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曾经与我比邻而居，住我家对门。
说到邻居，不能不说说当年我家的居住环境，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座清朝末年建筑。我出生在那个院子里，在那儿度过了27个年头。
那是一个标准的三进四合院。大门前那两只石头狮子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朱漆大门宽阔，木质门板庄严厚重。高高的木头门槛装在门两边的石头深槽里，便于拆除装入。宽敞的门洞正对着一面磨砖对缝的影壁。每到晚上，大门紧闭。门板被两条铁链拴在门槛上。除了门闩，一根粗粗的木杠顶着大门。右侧门板上开了一个小门，便于晚间出入，一把弹簧锁把关。不知道这大门是否起到了保护作用，它给我们这些时常忘记带大门钥匙的人可着实带来过不少进不得家门的麻烦。
住在其中的二十多年里，利用收水电费，串门的机会，我有幸走遍了院子里的每一个房间。虽然年久失修，油漆斑驳，但是依旧可以看出建筑本来的结构设计和施工风格。
大门内狭窄的院子除了南房和西屋，只有墙壁和一个木雕二门。二门外的房子想必是当年给门房和下人住的，进了二门才算是进入了主人的住宅。二门内的三进院子由雕梁画栋的走廊连接在一起。
第一进院子只有一排北房。意大利花瓷砖装饰的地面向人们展示，这曾经是个西式客厅。
二进院也是一排北房，柚木地板告诉我们这里应该是中式客厅或餐厅。
第三进院子最齐全，东西北三面各有一排房子，想来是给这家人起居坐卧的。北房一明两暗外加一个带跨院的小耳房，每一个房间都有套间。中间那间还镶了硬木雕花护墙板。我家就在这第三进院子里。
第三进院的东侧是一个跨院。跨院内除了一排大北房和东厢房外，还有假山石，池塘以及两面回廊。不难想象，那是个后花园。三进院与跨院接壤处有个带套间的北房，墙壁上贴满了白色的瓷砖。我猜想，这里应该是曾经的浴室和厕所了。
小时候听说这个建筑是袁世凯的私宅，后来有人说不过是个财主家。无论是谁的财产，都是被没收的。政府把它当做了部里的家属宿舍。
为了扩大住房面积，成为宿舍的大院得到了改造。跨院内的假山石被推进了池塘，用泥土掩埋了。跨院的南回廊被改造成住房。改造时没有考虑原建筑的风格，所以那排房子显得非常突兀。西回廊的一部分被改造成水房，里面有水池和水龙头。
因为住户的主人基本上都是同事，邻里之间的气氛比同一条街上的大杂院和谐的多。全国掀起学雷锋运动后，院子里的高中，初中，小学生们自发组织了“学雷锋小组”。孩子们办文艺演出，举行体育竞赛。出去活动的时候，大小不一的男男女女们排着队行进，常常引来路人的目光。
因为学雷锋小组的成员为部里派来维修房子的施工队义务劳动，作为回报，施工队在我家门前的院子里砌了一个乒乓球台子。在1964年的北京，那是非常难得的体育器材。从此，只要天气允许，乒乓球台子边上总有欢声笑语。
然而好景不长。短短几年的时光，中学生们被送到祖国各地上山下乡，十之八九的职工也被派去河南，湖北的干校。院子里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孩子和一部分妇女，跟如今的乡下有一拼。门前的乒乓球台子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个大坑，一个半途而废的防空洞。
随着时间的流逝，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逐渐减弱。被那个大坑困扰已久的住户们终于齐心协力把它填了回去。过去青砖墁地的院子留下了一道难看的伤疤。因为人口的减少，我家对门那一排房一直空着。门窗的玻璃被打破，屋内到处是尘土。
1972年初夏的一天，我下学回家后发现对门靠北的两间房换了玻璃，门前的台阶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看来是有人要入住了。
星期日的上午，我正在聚精会神地读一本从同学那里借来的小说，母亲派我去粮店买米。已经催促好几遍了，无奈，只好放下书，拿着装米的袋子出了屋门。满脑子装的都是书里的故事，差点撞在一个人的身上。
“哎哎哎，小心！”听到那个人的叫喊，我赶紧刹住了脚步，抬头向来人望去。
眼前是一张英俊帅气的面孔。
“我姓D，叫我小D或者叫大哥都可以。”那人一面做着自我介绍，一面放下手中的东西，向我伸出了右手。我的心里一阵紧张，有生16年，从未体验过跟人握手的滋味。
将米口袋转移到左手，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把手伸了过去。还没来得及报上自己的名字，只听见：“那可不行。您是长辈，她一个小孩子怎么能跟您没大没小的？快叫叔叔！”
母亲在屋里观察到了我跟D之间发生的一切，及时地预防了我可能发生的辈分认知错误。
“大妈，我是刚刚搬来的。其实我比她大不了多少。我的弟弟妹妹应该跟她差不多大。”D满脸笑容地对母亲说。从此之后，我称他为D叔，他跟我母亲叫大妈。虽然听上去有些滑稽，但是邻里之间没人去追究那些细节。
怀抱着十斤大米，我迈进了大院的门。D在我的前方，我有了一个观察他的机会。个头在一米七五到一米七八之间。身材匀称，腰背挺拔。乌黑发亮的头发满满地覆盖着他的后脑勺。这是一个健康的男性。
衬衣的袖子被挽起露出了小麦色的皮肤和结实的手臂。一双冰鞋被鞋带绑在了一起，挂在肩上，一只在他的前胸，一只在后背。
到了三进院，D发现了跟在他后面的我。他转过身来，指着胸前挂着的一只冰鞋对我说：”冬天可以一起出去滑冰哈。“
“嗯。”我一面应付着，一面打量着他的面孔。除了健壮的体魄，D有着一张几近完美的面孔。他留着那个年代男人普遍的发式“一边倒”，一缕头发散落在饱满的额头上。英俊的眉毛下是一双俊美，热情洋溢的眼睛。英挺的鼻梁配着一对笑意盈盈的嘴唇。整齐的牙齿如同编贝。如果说有什么缺陷的话，应该是他上唇右侧那一道淡淡的伤疤。
在我16年的人生阅历中，他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一位男子。看不到流气，闻不到匪气，更没有女气。随和而不谦卑，热情而不恭维。对我这样的小孩子也没有敷衍，轻视的态度。
虽然从小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告知，“你是世界上最丑的一个。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但是眼前这位帅哥儿热情洋溢的态度并没有让我大喜过望，受宠若惊。那时的我对异性还很麻木，他们只有和善与不和善两种。更何况按照母亲的标准，他是位长辈。
“放下米，帮你D叔搬搬东西吧。”母亲隔着门对我说。
“不用不用，本来也没什么东西。大件昨天部里的车都已经搬进来了。”D告诉母亲。
很快，D的家一切就绪。从他与母亲及院里其他邻居的对话中，我对D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是山东济宁人，父亲是铁路局工人。他从军队转业到了部里任职。属羊，那一年，他29岁。已婚，妻子在郊区的备用电台工作，每两周回家一次。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寄养在山东老家。按照当年的政策，他在部队里应该是军官。否则他就会被复员回原籍，而不是转业到北京的部委工作。据他说，转业的原因是身体问题。看着他健壮的体魄，很难想象他有健康的问题。
D的到来如同一缕春风，吹散了近几年来笼罩着院子上空的一团晦气。他是党员干部，工人子弟，转业军人。而那些老住户，尤其是住在后院的我们基本上都多多少少有些政治问题，各家不是有走资派就是有反动学术权威。
D不止是年轻英俊，朝气蓬勃，而且非常勤劳，乐于助人。他搬进来的第二天清晨，我从一阵沙沙响中醒来。撩开窗帘一看，D正在扫我家门前的台阶。整个院子已经被他的扫帚掠过，被清理的干干净净。
以往煤铺的工人会将煤送到每家的门口。仍然记得工人们用一根宽宽的皮带兜住装煤的竹筐，把皮带的另一端背在肩上，一筐五十斤煤球。但是革命开始后，他们已经不再为牛鬼蛇神服务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煤气罐，无论煮饭还是取暖，全靠烧煤。各家买的煤被放在大门洞里，自己往家搬。我用簸箕运煤球，用搓衣板搬蜂窝煤。从大门洞到家门口，一百多米，买一次煤起码要来回跑十几趟。对于住在后院的居民，几乎每次买煤都是一场剧烈运动。D曾经帮助过那些只有老人孩子的家庭完成这些体力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