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清音静者收 (为王小丁先生《富春史话》序)(2017年7月6号))

阿宋,原籍浙江富阳,《红楼时注》作者,涉医、哲、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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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钓徒”,是郁达夫先生20岁在日本留学时为自己起的一个号。他一生漂游,存一方“我是春江旧钓徒”的印章,明志自己永远是故乡的徒子徒孙。

这位坦荡荡赤裸裸的富春江畔人,性情各色,如身上挂满着铃铛。从小时候去水缸里追逐阳光,到成年后的沉沦依思摩(主义);从卑己自牧,到狷狂傲人;从怫郁自我的“男女牵连”,到忧伤民族的“国际地位”;从执着功名到耽于空虚;从“敢于死”,到“怯于生”;从“我意怜君”,到“毁家诗纪”,所有这些,郁达夫统统做过,而且都做得叮当作响,像极了故乡江水的潮起潮落,声息涌动。

1945年8月29日,傍晚,“隐藏”在印尼苏门答腊巴雅小镇的郁达夫(化名赵廉,当地赵豫记酒厂老板),被人叫去门外“议事”,从此人迹无踪。日本军人在无条件投降后半个月,自陷败亡深渊,却没有忘记腾出残肢脏手,暗杀抗日分子郁达夫。事实上,早在数年前郁达夫脚踏上这个偏远小镇未久,日本人就把这位“日语精湛”“诗才横溢”“脾气张扬”的酒厂老板摸得个底细透亮。

郁达夫遇害次日,女儿出生,名曰美兰。美兮鲜华,兰兮流芳。

郁达夫成为全世界(可能)最后一个牺牲的抗日志士,理论上看去,几乎在一种无日可抗的情况下,他成了抗日烈士。我无法理解日本军人为何如此残忍,然而这个悲剧唯发生在郁达夫身上,却明明白白与他一生不能学会“自藏”有关系的 (也许他根本就未去学过)。而这却不是郁一人的缺陷(如果这也算是一种缺陷的话),似乎富春江畔人有这种传承的,先例烦多。一千多年前,沈崧写《罗给事墓志》,说这个富春人罗隐“泉涌词源、云横笔阵”,话多且掩藏不住,还“恃才忽睨”,言语无忌,想说什么,他人拦不住,“众颇憎忌”。这种好坏心思都显于市的性情,不一定有趣,但了然清透让自己活个轻松,也算一种意在不枉人生的行进招数。然而这种招数的要命点是,他无法娟好静秀,而且自废隐迹潜踪功力,以致必须高举深藏时,也还是若隐若现的。

位于富春江畔的郁达夫旧宅,如今门前庭院立有一座郁年少时家中苦读的铜像。年少不知愁,揽月看水流。比起存世不少的郁达夫先生生前照片,这座铜像显得过于俊美。然而这种精确的缺失,事实上却无关宏旨。富春人对于人性美学有一种偏执的正面沉淀。远比郁达夫外貌不佳的晚唐诗人罗给事罗隐,因为他“圣旨口”般的精妙诗句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人生高论,依旧被人崇仰厚爱。一个相反的比照是,三国时的孙权“碧眼紫髯,堂堂一表”,但被人口口相传的却是他“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豆腐脑筋。南朝吴均的《与朱元思》书,说富春江“风烟俱净”,让人“望峰息心”。事实证明,身处“望峰”之地的富春人,未必都是息心的。至少,郁达夫不是,罗隐不是,孙权更不是。而真正得到“息心”之化境的,是外来道士黄子久,画中孤皇《富春山居图》,若心有一丝不“息”,是无法画出来的。

或许,对于黄公望,对于多数的富春人来说,正是因为天然存有的心躁不息,才终得于根植落脚这块“息心”宝地。无需回避,处于这息心之地的大多数田夫牧人,息心依然是一件需要苦心修炼的事,就如我本人,数十年仍是游荡浪子。道理就如庙里的和尚,未必因为心中已有菩萨而去居庙,多数却是寻菩萨去的。

然而,小丁先生的这卷《富春史话》,却是实在的“息心”之作。茶余饭后听故事,但小丁兄讲得很认真。一粒一粒把破碎散乱的史迹捡起来,耐心的搽干净,拼接起来,给人看个单个明了,整体有序;不遮掩,不骄饰,不臆断,也不托情绪。以一种后知后觉的谦抑态度,尽心的把史迹说得可理解的通俗,但把判别是非的信心交给读者,一种透彻的雅意。书,并未因此而乏味,那人事情色各种,本身如春江两岸,色彩斑斓的,作者明了的很。

面壁谁问故园事,一卷《富春史话》,堪可重记。

 

阿宋

2017年6月21日初稿于威斯康星,7月6日修定。

(阿宋,本名宋剑雄。《红楼时注——空里流春二十年》作者。1958年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曾就读于富阳镇小学、中学,1975年毕业于富阳县中学高中部。随为富阳县土特产公司学徒。1978年入读浙江省中医学院,毕业后返乡供职富阳新登人民医院。1985年离乡求学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再学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先后供职过中国医学科学院、纽约罗切斯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韦恩氏州立大学。现居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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