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人生（91）詹老师是最好的同事、邻居和亲戚
詹柄春老师是政治特级老师、时任学校政治教研组组长、武汉市武昌区政治教研学会会长，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学校筒子楼的亲密邻居。
我和詹老师一家相识于1982年2月6日。
那一年春节后、开学前，学校王副书记通知我，经学校办公会研究，决定让我一家回学校住4号楼二楼。我到总务处拿了锁匙，就去看房。
走到4号楼，感觉特别亲切、特别熟悉。那栋楼原来是我二十多年前读初中时，住过的学生宿舍。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大门在楼的北面正中间，楼梯正对着大门，楼梯底层和一楼半的两边，分别是男女卫生间和洗漱间。楼南北两边的房间都是门对着门，中间有一条东西向走廊，宽约近两米。文革后，初中生都是就近入学，而教师住房严重短缺，4号楼就临时改为教工宿舍，各家就在走廊做饭。原来的初中学生宿舍楼，就成了那个时代的教工“筒子楼”。
当走到我将要住的那两间房时，只见詹老师和他的夫人、教历史的汪老师，从隔壁房间出来跟我打招呼，欢迎我们一家来与他们做邻居。
詹老师是中学最优秀的政治老师。
詹老师早年毕业于华中师大历史系，到华中师大一附中后一直教政治。1977年恢复高考时正当盛年，他凭着扎实的功底，敏锐的思维，精准把握国家时事政治的重点，结合高考政治考纲，指导高三学生备考，几乎百战百胜！
有一年，华中师大一附中考生，在武汉市十五中高考考场，考完政治走出考场，见到詹老师，一起高呼“詹老师万岁”！因为那次高考试题基本上都是詹老师在指导学生备考时，特别强调过的。因此那一届考生的政治平均分居全省第一,也因此詹老师名扬省内外。还记得当年我跟他一起去河南省驻马店，给该县应届高中毕业班的政治和语文老师讲高考备考。那时没有高铁，我们俩周六下午乘绿皮火车去，休息一晚上，第二天讲一天，晚上坐火车回来，不耽误学校的教学工作。
现在有人总是说什么应试教育问题多多，既然国家这么重视高考，百姓子女那么指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作为中学教师，为什么不去认真研究如何指导学生积极应试呢？为什么詹老师能精准地抓到高考试题呢？更难能可贵的是，詹老师几乎年年都能正确指导学生把握高考的重点和难点，在考试中获得高分。当许多老师还在带领学生在题海中遨游求生时，詹老师已经把方法教给学生，让学生跳出了苦海，自谋生路！难怪学生要前呼后拥山呼万岁！
詹老师是大家都喜欢的最好的同事。
詹老师总是面带微笑平易近人。他们政治教研组老、中、青年教师不仅喜欢与他一起研究教学，共商组内大事，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詹组长也常在谈笑之中快然解决。詹老师退休后，经常去他家玩麻将的除了政治组的退休老师外，还有退休的数学老师、体育老师、语文老师、还有医生等喜欢玩麻将的教职工。
詹老师是我们最好的邻居。自从我们一家搬到以他为邻居的4号楼，他们一家就特别关心我们。大事小事、学校的事、家里的事，他都放在心上，总是及时给予帮助，真是“远亲不如近邻”。
刚回母校那时，我们的两个女儿还小，大女儿读小学三年级，小女儿上小学一年级。詹老师也是两个孩子，大儿子已经读初中了，女儿与我大女儿在同一个小学读四年级。她们三个女孩子每天上学放学同去同回，后来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夏天，她们从筒子楼后面，翻过矮墙去隔壁中南财大买冰棒；冬天，她们在大操场堆雪人打雪仗；詹老师和夫人汪老师非常喜欢我们的两个女儿，詹奶奶每每做了好菜，都要喊我的两个女儿去尝尝她们的江西家乡风味。
詹老师是一个敢于仗义直言的最好朋友。
1986年9月开学时，没有任何领导找我谈这个学期的工作安排，而时任教导主任陈四维突然到我班上宣布，指定数学老师黄松笙接替我的班主任，黄伯宜老师接替语文课。陈主任的这种做法，当天就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师生议论纷纷。
詹老师和他们组的老教师曹安琪老师听说以后，一致认为“此事太荒唐”！应该去向华师大党委反映情况。
我们与詹老师比邻而居，每天晚上，那层楼熄灯最晚的就是我们两家。他最了解，我为了抓好语文教改实验付出了多少时间和心血。停课事件发生之后，他第一时间来安慰我，“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先找我那位在校党委工作的老同学谈谈。”
1987年学校开始评高级职称，他是学校评委，坚决支持符合“破格”条件的我和游丽昭评为高级教师。
1988年暑假送走高中实验班学生之后，李校长坚持要我到学校教研室去搞教研，我坚持不论校长安排我做什么都可以，但必须至少教一个班的语文课。詹老师支持我的意见，并且说，去搞教研也要学校明确责任和权利，有责有权才好干事。
詹老师最后从“近邻”成为我们最好的亲戚了。
1990年，我们举家南迁。第二年，大女儿考取华中师大中文系，回到武汉读书。那时大学生活条件相当差，特别是冬天，洗澡是个大难题。大女儿每到周末就去詹老师家洗澡，吃完晚饭再回学校。
1994年9月11日，大女儿给我们写信汇报说：
“在汪老师家，偶然碰到了詹老师的外甥，当时在武汉汽车工业大学读书，与华师大靠得很近。我们在汪老师家吃完晚饭就一起回学校，一路交谈很愉快。以后便时不时有点儿来往。”
“我们是交往了一年多才确定关系的，他正直、善良，和我一样富有同情心，更重要的是他有上进心、总不满足，尤其表现在求知上，而这正是我所缺少的，我似乎太容易满足了。人总是要通过交往才能互相了解，而我与他交往愈深愈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也许你们会笑我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但我相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我真希望你们能在我身边，能和我一样去认识他、了解他、信任他，婚姻是人生大事之一，择友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正如女儿来信所说，我曾经出差到武汉时，几次在詹老师家里偶然碰到过他的外孙。虽然没有深入交谈，但看上去他挺文静的，脾气又好，总是笑眯眯的。俗话说：“外孙多像舅”，他和詹老师不仅形像，更神似！。再说，我们和詹老师一家本来就是亲如一家的邻居，他们一家也是看着我女儿长大的。我们两家都知根知底，如果两个孩子投缘，我们能和詹老师做亲戚，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回信，相信并同意女儿的选择。
女儿大学毕业后回海口，在我的一位老朋友的帮助下，顺利进入海南省农行工作。后来赶上该行最后一次分配福利房，但必须是结了婚的才有资格。于是，他们两人立即领了结婚证。
2001年，小女儿邀请大女儿赴美探亲，姐妹两商量决定，小妹为姐夫办技术移民到加拿大，这样，姐妹两将来相聚就容易多了。三年后，如愿成功移民，后来定居在美国底特律河对面的加拿大温莎市。
我们退休后也经常往返北美与中国之间，只要回到武汉，一定要去看望詹老师和汪老师，虽然现在确实是远亲，但我们是心心相念最好的亲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