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的碑帖融合观

 

金 丹  

 

 

 

 

康有为像

康有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碑学”“帖学”的概念，虽然此前有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提出南北两大流派，以及清人碑帖融合无意有意的实践，但最早明确提出“碑学”“帖学”这一概念的，在康有为之前确实未见。这个概念见于康氏《广艺舟双楫》，他认为：“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他又认为：“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他对于碑学和帖学的详细阐释，以及对碑学技法和审美的总结，成为清代碑学的集大成之作，在清代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康有为 龙君墓志铭之一 1896

 

所谓碑学，一是属于金石学范畴，是研究金石碑版的历史、功能、形制、真伪的学问；一是以研究碑刻(特别是北碑)为主要师法对象的书法艺术流派的学问，这一流派称为“碑派”。需要强调的是，碑学是清代的产物，也可特定地称之为清代碑学，我们以阮元《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为理论标志，以崇尚北碑书法为重要特征，将此前以崇尚汉碑而以碑破帖的称之为“前碑派”，将此后崇尚北朝碑版为主的称之为碑派。所谓帖学，是清代碑学诞生后相对于碑派提出的概念，一是研究法帖源流、版本优劣和书迹真伪的一门学问；一是以研究魏晋名家(特别是“二王”)手札及其以后法帖为主要师法对象的书法艺术流派的学问，这一流派称为“帖派”。

康有为 龙君墓志铭之二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碑学的界定，历来有多种说法。一说专指北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言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张宗祥《书学源流论》云：“自慎伯之后，碑学日昌，能成名者，赵之谦、张裕钊、李文田三人而已。”二说是指北碑和秦汉碑刻，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云：“通常谈碑学，是包括秦汉篆隶碑刻在内的。”三说是指北碑和唐碑，马宗霍《书林藻鉴》云：“嘉道以后，帖学始盛极而衰，碑学乃得以乘之……嘉道之交，可谓唐碑期……咸同之际，可谓北碑期……碑学不囿于唐、魏，而能远仿秦篆，次宗汉分，斯则所谓豪杰之士，固将移俗而不移于俗者。”笔者曾提出清代碑学的界定当是以“汉碑”为滥觞，以“北碑”为标志，如果没有这个标志作为分水岭来限定，元明人善篆隶者也能称为碑派？清初“扬州八怪”的以碑破帖也就没有必要称之为“前碑派”而直接称为碑派了。那么当代学虞世南、褚遂良等唐碑的也属于碑派？只有将“北碑”作为标志，才能准确给清代碑学进行定位，从而进一步展开碑学问题的讨论，而这并不是说将清代碑学的师法对象仅仅局限在北碑上。

 

康有为 龙君墓志铭之三

 

而“碑帖融合”这一观点，晚年的康有为是有明确表述和追求的。在论述“碑帖融合”之前，我想先就“碑行”这一概念作说明，因为从康氏所存书法作品来看，他的碑帖融合属于碑行范畴。如果将行书进行分类的话，可大致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二王”行书(可称为“王行”)，一类是颜真卿行书(可称为“颜行”)，一类是碑体行书(可称为“碑行”)。所谓“碑行”，是在行书中融入了碑的写法，成为帖派行书之外的一种新的行书面貌，这是清代碑派诞生后相对于帖派而言的。碑行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前碑派”书家以汉碑之法融入行书，可称之为“隶行”，典型者如“从汉人分隶得来溢而为行草”的金农。二是碑派书家以魏碑之法融入行书，可称之为“魏行”，典型者如“行楷出入北碑”的赵之谦。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不能将清代“前碑派”和碑派诞生之前的行书及行书碑刻(含刻帖)包含在内，这是用于清代碑学诞生后的概念，并不包含帖派书家的行书碑刻。

 

康有为 夜登独秀峰 1897

 

我们发现，无论是汉碑还是魏碑，都难觅行书踪影，汉碑以篆隶入碑，魏碑则是楷书的化身，均与行草无缘。也就是说碑派书家要写行书，必于帖派密不可分，或将碑字动起来，或参以帖，而参以帖者，即可认为是“碑帖融合”。所谓碑帖融合(也可称为碑帖结合)，就是将碑派技法和帖派技法结合起来，融二者为一体，由于碑帖各自融入程度的多少，可能外在显示的面貌各异，有偏向于碑者，有偏向于帖者，总之，这些都属于碑帖融合。碑帖融合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与汉碑融合，一是与魏碑(北碑)融合，前者萌芽于明末清初，后者盛行于清代中晚期。而这两种融合，不拘泥于“碑行”中隶书、楷书与行书的结合，范围当更大和更广，碑帖融合的概念涵盖“碑行”，“碑行”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而已。

 

康有为 戊戌十月客塔之泽 1898

 

康有为不仅从帖派书法中继承行草书的笔法，认为“简札以妍丽为主，奇情妙理，瑰姿媚态，则帖学为尚”，还从北碑中找寻行草书笔法，北碑中的行草书是几乎没有或是罕见的，他从《张猛龙碑》的碑阴发现了数行略带有行草意味的字，他说：“碑本皆真书，而亦有兼行书之长，如《张猛龙碑阴》，笔力惊绝，意态逸宕，为石本行书第一。”这存世仅见的几行魏碑中的行书，恰似康有为的救命稻草，也属于有比无好了。

 

康有为 己亥六月海外祝寿 1899

 

一九一〇年七月十六日，五十三岁的康有为在给弟子梁启超的书信中说：“至汝学书本极易，今之生硬乃由学分之故，然汝书之短在方笔多，不善转运，若书札能运圆笔更佳……若吾所好，仍以南碑《龙颜》及《石门铭》、诸山《摩崖》为超绝。若钞诗乎，则以虞、褚为妙。帖则小王及米尤为浓妙，大王难得佳刻者也。”这里明显看出康有为对于写手札、钞诗稿，当以帖学为妙，这是在《广艺舟双楫》基础上对写手札一类书法的进一步阐释。当然，晚年的康有为对帖学有所反思，因而从其言论中屡见对帖学的褒赞之辞。三十多岁的康有为见碑帖翻刻拓本尤多，提出“帖学大坏”，而晚年的康有为见碑帖及墨迹影印本尤多，于是发生感慨，在跋《王右军书半截碑》中认为：“据主人谓，此碑将来拟用欧美新法放大影印。二帖之体例既更，字形之大小又别，主人用心亦良苦矣。深望猛进弗懈，网罗王氏大小楷行草之全帙，以辅临池界之不足，则嘉惠艺林，津逮后学，亦岂徒小补哉！”先前是“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后来是“《半截碑》与《圣教序》，虽同是集本，而一如朝霞弄晖，一如奇花献瑞，行间字里，胥有不胜赞舞之妙”，其对帖学认识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晚年的康有为除了教学生北碑以外，也乐于教人学帖，如一九二〇年冬，在《题潘若海遗墨》中对潘氏书法大加赞赏：“其书法亦安详、涵容、潇洒、高妙，自吾赠之《大观帖》出。”言语间充满得意之情。

 

康有为 邱菽园感怀诗 1900

 

由此可见，康有为从三十一岁写《广艺舟双楫》提倡碑学，到中晚年重新审视帖学，思想逐渐发生着变化，如果仅以《广艺舟双楫》中的观点来论述康有为的书学思想，只能是片面的。但有一点，写手札这类书法，他一直是认为“帖学为尚”的，这点并无本质区别。

 

康有为 科葛微那泉歌 1905

 

至于“碑帖融合”最为明晰的表述，他在晚年书写的一副赠甘翰臣的《天青室白行书七言联》的款中写道：“自宋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康有为。(又题)鄙人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沈布政子培望而识之，郑叔问识而夺取，移赠翰臣，得人哉！”

 

康有为 游存别墅春夏即事诗 1912

 

实际上，他的这种想法，在他三十一岁写《广艺舟双楫》时就有所表露，他说：“近乃稍有悟入处，但以《石鼓》为大宗，钟鼎辅之，《琅琊》为小宗，西汉分辅之。驰思于万物之表，结体于八分以上。合篆、隶陶铸而为之，奇态异变，杂沓笔端，操之极熟，当有境界，亦不患无立锥地也。吾笔力弱，性复懒，度不能为之，后有英绝之士，当必于此别开生面也。”

 

康有为 乙酉腊感怀写寄宪庵弟 1909

 

他还有诗云：“北碑南帖孰兼之？更铸周秦孕汉碑。昧昧千秋谁作者，小生有意在于斯。”一方面他的这种欲碑帖兼融的思想，可看作是他尊碑贬帖过于偏激之后的一种反省；另一方面说明他要担此重任，创造出碑帖融合的典范，开宗立派。实际上此前已有碑帖结合，既有汉碑与行书的结合，又有北碑与南帖的结合，只是他并不认可而已。康有为晚年碑帖融合的观念，使得他的行书更加具有了“碑行”的特质，这是他有意为之，而他此前的行书实际上已经有意无意中打上了“碑行”的烙印，他碑帖融合理念的提出，也是他长期实践的结果。当然，他“碑帖融合”的观点也不是孤立的，在绘画上，他同样主张“中西融合”，他对弟子刘海粟说：“西画之精新妙肖至工矣，然中画亦有独到处。向以为它日必有兼善之才，英绝领袖之者……它日从南宋大家精深华妙处成就之，则继郎世宁开新派，合中西之妙为大家矣。”

 

康有为 晏几道临江仙 1912

 

要实现碑帖融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帖学经历，二是具有碑学追求。要成功地实现碑帖融合，还必须使碑帖两者之间不是生硬的嫁接，而是自然的融合。康有为青少年时期的书法历程是属于帖学的，据其在《广艺舟双楫》中的自述，曾于王羲之、欧阳询、赵孟、欧阳通、裴休、柳公权、颜真卿、孙过庭、锺繇等书下过功夫。其后，康有为“壬午入京师乃大购焉。因并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颇远于俗，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矣”，可见他由帖而碑的学书过程。经历长时间的碑学训练，他又反省自己，转而对帖学重新认识。据任启圣在《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经过》一文中说：“近年余在康同璧家整理遗书，见有致某君书，谓前作《书镜》有所为而发，今若使我再续《书镜》，又当尊帖矣。前后颇矛盾。”实际上并不是矛盾，而是他书学思想的转化。

 

康有为 “陈诗讲易”五言联 1915

 

前述任启圣提到的那封信札，即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康有为《致朱师晦书》，时年五十八岁，从中可看出他由尊碑转而崇帖的思想改变，康有为说：“又呈问书法体兼碑帖，与《书镜》尊碑不同，何其善问也。《书镜》以□所不备为主，至《书镜》尊碑，乃有为而发。仆若再续《书镜》，又当赞帖矣。观其会通，而行其典礼，一切皆然。无偏无过，岂独书耶！”

《书镜》即《广艺舟双楫》，也就是说，三十一岁的康有为撰《广艺舟双楫》时提倡尊碑，中晚年的康有为则意欲尊帖。从他思想转变的轨迹来看，早年学书于帖学，到青年转而碑学，再到中晚年反思帖学，对碑帖反复思考和实践的康有为最终主张碑帖融合，这种主张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在《致罗掞东论书法书》中，康有为认为：“抑凡有得于碑，无得于帖，或有得于帖，无得于碑，皆为偏至。宋人书，变化淋漓诚莫如米，然亦得于帖而止。若夫今人谓学某家或某家某碑，无论其所学非其佳碑佳帖，即得佳者，而体格尽于前人一碑一帖之中，所谓一城一邑一官一职，其未足尽天地之量与神明之容，不待言矣。此所以千年之间，才士夆出，而成就只此也。千年中书家，可以此该之。”

 

康有为 赠翰臣仁兄“天青室白”七言联 1916

 

对于碑帖二者的不可偏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在早年《广艺舟双楫》基础上的一次反省。康有为不仅对碑帖问题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还对碑帖融合问题提出明确的看法。

是不是大字行书可熔碑帖于一炉，而手稿不能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关于在手稿中碑帖融合的观点，在康有为题跋中也有所显露，他在一九一八年《题郑叔问手写诗稿》中云：“郑大鹤先生，词章、画笔、医学，绝艺冠时，人所共知，惟寡知其书法。今观所自钞诗稿，遒逸深古，妙美冲和，奄有北碑之长，取其高浑而去犷野。盖自《张猛龙碑阴》入，而兼取《李仲璇》《敬使君》《贾思伯》《龙藏寺》以及《瘗鹤》。凡圆笔者皆采撷其精神，故得碑意之厚，而无凝滞之迹。所以写北碑之称者，赵撝叔、陶心云，然误法《龙门》，故板拙，撝叔晚亦写《郑文公》，乃有可观。然若叔问所作，以汉碑、北碑之本体，而寓南帖超逸之气，则近人所少见，所谓：鸾凤翔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可见他对于融汉碑、北碑、南帖为一体的诗稿大为赞赏，也可见康氏“以汉碑、北碑之本体，而寓南帖超逸之气”的碑帖融合观的核心所在。实际上这正是康有为手稿所追求的。从他的实践来看，如《致毅夫书札》《致伍宪子书札》等均是典型的“碑行”手稿。(《万木草堂藏画目》手稿，虽非手札，实与手札同类，万余字，也显示出典型的“碑行”意味。)而一九二七年康有为逝世前写的《谢恩折》是其具有代表性的手札作品，千余言通篇一气呵成，用笔涩行，横画颤动，金石气盎然，这也可见其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印证。

 

康有为 丁巳除夕赋呈乙庵尚书诗 1917

 

研究康有为的书学思想，不能仅以《广艺舟双楫》这部著作说话，这是他三十一岁时的著作，只能代表他早期的书学思想，而中晚年他并没有书学专著问世，所以一论及康有为的书学，便只是引用这一部书。康氏中晚年没有书学专著，并不能说明他没有书学思想，需要我们从零散的材料中去挖掘，去收集，因此，我们可以将他的书信、题跋等文字中涉及的书学言论集中起来，可以发现康有为的书学思想是有一个从“碑学”到“碑帖融合”的发展过程。

客观地说，“碑帖融合”的实践并非康有为首创，“碑帖融合”的理念亦非康有为首创。从书法史发展线脉来看，笔者认为清代石涛、金农、郑燮、伊秉绶、包世臣、何绍基、吴让之、赵之谦、杨守敬等都已经涉及，从“扬州八怪”的以碑破帖，到晚清碑派书家的碑帖融合，可看作是碑帖融合创作模式的发展轨迹。石涛、金农的行书，融入汉隶，郑燮的行书融入篆隶，包世臣的行草书融入北碑，赵之谦的篆隶融入北碑，杨守敬的行楷融入汉隶等等。当然，在康有为眼中，“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邓石如没有在帖学上下过功夫是事实，包世臣中年有一段时间专攻北碑，已融入行书之中。他还批评赵之谦“靡靡之音”，对他的书法并不认可，“碑帖融合”的书法创作固然已有，但康氏所谓的“集北碑、南帖之成”“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的人确实没有，他这才提出自己要做“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的第一人。在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出刊的《不忍》杂志第九、十册合刊本上，可见当年康有为的两则广告，一则是出售《书镜》(即《广艺舟双楫》)的广告说：“康南海先生集南帖北碑之大成，更合篆隶钟鼎一炉而冶之。故书法恢弘瑰伟，有龙跳虎跃之观。”又有一则康有为鬻书广告说：“康南海先生书法集汉隶北碑南帖之大成。”康有为七女康同环的女婿李云光说这些“广告纵非先生自拟，也必定是经先生同意的”(而且杂志的编辑潘其璇是康有为六女的夫婿)，可见康有为对自己的作品是这样定位的，并不是一时兴起的随感。

而长康有为二十岁的杨守敬在《激素飞清阁评碑记自序》中认为：“染翰之家，又或专注集帖，不复上窥汉魏。余谓天下有博而不精者，未有不博而能精者也。宋元以来，书家林立，惟行草差可观，而真书云绝，无论篆隶。良由精于简札，略于碑版。故特着此篇，以矫其弊。”他又在《激素飞清阁评帖记序》中认为：“故集帖之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时在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和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杨守敬三十岁左右，康有为十岁左右。此后，六十七岁的杨守敬在他的《集帖目录序》中再次认为：“余以为篆隶古朴，诚不能舍汉魏碑碣别寻蹊径；而行草精妙，又何能舍山阴、平原误入歧途？”由此可见，杨守敬碑帖并重(由于未及时刊刻，书稿又失而复得，传播影响受限)，当然这里的碑是指汉魏碑刻(非指北碑)。

与杨守敬的观点不同，晚年的康有为“集北碑、南帖之成”“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北碑”与“南帖”融合的理念，这个融合，不仅是要求南北兼融，而且是要求各体兼融(即融为一体)，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原文标题 | 论康有为的碑帖融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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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荣宝斋、书艺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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