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土耳其已经写了好几篇博文了，
上一个博客，我写了为什么要关心土耳其，
毕竟人家地理位置独特而重要，国土面积78万平方公里，不算小，人口8000多万，不算少。
有厚重的历史，曾经有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辉煌
经济有过奇迹，1980，90年代，GDP多年增速超过5%，累积翻倍了，后面在新世纪初也狂飙突进过，GDP总量跃升到8000亿美元的水平，进入全球前20大经济体。人均GDP也逼近过1万美元。
政治上，土耳其高速急弯，弃世俗而走向政教深度绑定，和欧洲，美国，俄罗斯，中东的关系都变得微妙。
高速急弯容易翻车，基础不牢容易塌楼，所以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久不久又看他楼塌了。
塌楼突出表现在货币的币值上。土耳其里拉从2014年0.56美元贬到近期一里拉兑0.1225美元，贬值70%+，三折不到。
以人民币去理解，2014年，一土耳其里拉还折合人民币三块多，2020年，一里拉已经掉到了人民币一块钱，短短几年时间里，持有里拉的土耳其人相对于外币，财富都打了三折，让人情何以堪！（所以我专门写了
土耳其系列之2--土耳其里拉就像雪糕，天天担心融化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802/202104/10646.html
土耳其里拉简直就像雪糕，分分钟都担心融化，某一天就好像雪糕突然还掉下来一块。
为什么里拉如此脆弱，说来话长，我们专门学习了
土耳其系列之3 土耳其的崛起：艰难探索，徘徊发展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802/202104/11756.html
但是里拉今天的问题既有历史的渊源，更在于一个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当年他好像是土耳其的救世主，但是今天似乎成了罪人（有争议，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从救世主到好像是罪魁祸首只用了十年。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 土耳其系列之4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土耳其总统埃尔杜安做了哪些大动作？阶段性增长之后，是领导人的任性与经济的大波动，政治上到处树敌，四面楚歌。
1. 曲折前进，大起大落的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任首任总统，新生的共和国底子薄，问题多，一直危机不断。危机主要源自该国内在的冲突。短期缓解危机主要靠关门自保/多印钱高通胀收割百姓，但是治标不治本。
土耳其曾经是中东的老大帝国，对伊斯兰教有很深的感情。
穆斯林世界有一个重要的称号：哈里发，被认为是真主派到人间的统治者，ISIS席卷中东时，也以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为目的。可见即便到了现代，哈里发这个称号在穆斯林心中仍然有相当的分量。
在ISIS之前，敢于自称“哈里发”的就是一战之前的土耳其苏丹(意指伊斯兰教国家的君主)了。他们不仅自称“哈里发”，还把自己当做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鼎盛时期，其疆域从北非经过埃及，囊括了现在的沙特、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希腊、东欧，将黑海变成了土耳其人的内海。
但另一方面，世界的潮流走向工业化，现代化。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凯末尔只想建立一个以突厥民族为主体，但是比较现代化，能够与西方看齐的现代中型国家。其中找到了一定的平衡。
到底是当穆斯林的领袖，还是成为现代中型国家，成了土耳其领导人/政治精英们翻来覆去的选择题。凯末尔优先选择后者。发展经济占主要，宗教保守在其次。特别是在军队中有大量的粉丝和拥趸。但是土耳其的传统势力依然很强， 有些地区甚至根深蒂固。
凯末尔活着的时代，由于他的强势地位和威望，没有人敢质疑他的道路。但他死后，土耳其形成了两个派别——世俗派、宗教保守派。
世俗派坚持凯末尔定下的世俗化理念，强调必须保持共和制架构，全力向西方靠拢，争取加入西方阵营。他们坚持现代化方向，想建立一个现代版本的突厥国家。世俗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以及军队之中，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但人数较少。
宗教保守派希望政府不要干预宗教传统，并想沿着一战之前的道路走下去，也幻想在中东地区重振雄风，当区域领袖。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他们思想保守，但人口占了大多数。
如果仅从这两个概念看，似乎显而易见——世俗派更符合现代潮流。但在土耳其，两个派别却还有其他的特征，错综复杂，让人们难以选择。
1950年代，民主党人拜亚尔和曼德列斯上台。要想依靠民主选举上台，必须捞够选票，民主党就将票仓定在了保守派集中的中小城市和农村。为了迎合保守派票仓，民主党人回归宗教政治。这让世俗派的精英阶层很不满，于是发动政变推翻了民主党统治，处死了曼德列斯。
在土耳其，最能代表精英的是军队，军官们一直以凯末尔的共和理念为目标，容不得宗教倒退。
但由于宗教保守派掌握了老百姓选举票仓，只要是选举，他们就改头换面组建新政党获得多数选票。这样的模式就成了土耳其的常态，一般一个政治周期包括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步，宗教保守派通过选举上台，放松经济管制，但试图回归宗教;第二步，世俗派通过军队政变推翻保守派，建立新的非民主制的政府;第三步，军队主导的政府搞不好经济，只好向人民屈服，举行新的选举，于是，宗教保守派又通过选票上台。
这样的循环已经好几次，1971年、1980年、1997年，军队都发起过政变，有的政变并不流血，只用军队发一封信给政府，政府就乖乖辞职。这也可见军队在土耳其的控制力。也正因此，土耳其才没有重新回到宗教统治的怀抱。但也因为两家的争执，政治和社会不够稳定，土耳其的经济一直不太好，货币超发问题严重，通货膨胀失控。
就在这时，一个打破循环的人出现了，他就是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
2. 埃尔多安横空出世
就在土耳其苦苦寻找道路时，在东亚一些国家已经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经济体系。
这个体系是一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包括了几个要素：
1.政治上保持超级稳定性，只要政治足够稳定，让人们对生活有所期待，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自发形成不竭的动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民间自然会形成一定的发展;
2.在不影响控制力的前提下，在大部分领域实行自由经济;
3.在经济命脉部门，实行国家控制，以保证政府掌控力;
4.政府实行财政赤字，扩张债务，政府将主要的钱投入在基础设施上，这个方面是计划经济中浪费最少的方向，当然过度举债会带来通胀压力。但是在一定阶段，适度举债会产生利大于弊的效果。
这种模式在东亚取得暂时的成功后，迅速向世界铺开，在俄罗斯和非洲，都有不少效仿者。(俗称“东亚模式”，有点象国家资本主义，也是让美国比较慌的地方，对美国的实力威胁倒还谈不上，关键对灯塔的威胁。原来他们一直坚信只有一种正确的模式）
埃尔多安等人认为：土耳其的问题正好也可以借鉴东亚模式。
在成为土耳其总理之前，埃尔多安是伊斯坦布尔的市长，在他任上，伊斯坦布尔如同很多中国城市那样，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招商引资、经济开放，以及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在这种政策下，古老的伊斯坦布尔面貌发生了剧变，变得光鲜亮丽，又恢复了青春与活力。
但是，与伊斯坦布尔的欣欣向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土耳其经济的紊乱。
1997年时，军方又发动了一次不流血政变。当时是一个叫做繁荣党的党派执政，这个党派有着强烈的保守和宗教倾向，当军人们感觉到它有可能开倒车违背凯末尔的道路时，再次送了一封信，请求该党辞去总理职务。但这之后，土耳其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府，到2001年，更是爆发了经济危机。
埃尔多安原本属于繁荣党，但在繁荣党被禁之后，脱离出来，组织了一个叫做正义发展党(正发党)的新政党。为了让军人接受这个新政党，正发党宣称自己是中右的，主张经济自由的同时，在政治上承认政教分离与世俗制，这就和之前的繁荣党形成了区隔，也让军队更容易接受。2002年，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埃尔多安于次年出任总理。
埃尔多安出任总理后，土耳其立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土耳其的GDP从2001年谷底的2000亿美元，猛增到2013年的9500亿美元，增长了四倍还多，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2014年是一个大拐点）之前，由于政治不稳定，土耳其里拉曾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货币。1946年，一美元等于2.8里拉，到2001年，一美元等于165万里拉，对美元贬值贬到废纸都不如。
埃尔多安重建了里拉。2005年，他引入了一种新里拉，也就是现在所用的里拉，一新里拉兑换100万旧里拉。这次重建十分成功，从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里拉对美元汇率只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几，这对于一个正处于发展中的中等国家已经非常不容易。埃尔多安可以骄傲地说，他成功控制了国内的通胀与汇率的贬值，解决了土耳其经济的痼疾。
（当然十年不贬，不等于后面不贬，从2004年到2021年7年时间，又发生了疯狂贬值。）
从当时来讲，埃尔多安是怎么做到这些成就的?这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他上台后给土耳其带来了足够的稳定性，之前人们不断地受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困扰，没有办法好好做生意，现在终于有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能够好好考虑如何发展，他还缓和与国内库尔德分裂主义者的关系，更是增加了国家的稳定性;
第二，土耳其采取了与中国类似的做法，面向欧洲发展低端制造业，土耳其成了欧洲人梦寐以求的A货市场(品牌有点假，质量有点次，但是很实用，价格很便宜)，人们到土耳其旅游，总是带一大堆土耳其产的便宜货回去，从欧洲到非洲的广阔空间内，土耳其货与中国货一样，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第三，埃尔多安采取了经济威权主义的做法，利用政府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大量借债，同时增发钞票，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之中，普通民众暂时也不会感觉到货币问题/债务问题。
在这个阶段，埃尔多安还是一个表面上的欧洲主义者，不断地强调要加入欧盟，并与欧盟展开了正式谈判。
也是在这时，欧洲帮助埃尔多安完成了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将军队的世俗主义者镇压下去。土耳其军队一直扮演世俗化的守护神角色，任何人想要回归宗教，军队都会毫不留情将他推翻。但是军队也有弱点，军队的高级官员都是欧洲派，也渴望加入欧洲，欧洲在谈判中却要求削弱军队的力量。一个随时发动政变的国家不欢迎加入欧盟，不可能融入欧洲。
从2007年开始，埃尔多安开始指责军队中有一个秘密组织(Ergenekon)，试图推翻现政权，并牵连了大部分世俗派高级军官，将他们抓起来审判。军官们由于被加入欧洲的相关事务绑住了手脚，没有来得及反抗，就让埃尔多安得逞了。这个秘密组织很可能是子虚乌有，却起到了抹黑军队、清洗军队的作用。
这次对军队高层的清洗，基本上完成了历任领导者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遏制军队的政变能力。到这时，埃尔多安已经成了继开国总统凯末尔之后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也是最能保持稳定的统治者。在他的带领下，土耳其一派欣欣向荣，充满了希望。按照思维惯性来考虑，他的经济政策之前是奏效的，社会又足够稳定，还消除了军队干政的能力，那么接下来，土耳其似乎应该进入更好的发展阶段。但事情恰恰相反，任性之后就是惩罚。专制独裁者的命运往往如此，可悲的是国家和人民会跟着遭殃。
3. 晚节不保埃尔多安
随着执政时间变长，暴露的问题在增多。埃尔多安执行的政策以及埃尔多安本人面临的争议/质疑日见增多。2013年发生了全国范围的抗议埃尔多安运动，主要是因为腐败，民主倒退，贫富分化和回归宗教。
在大城市里，特别是年轻人和出过国的群体中，对埃尔多安的反对已经成了主流，他们接触过西方情况，明白土耳其应该继续民主化进程，不应该重新回归到东方威权统治。特别是埃尔多安通过修改宪法，将在2015年把土耳其从议会制变成总统制，他期望在做了十几年总理之后，再当选总统，继续控制土耳其的政治。如果一切得逞，他就可以连续执政二十几年，与俄罗斯的普京一样成了长期不下台的“不倒翁”。
人们大都看到了其中的危险，从而反对他。
但他们的选票并不足以动摇埃尔多安的根基。因为埃尔多安的大票仓在中小城市和农村，那儿的人们由于思想更加保守，只要他采取一些宗教化的措施，经济上过得去，就愿意让他长期执政。
埃尔多安位置做得很稳，但是指责声日隆。
现在有个流行的词叫“不忘初心”，但是十年后的埃尔多安和刚上台的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他通过修改宪法，变相延长了任期。人们之所以发明任期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认为长期执政必然导致腐败，在一个人刚上台时，总是会向腐败开刀，这时的社会风气可能是最好的，但随着执政期的延长，他的裙带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就形成了新的腐败圈，这时就需要换上新人来斩除新腐败。如果一个人任期过长，对于腐败的清理工作就无法进行，导致社会腐败的沉淀，从而影响经济。经过十几年的执政，埃尔多安已经定于一尊，“鸡犬升天”，他的老友成了总理(在他当选总统后)，女婿成了财政部长……“执政党已经丧失了自洁能力”，成为人们对他最多的指责。
再者，一个人通过修宪长期执政，人治的局限性就会暴露出来，一个人再优秀，总会有局限性。人老糊涂了怎么办？形成长期依赖以后，他死后空白怎么填写？
而且破坏了秩序，践踏了规则，这种对制度的伤害/影响也是无可估量。
其次，为了长期不下台，他必须讨好那些数量更大的保守派选民，他开始有计划地破坏掉凯末尔树立起来的世俗化方针，实行宗教回归。于是，伊斯兰教从民众自主的宗教选择堂而皇之登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影响日盛。这和他刚上台时坚持的政教分离形成了对比。
另外，加入欧盟的运动也遭遇了失败。平心而论，狭隘的欧盟永远不可能接受一个足够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加入，即便欧盟总部有心，但最终拥有决定权的是各个成员国，这些成员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基本上断绝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可能。特别是经济不如土耳其的希腊，更是因为宿敌关系坚决反对。由于亚洲威权主义在土耳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埃尔多安也已经不再羡慕欧洲，而是采取了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寻找平衡的新政策，并且越来越向亚洲靠拢。
在经济上，亚洲威权主义的另一面也逐渐暴露。在这种模式下，要想发展，必须由政府主导大量借债，大量花钱。而这很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并且，当经济快速发展一定时期之后，容易因为债台高筑导致突然地汇率崩溃和经济断档。
作为一个信用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要想避免经济陷阱，必须有一个透明的政府，遏制乱发钞票的冲动。但威权政府由于强调维稳，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走的是加强权威、政府控制一切的道路，所以，亚洲式威权主义可以暂时解决发展问题，但在某一天，可能会突然维持不住发展成果，进入新一波的麻烦。
在外交上，凯末尔主义原来奉行向西方靠拢、学习西方、不做出头鸟，和我们邓爷爷的韬光养晦一个道理。但埃尔多安位置坐稳之后慢慢转向，特别是修宪就任总统之后，土耳其选择自我膨胀的大突厥主义。在各项中东/伊斯兰事务中积极发声。为了图谋伟大复兴，仅有的国力还大力度发展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
这些转变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土耳其人并没有感觉到太突兀，但对于外界来说，埃尔多安却从当年的改革者和经济专家，变成了一个带着沙文主义的狂人，他和欧盟对骂，与美国论战，还曾经打下来俄罗斯的飞机，几年后还采购俄罗斯的S-400系统，遭到美国警告和制裁。由于埃尔多安执政太久，他在国内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政治对手，已经一尊了，已经丧失了韬光养晦的能力，变得认不清自我了。在一个新兴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最佳策略永远是低调，政治上少出头，优先解决经济问题，多着眼于国内民生，夯实基础。一旦放弃了低调的作风，就容易被大国遏制，甚至成为靶子被吊打。
2016年，土耳其的军人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发动政变推翻埃尔多安，但由于军队在之前的清洗中受到了太多的削弱，政变失败了。这次事件导致了另一轮的清洗，军队更加被削弱。另外，扑朔迷离的是，除了军队的的世俗主义者之外，可能参与政变的还包括了更加保守的教士葛兰。葛兰原来曾经与埃尔多安联手对付军队，但由于权力争斗而分道扬镳，埃尔多安借助对军队的镇压，顺便也打击了右翼的葛兰，更加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与此同时，国内的票仓还在，保证了他每一次选举的大获全胜。
不管怎样，基础大票仓保证埃尔多安长期不下台，但经济规律在某一天还是会找上门来惩罚他，以及用选票来支持他的他们。
由于结果的滞后性，在2019年之前，埃尔多安常常有惊无险，但到了2020年，这些恶果慢慢开始产生“效应”，形成一次比一次巨大的风暴。
他对于欧洲、美国的排斥，导致了与西方的交恶。他对于葛兰派的镇压，扣押美国公民，直接导致了美国的报复。当特朗普基于“美国优先”对全世界飞舞大棒时，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了低调，但土耳其由于过于高调(埃尔多安太膨胀了)，被特朗普锁定为靶子。
国内经济也出现了问题，由于借了太多的外债，导致里拉汇率恶化，恶化的汇率又加重了外债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长期的大规模基建投入导致了太多的浪费，换不来经济效益，到了经济的下坡档，这些浪费都显现了出来。突出表现在土耳其股市和汇率的崩盘。当人们只看到表面时，实际上更应该去追究它为什么变成这样。
总结起来，土耳其的教训可以有几个：
第一，尽管埃尔多安很能干，但是没有执政期限，让他陷入了自我膨胀;
第二，一个经济政策即便再好，也必须另一拨人来做调整/对冲/修正，因为再好的政策也有副作用，当副作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出现问题;
第三，东亚式威权的确是发展经济的利器，但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却存在着很难转型到自由经济继续发展的问题，这很难避免;这正是杨小凯当年所说的经济后发优势转化成后发劣势。
第四，一个社会必须存在制衡，当一个执政者将所有制衡都消灭了，看似更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但在实际运作中，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