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有位老同事对我说：小孩就像是眉毛，有了吧，也没什么用，没有吧，让人看着觉得奇怪。
老同事这么说，是事出有因。他四十年代从哈佛法学院毕业，抗战胜利后，成了“海归”，在上海开了律师事务所，兼任大夏大学法学院教授，并投资制造业，事业上风生水起，在西区高档的武康路置下一栋花园洋房。家庭生活也让人羡慕有加，太太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知书达理，膝下一儿一女。
解放初期，给国家赚外汇成了大事，老同事受聘于外贸系统，专门负责对外商法。遗憾的是，好景不长。1957年，老同事书生气一发，说了一通治国不能靠人，只能靠法，就被打成右派，工资锐减，三层洋房里搬来十多家劳动人民。他本人不幸中大幸，没被发配去劳改农场，被差遣去看仓库。这样的家庭背景，必然影响其子女的前途。两个孩子好歹算是上了高中，一个去了外地工厂，一个在市郊农场。
文革后，老同事恢复了名誉和工资（他的工资是全校最高的，70年代末，280多元），成了大学法学教授，然而，他已年届六十，戏称自己已“入土三分”。最让他痛心的是，恢复高考后，两个孩子都不去报考大学。其实这也难怪他们，屡经波折，才在国营单位立住了脚，又都结婚生子，不想再折腾了。为此，老同事痛心疾首，哀叹孩子不过是眉毛。
眼下，纹眉的，画眉的，比比皆是，有没有眉毛，不那么重要了。
放眼世界，各国的出生率频频创历史新低，人口危机正在迫近。数据显示，中国出生人口呈崩盘式下跌，2020年新生儿略高于一千万，比2019年下降15%，是1949年以来最低的一年，比三年大饥荒时期还要低。对比14亿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1%以下，精确地说是0.72%左右。
日本的人口危机更为严重，2020年的出生率是0.69%。多年来，我们听闻了不少有关日本人口危机的报道，比如人口老年化，人口负增长（死亡人数大于新生儿人数），若干年后，日本人口将减少一半等等。现在看来，中国正大步追赶日本，前景堪忧。
刚看了一则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的出生率离专家担忧的“婴儿崩盘”也不远了。妇女人均生育数已经从五十年代的四个孩子降到今天的两个以下。这意味着：美国青壮劳动力的人口比例在缩小，而老龄人口比例在增大，最终的问题是：谁来养老人？
这是世界性的当代社会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需要对付那么多老人。现在一般的老人退休后，还可以活二三十年，这二三十年的养老费用，由社会支出的那部分，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
两年前，我去希腊，见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老同学，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原来，她和丈夫（退休军官）领着希腊政府公务人员的退休金，衣食无忧。然而，希腊金融危机后，政府突然宣布削减退休金30%。幸好她丈夫是军人，退休金不在削减之列。即便如此，我同学每月少领500欧，对老人来说，是沉重的损失。我朋友，60出头，只得再出去工作，做家教贴补家用。但年龄渐长，终有做不动的那一天，不知日后如何对付。
当然，希腊的悲剧主要是由政府大力举债，无法偿还造成的。听上去是不是有点熟悉？目前靠大开印钞机，拆东墙补西墙，还可以抵挡一阵。但是，关键是必须要有实质的物质创造出来，这就断然离不开年轻的劳动力。哪怕是服务性行业，也需要年轻力壮，干得动活儿的。
疫情中的2020年，本有人希望居家隔离会出现“造儿”高潮。结果，美国出生率一路下降，到2020年12月底，比11月还下跌了7%。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预测，2021年新生儿人数可能会净减30万人。
有人说，出生率的下降显示出美国妇女地位的提高，她们有了选择的自由。但也有人把出生率视为“绝望的晴雨表”。出生率跟“生活负担”紧密相关。美国近年来住房和教育费用的剧增，劳工阶层实际收入的降低，让年轻一代不堪重负。不少年轻人能自给自足已属不错，根本无余力考虑支撑家庭。
没有眉毛，也只能让它去了。不少年轻人已经累到，甚至沮丧到，没有时间去注意自己和他人的眉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