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书评杂烩
关于郁达夫的争议，近百年来一直不断。
有人说他是大作家，有人说他只是个好色之徒；有人说他是抗日志士，有人说他是妥妥的“渣男”……
而当我们剥离了这些标签，我们就会发现争议的根本在于：到底如何用一个词、一个属性，为郁达夫这一历史人物“定性”？
或许读了这篇文章，读者心中自有答案。
压抑的少年时代
1896年，郁达夫出生在浙江省富阳满州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在郁达夫出生时，郁家的经济条件尚可；然而，在他父亲因意外去世后，家道迅速中落，支撑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到了他的母亲身上。
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
自郁达夫孩提时代起，母亲便对他严加看管，几乎不允许他玩耍，事事由母亲做主；而郁达夫更是知道母亲持家的不易，早早懂事，勤奋好学，在学校的成绩十分优秀。
然而，过早失去父亲，母亲的控制欲，家中贫苦到连买一双新布鞋都要四处借钱的生活，都使郁达夫的性格变得内向、敏感、孤僻、自卑。
他的童年，是压抑的；而他的天性，又是爱自由的——从他读大学预科时，十分反感学校教会式的管教，便可见一斑。也正是这样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一生。
留学日本，却因中国人身份而痛苦
时间转眼到了1913年。这一年，郁达夫的人生迎来了一个转折点：离开家乡，远赴日本留学。
话还要从20世纪初说起。彼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然结束，曾经的“弹丸小国”迅速发展起来，令人生畏。
一些有志之士提出，应当由政府出资派遣一些优秀的青年赴日，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
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无数历史名人都曾受此政策裨益，日本的一些先进思想与文化也的的确确由这些留日学生传播到了祖国。
十七岁的少年郁达夫，来到日本后，更是大开眼界。
这是一个与自己生活的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度：满街的樱花，和洋并存的建筑，比祖国先进得多的设施，在国内从没读过的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有无数美丽温柔的日本女子。
一个长时间处于压抑状态下的人，来到一个全新的、不受管束的世界，往往会在“自由”这匹脱缰的野马的驱使下，时刻都想做出比常人更出格的事情。
郁达夫显然也是如此。在那里，他觉得他获得了许久没有获得的自由：他可以成日读闲书而不学习，可以喝酒交朋友；而作为一个正值青春期的男子，可以结交日本女友，甚至去妓馆……想一想那些日本女子，她们身着和服，笑靥如花，三两成行地走在街上，细腻丰白的后颈与腿在和服中若隐若现，青年郁达夫曾一次又一次地为热情奔放的她们所倾心。
然而，他却并没有获得他想要的理想生活。在学校里，忧郁压抑的他疑心别人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疏远自己；在生活中，他先后与后藤隆子等几位女性恋爱，均无疾而终。自由的快乐逐渐退潮，他又回到了原点；而救国的心潮，却一发又一发地在他的胸腔里涌动了起来。
在他的自叙传小说《沉沦》里，那个与他身世经历极其相似的主人公可以看作是他的缩影。
小说的末尾是这样的：主人公在孤独的生活中，鬼使神差来到了有陪酒女的酒馆。在那里，他面对陪酒女暧昧的招待，恐惧，紧张，害怕得直哆嗦，又怀疑对方是看不起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愤怒地想要“复仇”。
他在那里酩酊大醉，酒醒后，他在罪恶感、挫败感与无尽的矛盾与痛苦中，跳海自尽了。死前，他痛苦地呼唤：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尽管《沉沦》并不尽然是郁达夫的经历：他不仅没有像小说结局那样自杀，还靠着它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这段描写却暗示了郁达夫作为“弱国子民”，在侵略过自己祖国的日本所经历的自卑与痛苦。
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不似鲁迅当年所写的麻木的“看客”般的中国人，而是一个觉醒了的，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不愿被看轻、被歧视的中国人。
然而，他又像鲁迅所说的“出走之后的娜拉”——没有救国的出路和方向，甚至连自己的自卑和忧郁都克服不了。
娜拉若是没有出路，那么要么回去，要么堕落。因此，郁达夫越来越沉溺于寻花问柳。这既是一种放纵，更是一种痛苦的无奈。
恋上“杭州第一美人”
1927年，郁达夫在大学任教时，在结识了当时身为女学生的王映霞。
彼时20岁的王映霞，明艳动人，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称。看看她的照片，模糊的像素掩盖不住流畅的面部线条和深邃的眉眼，在一众女学生中的确光彩照人。
而她并不是头脑空空的“花瓶”：外祖父王二南是南社社员，自小便教她读书与琴棋书画。
伫立于风景旖旎的西子湖畔，她的美貌仍不逊色，堪称“淡妆浓抹总相宜”，举止谈吐更是不俗。郁达夫很快迷上了她。
即使自己相貌平平，还比对方大了十几岁，他仍然对她展开了不懈的追求，希望自己能够凭借才情和炽烈的爱打动她。
他给王映霞的信中这样写：
“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须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露乳等情形……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放弃……”
这样的说法，其实不禁推敲：难道与郁达夫在一起，就不需要结婚吗？就不需要生儿育女，不需要面对家庭的柴米油盐了吗？
大概，誓言只有在说出来的那一刻最有价值。那一刻，或许郁达夫是真的相信，自己可以让心中的女神自由地生活——也或许，在他的生活中，已经有发妻替他完成这一切。
毕竟，此时他还未与家乡的原配妻子孙荃离婚。
郁达夫家乡的这位发妻孙荃，后人将她与鲁迅的妻子朱安、郭沫若的妻子张琼华、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同称“民国四大弃妇”。
某种程度来说，她们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更是当时旧式女性悲剧命运的缩影。然而，与其他三位原配不同的是，孙荃曾经一度与郁达夫萌生过情感。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她不仅为郁家人代笔与他通信，甚至还写诗词给他。而郁达夫也愿意指点一二，留日归来后甚至与孙荃生了两个儿子——尽管当初，他迎娶孙荃时，全无拜堂红妆，仅一顶小轿与几桌酒席而已。
这，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言归正传。王映霞渐渐被郁达夫的真诚情感所打动，特别是郁达夫“《沉沦》作者”的身份令她又吃惊，又崇拜。而他一封接一封的情书，更是使她春心萌动。
然而，唯有一点令她迟疑，令她的家人不满：她知道了孙荃的存在。
出身清白，毕业于师范院校，有着新派思想的王映霞，不愿意与有夫之妇结合，更不愿做郁达夫的妾室。
而郁达夫面对心仪的美人果断决定：与孙荃离婚。
任由孙荃以死相逼，仍然没有挽回郁达夫的心。当时，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才仅仅出生几个月。1928年，郁达夫依旧与王映霞在西湖畔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柳亚子甚至赠诗云“富春江上神仙侣“。
才子配佳人，这在当时的杭州都是一段佳话。
“富春江上神仙侣”，却落得劳燕分飞
时任大学教授的郁达夫，手头还算宽裕。而生性风流的他，更是舍得为自己的“佳人”一掷千金。两人过着不羡鸳鸯不羡仙的生活，宣称“比鲁迅家过得还好”。
然而，或许是因为抗战爆发，或许是因为生活水平的下降，或许是因为两人性格本就不合……总之，感情很快出现了罅隙。
婚后，王映霞不仅发现自己的名分在郁达夫的老家不被承认，还发现他常常花钱买醉，甚至有一次两人争吵后，他跑回孙荃那里住了十几日。这无疑为两人之间的矛盾火上浇油，王映霞气得掉眼泪。
而郁达夫这边，抗战爆发后，他移居福建工作，满腔爱国热情的他不断宣传抗日，写了大量的抗日文章鼓舞人心，越来越忙碌，逐渐分散了对家庭的注意。
一次，他偶然发现了一封自己的旧交，教育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联想到一些关于妻子和许绍棣的风言风语，郁达夫不禁勃然大怒，与妻子大吵一架，气得王映霞离家出走投奔朋友。
其实，来自许绍棣的情书并不是证明妻子出轨的充分证据，王映霞也说自己与他的往来是在为自己的闺蜜孙多慈牵线。这个孙多慈，就是徐悲鸿曾经的学生和恋人。
然而郁达夫仍然一口咬定妻子与他有染，怀疑妻子与情夫私奔。最终，被猜忌冲昏了头脑的他在报纸上刊登了这样的消息：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正常。汝与某君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并不算难以理解；然而“携去之细软衣饰现款契据等”一句，却所言有虚，更何况最看不起王映霞的郁母，怎会对她“想念甚殷“？
甩锅加道德绑架打感情牌，将王映霞彻底刻画成一个水性杨花、爱财不爱子的“坏女人”，直击大众痛点，更显得郁达夫不够豁达和成熟。
幸而，王映霞最终回来了，并解释了一切。矛盾一解除，郁达夫立刻又在报纸上发文，宣称自己当时头脑发昏，丧失理智，向妻子和天下人道歉。
这条“反转”一出，一片哗然。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会如何评价这两个人——反正，大概不会再是“神仙侣”了。
这件事里的郁达夫，在现代人看来实在是幼稚。
然而，想一想，一段关系中，更为幼稚，更热衷猜疑，总是在脑海里不自主地放大事实不信任对方的那个人，往往是更加自卑的那一个。他的自卑与敏感，从来没有走远。
如果之后，王映霞没有再做出让郁达夫猜疑的事情，或许他们之间仍会甜蜜如初。然而，不幸的是，她最终真的成为了戴笠的情妇。
在汪静之的回忆录里，他曾提到，妻子的好友王映霞曾趁郁达夫不在家，登门请求闺蜜的丈夫陪自己去堕胎。
事情告一段落，她又眉飞色舞地和他们讲起，戴笠的小汽车接她走，戴笠的房子有多么富丽堂皇。
汪静之心头一冷。
他知道自己正在了解事情的真相，然而慑于戴笠的权势，他断不敢告诉郁达夫。
然而，郁达夫何等敏感和多疑，怎会不发现一点端倪？又气又恨的他，最终以《毁家诗记》20首，指控王映霞与许绍棣有婚外恋。
而王映霞更是悲愤不已，立刻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发起回击。
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只会消磨两人之间的感情，成为吃瓜群众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久，这对曾经的“富春江上神仙侣”，还是劳燕分飞。
投身抗日，最终客死他乡
自古，家国之恨就都是连在一起的。
或许当年的留学经历，就已经在郁达夫心里种下爱国主义的种子；而家门不幸，更使得郁达夫迸发出更多抗日救亡的激情。
早在抗战刚开始时，他便与其他爱国作家一同发表《告世界书》，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支援中国抗日战争。
此后，他更是在新加坡发表了近500篇关于宣传和支援抗战的政论。纵观他的文字，一扫往日的苦闷忧郁，变得慷慨悲愤，字字铿锵。
从前那个以“零余人”自居的自叙传小说家郁达夫，俨然变为了革命战士郁达夫。而他极富影响力的文字，自然也引起了日寇的注意。
1942年，新加坡沦陷，郁达夫化名为赵廉，逃到苏门答腊岛开设酒厂，兼任日语翻译，从事地下工作。
在当时的苏门答腊，日语翻译极其稀缺，郁达夫每日接手的情报数量之大可想而知。
他勇敢地在敌人眼皮下，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开展工作，不仅传递了许多关键情报，更保全了无数抗日同胞的生命与安全。
然而，就在胜利前夕，郁达夫的真实身份终究还是被宪兵队发现。1945年，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岛失踪。
种种调查表明，他被日军暗杀，牺牲在了苏门答腊岛，年仅49岁。
在他去世前三年，他曾经挚爱的王映霞与钟贤道成婚，一代交际场上的美人最终还是回归了家庭，与一个平凡的人终老一生。
而他的原配妻子孙荃，还在自己的家乡养育着她与郁达夫的三个孩子。她告诉自己的孩子们，他们的父亲是一个英雄，是为了救国才离开他们。
她希望孩子们长大后，成为像父亲那样报效祖国的人。
而最令人唏嘘的是，在他死后不到一天，他与第三任妻子何丽有最小的孩子刚刚出生。这个幼小的生命不知道，她已经永远地失去了父亲。
结语
每一位历史人物，都是曾有血有肉，真实存在过的人。他们身上有过人之处，也可能有令人难以忍受的缺点——究其原因，正因为他们是“人”：有人性，有人情。
而也正是这份“人性”与“人情”，才能使他们走下神坛，被后世的我们触及。
就如同郁飞对父亲郁达夫的评价，或许也适用于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
“我的父亲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致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