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7期
对于布哈林这个名字，中国共产党人一点不陌生。早在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阅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启蒙小册子走近马克思主义的。此书成为当年每个入党申请人的必读书。
随着斯大林1930年代的大清洗，布哈林这个名字从我们的记忆中被“清洗”掉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对农业发展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道路认识的深化，布哈林再次走近我们。当年布哈林与斯大林激烈论战并最终造成个人悲剧的“新经济政策”，后来被誉为“唯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布哈林本人也被誉为列宁身后布尔什维克高层最理解新经济政策意义的人。19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还掀起了一股“布哈林热”。
经济政策论争被上纲到政治斗争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是继承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代表人物，但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间发生了冲突。
托洛茨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了超工业化计划，主张通过降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增加赋税等牺牲农民的办法来发展工业。布哈林认为这将破坏苏维埃政权工农联盟的基础并出现灾难性后果。他针锋相对地提出：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应该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换，应该进一步减少对农民的限制，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使农村雇工合法化，减少农业税收，让农民自由地种地、生产和销售粮食，同时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从而获得农民的支持，促进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布哈林有一句名言：“俄国将拉着农民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布哈林“阶段性不能超越”的新经济政策观。在1925年党的十四大前夕，布哈林向农民发出号召:“发财致富吧！发展自己的经济，不要担心有人压制你们。”
季诺维也夫指斥布哈林的讲话是“富农倾向”，并强调富农的危险性，要求对富农保持压力，增加对富农的税收，部分地恢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推广大型集体农庄，更加重视工业的发展。季诺维也夫强调说：“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向资本主义的退却，它的基础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不能掩盖新经济政策的消极面，必须防止右倾的危险。”他还特别攻击了布哈林让农民发财致富的思想。
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经济政策上的论争，客观上配合了斯大林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这场关于经济政策论争的初期，斯大林静观双方争执，一直不表态。斯大林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布哈林的经济才干和理论权威地位，在驳斥和批判反对派的斗争中占得先机。斯大林一方面赞同布哈林的主张有现实操作性，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又要布哈林承认“发财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
布尔什维克1925—1927年间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布哈林的思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对布哈林进行猛烈抨击，而斯大林营垒则称布哈林为“我党最优秀的理论家”、“我党最优秀的干部”、敢于“说出自己思想”，是“我们大家全体爱戴和支持”的人。
后来，当托季联盟被彻底摧毁后，布哈林这个昔日功臣、斯大林的座上客沦为了阶下囚。
斯大林大权在握后便试图改变新经济政策，开始雄心勃勃地执行“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这样，布哈林的经济政策又不可避免地与斯大林“对落后的俄国工农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尝试”发生严重对立。
美国人科恩在《布哈林》一书中说：“斯大林的政策人为地制造了1932—1933年的饥馑，俄国历史上最可怕的饥馑。”50多年后《真理报》报道：“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际，饿死的人大约有三四百万。”这是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一个数字。
1927年秋冬，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为危机的原因是富农囤积粮食和商人投机倒把，主张采取反对富农的强制措施，包括没收余粮。斯大林还强调要在1932年秋冬之前，在所有的粮食生产地区完成集体化。
这就使“农业集体化运动”达到了“狂热的顶点”。由于要求太高太急，不少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现象。为了达到集体化的百分比要求，一些地区大刮浮夸风，以行政命令代替说服教育，有的地方竟采取“剥夺财产”、“褫夺选举权”等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一些地方领导人出于“邀功请赏”心理，公然违反中央关于“集体农庄运动，只是把基本生产资料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的指示，蛮横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农业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也实行了公有化。于是，有些农民就用屠宰牲口的办法进行反抗。据披露：1929年头几个月，在全国3400万匹马中，有1800万匹被宰；1400万头牛被宰， 67%的羊被宰……
当布哈林在下面看到一片触目惊心的饥馑景象时，感到如果不站出来说话就“有昧于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良心”。在1928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和斯大林发生了激烈争吵。在强制农民加入集体化农庄遭到布哈林反对时，斯大林说：“在旧制度下，农民进行单干，用古老陈旧的方法和旧式农具工作，为地主和资本家、为富农和投机分子工作，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而使别人发财致富。”这就把经济政策论争上升到了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高度，也表明二人政治、经济上的冲突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布哈林骂斯大林是“渺小的东方暴君”，并且退出会场。随后，布哈林与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提交了事先写好的辞职声明。据说，斯大林接到这些辞职声明时，脸色苍白，双手哆嗦。不仅如此，从1928年底到1929年初，布哈林还连续发表3篇文章，不点名地对斯大林的路线进行了公开抗议。其中《列宁的遗嘱》一文，阐明了列宁晚年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篇反对斯大林经济政策的宣言。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与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一起再次批评了斯大林的过激行为。
斯大林的经济政策在现实中遭遇了挫折，1932年秋，苏联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面对难以收拾的局面，他在会上被迫作出让步。
然而斯大林有着“文过饰非”的心理，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甚至会做出“掩耳盗铃”的举动。斯大林忌讳提饥馑，只要一提“饥馑”这个词，立即敏感地判定为“别有用心”，“反革命鼓动”。斯大林对一个胆敢在政治局会上谈到饥馑的人咆哮道：“你应该辞掉州委书记和乌克兰中央委员的职务，到作家协会去，去写童话，好给傻瓜读。”
妻子娜杰日达自杀对斯大林的严重创伤
斯大林对敢于提出异议的结发妻子也毫不客气。1931年11月18日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开枪自杀，当年《真理报》的说法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精神忧郁”。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披露：“那一天晚上，所有的要员都聚在伏罗希洛夫家，阿卢利耶娃（娜杰日达）表达了对导致饥荒的农民政策的批评。斯大林用俄语中最肮脏的字眼厉声责骂她。回到家里后，克里姆林宫的服务员发现她情绪激愤，过了一会儿，她的房间里就响起了枪声……”
娜杰日达是斯大林老战友阿卢利耶夫的女儿。十月革命初期，斯大林孤身一人来到彼得格勒时曾寄宿在老战友家中。1919年，39岁的斯大林与不满18岁的娜杰日达成婚。娜杰日达年轻、貌美、上进，她具备与斯大林夫人身份相适应的知识水平与工作能力。她随斯大林上过前线，在列宁办公室当过秘书……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在给友人的信中，对妈妈作了这样的回忆：
问题在于妈妈一直坚持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她从不妥协。她自己属于革命的年轻一代，这一代是最初的五年计划的热情劳动者。他们是具有坚强信念的新生活的建设者，他们自己就是新的人，他们虔诚地相信革命把人们从市侩习气和旧社会的罪恶中解放出来的新的理想。她用革命理想主义的全部力量相信这一切，而她周围的人也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她的信念。在这些人中间，我父亲曾是她心目中新人的最高典范。
娜杰日达自杀前给斯大林留下一份遗书，斯大林看后，感到“气愤至极”，“愤怒压倒了悲伤”， 立即将遗书撕毁。斯大林认为这是他“最亲密和忠诚的朋友”对他的“背叛”。大概正因为如此，在娜杰日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斯大林走近棺材站了一会儿，突然用双手推开棺材，转身走了。此后，斯大林也没有再到新圣母公墓去参加妻子的葬礼。
解力夫在《纵横捭阖斯大林》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从看到过这张条子的人那里得知，条子上充满了对斯大林个人以及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申斥和指责。当时正是农村为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而出现了强迫现象最严重的时候。
斯维特兰娜说：“妈妈死后，爸爸的心灵上受到严重的创伤。他对旁人的不信任感加深了，思想上好像蒙上了一层阴影，同亲属和朋友的关系疏远了。他相信一切现行的或潜在的反对派必须根除和摧毁。他的猜忌和独裁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斯维特兰娜还说：“爸爸一直在寻找致妈妈于死命的‘罪魁祸首’是谁，是什么？”
也许从那一刻起，布哈林的悲剧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布哈林犯了极其幼稚的政治错误
斯大林一向善于把经济论争上纲为政治斗争。1928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上，斯大林不点名地批评“有人想在农村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又使穷人喜欢的政策，这种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5月28日，斯大林在红色教授学院的报告中，再次不点名地批评布哈林是“恢复富农经济……离开了列宁主义”，“投奔到工人阶级的敌人方面去了”。
布哈林已经走到了斯大林容忍极限的边缘，但他“不撞南墙不回头”。
在随后一系列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布哈林又指责斯大林的政策是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后果，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衰退。
斯大林被布哈林逼到了无以转圜的死角，他开始了猛烈反击。在1929年4 月召开的中央和中央监委的全会上，斯大林作了长篇发言，全面而广泛地批评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团”，第一次在全党面前公开了持续一年之久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全会还作出决议：坚决谴责布哈林等人的经济观点，并撤销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职务，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这就相当于给布哈林亮出了“黄牌警告”，或者说是下了“最后通牒”。
但布哈林仍“执迷不悟”，“决心带着他的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在1929年11月12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布哈林与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发表声明，宣称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全会作出决议：撤销右倾分子的领导者布哈林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面对斯大林的严厉反击，布哈林却在政治上犯了一个极其幼稚的错误。他秘密约见加米涅夫，并非常激动地指责：“斯大林的路线总的来说是对革命的灾难。这条路线将会给我们带来毁灭……他是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把一切都服从于维护他自己的权力……”布哈林没想到加米涅夫把这次谈话作了记录，是他自己为经济论争涂抹上政治派别的色彩，这就给斯大林提供了打击布哈林的把柄。1929年初，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委几位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谴责布哈林进行“派别活动”。斯大林指控“布哈林集团”反对党的路线，提出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主义政纲”，企图“同托洛茨基分子拼凑反党联盟”等。布哈林没有屈服，他提出了一份长达30页的反诉书，指控斯大林的政治行动和政策。
斯大林在1930年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别有深意地暗示“最近党内出现了一些异己分子，他们不了解阶级政策的原则，企图同富农和睦相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这已经成为“屁股坐在哪一边”的立场问题。斯大林提醒全党，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提高警惕性，“查找隐匿的阶级敌人”。并提出那个贻害无穷的论断：“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阶级敌人会更多地冒出来。”至此，布哈林与斯大林的矛盾完全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斯大林轻诺寡信，布哈林被处死
布哈林和列宁之间，有着长期而亲密的友谊。在那封被称为“政治遗嘱”的信中，列宁给予布哈林极高的评价：“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列宁患病期间，布哈林经常去看望他。布哈林一到，列宁总是拉住他的手，把他领到花园去，谈论各种问题。
要消除布哈林的影响，首先就要破坏人们印象中列宁与布哈林亲密的关系和感情。斯大林要通过法庭向人们宣布：“布哈林从来就不是列宁的亲密战友，而是列宁最凶恶的敌人。”斯大林命令审讯人员，必须让布哈林承认曾企图暗杀列宁。内务部人员起草了一份审讯笔录，其中写道：早在1917年，当他得知德国政府为列宁提供火车包厢，同意列宁在战争状态下穿越德国的时候，就开始怀疑列宁同德国人之间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来，当列宁坚持要与德国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他便确信列宁是德国间谍，从而生出了杀害列宁的念头和计划。这是一箭双雕的阴谋，既陷害了布哈林，又贬低了列宁。布哈林拍案而起，拒绝在供词上签字，并怒不可遏地说：“斯大林这是要把死去的列宁也送上被告席呀！”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布哈林一直拒绝招供。内务部人员加紧了刑讯，侦讯人员增加了一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亲自督战，伏罗希洛夫作为政治局的代表也参与审讯。他们把布哈林的妻子和儿子作为“人质”，以他们的安全为要挟，对布哈林“晓以利害”。内务部像对待其他受审人一样，以斯大林的名义向布哈林许诺，只要布哈林能满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子就会平安无事，他本人也只会受点监禁之苦。
斯大林是施展此类手腕的高手。
就在两年前1935年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还亲自为布哈林敬酒，说：“我们都了解他热爱他，谁要是老记着过去，谁就从我的眼前滚开！”与此同时，内务部却正在准备一份布哈林“过去反列宁”的材料。
1936年，十月革命19周年纪念日，布哈林拿着《消息报》主编的通行证参加红场的庆祝活动。一年前，他是作为国家领导人登上列宁墓上的主观礼台，而现在只能站在观礼台的一侧了。这时，一个卫兵跑过来向布哈林敬了个礼，说：“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请我转告您，您站的不是您应站的地方，他请您马上到主观礼台去。”就在说这话的时候，斯大林已决定把布哈林从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名单里清除出去。
1936年12月底，内务部人员带着搜查证闯进布哈林家。正要开始搜查时，通向克里姆林宫的专线电话响了。电话是斯大林打来的。布哈林局促不安地告诉斯大林内务部的人正在家里搜查，斯大林大声吼道：“叫他们统统滚出去。”于是搜查停止了。而当时，斯大林正在召开会议讨论是否马上逮捕布哈林。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无数事实让布哈林对斯大林有了清醒的认识。布哈林知道自己难免一死，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只有一个念头：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最后，双方作出妥协，达成一个方案：在法庭上，布哈林可以不再提列宁与德国勾结之事，也可以不说企图谋杀列宁，只说为阻止和约签订而打算将列宁逮捕，并扣押一昼夜。布哈林也可以不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但必须承认参与了对基洛夫和高尔基的谋杀，还得承认企图谋杀斯大林。这样，布哈林的家人将不受任何牵连，他本人也能保全性命。然而斯大林再次“轻诺寡信”，布哈林最终还是被处以极刑。
斯蒂茨·科恩在《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中说：“布哈林死的时候嘴里咒骂着斯大林。他是挺着胸脯站着死去的，而不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是趴在地下室的地上哭泣着要求怜悯。”
入狱之前，布哈林已作了最坏打算。他草拟了一封《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要求妻子拉林娜一遍遍地背诵，直至一字不差。信中写下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这样的遗言：
我命在旦夕。我低下我的头，但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因为它必定是无情的，但也是纯洁的。面对着一部凶恶的国家机器，我感到无能为力……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经过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的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读着布哈林的遗书，不知是应该感动还是叹息。革命浪费了亿万人民对它的感情，或者说是粗暴地蹂躏和践蹋了人们曾对它有过的忠诚，这才是悲剧中的悲剧。
从布哈林的政治悲剧中，我们看到了性格因素所起的作用。但是，当我们把苏维埃早期几位政治人物的政治悲剧放到一起，则蓦然意识到：尽管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性格特点各异，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都毫无例外地扮演了同样的悲剧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