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人生（86）说说我这个四零后的故事之一
早上醒来，老伴一边看微信还一边唸出来：“老梁说40、50后……”
老梁是名人，老梁说天下，格局大，视野广，内容丰富。卑之无甚高论，只说说我这个四零后的亲身经历。
我们这一代人，几十年坎坎坷坷的经历大体上差不多。套用俄国托翁在《安娜·卡列琳娜》开头的那句话：幸运的人（托翁：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托翁：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的不幸始于高考名落孙山。
我自信当年高考成绩是不错的，没有被大学录取，而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就是明证。
2005年退休之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里，我终于看到了那份让我名落孙山的“政审”材料：
“高考委员会人事组：
我校考生李培永的家庭成分问题，本人填的是中农，有时又填工人，外调材料又说是小土地出租。汉口考区对此提出过疑问。我们又到中南路派出所去进行过了解，据派出所同志谈，他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漏划的地主’但因没搞社教，成分无法肯定。究竟属什么成分，请你们根据档案中的材料予以确定，不过，根据这一情况，我们认为录取绝密专业是不适宜的。“
这是当时学校党总支给高考招生办的政审结论中的补充材料，除了最后一句话是肯定的，前面都是“据说”、“无法肯定”，这样一份没有根据的“政审”结论，在当时没有被大学录取也是时势之必然。
大学梦碎，当不当中学语文老师呢？录用通知要求9月2日去省实验师范学校语文（2）班报到，我迟至国庆节后才去。
我在纠结，华师一附中高三（2）班团支部书记，学习成绩也不错，没有考取大学。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正好当年新疆建设兵团来汉招兵，真想远走他乡，但是学校团委书记蔡清萍老师多次找我谈话，晓之以理，共青团员要服从组织分配；动之以情，你曾经得过肺病，去那么远的北方，身体会受不了的。我的父母没有什么文化，但是，都要我听老师的话，去报到吧！当老师也好啊！
省实验师范学校语文（2）班的班主任黄娉琴老师，印尼归国华侨。她见我来报到了，非常高兴，轻言细语劝我，既然来了，就好好学习吧！然后，领着我到二班教室，对全班同学说：“我们班今天都到齐了，他叫李培永，是你们的班长。大家鼓掌欢迎！”
短训结业，被分配到硚口水厂路中学。
1977年恢复高考时，水厂路中学的安大庭校长，让我跟他一起调到武汉市43中时，我毫不犹豫地跟他去了。在43中教文科重点班，潜心教学，没有辜负安校长的知遇之恩。当时经常看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和上海的《语文学习》。那两本杂志上的许多文章都是中学老师写的，我梦想，一定要让我的文章变成铅字。坚持不懈地努力，我的处女作《〈住户代表〉的诞生》，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1980年第8期。
1979年春节，在汉口武圣路新华书店门口，与华中师大一附中王仕良主任邂逅。我在母校读书时，他是学校农场场长，高中每学期到校办农场劳动，学生干部都归他管。他与我们学生干部亦师亦友无话不说、亲密无间。见面时，他一双大手紧紧握住我，说：“好个李培永呀！这么多年都不到学校来看看啊！”我说：“真是无颜见我的老师和关心我的领导啊！”他说：“你没有考取大学，我们都知道，不是你的原因。”听说我在43中教文科重点班，他再三劝我回母校，他说学校现在就差你这样的年轻老师。
春节后，回母校，跟王主任一起去见时任老校长袁福。袁校长紧握我的手说：“王主任在街上碰到你，回来就跟我说了。我们欢迎你回母校！”，并马上安排试教，立即启动商调程序。
当我把母校的袁福老校长要调我回去的决定，告诉安校长时，安校长一直微笑着听我说，当我讲完整个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以及我的想法之后，他沉思片刻，非常明确地说：“我支持你调到华师大一附中，你去那里将来大有可为。我当时要你跟我来43中，就是想给你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让你在语文教学专业上成长快一些。现在你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到省重点中学去工作，对你的成长绝对比我们这里强百倍都不止，希望你抓住机遇，实现自己回母校工作的愿望！”
在我最敬爱的两位老校长的鼎力支持与帮助下，历时两年，千辛万苦，终于从一般中学，调回省重点中学华师一附中。这让我的人生开始了“立业”之路，虽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详情请见《闲话人生》（57）】
回母校之后不久，袁校长让我在学校举行了母校建校以来，第一次全校性的大型公开课，学校所有领导和各科教师都来听课。他的原话是，“要让大家看一看、评一评，我们自己培养的优秀高中学生，能不能胜任省重点中学的教学工作。”袁校长还特地请华师大教育系肖宗六教授来听课评课。
在我们语文组老教师陈治平、刘友三、吴六林的精心指导下，公开课非常成功。
接着，1982年，袁校长又让我承担人民教育出版社分编型语文实验教材的试教工作，把我推向全国语文教学改革第一线。
因了语文教材改革，我开始从省重点中学，走向全国语文教改的前列。
八十年代初，教改实验班是不受家长欢迎的。他们说，我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进省重点，你们搞什么教改实验，既然是实验，就有可能失败，而失败对你们来说无所谓，对我们家庭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损失。
家长的想法、意见都可以理解，但是，学校坚持教改的决心和决策不可动摇。身在教改一线的我，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牢记袁校长的嘱托，只能成功。为此，我边学边教，边教边学。学教学理论，补自己的短板，学教改先进经验，开拓自己的视野。教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钱学森编著的《思维科学》、还有章熊译著的《提高写作技能》、章志光等译著的《课堂教学心理学》等经常伴我夜读，指导我进行语文教学改革。
完成第一年教改任务后，我写了总结论文《试教初步》，人教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在该所编的《试教资料（五）》中，刊发全文，并发给全国各省市教研室及所有教改实验班的执教老师。
1983年在洛阳，人教社组织召开的全国实验教材改革工作会议，《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张定远先生，通知湖北省教研室张良谟老师，请李培永老师准备大会发言，详细讲讲《试教初步》。
这次会议，是我人生之路杨帆远行的启程。
我们湖北实验班执教老师到洛阳当天晚上，张老师就带我去拜见人教社副总编、编审刘国正先生和张定远所长。当时在他们房间的还有人教社实验教材特约编辑章熊先生和张必锟先生。
当张良谟老师向各位专家学者介绍我时，他们都非常高兴，鼓励我继续努力，坚持实验六年，必有成果。
临别之时，张所长握着我的手，说：“年轻人，明天在大会上好好讲一讲吧！”
1984年暑假在兰州，第二次教材改革实验工作会议，张定远所长又安排我作大会发言，讲如何指导学生质疑问难，学好实验教材。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在湖北省及武汉市教研室负责人陪同下，到我们实验班来听实验班学生汇报。发言的同学都是即席讲话，没有一个学生是唸稿子的。所以，定远先生最后讲话时说：“你们很会说话，说得很得体，有的同学还有点风度。希望你们继续练好说话，要练到出口成章。”
1985年暑假在青岛，我带去参加会议的材料，是湖北省教研室组织我们实验班，参加当年高考语文单科测试的统计资料，还有学生的高考试卷。学生是在参加武汉市中考之后，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参加单科测试的。
章熊老师当年是高考语文命题组副组长，他当时看到我们班学生的这些资料后，兴奋得手舞足蹈，拿着资料，拉着我就到刘国正先生那里去商量，要开始大力宣传实验教材了。
章熊先生后来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说：“我和一些同志都有这样的看法：语文高考不需要特别复习，尤其不要搞题海战术；考生上埸，凭的应该是平时培养起来的基本能力。李培永同志的学生临场表现，证实了我们的想法。这批孩子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应该说，它是李培永同志训练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