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絮事。
过晒，照相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北方农村，父母生我时都已年龄偏大，母亲四十一岁，父亲四十七岁，上面俩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姐大我十七岁，二姐大我十四岁，哥哥大我八岁。由于父亲身体不好，加上农村缺医少药，营养不良，父亲的健体状况远比实际年龄差，我的突然到来让他们感到措手不及。
听我父亲讲他根本没有勇气和信心能陪伴我长大，曾经想把我送人。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作宗下最后还是把我留了下来。
大姐在上中学，家里生活困难，二姐念完小学就辍学了，她为了帮衬家里多挣点工分，小小年纪就为生产队放牛了。其实，二姐从小学习很好，一直是学习委员。她生性温和善良又好说话，母亲只有恨心停了二姐的课。小时候，经常听到二姐报怨母亲恨心，姐姐觉得二姐的牺牲保全了自己的学藉，心里不是滋味，经常對我说二姐是为了照看我才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让我要有良心，以后好好照顾二姐。确实，从我记事起一直是二姐带着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也是我与二姐一起照的。
八岁以前，我们家里的相框里没多少照片。只见到有一张父亲年轻的照片，其他就是我和俩个姐姐，表姐们，在外工作的堂哥堂姐们的照片了。直到现在我还隐隐约约记得我第一次拍照的情景。
那年是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满三岁。农历六月二十四，是我们县城每年一度的大庙会，潮水般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进县城，买卖农副产品，参加骡马生畜交易大会，当地戏称“过晒”。我没有严肃考证，大概是每年这三天庙会天气太热，太阳又大，人们没地方歇脚，都在太阳底下烤着苦中作乐；所以，我们把六月二十四这三天叫“过晒”。
那年好像二姐刚订婚，手头有点零花钱，就决定带着我去县城过晒去了。从我们家到县城二十华里，我们首先步行五里到我们家附近的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到县城，县城距离我们一站地，一角钱一张票，我享受儿童免费票。当年县城并不大，一条叫南北大道，东西一条叫中街，俩街相交处，是城中心最繁华热闹的转盘，转盘四个角上分别是四个商店，副食，轻纺日用，五金百货。十字路口被小商小贩占的满满的，无处插足，县城到处人山人海。那年代，什么物资都缺，就是不缺人，买东西像打仗似的，大家都不排队，紧俏产品销售处剂的一塌糊涂。县城街道窄憋，宽一仗有余，俩边的房子低矮破旧。满街臭水横流，馊味冲天的味道停留在我三岁的记忆深处挥之不去。
记得有一惊险插曲，我差点走丢。记得有一生产队拉来一马车菜瓜，停在路边买，菜瓜比黄瓜粗而且长，外表黑绿黑绿的，我闹着要吃菜瓜，二姐拗不过我，只好硬着头皮往人群里剂，并一再吩咐我站在原地等她。我等了老半天不见二姐的人影，喊叫二姐，没人答应，我走着向火车站的方向去寻找二姐去了，临近火车站我正好遇上我姑姑的孙女，跟我二姐差不多同岁。表侄女看到我这个小小表叔一个人乱跑，非常惊讶，问清原因后带着我去买瓜的地方找到二姐。好在那个年代人不值钱，还没有人贩子产生。让我二姐虚惊一场。
我抗着二姐买来的大菜瓜，转泣为喜跟着二姐到了县人民照相馆。
第一次照相，不懂这究竟在干什么，一个和蔼可亲的照相师傅一边哄我，一边摆弄他的设备，躲进一个黑布里面端着木头盒子似的相机折腾了老半天，让我看着他，笑一笑。我抱着菜瓜死活不肯撒手，记不清他们用什么法子让我妥协，配合他们完成了俩张一寸半小照。一张是我和二姐合照，一张是我的单独小照。那时我留着锄片头，头发油光闪亮，就像“闪闪红心”中潘冬子的那种发形。人也长得稚气可爱，虽然脸上没笑容，但照的自然，清纯。我二姐更不用说了，继承了父母的遗传，她和大姐是方圆十几里有名的俊俏姐妹花，多少好人家都想把她们娶回家呢。
三十年前，在二姐的相框里还能看见那俩张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小照。我们老家有多少人一生都没照过像，我的同龄人百分之九十多童年没有留下任何相机记录过的痕迹。
照完像后，二姐带着我去县一中投奔我大姐去了。大姐在一中念初中，按说她早该毕业了，但正值文革，没人管她们毕业升学和工作，她们都在留校闹革命呢！一中不少老师去过我们村下乡，在我们家吃过饭，不少我姐的同学去过我们家，都说我长的喜人可爱，都喜欢逗逗我。我记得大姐从食堂打回几个黄灿灿的窝头，我一个人霸着不让俩个姐姐吃，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模模糊糊记得大姐教训了我，我哭闹过，打没打我记不清了，那天问问二姐。
我们在大姐的宿舍过夜了没有，记不清了，毕竟只有三岁。但这次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照相，第一次人前给大姐丢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五十年过去了，回顾四围已经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写到这里不由得悲从心起，思念起我英年早逝的大姐，她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十九年了，她如果还活着该有多好啊！
03/24/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