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重病失军权
昨天（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45周年的日子。每次想到周恩来的去世，笔者总是记起周恩来在病重时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
“主席：
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
今年开会后（注：指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像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转报主席，我绝不应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问主席好！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三·二十”
周恩来在信中提到的沙窝会议是1935年8月4日-6日，中共在四川松潘县毛儿盖的沙窝寨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沙窝会议后，周恩来病倒，不能进食，高烧不退，连续几天一直处于昏迷中，诊断系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经多日抢救治疗，脱离危险。
周恩来重提此事，将大肠肿瘤的起因与当时所得的肝脓肿联系起来，读起来耐人寻味。高文谦先生在解读此封信时，认为这是周恩来又一次摇尾乞怜，祈求毛泽东高抬贵手，批准、同意他进行手术。笔者认为，周恩来如果仅仅是乞怜，用不着具体提及病情的历史造因；而且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看你可怜，就放你一马的人——毛的这一特点周恩来深知。何况，当时周恩来身上的肿瘤已经扩散，做不做手术都已无力回天，他的病情情理上应该有人向毛作过汇报。另外，这种摊在台面上的事，毛泽东也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否定周恩来的手术申请。再说，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对周作出重大让步，周恩来集团的人马控制了国务院几乎所有重要部门，周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而且周恩来早已知道毛患运动神经元疾病，也活不了多久；周即便立马归西，毛也改变不了周之后的中国政局。因此周恩来没有必要再次摇尾乞怜，以求长命。
那么周恩来在这封信中，提及这桩历史旧事的原因何在呢？周恩来信中提到的沙窝会议时期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值得周恩来特意提起？
笔者查阅沙窝会议发现，该会议主要是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战略，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会议提出吸收四方面军的干部参与中央工作，决定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补选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会议还决定组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看起来，沙窝会议本身对周恩来并没有任何不利之处。
然而，沙窝会议之后不久，周恩来就因前面提及的重病丧失了把持十年之久的中共最高军事领导权，周毛地位发生逆转。这大概是周恩来在信中特意提起此事的原因。
对于这段历史，研究者及发表的文章众多，但读起来多少有云山雾罩之感，似乎大家都漏掉了什么。笔者自中学时代起就试图弄清这段历史，直到2000年网络兴起后，才逐步明朗，不过至今也尚有不明白的地方。
事情还是要从遵义会议说起，但为了说清楚遵义会议，首先要介绍在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共临时领导机构——中央“最高三人团”。
中央“最高三人团”
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是常委会）决定红军撤离中央苏区。6月16日，共产国际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转移至湘西与贺龙部会合。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主持筹划战略转移。“三人团”的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计划的实行。“三人团”统一指挥中共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故亦称“最高三人团”；而同时期的中共政治局及中革军委暂时停摆。
在长征初期红军湘江大败后，将士情绪极为低落，普遍对中央领导不满，中央“最高三人团”的威信直落，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按照中共的惯例，必须有人为失败下台负责。首当其冲的就是外国人李德。
李德是1900年出生的德国人，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与中共高层将领相比，李德年轻，也无实战经验（他只在1919年短暂参与过巴伐利亚苏维埃期间的巷战）。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只是博古为了在中央苏区站稳脚跟而带去的帮手。李德本人受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曼弗雷德·施特恩（1896出生，参加过一战时的德军和苏联内战中的红军，1954年死于古拉格）指挥。红军将领对李德颐指气使的态度及瞎指挥早就反感，对一味庇护李德的博古也多有怨言。湘江惨败后，中共内部对他们继续领导红军已开始失去信心。
毛、张、王三人组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国际路线”的正确性受到怀疑。“最高三人团”垄断权力的现象，导致被边缘化的其他“国际派”成员心生不满。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乘机争取到“国际派”要角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形成反对中央“最高三人团”的小宗派。这三人中，毛泽东在1934年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更是排名在周恩来之前的政治局常委。
1934年12月12日，红军翻过陆定一笔下的老山界，占领湖南西南的通道县。鉴于国军已识破红军的战略意图，并设重兵布防，毛泽东认为应该改变原定的行军计划，西进贵州。张、毛、王三人一起找到周恩来，由周恩来出面与博古商议，博古则交托周恩来召集并主持会议讨论。会议参加者有博古、周恩来、李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朱德等人。周恩来选择支持毛泽东，会议因此否定了李德的意见。通道会议突破了“最高三人团”独断专行的决策方式，毛泽东多年来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迈出重获军权的第一步。
周恩来的立场态度，在中共党内历来非常关键。周长期居于党内第二或第三高位，是中共的实际当家人。他资历深、人脉关系广、组织协调能力强，而且与军队的渊源极深，并长期担任中央军委书记，主管中共党内的军事工作。到中央苏区以后，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共党内及军内的威望一时无俩。可以说周支持谁，谁才能坐稳中共的大位，但实权最后总是莫名其妙地落在周恩来的手中。
当时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1934年10月，在中共开始长征之际，国民党破获了在上海的共产国际电台以及上海中央局与苏区联络的电台），博古不再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来压服众人。中共上下茫然不知所措，周恩来因其资历、人脉及组织协调能力成为众望所归之人，但周缺乏领袖所要求的才具与信心。在红军身陷绝地，命悬一线之时，周恩来不得不期望依靠毛泽东的决断力和军事才能，摆脱困境。
1934年12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落脚的战略问题。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再次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去湘西的原定计划。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矛头直指“最高三人团”。
李德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会后他与周恩来吵翻。周恩来回忆：“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应该说，周恩来这个总结是比较到位的。周的风格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周的这种工作方式连他的追随者刘伯承都很不以为然，以致于刘伯承更愿意做毛的参谋长，也非周。
不久张闻天、王稼祥和毛泽东密谋，主张要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并与彭德怀、刘伯承等人沟通、串联。1935年1月1日，周恩来找毛泽东商量并征得博古同意，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瓮安县曾在2008年因骚乱事件而“名”噪中国）。猴场会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周恩来调换中央警卫营；会议中，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又单方面更改与博古商议过的会议议程，支持毛泽东与张闻天在会上发言。会议决定“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洛甫负责起草中央文件；毛泽东补入常委，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2月5日前后在鸡鸣三省村，中央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扎西会议），周恩来随即要求博古交出代表总书记的中央印章和中央文件。毛、张、王三人组大获全胜。
当时中共党内及军内领导层多少了解毛泽东的领导能力与军事才能，但对毛的为人和人品比较警惕。毛泽东意志力坚定，自信心极强，但孤高自傲、脾气暴躁，固执己见、独断专行，作风非常强势，有强烈的领袖欲；而且毛工于心计、心狠手辣，遇事计较、睚眦必报，和同事及上下之间的关系总是搞得鸡飞狗跳，许多高级干部都认为毛难以相处。另一方面，毛的一些缺点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中，有时也是优点——有临危不惧和杀伐决断之意。在面临绝境之时，中共党、军内领导层希望让毛泽东试试，但同时也安排周制衡、防范毛。因此毛泽东只是能够参与军事决策，尚没有任何军职及军事指挥权；周恩来仍是党内分管军事的常委，继续掌管中共最高军事领导权。
四渡赤水
在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党内和军内并未形成必须要让毛泽东指挥军事的共识。毛泽东本人把四渡赤水称为平生得意之笔，实际上名不副实。在一渡赤水中，毛泽东决策的土城之战失利（1月底），这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三万人马的红一方面军，伤亡4000多人，而对手郭勋祺部只有万余人。这三万红军官兵皆久经战阵，不同于湘江大败时的八万红军；参加湘江战役的红军士兵，很多是长征前紧急强行拉夫入伍的，多数在战后逃回家乡。土城之战后期，人数居于劣势的敌军竟然一步步向红军把守的土城镇进逼，一直打到镇东白马山中共军委指挥部前沿。中共军委最后不得不命令陈赓所率的干部团头戴钢盔，冲锋反击；干部团的士兵全系原红军步校学员、连排级干部。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贺子珍等所在的干部休养连撤退时，遭敌火力拦截，侥幸遇救援逃出；朱德也是最后在一个排的掩护下，仓皇撤退出来。红一方面军居然从此留下惧怕川军的阴影。此一失利，中共领导层认为毛要负主要责任。
二渡赤水中，红军二进遵义城后，张闻天注意到在前方的周恩来“领导军事无把握”，军事决策每每要提到中央来讨论，而留在中央的“助手”毛泽东，总是在帮助中央下军事指挥的决心。于是张闻天提议毛泽东换周恩来去前方指挥部队。在前线，以毛的性格很多具体指挥问题不会上报中央；碰到重大作战问题，再由中央讨论，而周恩来在中央主持军事并下最后决心，也符合遵义会议的决定。因此3月4日（鸭溪会议），毛泽东被任命为前敌政治委员，代表中央直接指挥前线军事。
但中央内部的党、军领导层，许多人对毛的指挥有意见。王稼祥就认为毛代表中央直接指挥前线军事，有违遵义会议决议，坚持要求集体决定军事行动。在3月10、11日苟坝会议上，中共群雄争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毛的意见，毛以辞去前敌政治委员职务相威胁。大家认为“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当场免了上任才六天的毛泽东的军职，并任命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此事被毛认定为张、彭勾结反毛的实证）。迫得毛泽东当夜提着马灯找周恩来；毛成功说服周。周恩来次日又召集政治局开会，改变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已经辞职的毛泽东重回中央，仍旧在中央会议的讨论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在接下来的三渡赤水中，毛建议的鲁班场之战（3月15日），再次遭受挫折；从红军方面统计的数据来看，红军约死500，伤1000；国军周浑元部死伤1000。当时早已疲惫不堪的部队每天还需要马不停蹄地奔走（毛所谓的大踏步迂回），像林彪、彭德怀、杨尚昆等主要军政领导怨声连连。
当然，毛泽东认为前三渡赤水都是胜利的，即便战场失利，在战略上也是成功的。第四次渡赤水更被毛认为是扭转了红军的命运。“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但党内、军内不少领导人并不这么看，至少当时不这么看。聂荣臻曾揭发，“在四渡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指挥还行吗？”。王稼祥也一直对毛泽东的指挥有意见，经常“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新“三人团”
由于遵义会议强调军委要集体领导，政治局的所有同志要多负战争指挥的责任，因而造成了毛泽东所说的，经常“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来讨论决定作战问题。在形势危急时，这种方式形同儿戏。毛泽东可能在四渡赤水后期，想出了成立“三人团”来解决军事决策问题。杨尚昆回忆，“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立即表示“很赞成”，在征得常委们的同意之后，张马上宣布成立三人团。这一“军事指挥小组”仍“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负责指挥军事”，在保持一定民主决策形式的同时，以求最快速度决定部队行动及作战事宜（新“三人团”的具体成立时间有争议，杨奎松先生认为是在第四次渡赤水后期的抢渡乌江成功之后，孙果达教授则认为是在鲁班场失利之后）。
据杨尚昆回忆: “三人团”成立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矛头直指毛泽东。坚持上书要求撤换毛的就是林彪。1935年4月23日，林彪和聂荣臻致电朱德，“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4月26日，彭德怀致电，“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藜盘县的良机，使战略陷于不利地位”。
这一波对毛左右军事决策权的强烈质疑，持续了一个多月。5月12日张闻天不得不在会理召开政治扩大会议，上纲上线，强力压迫前方军政领导人改变对毛泽东的看法。当时新担任张闻天政治秘书的刘英回忆，“我印象中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
显然，这时张闻天对毛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据张闻天在1943年所写的材料中说，遵义会议后，一直到二渡赤水及苟坝会议召开时，他对毛泽东还不够了解和信任。他的办法就是严格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的原则和规定办事。因此才会出现他提议让毛泽东去前线，将周恩来换回中央，对王稼祥言听计从，并且在会上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当场接受毛泽东辞职等一连串事件。此一时期，张闻天更多地是依靠周恩来。
张闻天的转向
1935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将刘英调到中央纵队接替被认为是毛派的邓小平，担任秘书长。刘英因此有更多机会，physically接触到张闻天。
【注：笔者这里只是陈述历史事件，并不肯定张闻天因主席送来刘英的原因，改变了对毛的态度，开始信任主席；虽然送妹子给领导以求上进，是中共干部保持到今天的传统。当然按照中共的传统，仅仅送妹子是不够的，一般还得表忠心；至于主席有没有向张表忠心，如何表忠心，笔者不得而知，不过至少主席应该给张闻天灌过不少迷魂汤。】
张闻天曾回忆，“三人团”成立后，王稼祥的态度突然完全改变了，开始对自己有意见，什么事情都拿到“三人团”去讲。而毛泽东后来在回忆中却一反原来对王的看法，认为“三人团一段，稼祥的工作比较好”。张、毛、王三人组合解体。
毛认为他在“三人团”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三人团”工作期间再未发生过因意见分歧干扰而难于决策的情况。这就意味着他通过“三人团”这一组织形式，取得了中央红军作战指挥的相当权力。但是这只是“相当权力”，他还没有取代周成为党内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
1935年6月，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王首道接管中央军委机要科（机要科系长征中由中央机要局与军情部门合并而成，中央机要局原由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掌管），不久又派王首道接替原由周恩来的亲信邓发负责的政治保卫局领导一职。自此，毛泽东掌握中共军情系统和保卫系统。笔者尚不清楚这一重大改变发生的前因后果和具体日期，欢迎知情的网友指教！
一、四方面军会师
一、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中旬会师于四川懋功。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之后的6月29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7月18日，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在黑水县的芦花讨论组织问题，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并通告了全军；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暂时由周恩来帮助；中革军委常委由四人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当时的中革军委常委应该是：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陈昌浩。
按理张国焘是中共常委，而且又是通告全军的“中央军委总负责者”，在中央常委中应该由张国焘分管军事，但很可能当时根本没有讨论常委的分工问题，因此法理上，中共党内分管军事的常委仍是周恩来。这里的中央军委应该就是指中革军委，因为原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在周恩来离开上海后，只是承担敌情和兵运工作，后被国民党摧毁，未见再次成立。
8月1日，中央决定将1、4方面军主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以4方面军之第9、31、33和1方面军之第5、32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右路军以1方面军之第1、3军和4方面军之第4、30军组成，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沙窝会议）决定周恩来为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分置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情况下，周的这个任命更像是补偿性质。会后周恩来病到。
毛泽东巧取军权
1935年8月19日，中共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12人。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攻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
当时在长征队伍中的中央常委有五人，分别是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和博古。在张国焘和周恩来没有与会的情况下，常委开会决定新的常委分工，令人质疑；而且显然这一新的常委分工没有在次日举行的毛儿盖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公布，（如果公布，至少四方面军的干部会有异议，因为才通告全军，张国焘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这次常委会议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正式决议。
这应该是毛泽东抓住周生病的机会，与张闻天联手，剥夺了周长期把持的中共最高军事领导权。按照常理，如果因病一时无法工作，不必要马上进行组织调整，可以采取由他人暂时代理的方式。但无论这事是如何发生或是否应该发生，阻碍毛泽东成为中共军事负责人的遵义会议中的相关规定被突破。毛、周个人所掌握的实权自此发生变化，中共中央的实际当家人不再是周恩来，而是周长期的下级毛泽东，尽管当时周在中央常委中的排名还是高于毛。
(直到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称“现时中央集中的组织，政治局：洛甫、恩来、博古、泽东、邓发、凯丰、稼祥、仲舟（张浩/林育英）、德怀。常委：洛甫（书记）、恩来、博古、泽东四人”。周排名在毛之前，但操纵猴王的幕后主角已不是周恩来，而是更谙熟此道的毛泽东。)
尘埃落定
中共党内既已于1935年7月18日通过决定以张国焘取代周恩来，毛这时的军事领导权职就只能是部分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毛的军权当时可能还见不得光，合法性可疑，因此也是不稳固的。
9月9日，中共政治局在若尔盖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巴西会议），决定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与四方面军正式分裂。9月12日，在甘肃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军事五人团”，即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外，补充彭德怀、林彪来“负责领导军事”，“三人团”不复存在。会议任命毛为新改组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政治委员。这是毛自 1932 年在中央苏区被取消军职后，再次拥有军事实职（鸭溪会议后毛只做了六天的政委，可以不计）。而此时的周恩来不仅失去了辞去红军总政委之后担任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而且在“五人团”中是唯一一个没有实际军职的人，在军中地位大跌。
11月3日中共中央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宣告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明令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在当时的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以担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滞留四方面军为由，提议成立新的军委，由毛任主席，而周改为负责党的组织局工作。张此举有些过分，王稼祥在会上顶了张闻天，提出周有多年从事军事工作的经验，应该留在军中。其时羽翼未丰的毛泽东，还没有后来“什么伟大的谦虚，原则问题上从来不让步”的气势，主动推让，说军事工作仍由周负责，自己当副手。周知道毛是忌讳自己插手军队，但周也不想被排挤出局，改做党务工作，于是表态：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由毛任主席。
1936年12月7日 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此后，中共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博古成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排名也超过了周恩来。
小结
毛泽东抓住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失利的机会，与“国际派”的张闻天和王稼祥结盟，倚靠自身的领袖能力与军事才能，在遵义会议上咸鱼翻身。在遵义会议后，通过种种手段逐步取得张闻天的信任与依赖，利用与四方面军分裂的危机，乘周恩来重病缺席常委会之时，夺取了周恩来长期把持的军权。周恩来从此失去了制衡毛泽东的本钱，中共的命运，包括周恩来的自身命运因此改变。以致出现了文中开始的一幕——在周恩来癌症扩散之际，周恩来向毛泽东重提这段历史。笔者读起来，感受更多的是周在两人去日无多之际，对毛、周地位与关系转变的动因作盖棺定论。
如果不是因为周在长征中患上肝脓肿，也许毛就没有机会掌握中共的枪杆子，张国焘也可能不会出于惧怕而出走，而会答应周恩来：留在中共党内，联手牵制毛泽东；但周、张等人制衡与掣肘毛的结果，也许是中共革命最后不能成功，或者不能完全成功。
历史不能如果，历史就是众多偶然因素的结果，产生这些偶然因素的也许就是上天的旨意。就像川普本来应该躺赢总统大选的，一个新冠疫情，搅得局势大变，结果拜登当选，川普总统连任梦碎。保罗在罗马书中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毛泽东当年的兴起也许也是天意，只是笔者无法明白上帝这样做的奥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