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我的父亲

父亲过世已近二十年,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眼前,他说话不多,言谈间却能感受到他的关心和爱护。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七十年代当我从瑞丽农村回到昆明,在教育局应聘成为第二十四中学的物理教师,对自己的物理知识深感忧虑的时候,他给了我实实在在的帮助,使我建立起信心,在教学过程中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安心,走得踏实。

在我的教学工作中,爸爸经常提醒我,要多看几本书,有的问题是这本讲得比较清楚,有的是那本讲得比较清楚,课堂上每举一个例子都要事先想好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什么?怎么表达,先说什么,再说什么。不能临时想起个例子开口就讲。每个演示实验要自己先作几遍,才能拿到课堂上去演示,要让学生先观察然后再作出结论,比如液体内部压强的教学,爸爸说:重要的是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实验前首先向学生介绍液体微型压强计的结构和工作原理:U型管两管液面持平说明什么?贴薄膜的探头受到压力,U型管液面就显示高低差,压力越大高低差也越大。接下来才用这个压强计演示液体内部压强的有关实验,并得出相应结论。

有一次,《电压》一节被选为我的教学公开课,这是物理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既抽象又难以理解。为了讲好这节课爸爸告诉我,有关初中物理电压教学的文章在《物理通报》上讨论了很长时间,并把存放的杂志翻出来给我看,总共有11期,每期选登一篇,我都一一认真读完,最后觉得把电池比作水轮机那篇文章比较直观容易理解,爸爸也默认了。有关教学中的示意图,爸爸提醒我,课堂上要边画边讲解,这样才会吸引学生顺着你的思路去思考,最后"画龙点睛":电池在电路中的作用好比水轮机,水轮机在水路中产生了水压,电池在电路中产生了电压…。这一节课的讲解获得我们物理组全体老师和教务处老师的一致赞扬和好评。

除了爸爸,妈妈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妈妈有多年的中学物理教学经验,是二十八中高中部毕业班的把关老师。每次备课,她也帮我参谋,将她讲课的经验耐心传授给我。

有爸爸妈妈在身边悉心指导,我的教学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无庸讳言,这是我得天独厚的地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科学就是科学,不能误人子弟。” 又鼓励我争取机会,到师专进修,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教师。

1970年我在瑞丽县插队,峨山地震当天,一早我进城赶街,听到城里的喇叭播报新闻:峨山发生地震,党中央国务院发出慰问电……。我赶紧跑到邮局,打算发电报给爸爸,问问他的情况,邮局的人讲,峨山电报不通,我一想事态严重,我就直接发给一女中的妈妈:“悉峨山地震爸情况电告",返回寨子,第二天也没有心思出工,等待消息,第三天,听到“突、突、突”的声音,一辆摩托车驶到我们知青房子门口,撕开电报一看,"爸平安到家",几天的焦虑才化为乌有。

据衡姐说,1954年昆工从云大独立,我们搬到新校园。专为教授盖的房子有‘53年甲式’和‘54年甲式’。后一种要宽敞许多,内部设计也更好些。挑选房子时,爸爸只跟杨涛相约两家住一栋。杨涛是昆工总务长,觉得二人相处融洽,不大在意房子的大小。反而是礼让在先,等别人都选完了,才要了剩下的“53年甲式”119号。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一样冲击着每个家庭,高等院校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

67年的一天,家里得知哥哥要回昆探亲的消息,爸爸听了很高兴,我们去火车站接哥哥时,他忽然对我说,告诉他不要回家里住,去何惠云家住。吃过晚饭,爸爸一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约莫九点多钟天黑下来了,他告诉我:‘我去看一下哥哥。‘ 过了一会,就有人敲门来问,你爸爸到哪里去了?我说不知道,可能上厕所去了。随后我拉上窗帘,把家里的灯都打开,表示有人在家。爸爸去的时间不长,不到十一点钟就回来了。我感觉他已经被监视居住了。父亲可能意识到政治风暴已经临头,怕牵连子女,凡事小心,就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

66年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家,见门大开,家里所有东西都被翻得乱七八糟,看到爸爸正在房间地上收捡东西,桌子上书架上的所有书籍、报纸撒落一地。我们住的房间,三个抽屉被甩在墙角边,我们的书、作业本也都撒落一地,所有衣服、被褥也翻了个遍,几个破旧的皮箱连同里面的旧衣物也被扔在地上,爸爸说:有几个造反派来抄家,拿走了妈妈的箱子里一件旗袍,还找到一个戒指和一只手镯(这是妈珍藏了几十年,外婆送给她的婚嫁品),临走前这些造反派对爸爸吼道:“难道你只有这穿在脚上的一双皮鞋?和这几件衣服?” 爸爸说:“是的。”

70年5月,物理组的一个实验员要占领我们的房子,对爸爸直呼大名:“张达宋,我要隔两间来住!” 当天就指使人把砖头水泥沙灰拉到我们家客厅里,连拉砖的小车、砌墙的工具全停放在我们家里。接着就在客厅中间砌一道墙,占领了家里的两间半房间。没过多久,我们家就被从教授宿舍的119号赶到讲师宿舍的一间半房间。爸爸的书根本没地方放,全堆在门口。后来学校实在看不下去,又在女生宿舍分了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让把书搬了过去。

文革后落实政策,盖了一栋教授楼,全院按职称工龄分房,张榜公布,全院除了领导他排在最先,但需要交三万九千元,爸说太多了,没有那么多钱,不要了。我不想失去这个机会,就给哥哥打了电话,过了几天,哥哥寄来一万多元,才凑足了房款。

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对贫困学生的救助,父亲总是出手大方,别人都认为他是多年的正教授,自然有钱,可家里的账户里实际没有多少钱。

每做一件事,父亲都十分认真。我们家常年定购的报刊杂志,除了《物理通报》是专业的必须,还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等等。除了昆工党政机关、图书馆,我们家是昆工订阅大户。天长日久,我们都成了邮递员的老熟人,路上遇到,从单车上抽出一迭报纸杂志就递给我们。爸爸为了更好的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几十年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就没断过,被爸爸当宝贝按月装订收藏,从地上直一堆到天花板,直到我们家被压缩到一间半的房子时,才不得不把这些报纸杂志搬出来卖掉,2分钱一公斤,共得56元还多。

有一件事也反映了父亲在政治上的谨慎小心和较真的劲儿,划线站队开始的时候,工学院基础部把爸爸的成份由教师改为高级职员,爸爸这人很认真,觉得不妥,就反复向基础部、省教改委申诉,跑了几十趟一直没有结果。哥哥知道后,写了一封信来劝慰爸爸,信中特别提到:‘数学定理清清楚楚,人事关系糊里糊涂。’ 之后,爸爸的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

在一次住房分配中,楼层较好的东段全分给院领导,面向公厕的西段分给老教授。当时领导优先已成社会风气,家里人都说算了,但张先生的牛脾气又上来了,去找蔡乔方院长理论,面对张先生那股认真劲儿,蔡院长只好说,要不我们俩家换一换?张先生一听话都说到这份上,就不再吱声,打道回府了。

据说手艺高的人也有缺点,就是只相信自己。父亲有时也很执拗,一些重要信件,如给教材编委的回信,他一定要亲自步行半个多小时,亲手交到邮局挂号寄出。如果可能,恨不得亲手交到对方手中才能释怀。我们见他如此辛苦,想代劳都不成。

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师大物理系教授麦賜球对父亲有一句话作评价:

“张老先生一生人就是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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