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8年到1977年，中国大陆，大部分只学过几年毛选的"高中生"出了校门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去农村插队。能够逃出这个命运的人真可谓天之骄子，少之又少。
那是1973年，还有一年我也要下乡了。我姐姐插队在农村已经5年，回城遥遥无期。每次有招工、上学的机会，人们就说她比同时下乡的同学小一两岁，让年龄大的人先走吧。
一个女儿在农村回不来，另一个女儿也面临着下乡。母亲绞尽脑汁也不知道如何能让我躲避下乡的命运。身体弱，可没什么毛病。近视眼，又没有达到600度的高度近视可以作为"病残生"留在城市。就这么让我下乡，她真的不放心，也不甘心。
一天母亲和我的班主任郑桂久老师聊了好久，郑老师见多识广，建议让我休学一年，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母亲想想也行，反正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比我大一岁，等一年就和同时下乡的人同龄了。
就这样，喜欢上学的我突然圈在家里，好孤独。闺蜜小莹几乎每天放学都来找我，告诉我学校发生了什么，她们的考试题也拿给我看。准备参加学校文艺汇演时，班级排练歌曲的歌片还让我帮着刻钢板(那个年代还没有复印机呢)。白天家里没人我就非常无聊，出门又害怕别人问我为什么不上学。
家里的书翻来覆去地看，还看了一本讲不等式的书，又学了中式除法，想学男孩子们自己组装半导体，到底因为动手能力有限而作罢。
父母商量一下，决定给我换个环境。于是我跟着父亲去了他工作的城市，住进他的独身宿舍。
父亲从1950s初调到附近的城市工作，每星期六下班从办公室去火车站，乘火车回家吃晚饭。星期一早上离开家，下了火车直接回办公室上班。平时就住在单位提供的"独身宿舍"里。周而复始，直到退休。
环路车坐到大南门下车，进了胡同走上百米左右，右拐顺着院墙再走20米就进到父亲单位宿舍的大院，宿舍楼是一个挺大的、长长的、从南到北的三层红砖房。
一楼正中间是一扇大门，这是整栋楼唯一的大门。进了大门是楼梯，也是楼里唯一的楼梯。大门右边有一个小房间，看门的刘大爷24小时在这里。刘大爷的门口有些空间，人们把自行车停放在这里。晚上这里挤满了自行车。
父亲带着我上了二楼(还是三楼?)，一条长长的水泥地走廊向两边延展，走廊两边都是宿舍的房门。
打开他的房门，空空荡荡的房间一门一窗，没有壁橱，木质地板刷着暗红色的油漆。四张单人床，几张桌子。每个房间住两个人。每人两张床，一张睡觉，一张放东西。父亲的室友于正毅叔叔因为我的到来临时搬到另一个房间，和南方人沈叔叔合住。其实这几个人都不是真正的单身，他们的家属都在另一个城市。楼里还有一个女单身，她大概是唯一真正的单身。
"独身宿舍"可能是当年建房的目的。我去时大部分住在那里的人都是一家一户的。可能先是小伙子一个人住在这里，日后结了婚，单位的家属楼已经人满为患，只能让小伙子带着新婚妻子住进他的独身宿舍。久而久之这里也成了家属楼。像父亲那样不带家属的职工非常少。
一个房间一家人。房间很大，很容易隔成两个房间，大一点的孩子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只是采光不太好，只有靠着外墙的房间有窗。
过日子不可能不吃饭，于是宽大的走廊就成了各家各户的厨房和杂货间。家家门口都用各种材料搭成灶台，碗柜。。。哪个门口干干净净没有杂物，里面保证是单身职工。走廊东西多了，也黯淡起来，于是家家灶台上又拉着明线电灯。
下午煮饭时间，电灯都亮了，蜂窝煤，煤气罐。。。通通启动，走廊里叮叮当当，顿时好闻的气味就充满了走廊。
宿舍楼的走廊很长，厕所间(不能叫"洗手间"因为没有洗手设备)和水房在走廊的两个尽头。一端是男厕，一端是女厕。厕所间里有一排小隔间。水房则是有着十几个水龙头的长条水池。如厕之后的洗手，早晚的洗脸刷牙，洗衣洗菜洗碗刷锅都在这里进行。
记得管理宿舍的刘大爷眼睛不好，一只眼睛总是闭着。耳朵也不好，戴着助听器，一端挂在耳朵上，一端连着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一样的仪器。和你说话有时会把这个仪器对着你接收信号，非常吓人。
这个楼里住着百十来户。大门，门房，走廊，六个厕所间（每个至少有四五个坑），六个水房，大院子。。。都归一个眼睛不好的老头管。厕所的卫生就可想而知了，蹲坑完全看不出原来的白色。我对全楼的三个女厕所都考察一番以后，每次都固定去另一个楼层的厕所。
父亲不开火，附近的餐馆就是他的食堂。
我去的时候还是这样，早饭有时我们俩一起去吃饭，如果父亲忙我就自己出去找地方吃饭。午饭自己管自己。晚饭常常是我提前买回来一起吃。很快附近的小餐馆就让我吃个遍。不过那个年代饭店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走廊里炒出来的菜可能比饭店的还好吃些。
一次母亲来看我，告诉我要多吃蔬菜。于是父亲买了一个煤油炉，我便开始在父亲的宿舍里煮些简单饭菜。每天在外面的小店买些菜，记得常常是买二斤豆角或者茄子，再买些米饭。捅咕捅咕，也可以对付，父亲从来没有抱怨过我的厨艺。
父亲是南方人，在北方久了普通话也可以，但个别的字还是容易混淆。那天他说他会做"蛋糕"，问我想不想吃。我一边想着糕点店里卖的那种方方的，软软的，金黄色，一斤可以称八九块的蛋糕，一边说"想"。结果他给我的是鸡蛋羹！我还是很喜欢。于是他每天都给我蒸鸡蛋羹，直到我吃腻了，叫停为止。
每天去楼下小店买菜，年轻的女售货员好像认识我了，有时买菜的人多，只要能够到我伸出的手，她就会接过我的钱，称好菜递给我。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话，更不知道她的名字，可到现在我都记得她白皙的皮肤，鼻梁的中间部分向上凸起，穿着售货员的工作服：白大褂，白帽子。有一点像医生的穿着，不过是皱皱巴巴的，也不那么干净。
开始不认识楼里的孩子，我不是在宿舍里看书，收拾屋子，就是自己出去逛。坐环路车5站地7分钱就到中街。出了这家进那家。钟楼是一家百货公司，我看到钟楼最上面有漂亮的小亭子，想去看看。可是上到第四层，那是顾客可以达到的最高层，离亭子的楼层还远着呢。我这么试也无法再上一层楼，后来慢慢想通了，这种地方怎么可以随便任人去呢。我喜欢鼓楼对个的新华书店，可是没有什么书。
故宫离父亲的宿舍不远，我走路就过去了，还有沈阳图书馆也在那附近。
一毛多钱往反方向坐到南一马路，走一会就到太原街。那里的外文书店是我的最爱。
没有地图，看着车站的路线图，有吸引人的站名就上车。从我住的大南门开始，附近的小南门、大西门、小东门、大东门。。。 没有看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城门"。只记得有很长的一排平房，从小西门一直到大南门, 叫“物资交流”，一间间的门市里卖一些工业用的、但是家庭也可以用的零部件，变压器，螺丝，螺帽什么的。大东门有个很大的副食商场。大西有一条有轨电车。。。
中午走到哪吃到哪，下午回家准备晚饭。
我没有手表，需要知道时间就从父亲宿舍的窗户探出身子往北瞧，远处有个钟表厂，钟厂有个高高的钟楼，上面的大钟会告诉我时间。我就是按照那个时间安排时间。
楼里的孩子们常常在院子里玩。不过她们都比我小很多。和我同龄的人不是没有，可是她们都不在院子里晃。
后来我终于有了一个比我小两岁的朋友，果果。其实她的姐姐苹和我年纪相仿，但人家不大出门，很少在外面看到她。果果个子高高的，清瘦，圆圆的脸，见人还没开口先笑了。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常常凑到一起讲些心里话。周末父亲回家，晚上果果有时会过来在我们的房间睡。这时我们就天南海北地瞎聊一气，直到其中一人进入梦乡。
我们大院的最远处缺一个四四方方的角落，那是隔出去的一个小院子，小院出口在另外一条小巷。院子里有一个精巧的小二层楼，以前是赵四小姐的。我在那时是(省/市?)文联办公室。
小院门口有一个小小的门房，里面住着文联的一家三口。那是整个小院里唯一的人家。十几岁的小女孩没有玩伴，只好常常去我们的大院玩。虽然她比我小很多，我们还是成了好朋友。她带着我进到小楼里，办公室里都是文联的人。我们转来拐去地走，里面的楼梯、走廊都不宽(作为办公室真的不太合适)。站在小巧的阳台上，这边是我们的大院，那边是煤管局大楼(原来的大帅府)。记得她在学弹琵琶，几个手指都缠着胶布。她还给我几张糖纸。我们一般人都是吃糖时把剥下来的糖纸仔细展平，夹在书里。她的糖纸是没有用过、大张的，每张是六个糖纸的图案。我非常喜欢。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记得她的模样，可是她的名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不记得在父亲的宿舍里住了多久，两个月还是更长的时间？
妹妹说最后是她和姐姐两个人去沈阳接我，我们都住在父亲的房间里，白天我带她们四处逛，中街，太原街，故宫。。。几天以后我们一起回家。
1974年我的同学们离开校门以后，大形势没有任何变化，能够逃避下乡、直接工作或者升学似乎是痴心妄想。我不想再等了，回到学校，混了一年以后还是扛起行李下乡了。
文章写到最后发现网上有关于这个宿舍的视频(有音乐)：
从视频中得知：宿舍1953年完工(父亲一定是第一批住宿者)。2015年因为失火定为危楼(只有一扇大门，不知是否有伤亡)。
下面两张照片都是上面视频的截屏。从照片上看到原来的大院里又盖了其他的楼，不但院子小了很多，而且又脏又乱，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样子。
父亲后来搬到三楼中间带阳台的房间(右边那间)，虽然小了很多，但没有室友了。
失火后的俯视图。右边的红楼是大帅府，右下角是赵四小姐楼的房顶。
1984年左右，在我和母亲的奋争之下，父亲的工作单位终于分给已经退休的父亲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从那以后再没有去过当年的独身宿舍。
现在是2021年，一晃都快50年了。当年住在大院里的孩子们不知道如今怎样。只知道苹果姐妹都不错。苹的女儿出国了，定居海外。果的儿子来过美国，不知现在何处。
时间太久，记忆难免有误。如果发现文中有不正确的地方，欢迎指正。
注：2022年1月上旬，突然发现以前从美篇拷贝到文学城博客里的照片全部丢失。这篇文章的照片是 2/22/2022 重新上传的。非常感谢文学城里几位朋友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