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育》就能多生吗?
鼓励生育是要政府出台具体优惠政策的。比如日本政府从儿童补贴、保育设施、职场支援、税收优惠等几个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日本政府很早就意识到日本正陷入高龄化和少子化泥潭，也通过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和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等种种应对少子化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战略，试图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
韩国：为低收入新婚夫妇提供保障住房。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查费用，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但是，这些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也不明显。
德国政府规定，停职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全年每月可得到相当于税后月收入2/3的补贴，每月最高可达1800欧元。如果父母中的一方继续停职2个月，则可享受14个月的补贴，即最高为2.52万欧元的生育福利津贴。然而，尽管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措施，1970年~2006年，德国的总生育率从2.0下降到1.3，是世界上生育水平较低的国家之一。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鼓励生育的政策收效甚微。
加拿大鼓励生育的高福利: 怀孕补助金，不要求必须工作也不要求必须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申请。当妇女在怀孕初期的时候，向政府或者是魁省的福利金部门申请，就可以获得每个月四十加币的补助。同时，福利部门还会定期提供孕期免费讲座，比如：生产时的一些准备，如何照看新生儿？如何去换尿布？等等，夫妻双方都可以去听。福利部门每个月还会给怀孕妇女发放牛奶券和鸡蛋券，可以去超市领取。怀孕以后，父母们还可以申请父母金福利。父母金计划，有十五周是给母亲领取的，有三十五周可以是父亲或母亲任何一方领取都没有问题，还可以再加上十五周的病假。那么总共的父母金领取时间可以达到六十五周。而且魁省的父母金领取时间还在不断的增长，最多可以达到两年。大家很容易就可以想到，在魁省，两年的时间足够一个家庭把孩子养育到进入幼儿园。大部分父母在孩子入托以后再开始工作，父母一方会全职在家照顾孩子，另外一方出去工作。在加拿大，每个小孩从出生一直到18岁，都可以每月领取“牛奶金”。如果一个家庭有3个６岁以下孩子，每年拿到手超过2万元，那是妥妥的。在现有的物价水平之下，至少能做到吃喝不愁了！孩子从小学的幼儿园至初高中学的义务教育都是免费的。针对每个有残疾的孩子，政府每年会发放2700多加元的儿童福利附加补助。就是这样《鼓励生育》下加拿大的生育率高吗? 每年还要接受几十万的移民。
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了也在《鼓励生育》, 生育率提高了吗?
毛泽东时代的生育率高是毛泽东《鼓励生育》造成的"错误"吗? 毛泽东时代有《鼓励生育》的具体政策出台吗? 人类的生育是靠《鼓励》就能多生吗? 恐怕到目前为止对于人类的生育是否能人为控制的科技成果还没有被人类发现或发明。那么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计划生育这件事的。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这一认识在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得到体现，“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根据人民的要求，作出适当的节制生育的措施。这个工作的推行，应当得到人民的自愿合作。”1956年2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说：我们永远不要这个什么“中国第一”。
1954年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说：“我们人口多的问题，可以用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反对过去希特勒说过的话，他说，人口多就应该向国外扩张，在国外取得东西。” 1957年6月6日，周恩来会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十分坦诚地说道：“大力宣传节育，可以使邻国安心。” 可见，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也是对国际舆论的正面回应。
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曾说，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1965年7月19日，毛泽东在同医务人员谈话时说，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是赔钱，可是切实达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这些都是从政治家的视角看问题的。毛泽东强调指出：“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他主张把计划生育的内容编成小册子，挨家送。就是要把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千家万户。
毛泽东指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他认为，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3年试点，3年推广，4年普遍实行。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还说，他对中国的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不满意，因为在农村还没有推广。
1958年1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奉调离任的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和夫人时说：我们现在还无法控制人口的增长，大概到这个问题的威胁更大时，情况会好些。这同文化、教育水平有关。1958年3月23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一次插话中说：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生育)了。毛泽东希望人民有文化了就会自觉控制生育。他的这种人口素质提高后反过来有助于控制人口数量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指出：关于(计划生育)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1964年1月，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各直辖市和多数省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领导小组。1973年7月，毛泽东又建议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亦相应建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以便进一步落实计划生育政策。
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是唯物主义的实是求是的在宣传教育下人民群众自愿同意自行控制下做的而不是政府行政强制的。然而走资派邓小平复辟篡权后的一九八二年开始的是用政府行政来强制实行计划生育的。走资派们"回想起曾经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为马老翻案的愿望，就此酝酿了将近二十年。不是“奉命之作”，而是“蓄谋已久”的。1978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我的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这篇翻案文章对我来讲，是二十年磨一剑。自从五十年代末马寅初被批判罢官，此后十多年无人敢触及人口学研究。不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人们的思想禁锢就不能打破，从事人口研究就心存疑虑，害怕有一天会成为马寅初第二，人口理论拨乱就是一句空话。"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就开始动笔撰写翻案文章，但当时的形势是“两个凡是”当道，文章无处发表。1978年，我觉得时机合适了，几易其稿后，送到了《光明日报》。之所以要送到《光明日报》，首先因为它是教育科学领域的宣传主阵地，文章类型风格比较适合；更重要的一点是，当年《光明日报》是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急先锋，理应对过去的批判有一个交待。报社收到稿子后很重视，告诉我准备作为“重头文章”刊用。期间《光明日报》先后发了两篇为马寅初“鸣不平”的短文，报社领导说这是“下毛毛雨”，我的文章准备作为报社“文革”期间错误的总清算来发表。实际上这篇文章并不算“为马寅初平反的第一篇文章”，但因为文章较长，阐发比较全面，影响大，而被大家记住。"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参与的人口预测工作也在第二年紧锣密鼓地展开。中国将来理想的人口数量是多少？能否达到？怎样达到？制定未来的人口政策，首先就要求对未来的人口变动做出预测。1980年，是中国人口政策的关键节点。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五次人口座谈会。作为人口学研究者，我受邀参加了这五次座谈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可不可行，是当时会议的核心议题。记得会上有的同志颇为激动，讲全世界不到五个人就有一个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口？应该来一个“急刹车”。会下甚至有人问我：搞一个“无婴年”行不行？大家的愿望可以理解，但从科学的角度说，这恐怕就属于操之过急了。"
“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人口众多，则赋税自广”，中国自古以来推崇人口增殖。而“人满之患，深可太息”的观念直到清朝末年方才出现。面对国弱民穷的社会现状，有人提出极端人口控制主张，提出施行严刑峻法，斩杀人口；提倡溺杀女婴，穷人不可生女，富人只准生一女，对男孩数量也要予以限制，“不可过二子，三子即溺之”；鼓励出家，并规定“天下之贫者，以力相尚者，不才者”不准娶妻；助长灾疫，借机减民。这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恰在彼时传入中国而形成的，强调的是"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也即人口增长总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而这正是贫困、罪恶、饥荒、战争时常发生，人类很难得到幸福的根源。梁启超、严复等改良派知识分子都深以为然。梁启超在《禁早婚议》中写道，“中国民数，所以独冠于世界者，曰早婚之赐；中国民力，所以独弱于世界者，曰早婚之报。”严复也赞成改变早婚和盲目生育的陋习，提高人口素质，“民愈愚则昏（婚）嫁以无节”，“所生之子女，饮食粗弊，居住秽恶，教养失宜，生长于疾病愁苦之中，其身必弱，其智必昏”。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强调私有制是一切灾难的主要来源， 主张消除私有制之后。揭露了“造成贫穷和失业的原因不是人口增加，而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人口思想也传播开来。新中国成立后，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观点被斥为“为资产阶级作辩护”、“反动透顶”，而马克思通过变革生产关系解决人口问题的人口观则被视为革命、正统。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靠革命，还是靠节育，不再是一个学术选择，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选择。这也为马寅初被批判时康生那句著名的质问：“你是哪家的马？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而面对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攻击共产党不能解决中国人口多的难题, 毛泽东作了回击。毛泽东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
对于国内资产阶级攻击共产党时, 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时强调: 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在创业早期是艰苦的, 物质粮食是缺乏的, 帝国主义是禁运封锁的, 怎么办?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发放票证来满足人人公平有份得到所需物资, 而不至于如同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发生。毛泽东没有《鼓励生育》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生育率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