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评李秀成自述》的发表前后
1 ．我为什么要写《评李秀成自述》
1962年底，在我担任《群众反映》主编的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于是我也把它找来读了，其中 有吕集义编写的《李秀成自述》这本书。
在吕集义的书里，他把李秀成在囚笼亲笔写下的自述的原件，用照相版放在书里面。“李秀成自述”的原件后来被曾国藩家里的人带去了台湾。这些照片是曾国藩的家人在逃去台湾之前拍下来的。
此外，我还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来阅读。在当时，罗尔纲、梁岵（hù 多草木的山）庐、吕集义三个人可以说是研究李秀成的最权威的人物了。他们对《李秀成自述》写了很多的考证和评述。其中以罗尔纲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影响最大。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他并没有在上面写下什么批示。 我看了罗尔纲的书之后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在书中是把李秀成当作农民起义的了不起的英雄来歌颂的，而把他向曾国藩写的“自述”说成是曲线救“国”，说他是像三国时候姜维一样的向敌人“伪降”。 可是我看了李秀成的自述以后，就断定这个家伙是已经投降变节了的。你作为一支军队的统帅能假投降吗？你这么做，那么多的部下不都是跟着你一起投降了吗？那还有什么真投降和假投降的呢。况且李秀成还在他的“自述”里面向曾国藩献计，哀求他放他出去，去招降那些还在抵抗的作战部队。而且他所献上的那些计策都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这明明是一个变节者的自白书，为什么罗尔纲他们要那么曲加解说呢？ 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问题，我又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一些史料，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在 1963年春节期间，我一个人整天呆在家里，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我主要的观点，就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埸”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
文章写出来了之后，我是打算向《历史研究》杂志投稿的，因为这个杂志当时是史学界最具权威的刊物。在投稿前，我也想和秘书室的同事讨论一下，却找不到一个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人。于是，我把文章拿去给田家英看了，因为一方面他对历史有兴趣，同时他又是我的领导。田家英说，他也没有时间仔细地看，就让我把一些基本的观点给他说了一下。田家英听了之后没有反对，说写得挺好。后来有人说文章是田家英指导我写的。其实不是，他当时并没有给过我任何指导。后来我还听说了，田家英私下里对《历史研究》的人说，戚本禹这个人不怎么样，叫他们先不要发表。据说，黎澎当时对田家英说：像戚本禹这样的文章，我们不发，别的地方也会发。我当时听了还觉得挺纳闷的，为什么田家英要这样的表里不一呢。还有人说这篇文章是江青、毛主席授意让我写的，那更是无稽之谈了。也有人把我的这篇文章，和后来文革运动中抓“叛徒集团”联系在一起。尽管从后来的客观效果上讲，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的。但是就我当时所处地位来讲， 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的。这完全是我自发写的。
要说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我只是联系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与苏联赫鲁晓夫的修 正主义的斗争。我认为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列宁、斯大林开创的革命事业的背叛。而我对叛变革命的行为向来是深恶痛绝的。 文章寄出之后，我就随中央办公厅的农村调查工作组去冀东搞“社教”的试点工作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乡村，那里连邮局都没有，也看不到报纸。有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人民日报》登的新出版的《历史研究》目录，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上发表了。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北京已经连续开了好几次会，在批判我的文章了。
2 ．《评李秀成自述》风波
当年的9月底，我随农村调查组回到了中央办公厅。我一回来，秘书室的同事朱固、田崇净、梁川，和中央办公厅图书馆的小李就来看我，他们告诉我北京对我的文章反响很大，还告诉我中央宣传部和近代史研究所已经分别召开了会议来批判我的文章。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我了解到，原来，我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出来后马上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一期的《历史研究》印数不多，一出来之后就售空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晚报》在1963年8月2日刊登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报道和节选，现照录如下：
【本报讯】最近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写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李秀成后期的思想行为提出了一些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
《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被曾国藩的部队所俘虏，在囚笼里写的。在自述里，他竭力表明自己参加革命不是由于明确的革命意识，而是“迷迷茫茫”，顺势干去，犹如“骑上虎背，不得不由”。他说，这场革命是一番“大劫”，他很不幸被卷入了这“劫乱”。他还用很多篇幅去阿谀称颂清期皇帝和曾国藩，甚至表示自己愿效忠于这些反动统治者，如果他们肯收留他，他愿为他们收服当时还在英勇斗争的太平天国军队。
以前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如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筝）认为李秀成自始至终对革命都是忠心耿耿的，他写这个自述，贵在是别有苦心，他想借此骗得敌人的信任，以便利用机会保有革命实力，并且还要利用曾国藩等汉族地主同满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利用曾国藩去反对外国侵略者。
戚本禹在他的文章里认为，判断一个人的动机应以他的社会实践为标准，李秀成在自述里提出了一套“招降”大平天国军队的毒辣计划， 这套计划如果实行起来，每一条都会奏效，可以极大地帮助曾国藩摧残和瓦解革命实力。李秀成在自述里把清朝皇帝和曾国藩看成一体，同样加以吹捧，根本没有什么“利用满汉矛盾”的痕迹。李秀成表示要严防“洋鬼”这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背叛了坚决反抗侵略者的革命群众，竟想依赖投靠外国资本主义的封建反动派去反鬼，这是一种倒退，完全不应该“表彰”。总之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确凿事实，他的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
由此戚本禹认为，不应该把李秀成作为革命英雄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李秀成虽然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最后却丧失革命气节，背叛了革命事业。这样一个变节的“自白书”，彪炳于革命史册是没有道理的。 可以预计，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将会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
很多读者都是从《北京晚报》的报道中知道这篇文章的。但是，一般读者都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在争论中，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一大批，包括我所在的中央办公厅也是这样。很多有身份、有地位的学者对我的观点很反感。据说罗尔纲看了我的文章之后气得跳脚，说我毁了他一生的研究。而当时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赞成罗尔纲等人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是不容讨论的。而我所提出的反对的观点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中宣部要干预争论了。
9月，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会，还亲自主持会议，对我的文章进行指责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刘导生、张友渔、侯外 庐、尹（yǐn 治理）达、刘大年、黎澍（shù 及时雨）、丁守和、关锋、林聿（yù 轻快）时、吴傅启、翦（jiǎn）伯赞、吴晗、秦柳方、沙英、吉伟青、林涧青、于光远等。
由于周扬已经明确发话，会议基本是一边倒的，关锋等少数几个人沉默不语。周扬对文章的批判最为严厉，他说：“李秀成和曹操不同，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请中央考虑。这关系对太平天国、对革命先烈估价问题，李秀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要改变对他的评价，是带政治性的问题。”周扬还批判我的文章 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手法。
我的文章是《历史研究》的编辑丁守和与执行主编黎澍同意发表的，所以在会上就有人责备、埋怨《历史研究》不该发表这篇文章。黎澍 辩解说，戚本禹是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他的文章也经过田家英看过的。周扬说，田家英不管这方面的工作。
为了消除我的文章的影响，周扬在会上提出几个办法，一是中宣部先发一个通知，让各地不要再转载戚本禹的文章了；二是由刘大年写一 篇文章批判戚本禹、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仍出《历史研究》发表，以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态度；三是在刘大年文章写好后，史学界开一个讨论会，会后要公开发布消息，表示史学界在批判戚本禹的观点，以正视听。
果然，在中宣部开会之后，中央报纸和各省市地方报纸都不许转载我的文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专门召开讨论会，讨论对李秀成的评 价问题。会议由所长刘大年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范文涧、牟安世、侯外庐、王戎（róng 军事）笙、翦伯赞、张寄谦、李文海、袁定中、李侃（kǎn 刚直）、邓拓、林涧青等约一百人。会上是一边倒的，都是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而且批判戚本禹的调子还很高，说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颠倒历史客观事实”，否定了英雄的“光辉形象”。会后他们写了篇报道送中宣部审定。
对我的文章的批判声势浩大地展开了，而我这个文章的作者却一无所知。这也难怪，我自参加工作后，只写过一点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小 文章，没有正式参加过什么学术讨论。所以在学术界是毫无声誉，默默无闻的。中宣部和学术界的那些大人物，我是一个也不认识。就连同意发表我的文章的丁守和、黎澍，我当时也不认识（关锋也是后来才认识的）。我既不是领导干部，也不是学者，更不是教授。所以中宣部组织批判我的文章，进而动员史学界的名家对我搞大规模的围攻，当然就不必通知我这个文章的作者了。
周扬这些人在文革后宣传人权和人道主义很积极，可他们当年却好像并不尊重一个被他们批判的无名小辈的人权，也不讲什么人道主义。
然而我在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事和朋友都很关心我，把他们所知道的有关批判我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对整个情况最了解的是中央办公厅 管文化学术的研究员兼组长李波人，还有我的领导经济学家何均、陈麒章等人。他们都来安慰我，叫我对中央宣传部周扬开的会不要太在意，说“主席还没有说话哩”。
田家英对周扬他们在批判我之前，没有绐他打个招呼也不满意，他气愤地说，他（周扬）也太霸道了。 我是文章的作者，是周扬他们批判的对象，我当然希望能更多了解会议对我批判的具体情况。过了国庆节，我即打电话找负责发表我文章的丁守和，可打了几次都没有找到他，我就给他写了封信。原信如下：
守和同志（请转告刘桂五同志）： 几次打电话没有找到您。我前一段时间在乡下做调查，前天始返京。历史研究所讨论李秀成的会，没有参加上，不知会上都有些什么意见，如果有时间，您是否可以大概地同我讲讲。我已经听说了一些意见（人大、师大的）。还想多听一些意见。 我的电话是：6725（不是6554） 如果来信寄中办就可以了。 盼复，握手。
本禹 10月2日
丁守和收到我的信之后，就约我到近代史研究所会客室见面。我如约而去，他告诉我了周扬和刘大年召开的那两个批判会的一些情况。还悄悄跟我说，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
丁守和讲这些话的时候有些紧张，其言讷讷，欲说又止。这我理解，毕竟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都归中宣部管，我的文章惹了这么 大的祸，他作为文章的发稿人和《历史研究》的负责人之一，可能面临撤职甚至下放劳动的处理。
可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和丁守和不一样，一是我经历过1958年的“八司马事件”，有点斗争的经验了。1958年到1963年已经5年了，这五年里我又成长了许多。二是我已经从办公厅同志那里知道了毛主席正在关心这件事。他们告诉我，一组（负责毛主席工作、生活和警卫的工作组）派人到图书馆找有关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书籍，说是主席和江青要的。所以当时我心里很坦然。我向他表示了对自己文章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刘大年他们把会议的报道文稿送到中宣部，中宣部立即组织人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定稿完毕，准备发表。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正 在研究我的文章的消息也传到了中宣部。于是，中宣部就把报道压下来了，不久又打电话通知各地，说今后凡是歌颂和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不要再发表了，戏剧不要再演出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发表了。短短几天的时间，中宣部一前一后、出尔反尔、互相矛盾的两个通知，让下边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与这种情形相似的，黎澎在文革后把我骂得一钱不值，可当年他却曾亲口对我说过：你能成为新中国的梁启超，你笔端有感情。 还有一个总是喜欢造谣生事，又从不负责任的前《光明日报》负责人穆欣，在文革后说我听说中宣部在批判我之后，吓得“惶恐不安”， 赶紧检讨。可在当年他却正是把我捧上了天的人。倒是当时担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刘大年，他奉周扬之命写的《李秀成评价问题》在11月下旬出了初稿，他大概是通过黎澍从田家英那里知道了毛主席在找太平天国书籍，在研究李秀成评价问题，感到对于如何评价李秀成问题把握还不大，就在把文章送给周扬审阅的同时，也把文章送请田家英审阅。刘大年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已经从会议上周扬的发言中，听出周扬对田家英的反感。田家英看了刘大年的文章，说他写得很虚伪，观点上前后矛盾。
这也不全怪刘大年，李秀成的自白书，对曾国藩“老大人”馅媚之词写得太过分了，刘大年也没有办法给李秀成做辩护。田家英叫我把刘大年的文章拿回去看看。其实，我在这之前已经从近代史研究所党委领导人刘桂五那里， 得到了刘大年以《历史研究》来稿的名义（未署名）的文章初稿。我想，刘桂五这样做大概也是刘大年自己的意思，目的是听听对立面的意见。刘桂五这个人平和朴素，没有架子，我也不好为难他，就在文章送来两周后，给了他一个答复：“我怀着很大兴趣读完了无名氏同志的大作‘李秀成评价问题’。我同意文章对李秀成被俘以前的功绩的评价，也注意到了他不采罗氏伪降说，但是我还不能同意他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我最后写道：“李秀成自述问题是否可以展开进一步讨论？与此文意见不同的文章能否再发表，希望给我一个复 示。”后来他们也没有给我什么复示。
3 ．江青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批示
1964年春天，江青三次派人来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我当时办公的居仁堂的走廊 上等他，随后他就带我去了江青家里。
见面之后，江背对我说，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主席看了很多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对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新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
她还告诉我，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接着江青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态了，他批了十六个 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接着她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斗争啊！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江青还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一份报道学术动态的材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在批示的最后，主席还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对我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可是不知为什么，可能因为忙，主席的批示江青后来没有拿给我看。所以我开始还以为主席批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后来邓力群告诉我，主席写的是“忠王不终”，是晚节不保的意思。邓力群从康生那里看到主席的批件了。
1966年5月我因主席召见去了上海，住在锦江饭店，正好那天总理也到了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晚上曹荻秋、魏文伯宴请总理，也请我出席作陪，在宴会上总理与我说了不少话，还约我第二天早晨到饭店的顶层呼吸新鲜空气。
第二天早8点不到，我就去了。总理先问我的经历，我告诉他年轻时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搞学生运动。总理说他30年代也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对上海很熟。在谈话之中，总理忽然很诚恳地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其实我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
总理曾在文革时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喊出了“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的口号。可是，在我1968年被捕后，总理却在一次群众大 会上说，戚本禹的文章也是别人帮他写的。我是一直都很敬重总理的，到现在还是这样。可对总理的这个讲话，我也一直是有意见的。 当然，在当时总理也只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4 ．后续的事情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找他们干什么，她 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按照江青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1964年夏天，我写了关于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 文章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领导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记得王力当时还对我说，你的文章对我们写反修文章都很有启发，最近广播的一篇反修文章中的一句“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背叛革命之耻辱”，就是从我文章中的“化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李秀成背叛革命之耻辱”移植而来的。
在讨论修改我的文章时，吴冷西、姚溱（zhēn 河南的古水名）讲的意见最多，他们认为我这第二篇文章气势不足，不是高屋建瓴，是跟着对手的调子来申辩自己，好像理亏似的，要知道不是我们理亏，是他们理亏。
康生提出连带汪精卫都要好好地批。他说，汪精卫曾是辛亥革命的英雄，后来当了汉奸。联上汪精卫，人们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就化解了。我虚心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出来的文章果然气势大增，江青看了也说好，还说：我叫你去找康老没有错吧。姜还是老的辣，他可是一颗老姜。
这篇文章的最后修改稿在发表前，又送总理、康生、江青、陆定一、周扬、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范若愚、许立群、关锋、黎澍、邓 力群等审阅。他们或电话或书面给了我回话，周扬也在电话里表示支持。关锋等人对文章又作了最后的修改。
在这之前，李秀成问题的论战是按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俊生拟定的计划进行的：重发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批判文章，陆续在报 刊上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这期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文艺口的会议上，周总理和康生分别在讲话中谈到李秀成问题。 我根据当时的记录稿整理他们的发言要点如下：
周总理说，太平天国李秀成的问题可以讨论。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后来写了个自述，向曾国藩投降，并表示愿意为曾 国藩收编太平天国的队伍。有人认为李秀成这样做是出于策略。但无论如何，投降是错误的，面对忠王这个“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国藩是杀害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怎么能向他投降呢？这样的人能称为忠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的自述白纸黑字，是没法改变的……太平天国的英雄还是应该写，陈玉成就是一个。
康生说：现在报纸上大登评论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罗尔纲和戚本禹有两种意见：一个说他是英雄，一个 说他是叛徒。戏剧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办《明报》好不好？好！刺杀摄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时在广东干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汉当左派好不好？好！但后来宁汉合流，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啦！后来又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老百姓谁不骂他！对原来的革命者，后来投降叛变应该怎么看？希望你们认真想一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们心中应该有个数。
196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历史研究》也在1964年第四期发表了这篇文章。 本来是决定先由《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发表，然后各地报刊转载的，可是时任《光明日报》领导的穆欣却找我要清样，他坚持要和 《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我请示康生，康生和他关系很好，所以同意文章在这两张报纸同时见报。 这篇经过钓鱼台反修班子修改的气势恢宏的文章，见报后在各地迅速被转载，很快就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场大讨论。
本来在我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前，支持和反对我观点的文章都有，折中于两者之间的也有，现在大家听到了周总理和康生的讲话，又看到中央报刊的表态，于是支持我观点的文章大增，反对我观点的文章大减，慢慢的就不大见了。这又是我始料未及的，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更不是我造成的。我始终是希望它是一场学术争论，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写文章了，所以本来我起草了第三篇文章，并以《红旗》未定稿印了几 份，以征询意见的，这时也没有发表的必要了。
导致一场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其实正是周扬这些人。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当年对周扬他们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讨论是很恼火的。直到 1966年3月30号，主席在上海同康生、陈伯达以及一批学术专家等人谈话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说：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有阀无 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文章的人。
对于与我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罗尔纲，后来在文革时候，我负责历史所的运动时，我不准历史所的造反派整罗尔纲，我说那是学术争论，而且罗尔纲在解放前是积极支持民主运动的。所以，罗尔纲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5 ．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们
以上就是《评李秀成自述》引发的学术和政治风云的大致过程。我的文章不是一些人自以为是的“遵命文学”，也不是其他什么人叫我写 的，那是我体会毛主席的历史观之后纯粹的个人自觉行为。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文章就像一块巨石从高高的山崖掉进了山下平静的大湖，在史学界掀起那场大波浪，还引发了文学界、戏剧界、机关、学校的大争论，甚至有很多工厂也卷进了争论。还有传闻说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评李秀成自述》是作者的处女作。
该文发表三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运动中对叛徒集团的批判和我个人的浮沉，使该文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文革中也有人问 我：“你写《评李秀成自述》，是不是知道主席要解决叛徒问题呢？”这个问话中的“叛徒问题”不是李秀成的背叛问题，而是指抗日战争初期“六十一人自首叛党”案。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有“六十一人自首叛党”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有这种联系。而且我认为毛主席那时也没有想到要解决什么“六十一人自首叛党”问题，他的着眼点就是江青说的是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 导致一场健康的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是周扬一伙人。周扬他们的政治干预，让毛主席警惕起来，最后有了毛主席关于李秀成的十六个字的批示。我有时甚至想，要没有周扬干预这场学术讨论，就没有毛主席对周扬干预的恼怒和关于李秀成的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的批示，那我戚本禹后来的命运会是什么？
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半遵命的”的——实际是我和反修班子合作的结果，但也不是针对什么“六十一人自首叛党”之类的问题，而是为了把学术讨论引向深入。由于这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前就有康生、周恩来的对于李秀成问题的事先表态，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大讨论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这同样留给后人很多的思考。大讨论结束后，我很快就和关锋、邓力群、陈茂仪、陶文鷉（tī 锋利）、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十几个文化战士，一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
文革中我的几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有《评李秀成自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和《爱 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等。我比较满意的是最后这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 史〉》，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的指导写的，而且毛主席改过的，后来又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几次讨论修改方才定稿。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大权威，他也是满意的。
《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实际上就等于把某些关于叛徒的观念改变了，而且引起了争论。
而《为革命而研究历史》重申了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更是在整个史学界引起震动。
这三篇文章都是毛主席点过名的，本身也都有丰富的学术内涵。 《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评论，主要是指出，彭真他们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他们自己就没有贯彻，却是他们自己所说的“以势压人”。就说对《评李秀成自述》的批判，关起门来批判我，完了还要开大会，组织学术界权威围攻我，都不让我参加会，出了文件也不让我看。这平等吗？主席批评彭真他们的话比我要厉害得多：说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们从来就没有平等过。
我曾经是那么幼稚，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让革命势力战胜背叛革命的势力。那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我还清楚记 得，我的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后，我耳边响起了各种衷心赞扬和意图捧杀的声音。上面提到的那位《光明曰报》的领导人，当时对我好话说尽，还绘声绘色，还引用毛主席的诗词说我的文章“横扫千军如卷席”（我不敢当，当然否定，他却还是笑眯眯的）。他在文革中落难，我念及旧情，请示江青、康生、陈伯达，又拉上关锋一起到报社去保他，想不到如今骂我最凶、不惜造谣诽谤我的又是这位老兄。就是他说我盗窃鲁迅手稿、向江青告密等等无稽之谈的始作俑者。这位老兄对于一个友人都是如此反复，那么他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会持之以恒吗？他身上有无李秀成的影子？
进而我想，李秀成“忠王不忠”，又“忠王不终”。如果把当初跟着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看，那么就会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终，多少“忠王”不忠当然也就谈不上不终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时候，就企图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业开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时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业同时问斩；一 些人说了“永不翻案”，却一朝权力到手，就什么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案不是翻了吗？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吗？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不是也翻了吗？
历史已经证明：不仅在几千年来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新生力量支持的农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就是在有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阶级力量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同样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1903-1943）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过永垂不朽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他以自己的生命向我们大声呼喊： 警惕呀，人们！ 我愿伏契克的呼喊，永远回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