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外国朋友圈子里，Joshua是唯一一个会说些中文的美国人。认识他源于一次偶遇。当时，我正坐在进城的早班地铁里翻看着隔夜的微信，忽然听到有人问：“你好，你是来自中国吗？”我抬头一看，一个虽然居高临下却并不显得高大的家伙站在我的座位前，非常友好地看着我和我手中的手机。聊上之后，才知道他上班的公司与我的单位都在市区，且只有一街之隔。他曾在国内的一个三线城市做过几年英语外教，“漂亮的研究生”中国老婆就是在那里认识的。虽然他现在是做物业管理，与我的工作完全不同，但在互加好友之后，我们还是聊得很是投缘，而且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找一个像我这样的华人朋友。
同所有跨国婚姻一样，Joshua夫妻之间也有着种种鸡毛蒜皮的文化冲撞。从生了孩子女方家送了大礼而男方父母却一毛不拔，到孩子一岁后要树立规矩、养好习惯还是让他光着屁股四处乱爬；从妻子要求有上进心、要努力升职涨工资而老公只想轻松愉快地过好每一天，到应当享受当下还是存钱想着未来，如此等等，总是有无论如何一起努力却总是填不平的观念沟豁，和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固执己见。有时候我想，他交上我这个朋友，可能就是为了找一个中式树洞，来吐槽他东方老婆那些难以苟同的看法和作为，这些不满和埋怨他是无法向他的那些娶了白人老婆的美国朋友们倾吐的，不然只会招致他们的讽刺和嘲笑。我有一次调侃地问他，你不是觉得自己非常了解你老婆和中国文化吗？我看你不要再叫裘知华了，应当改名为搅屎娃。他给我发了一个愤怒的表情，然后莫名其妙地写道：“不，我知道你们肚子里的虫虫。”
虽然我们有时互相嘲弄讥讽，但我一般还是更为认同老裘的思维和观念，他对我们某些传统文化的鄙视也并没有让我觉得是一种冒犯。直到最近新冠病毒也在美国肆虐蔓延开来。
同其他各地一样，随着感染曲线和死亡率的上升，我们州也颁布了居家令。我们华人因为了解国内疫情的缘故，更是早早地就大门紧闭，坚守不出。大约两周之后，我接到了Joshua老婆的电话，她的语调满含着愤怒，同时又隐含着希望，让我劝说老裘好好呆在家里，不要出去逛悠。“他死了没事，不要把孩子也给害了！”她说。我知道这个任务有些艰巨，因为在此之前，我刚刚读到一篇关于纽约市长的报道，他呼吁人们不要出门，并踊跃举报那些违规者。但就在他做完电视讲话没有两个小时，人们看见他和老婆一起出现在了离家较远的一个公园里。可笑的是，也在公园散步的当地人并没有质问他为什么自食其言，而是指责他跑到他们那儿的地盘来，造成了拥挤。果然，裘知华并没有给我劝说的机会，也许他同老婆已经就这件事翻来覆去地争执了很久，并不想再为要不要出门浪费口舌，他一开口就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来质问我，可能也是为了故意说给他老婆听：“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做叶公好龙，口里喊着要自由，但遇到了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害怕得要死。为什么你们都这么胆小懦弱？”
在慷慨激昂的英语里夹杂了一个中文成语，让我感到有些好笑，但我没有出声。我知道他要出去“逛悠”不是因为无聊或者冲动，因为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所以才有全国性的示威者上街抗议居家令的施行。我甚至想起了不久前的一次小争执。他认为忍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和献妻吃屎的勾践都不能算作男人，更不应当成为英雄，而我却觉得为了活命什么都可以忍受。他当时有些气愤，把洋腔洋调的中文切换为流利顺畅的英语，教导我说：“那不是我们的风格。保命确实是动物的本能，但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更高级，我们有文明，自由是文明！”
我有些恍惚，一度忘了为什么在同他通话；对于这场瘟疫，我觉得它起于愚昧无知，发于蒙蔽打压，盛于傲慢自私；这些人类的弱点和权力的龌龊正是大自然反击的最好切口，也是我们的社会从未完美仍然丑陋的元凶。我甚至预感到这个小小的潜伏病毒还会演化为巨大的公开冲突。回过神来，我赶忙打断了裘知华居高临下的说教，让他把电话还给我的同胞姐姐，由我来自下而上地开导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个人的观念如同树根既深又广，所以你很难去改变别人，我们有时候甚至都不能改变自己。现在政府公开地推行躯体隔离，而病毒又在私下扩大思想隔阂，你就别再火上浇油了。你以前不是说最喜欢老裘的浪漫吗？那就让他给你朗诵一遍裴多菲吧。”
“算了，算了，还让他念诗，人家这一眨眼早就跑得没影了！”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