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姥爷是在一九五六年的九月下旬。那年父亲鸿运临头，赶上了两件好事，连带着母亲也沾了光。
在江南最宜人的季节，父亲得到一个去杭州疗养的机会，母亲借机带着我也去了一趟杭州。母亲第一次到沪杭是在淞沪会战那年，随着参战的姥爷去的。先是在上海租了房子安顿下来，住了几天，因日寇的侵略战火难以安身，姥姥带母亲，二姨，和大舅搬到杭州。回程时，在上海逗留了一个白天，看了一场当时时新的立体电影，又在闻名的大世界游了一转，如今记得的只有那几面哈哈镜。
八月份，父亲接到进京参加国庆观礼的通知。母亲得知后，便鼓捣父亲借机回乡探一次亲。平时很少考虑个人私事的父亲想想觉得有道理，就去找领导说了自己的想法。
父亲自三九年投笔从戎，一直在一线部队作战，打到四六年，国共签了停战协议后才回了一趟老家，打那之后，已有十年未曾还乡了。而母亲自四九年底姥爷随部队进军大西北后，也有六年多没见过家人了。
父亲的领导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听了父亲的讲述，二话没说，让父亲打了个报告，就手签了两字——同意。母亲那边的假也很快就批了下来。
九月上旬，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一家三口乘上开往北京的列车，踏上了回乡探亲的旅途。五〇年十一月下旬，父母乘火车南下，寒秋萧瑟，军情匆匆，心事重重；时过境迁，如今还乡乘坐的是同一列北行的火车，窗外金秋，天高气爽，田园一片丰收景色，窗里父母归思情切。
父母原本的打算是先回父亲的老家，一是父亲的家就在保定府的地界，二是父母成家后，母亲还没有按照民间的习俗过门见过公婆。然后一家人再去沈阳，算是母亲回娘家。小住数日，赶在十·一前返回到北京。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从父亲的老家回到北京，在招待所拿到去沈阳的车票时，也收到了学院发给父亲的急电——原定参加阅兵的一位干部得了急病，不能赴京了，因此命令父亲中断休假，由观礼改为参阅，立即前往阅兵训练营地参加训练，观礼名额另行指派人员补上。于是父亲只好退了自己的车票，送母亲和我登上去沈阳的列车。
那年我五岁，虽然在沈阳住了好几天，但是对姥爷和姥姥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记得的只有上初中的老姨和上小学的小舅，因为两人一直带着我皮，直到母亲带我离开。
再次见到姥爷，已是十八年后的一九七二年了。那时姥爷六十七，已经退休，走路时左手拄着手杖，左腿行走有些不便，开口说话时，左脸有些抖动，带着嘴角上抽，挤得左眼往上合。姥爷过世后，与母亲聊天时说起到这事，母亲告诉我，那是姥爷在四一年参加上高会战时落下的伤残。
后来也曾见过姥爷几次，但都是匆匆一面。所有关于姥爷的事都是从母亲和大舅那儿听来的只言片语。待到想了解姥爷身世时，只有大舅一人还健在。但因事过久远，大舅能回忆起的事情也已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