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先生》
写下这个标题时, 由不得脑海里蹦出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 便找出又重读了一遍。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 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 只是百年之后, 树下不见了拖着辫子的“ 清国留学生”, 却多了一群同样好奇的中国留学生。
我便是其中一个。
读完了一年的语言学校, 要想留在日本, 就必须到大学里深造, 对我而言, 東京大学是不二的选择。
这倒不是我自恃甚高, 而是无知无畏。東大是全日本的最厉害的学府, 门槛高, 我人虽矮小, 想想不去闯一闯, 就难知分晓, 这种精神就是所谓的初生牛犊不怕虎, 是我从来不缺的。
走过本鄉草坪, 我径直找到了历史系研究室, 正想敲门进去, 一个西装革履、教授模样中年男子匆匆地从后面过来, 他一手打开研究室的门, 一面有点奇怪地看着我, 问我找谁、有什么事。
这个人高高瘦瘦的, 戴着一幅眼镜, 镜片后的目光炯炯有神, 睿智而又风雅。我一直以为当年他才40多, 今天上网查了一下, 才知道已是50出头了, 可能是那儒雅的风度让人显得年轻吧。
我解释说我是中国来的留学生, 想做東大的研究生, 他说那就进来谈一谈吧。
我至今仍记得那一幕, 研究室的四周都是书架, 书一直堆到天花板, 窗不大, 整个房间弥漫着历史系特有书味, 年代久远积累下来的微微的腐臭。先生挺直着身板, 一言不发的听着, 然后他说, 既然这样, 下次除了毕业证书, 还需复旦一位教授的推荐信, 你到我这儿读吧。
他叫伊藤, 東京大学教授, 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 教的是日本近代史, 而日本近代史逃不过大正昭和战争史这一章, 而这却又是他的研究中心。
后来我常常想, 如若那天我碰到的是另一位教授, 那我是否会马上被接受, 我真的很庆幸自己就这么阴差阳错地撞上了伊藤先生。
正式进校的第一天, 先生说 “若要考硕, 还是得过古文書这关, 你虽然看得懂些古文, 但究竟日本和中国的古文读法不一, 且有些意思上的差义, 你还须研习一下”, 他停顿住, 四处看了一下, “这样吧, 村川君, 你来帮助章君复习古文書, 还有, 某某君, 你呢, 作为章君的辅导员。两位, 拜托了”。
然后他又对我微笑说“ 某某君己快是博士了, 村川君是京都人, 古文特别好, 你要跟着两人好好学习”。
就这样, 我开始了我的東京大学研究生生涯。
我的选题是《论福沢愉吉的启蒙思想》, 就是印在一万日元上的那位, 这样可以避掉了中日关系上的最敏感, 而对中国人来说最不堪的时期。当年, 我们在国内所受的教育都是绝对的, 東大有位中国来的哲学系学生, 他就告诉我们, 来日本之前, 三岁的女儿大哭大闹, 坚决不让父親去日本, 因为日本鬼子要杀了她的父親的。
连三岁孩子都有这样根深蒂固的观点, 也是让人无语。
不过, 既然如此, 在日本研究明治以后的历史, 总少不中国屈辱的一章, 而我作为中国人自然是要发声的, 当时我把这当成了一个义务。
记得有一次说到《马关条约》, 我自然是义愤填膺, 据理力争。先生沉默了好久, 然后说 “ 章君, 我懂得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情, 但我们搞历史研究的, 主要还是要去考察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不带着任何感情色彩去评判历史是不可能的, 带着太强烈的感情又无济于事。很希望你能从当时世界大局和每个人的出身处境去考量历史, 而不是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尤其是处于历史大环境下的平民百姓, 请理解一下他们的无奈, 战争从来不是他们想要的。”
自那以后, 我走过很多地方, 得到的最大感触就是如先生所说,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 的东西和测量“绝对”的标准。
可能是因为是战争史的权威, 伊藤先生在日本被认为是比较偏右点的, 今天上网查看, 看到油管一段对先生的采访, 标题是《僕自身、左翼經験があるんです》, 禁不住微笑, 原来先生年轻时也曾是左翼进步青年啊。
记不得星期三还是星期四, 反正一星期中有一天上午课完后, 伊藤先生便带着他的硕士博士班, 去東大附近的小饭馆吃饭, 我们一行十几个人, 有固定的房间。
那个小饭馆的招牌菜是牛肉铁板烧, 先生从来只订牛肉烧。切得极薄的牛肉片放在碎碎的卷心菜上, 吱吱地冒着热气, 配一碗白米饭, 因为是中午的定食, 只需600日元, 极其价廉却又极其物美。几十年过去了, 我还生生地记着那个味。
这时的气氛就相当的轻松了, 大家谈谈笑话, 互相取笑几下, 而先生亦是少有的幽默, 谈笑风生。
几十年后, 我们中的一个德国女学生玛丽成了哥本哈根的日本学教授, 我去丹麦到她家里, 翻开过去相册, 赫然是那小饭店的照片, 且张张以我当中心, 神采飞扬地讲着什么。当年, 从小饭馆出来, 先生就会领着剩下的同学去一个叫“ pig”的咖啡馆, 而我这天也和每人照了一张。
玛丽说, 你难道不记得了, 这是你最后一次和大家一起去吃饭, 因为你要去欧洲了。
这个我记不得了, 但我清楚记得那天和先生说我想离校时的情景。
还是那间堆满文籍的研究所, 我踌躇不决但终于吞吞吐吐地开了口, “ 先生, 我想和男朋友一起去欧洲, 我想不读了, 先生,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先生 “嗯”了一声, 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 良久他才开口 “ 既然你决定了, 我也无法挽留你, 其实, 我心里是很希望你能留在日本的”, 他停了一下,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很轻, 几乎不易查觉, 但在那寂静的研究室, 对我而言, 空气就这样窒息着, 任何一丁点的声响都足以使我颤抖。
然后先生又说, 带着一点无奈, “ 我很遗憾你要离开東大, 但是今后不管你是否走不走做学问的这一条道, 章君, 一定要幸福地生活下去啊。”
后来到了欧洲结婚了, 我写信告诉先生, 先生马上寄来了贺卡。再以后, 因为一直在世界各地跑, 且自己也没什么成就可自豪的, 就不再写信联络了。
八年前, 婆婆过世后清理房子, 我找到了一块镶金的和纸板, 上面是欢送会上同学们留的言。带着满身尘埃, 我倦坐在墙角, 读着读着, 惆怅中有点心痛。
先生的留言最短, “寂しくなる”, 会寂寞的。几十年后, 再看到先生的字, 那一瞬间寂寞突然就围绕着我, 我想哭, 真的很想哭。
玛丽是日语系教授, 经常去日本, 也经常探望伊藤先生。几年前, 她给先生看了一张我发在脸书上的全家照, 先生只说了一句 “ ほっとした”, 像是在自言自语, 安心了。
我听后心里很是难过, 也是惭愧, 我跟着先生仅仅只有一年半, 先生却几十年来一直没忘了我。
从丹麦回到奥斯陆, 我馬上给先生写了封邮件, 叙述了我离开东京后28年的经历。
第二天一早, 就收到了先生的回邮。
“ 章君, 真是好長一段時间了, 如此的一个惊奇, 真是让人怀旧啊。先前接到玛丽的邮件, 看到你们夫妻健康的样子, 我很是欣喜。
正如你当年所预测的, 这二十年间中国成了大国, 我能想像你高兴的样子。当年你可是把熊猫君( 当时系里有个印度留学生名叫 Panda, 这是大家对他的戏称)吓了一大跳的, 你说将来中国征服印度了, 就让熊猫君来当印度总督.......
我已经是耄耋老人了, 但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堆积如山, 夫人又在生病, 家事也全由我包下了。挪威是个很美丽的国家, 很想来, 但是不可能的, 所以是件绝望的事。
下次你来日本, 一定要見上一面啊。总之, 一定要健康地活着”。
啊, 先生, 当年的我真会胡说八道啊。我想, 我虽然没有走上做学问的道路, 但不管怎样, 我一直努力地活着, 也会照您的期望, 努力地幸福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