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恶果不是共产党造成的
在中国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是马寅初。马寅初作为从美国等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留学归国的经济学家，和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培养教育洗脑下的知识分子一样，把人口过多当作国家贫穷的原因，所以是主张计划生育的。马寅初在民国的三四十年代曾经两次发表过人口论，但都是因袭马尔萨斯的论调; 1950年代发表的《新人口论》是他的同一论题的第三次写作了，虽然在毛主席反驳美帝《白皮书》文章的启示下，《新人口论》在观点上虽然有了进步，但就本质而言，《新人口论》依然因袭了马尔萨斯的理论。
马尔萨斯的理论是什么? 在十八世纪下半期，英国圈地运动的完成，使一批无地农民流入城市；产业革命之后， 工厂制度的建立和机器的广泛使用， 又排挤了大量工人。有人提出"人口过剩"。 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增长是社会前进的掣肘。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是以议论人具有食欲和性欲这两个“本性” 开始的。但被排挤了大量工人在贫苦和失业的威胁之下， 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提出了疑问，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有人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灾难的主要来源， 主张消除私有制。马尔萨斯说战争、饥荒和瘟疫都是促使人口下降到与生存资料生产水平相适应的道路，人口数量要在某种方式和程度上与农业发展成比例的观点是一个内含的逻辑。马尔萨斯提出两个级数的理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按照算术级数增长，这一理论被称作“马尔萨斯陷阱”。关于经济停滞在一个较低水平的人均收入水平，经济的发展带来人口的提升，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稀释人均资本占有量，并进而使人均产出继续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的论述，最早由马尔萨斯在1798年的”有关人口问题的原理”一文中提出。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传入中国的时间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纪末的1880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与中国人汪凤藻翻译出版了第一部西方经济学的中译本《富国策》，书中有一定篇幅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又有人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译作《民数论》推崇备至，说：“其书之出，于今数十年矣，而诸家之说，卒无能出其右者。”1904 年 6 月《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六期转载的《警钟报》文章：《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文中提到“马尔达”即马尔萨斯。该文把中国历来治乱的根源归之于人口的众寡，主张限民求治。认为，中国“民日增而财不增”，“人满之患，深可太息。”中国系统宣传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应以 1918 年出版的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一书为开端。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传入后就遭到反对和抵制：孙中山、廖仲恺、李大钊都持反对意见。到了二十世纪初，梁启超、严复、廖仲恺、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等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批判。最早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当推李大钊。他在《战争与人口》、《土地与农民》、《新纪元》等文章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观，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但是没有否定他的一切。陈独秀在《人口问题》专号上，发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指出马尔萨斯主义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而不应归之于人口太多。孙中山在 1924 年初，发表了题为《民族主义》的演讲。痛斥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一种亡国灭种的学说。新中国建国前的民国时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马氏学说持赞同态度者占上风。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义正词严地批判了美国政府《白皮书》预言中共解决不了中国人口众多带来的社会问题，批判了新马尔萨斯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度把在落后国家宣传节制生育直接当作“美帝国主义杀人”。像北大报告和《光明日报》那样无视新中国社会进步导致的人口自然增长，鼓吹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不就是“帝国主义杀人”吗?人口寿命翻一番的情况下，怎么做到零增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陆人口为5.4亿，1957年人口为6.5亿，1979年9.6亿，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至1957年，中国迎来了第一个增长高峰期，年均自然增长率在2%以上，1950-1957年8月累计出生人口1.67亿。这完全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医疗卫生水平迅速提高的自然结果。正是因为这种改善，导致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人均寿命的大幅增加：解放前，中国人均寿命为35岁左右; 1978年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男性为66.9岁，女性为69岁，增长了近一倍，赶超发达国家水平，这正是社会巨大进步的表现。
马寅初作为从西方留学归国的经济学家，和绝大多数旧知识分子一样，把人口过多当作国家贫穷的原因，所以是主张计划生育的。马寅初在三四十年代曾经两次发表过人口论，但都是因袭马尔萨斯的论调遭到批判和反对。1950年代发表的《新人口论》是他的同一论题的第三次写作了，虽然在毛主席反驳美帝《白皮书》文章的启示下，《新人口论》在观点上虽然有了进步，但就本质而言，《新人口论》依然因袭了马尔萨斯的理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版于1798年，一经问世就受到上层阶级的热烈吹捧。因为他把下层阶级的失业和贫困归之于所谓“自然法则”，而不是归之于资本主义制度，麻痹了劳动人民，对主张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啻为一剂“消毒剂”。但即便是同为资产阶级学者的李嘉图和达尔文都对马尔萨斯提出了批判; 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的恩格斯在1844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就指出了《人口原理》的荒谬，他挖苦说，“要是我们愿意彻底一些，那我们就得承认：当地球上还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马克思后来对《人口原理》更是给予了最尖锐、最彻底的批判与揭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本小册子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的利益引起的”，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相对过剩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他对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而列宁更进一步阐述了工人阶级对人口问题的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列宁说, "所谓的“人口过剩”和劳动人民的贫困化恰恰是资本积累造成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递降的规律’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地租即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增加的规律，才是事实。”
和马尔萨斯把社会制度造成的贫困归之于人口这个自然因素一样，马寅初也把中国人口众多当作是贫困的原因。他说，“帝国主义、封建致以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们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实的本身，也是我们贫困的原因。”(1979年重新出版的《新人口论》)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竟然说，“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和帝国主义鼓吹的“黄祸论”何其相似! 马寅初在《新人口论》里，还置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于不顾，大谈什么“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他在《新人口论》里还继续为马尔萨斯辩护，反过来攻击马克思主义，“马尔萨斯在人口增殖超过食物增加一个自然性质的观点中，去寻找贫民痛苦的原因。马克思主义者否定这种观点，认为贫民痛苦的原因，不是如马尔萨斯所说的自然界的吝啬，乃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真正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不是自然性质的。因为贫民千辛万苦的来的成果，大部分被地主掠夺去了。所以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我国的某些大学经济系一部分教授和某些经济学杂志的编辑、总编辑仍抱这种见解，仍以‘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社会性质的理论来对抗马尔萨斯的自然性质的理论。殊不知中国的情形已经大变了。这个社会性质的理论在中国已经失效，不能再用来对抗马尔萨斯了。”1960年，马寅初在《新建设》刊物公开发表《重申我的请求》，“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所以对1939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负责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阶级一样……”然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却又在不折不扣地站到资产阶级立场攻击马克思主义。
50年代中后期，对马寅初的学术批评是很注意分寸的。当时写文章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一部分是报纸和刊物的读者;这些文章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没有什么扣帽子的现象，更没有什么人身攻击的地方，用语还是与人为善的，许多人在文章里还尊称马寅初为“马老”;当时的报刊不仅发表了批评《新人口论》的文章，同时也发表了进行反批评的文章，并没有出现“以力压服”的现象，即便是康生与陈伯达的加入，也只是以平等的学者身份而非以官员身份加入批评队伍的，况且当时马寅初的职务并不低。对《新人口论》的批评与反批评从1957年一直延续到了1960年，这一事实正好说明，当时是认真贯彻了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的。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学术批判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批判的过程中，应当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发表的机会。真理是愈辩愈明的。”
但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后的1979年7月23日，北大党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报告》，其中写道：“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完全是为了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为党献计献策，不料他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却遭到陈伯达、康生之流的迫害，何罪之有?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国批了一个马寅初，人口增长了六亿。”1979年8月5日，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光明日报》，发表了记者朱相远的报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从此这一说法不胫而走。1979年9月，北大党委为马寅初“平反”的报告得到批准，而且在1982年马寅初逝世后新华社所发的新闻通稿里，还高调评价他是“我党真挚诤友”。用“平反”马寅初来诋毁毛泽东时代，把马寅初当作历史转折的标志人物之一。1979年-1982年对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的高调宣传，迎合了邓小平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笼。计划生育是邓小平时代的1982年9月被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从此之后就一泻千里不可收拾。有必要戳穿的谎言,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口为5.4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批判的1957年人口为6.5亿，何来误增三亿? 何其荒谬迫不及待误导人民为计划生育开绿灯!而此后对中国百姓造成伤害何其惨其多。
毛泽东时代考虑人口问题同样离不开辩证法。某些人总是拿毛主席的“人多力量大”来污蔑毛主席在人口政策方面的“失误”。实际上，这句话是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提出的，“人多地少”固然是我们的一个不利因素，但毛主席认为“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也就是说，毛主席的意思是将六亿人民充分组织起来，就可以发挥“无限的创造力”，变“人多”的客观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并不是要鼓吹“多生”。在旧社会的农业中国，经济来源主要靠劳动力，重男轻女还不是为劳动力。加之天灾、瘟疫、医疗水平低下，新生儿死亡率很高，因此形成了“早婚早育、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城市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工厂兜底工人社会保障; 农村则由人民公社集体统一安排，无后顾之忧，这就为破除传统观念、为劳动人民的生育提供了充足的社会基础。1965年，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基层的医疗条件迅速改善，节育观念以及各种节育药物、器械得以在偏远农村地区推广，为大众生育的选择提供了物质条件。1982年以后，一胎化政策的强制实行，资本家权贵有钱人除了不愿生外强制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多数百姓, 由此带来的生育率低, 老龄化, 养儿防老也又该复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