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信仰共产党的?
毛泽东的成长经历、所受教育和所处社会环境，使他很早就有了对穷苦人生活的感知，年少时就产生了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吃上饭的朴素愿望，立志为大多数中国穷苦人民谋得幸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决定改造中国和世界观，打倒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曾真诚地走过“教育救国”的道路，也尝试过建设“新村”，实验和相信过自由主义、互助主义、改良主义和孙中山的国民党, 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为中国规划了通过新民主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走上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之路。
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全国各地的党员有58人。这58 人的出身、学历、成分和职业十分值得注意：留日的18 人，北大毕业生17 人，其他大学的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13 人，只有2 人文化程度不高。从职业来看，担任教师包括教授的17 人，在校学生24 人，报业人员、律师、职员、弃官不做的自由职业者等13 人，党务和工会工作者2 人，典型意义上的工人2 人。这些人中不少都出身于富有和殷实之家，在“经济”上并不那么困难，有的还很不一般几乎都是“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比如即使现在看起来也是一幢“豪宅”的中共一大会址，就是上海代表李汉俊和他的胞兄当时的寓所。这样一批人是社会中生活比较优裕的少数人，但是他们的成长被社会中“大多数穷苦人民”包围着，在读书的过程中，“为民立命”的传统伦理，“人生而平等”的外来观念，不断地激发着他们思考和关心周围“大多数穷苦人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毛泽东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毛泽东十四五岁时，在父亲安排下去读书。与众不同的是，他读能接触到的各种书籍，通过书本里的知识认识社会。那时书中都是帝皇将相没有劳动人民。对周围的观察中感知发现整日劳作的人反而生活艰难。毛泽东十七岁时，湖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经过戊戌变法的湖南人民已和古代饥民不同。当抚台不管饥民死活时，他们怒气冲天，立即举行游行示威，并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官府门前的旗杆，换走了抚台。但新抚台上任后，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许多人被杀头，挂在旗杆上示众。这件事对毛泽东的震动很大，"官官相护"老百姓永无出头之日，这事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觉得所谓“暴民”也是和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普通人，并对他们所受的冤屈“深感不平”。让他真切感受到穷苦人所受的欺压和生活的不易。穷人没有饭吃，自然要求富裕的人接济，甚至发生了“吃大户”的运动。他从事米粮生意的父亲，也有一船米“被穷人劫去”。毛泽东不但没有为父亲护粮食, 反而将整船粮都送给了穷人。但这样一些穷苦人的遭遇和反抗引发了他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尽管当时没有找到答案，但影响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或许正因为早年对穷苦人生活的感知，在毛泽东初步有了改造社会的思想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声：“我们关在洞庭湖大门里的青年，实在是饿极了! 我们的肚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饿! 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本钱。我们无法! 我们惟有起而自办! 这是我们饿极了的哀声! 千万不要看错!” 如果政府社会不能解决我们的“饥饿”问题，只好自己起来解决。他还进一步设问，并回答：“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如何解决吃饭问题是毛泽东一直关注的问题，也是他后来参加革命的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把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直到 1959年，他在党内通信中都还写道：“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让所有中国人都吃上饭、吃好饭，是毛泽东少年时就产生的朴素愿望，同时又是他成年后致力于社会改造过程中一直存在的理性追求。
由于毛泽东最初对穷苦人的了解主要来自成长地湖南，因此他对人民生活的关怀乃至奔走呼号也是从湖南着手。当时，湖南在军阀统治之下，“叠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张敬尧入湘以后，更是“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为了受苦的湖南人民，毛泽东会同社会各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还上书中央政府，历数其罪状。此时，毛泽东还寄希望于中央政府，试图用改良的方式来改变湖南人民的生活状况。
但中央政府治下又能好多少呢? 以当时的北京为例，“中流社会以下之人均不能不感其苦痛。此犹就中等社会言之耳苟能收入至百元以上当可维持其生活，若收入少于是数而人口多于前表所碍之人，则生活维持当然不易; 至若下流劳动社会如车夫等则收入未必增多，而有吃无穿，两饥一饱，其苦更不堪言矣! 唐人诗曰‘朱门酒肉臭道傍多死人’，每诵斯言辄为流涕，呜呼!”当意识到整个中国大多数人生活都如此朝不保夕的时候，国家情怀和责任也就产生了。
早些时候，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曾提出，人民的幸福需要有良好的法令：“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所以，当他开始致力于“幸福吾民”的时候也试图从“法令”入手：“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议政法，办政法，要有职业的人才配议，才配办。无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简直没有发言权。有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又一定要去议，要去办。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你不去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有人民的政治法律，才会有人民想要的生活，虽然毛泽东在探索改良的道路，但是明显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1921年 4月，他在长沙《大公报》连续撰文指出，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就是对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在他看来，需明确规定“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这样，人民才会有生存权。
中共一大之后，毛泽东在主持湘区工人运动时，更是以“劳工的生存权”相号召：一个人不仅要在做工的时候能生存。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也应该“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 “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要饿死”。此时，毛泽东对能不能吃上饭的问题，已经产生了明显的阶级意识。1921年 11月，他在《劳工周刊》撰文提出：“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于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其在于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
在遭遇工人运动的失败以后，毛泽东真切地认识到中国仍然是“军阀的天下”，特别是认识到不仅湖南人民生活在“黑暗”之中，而且整个中国大多数人都在“封建的反动政治”之下：“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 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 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经济的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 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 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 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份的报纸; 全国无一种销到两三万份的杂志; 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这样一种全国的视野，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怀，表明毛泽东的国家责任和谋幸福对象日益明确。同时，这也在激发毛泽东思考：为什么多数人受极少数军阀的压迫? 军阀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呢?
经过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的革命活动，毛泽东逐渐认识到，“极少数”背后还有一个“少数派”，那就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 ?”
由封建阶级这个“少数”又带出来他更熟悉的农民阶级这个真正的“大多数”。为此，他在参加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就号召广大革命青年：“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
实际上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深入农村，用了几年的功夫，彻底弄清了农村的阶级状况：“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为这样“百分之八十”的人而奋斗，极大地增强了他对未来革命的信心。
毛泽东曾明确地说，革命就是要反抗“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在他看来，“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的社会是要不得的。可以说，“大多数穷苦人民”是否幸福，一直是他念兹在兹的。青少年时期对穷苦人的感知、同情、思考与成年以后对社会的观察、接受的思想学说，最后有机结合在一起，凝聚成一种矢志不移的志向，化作一项无比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为“大多数穷苦人民”谋“幸福”。那时毛泽东所理解、追求和向往的“幸福”，首先是要吃饱饭，而就这一点对四万万人民来说也是不容易的。
毛泽东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时就曾指出，每个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机会，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来作为“我国现社会的中坚”。毛泽东早年真诚地走过“教育救国”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太过于渺茫：“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 ”因此，采取补救的方法，诸如教育、兴业等，固然是不错，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毛泽东提出一个当时他所能想到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豪迈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这里，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外来的政治革新观念有机融合在了一起。毛泽东所尝试的另一条改造道路是建设“新村”。“新村”之路走不通以后，毛泽东又逐渐产生了从局部着手“改良”的希望也走不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看到了科学的真正的为农工阶级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早年在给周士钊的信中明确表示：“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毛泽东反复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无数类似的书和有关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书后, 才逐渐地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的信仰。毛泽东参加了初创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 毛泽东从此再“没有动摇过”。“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这大本大源就是要从根子上来解决中国积弱积贫腐败封建落后的军阀政权。“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要解决“全民族”的“饥饿”，唯有靠共产主义。为什么要信共产党 ?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是为了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农工统治，是为了使全体人民都能得到经济的幸福。而不是让少数人先富! 这一步毛泽东亲力亲为奋斗一辈子实现了。农工掌权执政了如何能保住不被复辟, 毛泽东临走前也给农工阶级们开好了药方: 文化大革命! 后面的路农工们就自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