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事比较拖拉，没能象师姐那样，博士毕业、同时绿卡到手、医生执照考好直接去做住院医，只好申请博士后，从学生签证转工作签证。
那时是911之前，肿瘤研究科研经费非常充足，充足到研究所里那一年几乎天天有讲座、会议留下的丰盛的免费午餐晚餐，基本不需带饭或买饭。那会儿博士后的位置多如牛毛，任君挑。我这个老板当初是耶鲁乳腺癌研究部门的头，他在癌症研究年会上发广告招人，我去了个电子邮件。结果他第二天给我打电话，说他要搬到另一州，想在新工作地点面试我。当时我只是想免费体会把平生第一次面试，真没看上这个研究所，没有丝毫压力地去了。
他的秘书安排了接机的豪华轿车和医院旁边的四星级酒店。到达后第二天一早在酒店与老板见面，他开着他的带导航的宝马轿车，参观对他来说也很生疏的医院和大学。当时感觉那宝马车上装的当时的新鲜事物、二千年版的导航系统不是很给力。中午去日本餐厅用餐。用餐时才问一些我读博士时做了哪些实验。我夸他筷子用得很好，他夸我的英语是他认识的中国人中最好的，我们聊得很投机尽兴，吃完后，我们都要走出餐厅了，他才想起来他还没付款。午饭后他向我介绍以后的具体研究课题是什么，薪金待遇如何，问我什么时候能来。我说我还要去霍普金司大学看一看。面试完，从外州飞来的大学同学和她男友接上我去大吃大喝，把当地有趣的地方全逛了个遍。 这个面试经历是我后来大大小小的面试最开心放松的一次。
之后我去了霍普金斯大学实验室面试。那个实验室一个著名的大老板，手下三个小老板，其实是其中一个小老板招人，当天就得到口头录用。但小老板的学生说每天7点上班7点下班，让我这个懒人很有点想法。从巴尔的摩回来第二天，还在睡梦中就接了老板电话，询问我对巴尔的摩的看法，能不能下定决心为他工作。当时基于对安全，劳动强度，薪酬几方面考虑，迫于老板的热情马上就答应了。 其实当时还有另一个耶鲁的实验室也伸出了橄榄枝。当时发挥阿Q精神：虽然不是耶鲁，但研究项目是一样的。回过头来看，这个选择非常不利于我的科研之路。
这个老板早年运气是不错的，他是生在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长在荷兰，在荷兰读的医学院。到美国实习了一年，回荷兰做完住院医，不知什么神操作、申请到耶鲁大学肿瘤的专科训练机会 （我猜与他的犹太人关系网有关），在耶鲁做乳腺癌专科医生和科学家二十多年。他夫人也是荷兰犹太人，气质高雅，生了一儿一女，在家做家庭主妇。
据唯一跟他从耶鲁大学搬过来的博士后透露，他跟他上面的头没搞好关系给踢了出来。不过他很会申请课题，不差钱，再加上他的犹太人关系网，很快找到下家。
第一天开始工作，他问我：”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一楞：“做课题做实验啊！” 他说：“你的工作是找到癌症治愈方法。” 当时我很不以为然，这目标太高太空了吧！他对做实验的热情要比看病人高多了。有次他竟然问我，他试吃一下我们正试验的靶向药物如何。我博士时上过毒理课，当然反对。他一星期中每星期四看一天病人，那天他心情会不好；我们都不敢那天去打扰他。他一年中有两次要去肿瘤病房值班二星期，每次他都哼哼叽叽倒计日。他在做讲座/汇报时好几次感谢我独力开始了他的这个项目。有次我做的课题有点小挫折，他要放弃，我没有在他的脾气下让步，坚持己见，继续做了下去，结果很不错。他说：“我得永远感激你的决定。” 因为有好的实验结果，他研究经费越来越多，各大药厂都要跟他合作，他成为研究所科研经费最多的老板。实验室人数也从最初两个人增加到八、九个人。但是他的研究经费并不与发表文章成正比，实验室发的每一篇文章都长得如长篇小说，实验要反复重复后才写进去，一拖再拖，新结果变成陈结果，发表的杂志也只是二流。与之对比，跟他合作的药厂里的科研人员写的综述倒进了最好的一流杂志。这样他的手下在科研这条路上的上升空间就很小。有一事让我耿耿于怀，我离开实验室后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付出了一年半劳动，他竟答应他新的博士后跟我一起署名第一作者，因为我姓氏在后，所以事实上我成了第二作者。
总体来说他对手下人还不错，还是很有人情味儿的。我结婚那天下大雪，他和他夫人到场祝贺。当然我也很为他卖命，结婚当天上午，我怕开车打滑，在先生的陪伴下，还走路去实验室去做了一小时的动物实验。实验室六七年里有八个婴儿诞生，每个婴儿出生，他都送一整套从里到外的GAP牌小孩衣服，从没抱怨孕妇工作效率下降。我们这帮人申请绿卡他也是能帮就帮。他自己也是绿卡持有人，他打算退休后回福利好的荷兰，所以没申请公民。我后来找工作，他很及时地洋洋洒洒写出一大篇都是好话的推荐信。他手下人生病，他会帮忙找好医生，比如帮他的患骨癌的学生联系好外科医生，帮患先天性主动脉狭窄的博士后与心脏科医生交涉。有次听到他的护士向他报怨某个病人的要求如何不合理，他回答说：“我永远站在病人一边。” 当时我就想这个道德制高点太让人仰望了。
有个从中国来的交流学者说：“你的老板慈眉善目整天笑嘻嘻的，你们实验室的人的日子一定好过。” 我答：“我们实验室的人一定不这么认同。” 刚进实验室时他曾经招了一个在我看来非常能干的实验室经理，做实验很好，就是稍微有点大大咧咧，与他事事俱细的管理方式不合。三个月后在没征兆的情况下，他让人事科来赶人回家。我对此兔死狐悲了一段时间。他工作非常努力，总是7点来7点走。申请课题学校有许多行政规定比如资金的管理、专利权，琐碎的事情层出不穷，有次他诉苦开玩笑跟我说：“你可以拥有我这个工作。” 有时我九，十点才去上班，他遇到了会刺一句：“你这是银行上班时间。” 我回他：“昨晚上我九点钟才离开。” 他有时会大声训斥实验室的人，大多因为实验结果不理想。一次他坦白说：“偶尔发个脾气会让手下人有所忌惮，对工作有帮助。” 他的间歇发作的坏脾气，不仅仅是针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有次听见他在电话上向她女儿咆啸，因为她在家把东西烧糊了炉子起火了。他夫人说：“谁能想到他那瘦瘦矮矮的身体，竟能发那么大的脾气。” 他对他的护士发过火，人家不会象实验室的人忍气吞声，就向老板的领导告状了。
有次老板的秘书神秘兮兮给我们看他的一年工资条。我们的工资只是老板工资的一个零头。他是荷兰人又是犹太人，有些事比较小气吝啬或者说敝帚自珍。读博士时系主任是荷兰人，他讲过一个故事：“电线是谁发明的？荷兰人，因为两个荷兰人同时看到地上的一分钱硬币，都说是自己的，每人揪一边越拉越长就成了电线。” 有一次有人借了实验室的推车没还，我们都不认识那人。老板非常生气说：“有人到你后院借小铲子，不认识的人你会借吗？” 他曾亲自带着他的博士研究生，到整层楼里的各个实验室找丢了的电泳仪。他曾两次邀请实验室的人去他家聚会。当我把茶喝了一半的茶杯放在茶几上，老板转手把茶杯放在茶杯垫上。我当时有些不以为然，茶都不烫了。许多年后自己买了比较上档次的家具后，使用时也有些束手束脚了，对他的作为可以理解了。当几个实验室同事无聊，看着他家一盆兰花评论花时，他夫人突然大喝一声：”不要摸！这盆花在过去十年里年年都忠诚地开花。” 其实当时我们没人手欠啊。后来自己养这种兰花，买了一盆，花开花谢后就死了，后再买一盆两年后终于再次开花，那种欣喜，终于能理解他夫人的感受了。
我离开实验室四年后，突然接到以前同事的电话，说他的实验室解散了。老板因为漏税惹上官司！他把二百五十万美金设了信托基金，存于瑞士银行。据他说是从他叔叔那儿继承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补偿金。当年跟他一起做实验时他有提过他继承了一笔钱。当时还讨论能不能投资中国股票来着。他立刻被医院开除不允许踏入研究所，苦心经营的实验室被其他人接收。他是苹果迷，他是我认识的人中第一个拥有苹果手机的。他的实验室有许多台最好最新的苹果计算机。他热衷于摄影，实验室有价值二十万的摄像器材。冰箱里一盒药厂送来的抗体就价值三十万。 几个接收他实验室的教授因此发了一笔财。真叫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审叛结果是美国政府罚了他一百二十万，补税四十万。加上律师费，二百五十万所剩无几。他坐了一天牢，在周末可以回家的劳改所呆了半年，社区劳动三年。医生执照亦被吊销。在劳改所吃的是垃圾食品，身体变胖许多。他不是美国公民，在六十岁时受此惩罚，我难以想象他心灵所受的创伤。我后来找工作需要他的推荐信，他就让我找他的从前导师、研究所的副所长写。那个八十五高龄的副所长爽快的答应了，见到我时说：”麦克是个好人”。 服刑完毕，他在他以前的同事做头的生化公司找到顾问工作，可是有记者追着他不放，质问这公司怎么能雇这种犯了罪的人。慢慢的他的生活又趋稳起来，开始与一医药公司合作致力于肿瘤疫苗的研究。儿子女儿都成了医生。他也成了外祖父。
二零一九年接到朋友的信息问我：“某某是不是你的前老板？” 我回：“是啊，有啥事？” 这回消息更惊人更沉重：他从大学城里的图书馆出来，过人行横道线走到中间时，给一辆左转的大福特皮卡撞了，送到他女儿工作的医院，抢救了三天后因脑部受伤去逝了。我赶紧跟他夫人联系，我们实验室的人再次聚首，竟然是在他的纪念会上。
他是个很聪明非常有眼光的科学家，二十年前研究靶向药，去世之前研究肿瘤疫苗，总处在领先的位置。他的最后十年真是运气背，也没做天怒人愤的事，见过倒霉的，没见过这么倒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