气也不敢出。每次吵架，居里都身当士卒，寸步不让，为维护小弟弟跟妈妈吵，为教训大弟弟扯着嗓门儿骂。霎那间，全家参战，口沫横飞，广东话的骂架功夫在居里家发挥到了极致。到后来，大伙儿才想起屋里还有我这个小客人，于是全家停战，将我从厨房门后拉出来，继续喝汤吃肉。
可惜喝汤的日子很短暂，不久居里就被下放到湘西的大山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在居里离家之前她将我托付给了她留在省城的朋友们。那是一个冬日的晚上，月亮躲在厚厚的云层里，麻石板铺就的小街上人影全无，昏黄的路灯拼命的透过深深的黑暗，投下一圈光影，被周围的黑挤压着。居里拉着我的手，软软的手心给我透来些微温暖和安心。我们穿过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小院，居里敲响了院子后面的小门。嘎吱一声，门开了一条缝，里面的热气与光线泻了一地。门后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圆盘脸，单眼皮，厚嘴唇。居里将我推到前面，低声的说：“我带了一个小朋友来。”
姑娘没有说话，一把将我们拉了进去，随后迅速地关上了大门。屋里的灯光晃着我的眼，满屋的烟气呛得我咳起来。烟雾中，一个30出头的中年人走过来，微微的弯着腰，朝我伸出一只手：“你好，我是陈老师。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沙龙。”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正式的对待我这个小屁孩，我诚恐诚惶握住了陈老师那只厚实，温和的大手。抬头看去，陈老师那张端正的国字脸上，不大的眼睛眯着，坚毅的嘴角往上一翘，一丝微笑瞬间扫去了我的不安。
抿着开门的姑娘端过来的茶杯，我默默的打量着这间屋子：散落的椅子上坐了7、8个人，各自低声交谈着；厚厚的窗帘严严实实的遮在窗户上，一丝光线也漏不出去，房间靠墙立着几个书架，上面满满的放着各种书籍。居里拉着我走到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身旁，介绍说：“这是美如，比你大2岁，在机械厂当学徒。她姐姐美湘是我们一中初中部的同学，武斗中被流弹打中，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抢救过来了，却从腰以下半身不遂。她妈妈早逝，家里只有因病早退的老父亲和妹妹。在这之前，我们一中的同学一直轮班照料美湘，可是如今上山下乡运动一来，我们都要走了，今后希望你多和美如来往，尽可能帮助她们。”我默默地点点头，往美如身边靠了靠。美如抬头看着我，美丽的大眼睛里似乎有泪光闪烁。
“你好！我是小斌，很高兴认识你！”清脆的声音打破了短暂的沉寂。我转身一看，是一位高挑美丽的姑娘。15岁的小斌那时已是省体操队的专业运动员，但是长着一张娃娃脸，扎着小辫，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的她看上去还像一个小学刚毕业的娃娃兵。对于我这个曾经在省业余体校体操班待过几年终未成材的菜鸟来说，小斌是我崇拜的对象。因为相似的体操经历，我俩也特别投缘。至于小斌是因何加入了陈老师的小圈子，我到现在也没有闹明白。
自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陈老师沙龙里的中学生们都走了，除了我们几个小姑娘外，其他的基本上是20岁上下的“社会流民”。比如光伯兄，因为出身不好，不能上高中，十几岁开始就流落社会当了一名拖板车的自由职业者。光伯长得又廋又小，戴着一副深度眼镜，每天拉着堆得比他高出许多的板车，拉一趟货才赚几毛钱，遇到上坡，实在是拉不上去，还得花钱雇一、两个等在路边的孩子帮助推，推一个上坡2分钱。可是不论白天的体力活多么沉重，晚上在陈老师那里光伯仍是精力充沛的口若悬河滔滔不决：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哲学，中国向何处去……各种高谈阔论。后来听说改革开放后，光伯率先下海，先是做书籍发行，后转做房地产，最后成为省内首富之一。
居里下乡之后，我便不时的到陈老师的沙龙小坐，也常去美如家探望，到体委找小斌玩。去得最勤还是美如家，美如爸烧得一手好菜，吸引我常去蹭吃蹭喝，有时还带上同我一样落难原机关大院的好朋友。美如的爸爸那时不过40出头吧，未老先衰的脸上难得见到笑容。她家住展览馆路的邮局宿舍60年代建的水泥住宅楼里，本来只有一个不到20平米的套间，后来姐姐美湘回来了，政府就又分了旁边的一间房给他们。有时美如忙不过来，我就去给美湘端水送饭。在我印象中，美湘总是一动不动的躺在那个平时只有在医院才见到的铁床上，一双美丽的黑色瞳子呆呆的凝视着空空如也的天花板上挂着的铁链子。当她想要坐起来时，会拼命的拽着铁链子往上拉，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于是那个毫无知觉的躯体，就会被拉起来一点。美湘16岁那年，参加了一中的红卫兵组织，在武斗的混乱中被子弹打中了脊椎，从此花样少女成了废人，如梦的未来被那颗子弹从中截断嘎然而至。美湘一中的朋友们留城的或回家探亲的，都会来看望她，陪她说话，给她念书。而朋友们不在的许许多多漫漫长夜里，美湘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敢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