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家里的米很少，一家六口每个月只能买十二斤。买回来的米常常是“碎米”，没有一颗整米粒。做米饭以前，奶奶总是把我叫到厨房，帮她捡米。奶奶抓出一把米放在桌子上摊平，我们把米里的稗子、稻壳、小石子等杂物挑出来，把米粒拨到碗里，然后奶奶再抓出一把。这样挑过的米才能淘米做饭。有一次吃晚饭，父亲端起饭碗，划了一口，突然“哎哟”地叫了一声，全家人都嘎然停止了碗筷，看着父亲。父亲邹着眉头慢慢地蠕动着舌头，好像是想找到嘴里那个“落网”的什么东西。“吐出来嘛，”奶奶说，“都吐出来。”我心里悠然升起一股罪恶感，没有把米挑干净。可是父亲笑了笑，把嘴里的饭都咽了下去。“没事的，”父亲说，“接着吃吧。”吃什么呢？一碗酱油高汤和一盘干炒萝卜丝。
袁隆平那时三十来岁，大概也挨过饿，也吃到过牙碜的米饭，还见过路边饿死的人。作为水稻专家，他心里也会有另一种罪恶感。所以他下决心研究杂交水稻，提高稻米产量，解决吃饭问题。
他走了，引起国人的一阵悲哀。有人形容送他的人群，夹道挥泪，如同送周恩来的场面。中国历史上不乏“吃饭问题”，到了严重的时候，农民便揭竿而起，出现了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等“英雄人物”。60年代那场饥荒，农民没有揭竿而起，却出了个袁隆平。所以老百姓，感恩怀念，像送英雄一样送走了袁隆平。
在缅怀袁隆平解决吃饭问题的时候，一般人不会联想到中国庞大的“吃饭文化”，也想不到其中暗藏着吃饭问题的危机。自明末以来，社会停止了进步，生产力没有发展，只有饮食文化异军突起，造就了国人现在引以为豪的饮食文化。几十种烹饪，几十种佐料；挂在墙头，埋在地下；一只鸡，从头到脚，有几十种不同吃法。老佛爷慈禧太后一顿早餐可以上一百道菜，“满汉全席”一百零八道菜，被称之为中华文化之瑰宝；“报菜名”也成了传统相声中的经典段子，最长的段子有三百多道菜名。饮食文化大放光彩，社会却倒退了，民族被宰割，到头来还是要挨饿。
吃饱吃好是国人的一个恒久的夙愿，现如今实现了，这里面应该有袁隆平的一份功劳。现代社会的吃饭问题跟袁隆平时代的吃饭问题相比，是另一个极端。国人一年曾吃掉几万个亿，泔水桶里倒掉几千个亿。“三高”富贵病和餐桌上的浪费和腐败是新的吃饭问题。这种突来的饮食畸形发展是不是需要另一位袁隆平来解决呢？
时势造英雄，袁隆平是那次饥荒的产物，是饿出来的。要是袁隆平晚20年出生，也许他还是会搞水稻杂交，但他的名字就不会家喻户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