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灵兮
照片上的奥威尔目光炯炯，略带疲惫，嘴角间是一抹看透世事的嘲弄。让人不由想起毛姆小说《面纱》里驻扎在湄潭府的海关副关长沃丁顿那散漫随性却极有见闻的形象。文字上的奥威尔直白诚恳，这使得他的书评读起来通透有趣，喜欢的不喜欢的书无论如何都能被他说出些道理，但如果一定要评判他的喜好，看篇幅就知道了，短的书评，带着讥讽的厌倦，而一旦遇到真正喜欢的作者，奥威尔立刻滔滔不绝，流露出那种知己般的赤忱。
“一旦你开始从事将一本劣书吹捧成好书的罪恶勾当，你就再也无法逃脱出来。但是，靠写书评为生的你不可能不犯下这种罪行。”奥威尔在《为小说辩护》中写道，他厌恶那些为了不丢掉饭碗而挖掘出来的废话，因为“对小说评论的鄙视波及了小说本身。当所有的小说都被冠以天才的杰作之名硬塞给你时，你很自然地会认为它们都是废话。”
奥威尔一生都为金钱所困扰，在缅甸当过警察，离职后从巴黎到伦敦他当过酒店洗碗工、教师和书店兼职店员，去世前总算因为《一九八四》在大西洋两岸畅销生计才有了起色。为了生计，奥威尔也不得不“为一本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的书捣鼓出三百字的书评。”他自然不屑于业界那种“对故事梗概作一番简要归纳（无意间向作者泄露了他其实没有读过那本书的真相），然后再美言几句，完全是一派虚情假意，就像妓女的微笑一样廉价。”，同样也不能写出“这本书就是废话”这样的结论。
于是奥威尔用丰富的阅历和才智来填充那些没啥可说的书，比如在《法国厨师协会》的书中，他谈到自己1929年在巴黎厨房当小工的事情，引用自己的经验为书评提供了现实依据，不但不显得违和，反而增添了真实感。
在点评《我的奋斗》时，奥威尔直言不讳地讥讽希特勒的文笔蹩脚，然后他又用了一段生动鲜活的比喻来形容希特勒给人的印象：“我强烈推荐那副照片，那是一张可怜兮兮的狗一样的脸，是一张遭受了无可忍受的冤屈的男人的脸。”看后让人忍俊不禁。
遇到外国小说和题材，奥威尔也有困惑，他坦言“当你阅读一本外国译著时，最困难的事情是确定它是否符合真实的情景。经过翻译后精妙的意思就不复存在，你总是会把一个玩笑错认为是严肃的宣言，或把一段滑稽的描写错认为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譬如说，狄更斯在一些欧洲国家并不被认为是一位幽默作家，而是一位严肃的社会历史作家。《汤姆叔叔的小屋》在法国享有令人惊讶的崇高声望，它那富于张力的故事令人击节赞叹，却没有人注意到英语读者能够感受到的略显荒谬的气氛。” 可惜这些思考并不能解决问题，当奥威尔遇到赛金花的《大地》，他恐怕还是一头雾水，只能节选小说中男主做了一些描述，“主人公王龙是那种非常典型的东方人，思想狭隘，老实本分，出奇愚昧，又像牲口一样卖力的干活。”这样的论断让了解东方文化的读者看了不由得奇怪：如此偏见到底是奥威尔自己的还是来自赛珍珠的小说？
但当涉及到感兴趣的话题和材料，奥威尔的书评可以洋洋洒洒毫不吝啬自己的观点，比如在《好笑，但并不低俗》中，奥威尔讲述了英国幽默的历史和现状，谈笑间旁征博引，文字举重若轻。在《李尔王，托尔斯泰和弄人》中，他深入详细地分析了托尔斯泰为什么贬低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举例了李尔王这个人物，出其不意地指出托尔斯泰的人生跟李尔王遭遇的相似之处，进而推导出“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之间是对待生活的宗教态度与人文态度之间的分歧”。
对于喜欢的作者和作品，奥威尔善于把的生活阅历和判断力运用到对作者的身世和性格上的深入探讨，他不满足于谈论字面上的故事，更多的挖掘作者的生平背景来分析作品主旨，比如在谈论杰克伦敦时，他写道：“为什么像杰克·伦敦这样的区区一个短篇小说作家能够预见到这一幕，而如此多的博学的社会主义者却做不到呢？我认为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蕴含于我刚刚对杰克·伦敦的故事题材的探讨中。他能预见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不得不经历的残酷斗争，是因为他自己就拥有残暴的性情，如果你喜欢夸张一点的说法，你或许可以说他能够理解法西斯主义是因为他本身就拥有法西斯分子的特征....社会主义思想几乎完全依托于都市工业化社会而成长，没有去考虑人类的原始本性，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戕害。杰克·伦敦对人性的原始一面的了解使他成为比知识更丰富逻辑更严密的人更准确的预言家。”
《纽约时报》担任首席书评人，普利策批评奖获得者角谷美智子说作为一个爱好者而不是作为一个评论家在写作。我只写我喜欢的书，或者我认为重要的书，没必要去剖析我不为之感到疯狂的作品。所以，这是一项快乐的任务——分享我作为书迷的热情。
奥威尔显然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说：“将更多的小说评论交给业余人士去做或许会是一件好事。比起一个有能力但倦怠的职业书评家，一个不从事写作但刚刚读了一本令他深有感触的书的读者更有可能让你了解那本书是关于什么内容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书评虽然很傻帽，却要比英国的书评好一些。他们比较业余，也就是说，更加严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