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被告人戚本禹所犯罪行的发言
公诉人 赵云阁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现在，我就被告人戚本禹犯罪的性质和主要情节以及他应负的刑事责任，作如下发言：
首先，被告人戚本禹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积极煽动者。
就此，我发表以下四点意见：
笫一，庭审调查证明，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十八、十九日的三次会议上，肆意诬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给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强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的性质和情节，都是十分严重的。
特别是他在十六日的诬陷活动，主要是对在京报社、电台等宣传部门负责人和当时所谓“五大领袖”的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人进行的。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 了混乱，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中夺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钓鱼台召集中南海机关一些人开会，积极煽动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人身迫害。他在煽 动时说：“有些事中央不好说，你们群众干了，框框就打破了。”有人提出：“刘少奇那里有警卫，进不去。”戚本禹说：“如果警卫不让进，你们可以质问他，是当革命派，还是当保皇派？”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当天晚上，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七、八十人先后冲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处，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了围攻批斗。
一九六七年七月初，江青、康生、陈伯达策划：“要把刘少奇批得比托洛茨基还要臭。”于是戚本禹又煽动中南海机关一些人，在七月十四日，强迫刘少奇主席出来看大字报，并进行围斗，对刘少奇主席又一次实施了人身迫害。当日晚，围斗刘少奇主席的人把这次围斗的情况专题报给了戚本禹。
就在这一天，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写信给汪东兴并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开大会，“批斗刘少奇”。戚本禹不把这封信送给周总理，竟然在信上批道：“请康生、陈伯达、江青决定”。陈伯达将信中要“批斗刘少奇”，改为“批斗刘、邓、陶夫妇”，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斗并抄家”。七月十七日晚，趁毛主席去南方视察的机会，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一伙，在人民大会堂擅自决定了对刘、邓、陶夫妇进行批斗。
接着，戚本禹不彼煽动并且具体组织指挥了对刘少奇主席、邓小平副总理、陶铸副总理的人身迫害。他同江青等人在十七日连夜策划以后，十八日凌晨一点多钟，亲自召集中南海机关一些人开会，煽动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但规模小，火力不强”，“要紧急动员起来”，对“刘、邓、陶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任务”，批斗时“要有杀劲”，“要杀气腾腾的，可以低头弯腰”，“要使他们威风扫地”，“对他们切不可怜惜，”“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指使马上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组织队伍，投入激战”。
从如何成立“批斗指挥部”，如何搜集所谓“材料”，如何制定“战斗方案”如何分组编队，如何写简报，直到批斗的方式、规模、参加人数、批斗的日期，都是戚本禹亲自安排、亲自决定的。在戚本禹的煽 动、策划下，十八日晚上，中南海三百多人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并进行人身侮辱，低头弯腰，罚站两个多小时。
十九日，戚本禹又对“批斗刘、邓、陶指挥部”的人说：“昨天斗了刘少奇，会开得很好”，“下一步转入小会”，“王光美的会可以继续开。斗邓、陶争取二、三日内准备好”。二十日，戚本禹向“指挥部”的人说：“刘的小会可开，对王光美可开大会。”二十一日，戚本禹又打电话向“指挥部”的人说：“陶铸的会可以开，会议规模一、二百人。”二十三日，戚本禹又指使一些人斗争邓小平。
在戚本禹的具体指挥 下，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十九日、二十一日，先后两次批斗了陶铸和曾志，二十九日，批斗了邓小平和卓琳，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和八月二日批斗了王光美。并在批斗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第三，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钓鱼台召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些人开会，诬陷朱德委员长“是反毛主席的”，是“大军阀”，“大野心家”，指使他们去反朱德和康克清。有人提出：“我们不了解朱德和康克清的情况。”戚本禹说：“曹全夫原是朱德的秘书，你们可以让他揭发。”会后，秘书局的一些人围斗了曹全夫，当晚，又冲进朱德委员长的住所，围斗了康克清，由于朱德未在家，才免遭迫害。
第二天，中南海一些人又到全国妇联去“点火”，贴大字报，诬陷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府右街、天安门等处贴出了诬陷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不仅如此，同月底，戚本禹又亲自到中国人民大学煽动说：“孙泱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通过孙泱可以搞朱德的问题，不要有顾虑。”于是，人民大学的一些人，连夜在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 “打倒朱德”，“朱德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等大标语、大字报。以后，又发动成立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解放军后勤学院等十几个单位参加的所诮“揪朱联络站”。
这个“联络站”又派人四处搜集所谓“材料”，并且编造了诬陷朱德委员长的传单、小报，广为散发。仅《新北大报》就印发五十万份，发往全国。 现在，已经彻底查清，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出现的诬陷朱德委员长的活动，主要是戚本禹秉承江青的旨意煽动起来的。
第四，戚本禹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伙同关锋联名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信诬陷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提出“要彻底清除这个隐患”。到同年十二月，戚本禹先后指使北京地质学院的朱成昭， 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派人去四川挟持彭德怀。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写信向江青报告：“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 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
后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北京高等学校的一些人开会，指使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组织斗争彭德怀的大会。这次会后，戚本禹又指使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通知韩爱晶和王大宾，由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合起来批斗彭德怀。正是由于戚本禹的煽动和唆使，韩爱晶等人才有恃无恐地对彭德怀实施了严重的人身迫害。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韩爱晶在北航首次召开的所谓“审斗”会上第一个动手打了彭德怀，随之，一群打手蜂拥而上，拳打脚踢，连续将彭德怀打倒了七次，前额被打出血，肺部受了伤，两根肋骨被打断。彭德怀被送回住所后，胸部疼痛难忍，呼吸困难。
就是在彭德怀这样重伤的情况下，七月二十六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又联合召开“批斗彭德怀的万人大会”。会上又搞“喷气 式”。会后，又把彭德怀押上卡车进行游斗，由两个人揪着耳朵，一个人托着头，扳着腰，拳打脚踢，从北京航空学院经新街口一直游斗到天安门。这时，彭德怀的手和胳膊全被拧坏，浑身伤痕累累，已经不能行走了，是被人从汽车上抬下来的。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者之一，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戚本禹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从以上事实，可以清楚地指出，戚本禹诬陷并煽动迫害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邓小平副总理、陶铸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 怀，包括他对彭真、贺龙、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诬陷、迫害，完全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这些罪行，都是为江青反革命集体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而服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规定：“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 命罪。”事实足以证明，戚本禹积极实施了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严重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反革命罪。 《刑法》第一百零二条还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以反革命标语、传单或者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实施诬陷、迫害的犯罪活动中，戚本禹直接实施的犯罪行为主要是进行宣传煽动。因此，本院依法确认被告人戚本禹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必须依法予以追究。
其次，被告人戚本禹是诬陷、迫害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责任者。 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一次会议上，诬陷“张霖之是彭真死党”以后，戚本禹立即到北京矿业学院，在全校大会上煽动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是煤炭工业部的头号敌人”，“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
随后，张霖之就惨遭迫害，批斗会一 场接一场，打得一次比一次凶狠。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批斗大会上，张霖之被踢倒在地，脖子后插一个大木牌子，扎得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斗后，又扒下棉衣，逼迫张霖之在摄氏零下十几度的院子里挨冻。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的斗争会上，不仅打骂，搞“喷气式”， 而且把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的大铁帽子戴在张霖之头上，头部被压出条条血印。在一次刑讯中，又揪住张霖之的头发前拉后搡，甚至卡住脖子，通迫张霖之九十度大弯腰站着，当场又把张霖之打倒在地，喊着“一、二、三”，逼迫张霖之在三秒钟之内站起来，三秒内站不起 来，就拳打脚踢。在一次游斗张霖之之后，又强迫他站在铁椅子上弯腰“悔罪”，在脖子上挂一个铺盖卷，双手还举着一个“张霖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张霖之实在忍受不了，只说了声“累”，又遭毒打，然后又迫他站在凳子上大弯腰，举牌子。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张霖之几乎天天遭受摧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被迫害含冤而死。
据尸体检验，张霖之遍体鳞伤，浑身紫肿，仅条状伤口和伤痕就达三十多处。显然，张霖之之死，是戚本禹诬陷和煽动迫害造成的后果。戚本禹还对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进行了诬陷。显然已经构成了诬告陷害罪。因此，我提议法庭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迫究戚本禹的刑事责任，并按照本条关于 国家工作人员犯诬陷罪的，从严处罚的规定，给戚本禹以应得的惩处。
还有，法庭出示的证据，已经证明，谭厚兰等带人到曲阜聚众打、砸、抢，完全是戚本禹指使进行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据统计，谭厚 兰等人共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历代石碑一千余座，被毁坏的文物中，有国家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箱一千多册。 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严禁聚众“打砸抢”。因聚众“打、砸、抢”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首要分子以抢劫罪论处。戚本禹是谭厚兰这次聚众“打、砸、抢”的策动者。因此，我提请法庭就戚本禹的这一罪行。按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聚众“打、砸、 抢”罪的规定，和第一百五十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决定对戚本禹的处罚。
庭审调查结果表明，本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戚本禹的犯罪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请法庭依法作出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