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59：红桃大盗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1年第9期
文：东方明
一、冒牌抄表工
1949年12月1日，星期四。
这是一个寒气很重的日子。那时江南地区的四季甚是分明，没有“暖冬”之说，每年的阳历12月初，照例北风凛冽，开始结冰。上海市邑庙区复兴东路一户石库门宅第的女主人康太太早上起来，发现毛巾已经冻成了硬条条，于是就吩咐赵妈烧一壶开水。烧开水不是为自用，而是拎到旁边弄堂口去浇那个业已冻住的公用自来水龙头。这也是多年以来的老规矩了，只要结冰，康太太必定会有此善举。
康太太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年了。她其实并不姓康，本名叫刘紫珠，苏州人。十年前，她还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妙龄女子时，接受了一个名叫康亮清的资本家的示爱，在相识仅仅一个月后，就心甘情愿地跟他来到上海，住进了这幢石库门房子。康亮清比刘紫珠大了整整二十岁，而且有大小两房老婆。他跟刘紫珠同居是瞒着家里的，因此刘紫珠入住石库门宅第之举，属于金屋藏娇性质。不过当时邻居都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一律唤她“康太太”。
抗战胜利后，康亮清去吉隆坡继承其叔父的遗产。遗嘱规定他必须定居吉隆坡，因此他就举家迁往海外，临行前把这幢石库门房子的房契交给了刘紫珠，还留下了若干黄金、现钞，算是对刘紫珠的一个交代。邻居们这才知道这对年龄悬殊的男女原来是这么一层关系，但大家仍然按照习惯唤刘紫珠“康太太”。此后，刘紫珠和娘姨赵妈母女住在这幢石库门房子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有款子存在银行拿利息，主仆几人也住不了这么些房子，就把一半房子出租给一家商行坐收租金，靠着利息和租金过得十分滋润。
没有料到的是，这份滋润过到这天竟然到头了！
康太太有个习惯，每年冬季结冰的第一天，要吃一顿馄饨。于是，赵妈烧了开水浇开了水龙头后，就去菜场购买了一应原料。赵妈回来时，其女儿洁珍已经去上学了，她做好清洁工作后，就和主人一起包馄饨。馄饨刚刚包好，大门就被敲响了。赵妈去应门，门外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说是电灯公司抄火表（旧时沪上将电表称为火表）的。把门开了一条缝一看，果然站着一个身穿电灯公司工作服的男人。此人肩挎帆布工包，戴着白纱手套，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头上那顶工作帽的帽檐压得很低，脸上还戴着一个大口罩。赵妈刚打开门，突然，从旁边弄堂里又飞快地溜出一个人来，跟着那抄表工一起进了天井。后面那位除了没穿电灯公司工作服，其他装束跟前面那位一样，头上戴一顶长舌檐的蓝色帆布工作帽。赵妈不知这人是什么路数，觉得奇怪，盯着两人上下打量，正待开口询问，太阳穴上已经挨了一拳，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康太太在厨房里听见动静不对，便大声问赵妈是谁来了，一边问一边往外走，在厨房门口和强盗撞个正着，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对方一把卡住脖颈，做声不得，随后被拖进客厅，和赵妈一起绑在八仙桌上，嘴里塞上了抹布。接着，强盗把康太太的二十两金条、八件黄金首饰、一百多枚银洋、二百四十万元现钞（旧版人民币，合新版人民币二百四十元，下同）以及一个内有一千六百多万元的存折一掠而空。
两个强盗返回客厅时，客厅里的那口落地大座钟正好敲响十下。按说此时他们应该离开现场了，康太太听见一个带上海西郊口音的强盗说“走吧”，但另一个操本地沪语的却说：“不急，她们不是裹了馄饨吗，我们吃碗馄饨再走。”于是，两人就进了厨房，自己动手煮起了馄饨，每人吃了一碗。这下该走了吧？且慢！往下还有内容：其中一人竟然抄起了拖把，楼上楼下搞起了清洁卫生！康太太和赵妈不知这是毁灭痕迹之举，看在眼里颇为不解，尤其是赵妈，寻思这应该是她的工作职责，怎么强盗倒抢在她前头干起来了？更令赵妈不解的是，她竟然还听见了夏天时用喷筒打“滴滴涕”的声响，不禁大惑：这是干什么？难道还要把过冬的蚊子、臭虫什么的都消灭掉？
强盗把他们留下的脚印全部擦拭掉后，这才离开，临走时将拖把留在天井里。一小时后，赵妈读初一的女儿洁珍中午放学回来了。她用钥匙打开大门走进客厅一看，不禁大惊，也顾不上动手替两人松绑，立马奔到门外狂呼“救命”，路人、邻居闻声而至，有人随即奔往附近有电话机的商店向公安局报警。
当时的上海滩，治安情况甚为严峻，政治、刑事案件频发，抢劫案尤甚。据史料记载，从1949年6月至当年年底，全市共发生抢劫案七百多件，平均每月一百件还不止，平均每天发生三四件，最多一天发生十六件！因此，当上海市公安局邑庙分局接到报案时，并未感到特别意外。但刑警赶到现场后还是吃惊不小。一是案值巨大；二是劫匪的作案手段、认定目标的准确、登门入室的伎俩、不留痕迹的谨慎、作案后吃了馄饨再走的从容，莫不显示出其犯罪经验的老到；三是劫匪竟然在客厅门上留下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红桃图案。这个图案，是用预先制作好的硬纸板模子按在门板上，然后用红色广告颜料液喷上去的——先前使赵妈大惑不解的像喷“滴滴涕”样的声响，就是在喷颜料液。
这种作案后在现场故意留下标记的做法，在刑事犯罪中比较少见。通常，此举意味着这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团伙，今天这起案值巨大的抢劫案仅仅是他们准备进行的系列犯罪活动的开始。因此，邑庙分局对此非常重视，局领导当即决定组建专案组，同时向市公安局刑侦处报告了该案情况。
专案组由分局刑警队的四名刑警组成，刑警队副队长辛强担任组长。下午两点，专案组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在对案情进行了一番分析后，认为劫匪是一伙有前科的老手，从说话口音判断，应该是上海当地人。然后制定侦查措施：对银行、首饰店铺进行紧急布控；向电灯公司调查工作服、工作包的情况；向现场邻居调查，争取找到目击者。
会后，专案组立刻分头行动。哪知就在这时，第二起抢劫案发生了！
第二起劫案的受害者是一对年逾七旬的夫妇，老头儿姓张，老太姓郁，都出生在上海。结婚后不久，两人就去了印度尼西亚。1947年，他们把经营多年的农场交给两个儿子，夫妇俩回到上海，在祖上传下来的位于露香园的一套老洋房里安度晚年。
这天午后，张老头儿陪同郁老太外出去看医生，在回来的途中又去商店购买了一点儿熟菜，准备晚上下酒。在自家门口，他们遇到了一个与上午康太太见到的同样装束的男子，自称是抄表工。当时，康太太宅第被劫的消息还没传开，老两口哪里想得到这是一个抢劫案的开头，未存戒心，开了门就请对方入内了。
“抄表工”进门之后，从包里掏出的不是手电筒，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跟着，后面又进来了一个同伙。接下来的一幕跟康太太那里如出一辙，夫妇俩被合绑在客厅里的八仙桌上，用抹布堵住嘴巴，两个劫匪楼上楼下每间屋子都一一搜检，把这对夫妇的毕生积蓄洗劫一空。
抢劫后，照例是就地取材，用拖把消除留在地板上的脚印。临走，强盗没忘记使用喷筒在墙上留下一个红桃图案，顺手还掠走了夫妻俩途中买的准备晚上下酒的熟菜。
这么冷的天，这对老年夫妇被牢牢地绑在八仙桌上，嘴里还堵着抹布，无法挣脱，一夜下来给冻死也难说。幸亏张老头儿意识到了这一点，待强盗走后，立刻试着自我解救。绳子是强盗带来的小指头粗的白麻绳，绑得很紧很牢，当然是无法挣脱的，但张老头儿另辟蹊径，招呼妻子一齐用劲，用肩膀把桌子顶了起来，伸脚钩过一把椅子撑住桌腿，然后重新蹲下，两人反剪着双手从桌子腿下把手褪了出来。
邑庙分局接到报案，这下真是吃惊不小，立刻派员前往现场勘查。刑警一看那个红桃图案，马上意识到就是上午已经作过案的强盗所为。分局领导于是决定串案并侦，这时专案组四名刑警还在外面调查未归呢。
下午五点多，专案组刑警听说了张氏夫妇寓所发生的案件，顾不上吃晚饭，立刻前往现场了解情况。问下来，那两个强盗的模样跟上午康太太、赵妈所说的相同，作案手法一致。一番讨论后，刑警们认为是同一伙劫匪用相同的手法作了相同的案子，所以，可以采取同样的侦查措施。
那么，下午调查下来的情况如何呢？
辛强和刑警何守杰负责走访康太太住所附近的居民，他们在派出所民警的陪同下一共接触了十二个邻居，大概是因为寒流初至，人们紧闭门窗足不出户，竟然没有人目睹强盗进出现场。所以，他们这一路是白辛苦了一场。
再看另一路刑警龙野滨和小冷的调查情况——
新中国成立伊始，上海市的电力企业一共有五家：美商上海电力公司、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商办上海闸北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和浦东电气股份公司，全部是私企，其中“美商”、“法商”是分别由美国人、法国人投资的外资企业。邑庙区的电力是由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供应的，所以抄表工应该来自该公司，而康太太、赵妈两人目睹的为首的那个强盗也确实穿着南市电灯厂（“华商”成立伊始的名称）的抄表工工作服，所以，龙野滨、小冷两人就去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调查。
“华商”创办于民国初期，算得上是一家老牌企业了。不过，这家企业的运气有点儿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准备扩建，厂房已经造好，进口的新机器都已经到位，正待安装运行时，日本人打过来了，电厂就给日本人没收了。抗战胜利后，电厂发还给“华商”，却已是千疮百孔。经营者再次投资，指望振兴，可是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内战。到1948年下半年，该公司甚至已经无法发电，只好向美商上海电力公司购买电力，然后用自己的电网向用户供电。上海解放后，“华商”总算喘过一口气来，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迅速恢复了电力供应，但经济状况肯定是捉襟见肘不大乐观的。
因为不乐观，所以“华商”的经营方针讲究开源节流，甚至对工作服的管理也非常严格。抄表班有工作服、工作包，是发到每个抄表工手里的，可是每人只有一套，规定是不准带回家的。每人的这套行头挂在更衣室里，上班后换上，出去抄表，到了下班时间就换下，穿上自己的衣服下班。那么脏了怎么办呢？这个也有解决办法：星期天不是休息嘛，周末下班前可以洗一下，晾到周一来上班时肯定干了。刑警过去时，抄表班十七位成员个个穿着工作服。问下来，这天他们没有出去抄表，都待在厂里整理数据，准备报到财务室去结算电费。他们互相作证，上班后谁也没有离开过，都穿着自己的工作服。
龙、冷两人这下吃不准了。康太太和赵妈说得清清楚楚，强盗是穿着南市电灯厂的工作服、挎着南市电灯厂的工作包登门的。她们在这边住了多年，虽然抄表工每月只登门一次，但平时上街经常看见抄表工骑着自行车穿街过巷，要说脸孔不一定认得清，但南市电灯厂的工作服肯定是认得准的。既然康太太和赵妈说强盗穿着南市电灯厂的工作服，那出处肯定在“华商”这边。抄表班没有，那就去仓库打听，仓库里肯定有尚未发放出去的工作服和工作包。
仓库管理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姓王，他原是在饭馆里跑堂的，饭馆老板据说跟国民党“保密局”有点儿什么关系，担心共产党坐了天下找其算账，所以解放前夕就携了家眷逃香港去了。老板一跑，饭馆就关了门，小王也就失业了。好在他跟“华商”的一个大股东沾点儿亲戚关系，解放后“华商”振兴需要新员工，就把他介绍过来当了仓库管理员。当下，小王把他经手的账目拿给刑警过目，还请刑警去库里查看了库存的工作服、工作包，账物数据果然相符无误。往下，就只有龙、冷二君傻眼的份儿了。
专案组另外两位听了这个结果，也感到纳闷儿。商量下来大家一致认为，这工作服、工作包肯定是存在的，一般说来也肯定是从“华商”那里流出来的。这是一条重要线索，不能放弃，看来，还得盯着“华商”查！于是，辛强决定次日自己去“华商”再度调查，其余三人则去第二起抢劫案的受害人和邻居那里查摸线索。
二、可疑对象老德
12月2日，那口著名的外滩海关大钟刚刚敲响八点的时候，辛强已经赶到“华商”了。
那时的私营企业，是不设专门的保卫部门的，“华商”也是这样，只有看守厂区几道大门的门卫。电厂是雷打不动的三班制作业，一年到头昼夜开工，所以各个车间、部门都时时有人待着，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当然，这么大一家公司，偶尔也会发生一些小偷小摸的事儿，一般由厂部派人下来调查处理，处理不了的，那就要报警了。昨天龙野滨、小冷两人去时，是由厂部一个姓马的高管出面接待的，现在辛强去，就直接找这位马先生了。
马先生对于民警的去而复返觉得不可思议，说，昨天不是已经来查过了吗？辛强说，抱歉得很，这事儿不查出一个结果来，就得一直往下折腾。我们认为劫匪昨天作案时穿的那套行头肯定是从你们“华商”流出来的，这样吧，今天抄表班在厂里吗？我想找他们逐个单独谈谈。
抄表班今天有九人在厂里，其余的都出去抄表了。辛强在马先生的陪同下，先去更衣室转了转，打听到那里平时一向门窗紧闭，门是上着一把大铁锁的，钥匙由班长掌管，别说外人了，就是抄表工要进去也得向班长要钥匙。这就排除了有人偷偷摸摸混进去捞一套行头出去作案的可能。辛强就开始找人一一谈话，先从班长谈起。据班长说，昨天上班前，全班十七人都已经到厂了，去更衣室换上工作服后，因为不出去抄表，就都去了办公室。一直到下午刑警赶去调查，也没有人离开过厂区。
这样，一直谈了七人，内容都是一样的。辛强寻思看来得改变一下询问方式了，抽了支香烟整理一下思路后，迎来了第八个。那是一个年过五旬的小老头儿，姓周，早在民国初期“华商”的前身南市电灯厂创办伊始，他就是抄表工了。辛强改变了谈话方式，干脆把昨天发生的那两起案件的大致情况对周师傅说了说，然后请他站在刑警的角度想想强盗的那套行头是从何处获得的。
周师傅毫不迟疑地发表意见：“那肯定是从‘华商’搞到的嘛！”
“可是，现在调查下来，你们厂的抄表工行头没短缺，也没流出去过呀！”
“抄表班肯定是没有流出去过，那么仓库呢？”
“仓库也查过了，肯定没有流出去过。”辛强说着，递上一支烟，顺手给对方点上。
周师傅抽了两口，沉思片刻，忽然一拍大腿：“对了！肯定是那套行头了——瞎子的那套！”
辛强连忙请教：“瞎子是谁？‘那套行头’又是怎么回事？”
周师傅介绍说，“瞎子”当初是和他一起进南市电灯厂当抄表工的，比他大三岁，姓陈，名叫大根。他并非盲人，一双眼睛亮灿灿的视力很好。但是，因为其母亲天生双目失明，所以人们都称他“陈瞎子”，简称“瞎子”。打小大家就这么称呼他，所以陈大根也习惯了。陈大根嗜酒，更喜欢吃肥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到四十岁就患上了高血压，心脏也不大好，一遇到黄梅天的闷热气候，就老是手捂胸口说“不好过”。旧社会工人待遇很差，没有什么医疗保险之类，有病要看医生就得自己掏钱，没钱你就撑着，撑不动你就回家。陈大根就这样强撑着，一年又一年，好不容易熬到了解放。但公司还是资本家的私营企业，人民政府成立伊始，百废待兴，还顾不上过问工人的福利。这样，解放后不到一个月时，陈大根就出事了。
那是6月下旬，正是黄梅天。那天，陈大根一上班就说“心里不好过”，班长说那老陈你就不要出去抄表了，留在厂里填写表格吧。陈大根初时是点了头的，但坐了一会儿又说没事了，还是去抄表吧，他分管的地段如果让别人去抄表，还不熟悉哩。没想到这一去就出事了！途中，陈大根老毛病发作，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头破血流，当场昏迷。
当时，正好有一辆解放军的军车经过现场，立刻把陈大根抬上车送到小南门大威医院抢救。那个医生很有经验，一量血压就说这昏迷并非摔破了头流血引起的，而是脑溢血，得马上动手术。这样，陈大根就进了手术室，他那身工作服以及那个帆布包包，当时就扔在一边了。
抢救的时候，医院给“华商”打了电话，公司于是派员前往医院。陈大根这是工伤，公司得承担一应费用。可是，尽管公司支付了一笔不小的费用，但还是没能挽救陈大根的性命，三小时后他就去世了。
公司负责协助陈大根的家属办理一应后事。因为已经解放了，所以还得向家属支付一笔抚恤金。家属提出要让陈大根的儿子进“华商”工作，公司以未有先例予以拒绝，于是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这样一乱，陈大根那身抄表工行头就没人想起了，不知医院方面是怎么处理的。
周师傅最后总结道：“如果说‘华商’有一套抄表工行头流失在外面，那肯定就是陈大根那一套了！”
辛强立马前往小南门大威医院了解当初陈大根入院的情况。时间隔得不算长，病人的情况又有点儿特殊，所以医生、护士都还记得。可是，对于陈大根那套抄表工行头的去向，大家却都说没有印象。只有一个护士记得当时病人被几个解放军抬进医院时，满头满脸都是鲜血，身上自然也是血迹斑斑，还以为是挨了打呢。
辛强是从山东解放区过来的南下干部，以前当过武工队员，后来还干过一段时间的公安，参加过侦办案子，头脑活络，当下转换了一个角度询问：“那么，如果碰上这样的病人或者伤员，通常应当如何处置呢？”
对方回答：“先检查究竟伤在哪个位置，然后进行治疗。如果是外伤，就缝合；伤得厉害的，比如车祸形成的，那就要上手术台了。对了，你打听的那个病人是上了手术台的，那就得把衣服脱下来才能手术。”
“这就对了！那天你们肯定也是这样处理的，这种活儿该当是哪个人干的？”
那几位经辛强这么一点拨，思路变得清晰了，七嘴八舌地说那应当是勤杂工啊，于是护士长就尖着嗓子喊“老丁”。一个背脊略显佝偻的中年男子匆匆过来，用苏北口音询问找他有什么事。护士长说这位同志是公安局的，来问黄梅天时几个解放军送来的那个病人身上脱下的衣服是怎么处理的。老丁说：“我是7月7日来上班的，那时黄梅天已经过去了，我没有经手过这么一个病人啊！”
老丁这么一说，众人不约而同都回忆起来了：“对了，那时手术室的勤杂工是老德！”
辛强说那就把老德叫来吧。可是，大家全都摇头。怎么呢？原来老德已经被医院辞退了，因为据说此人手脚不清爽，医生、护士上班时换下的衣服挂在办公室里，到下班时常常短缺钞票，虽然不多，不过几角，但心里总是不爽，医院于是就将其辞退了。
那么，老德家住哪里呢？
那几位医务人员面面相觑。这也可以理解，像大威医院这样的私营医院，根本没有“人事档案”一说。招工辞工也是高度自由化的，比如现在所说的这个老德，是一年前上海尚未解放时由一个跟院长熟识的朋友介绍过来的，医院的大部分医务人员只是跟着别人唤其“老德”，此人究竟姓甚叫甚直到他被辞退时也说不上来。现在刑警要打听他的住址，那就只好大眼瞪小眼了。
辛强于是就去找院长，可院长那天没来上班。又去找财务室，老德领薪水财务总要做账吧，做账就得有姓名。财务室给了辛强一个意外惊喜，他们那里不但有老德的姓名，还有年龄和家庭住址。这样，辛强就知道这个已经被辞退的勤杂工大名叫柯俊德，家住上海市榆林区兴隆街裕富坊。
下午，刑警何守杰、小冷两人前往榆林公安分局了解柯俊德的基本情况。分局治安股查了查，说兴隆街裕富坊有这个人，不过此人的情况如何不清楚，你们得向负责该保的民警了解。
读者可能会感到突兀：不是已经解放半年了吗，怎么还有保甲制度呢？解放半年不错，但是当时各区的区政府还没组建，政权机构是“接管委员会”，基层组织机构还是按照以前留下的保甲制运行着。当然原来的保长甲长大部分已经调换了，由具有革命意识的群众积极分子担任。
刑警从管段民警那里了解到的相关情况是：柯俊德，小名老德，二十六岁，出身小业主家庭，本人长期无业，品行不端，自幼混迹于江湖帮派给人家当小厮，十三岁开始结伙行恶，偷抢蒙骗样样来得，多次被国民党警察局拘留。抗战胜利后，柯俊德因犯抢劫罪，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押解提篮桥监狱服刑，1948年11月中旬刑满释放。之后经亲戚介绍在大威医院做勤杂工，但不久就被医院辞退了，目前无业。
老德虽然无业，但一天到晚基本上是不在家的，民警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打听到他的下落，将其带到了分局。这小子一看就是个老油子，见到刑警神色不变，笑嘻嘻地拱手作揖：“请教当面，不知何故找我老德？”
刑警不跟他啰唆，开门见山就问“华商”抄表工行头之事。老德说有这事，那身行头是我给病人脱下来的，看看血迹斑斑，就想扔掉。旁边有人说还蛮新的哩，洗洗干净可以穿的，我就拿去浸在水里了，还有那个帆布包。后来，病人死了，我就把那套衣服和包包洗干净拿回家了。然后又是作揖：“请问二位警察同志，难道这也犯法了？”
刑警说，犯不犯法先搁一边，那套行头现在在哪里？老德说，一个礼拜后就被我卖掉了。我是拿到外白渡桥那边的夜市上卖掉的，一套衣服连同帆布包包，一共卖了两万三千元。卖给谁了？呵呵，这我可说不清了，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嘛。您二位也知道，外白渡桥的那个夜市黑咕隆咚的，只认钞票不认人。
老德回答时的那副胸有成竹的镇定使刑警产生了怀疑。继续往下追查？碰上这样一个老油子，盯着行头是没指望的，只有想别的办法。于是就问：“昨天白天你在干什么？”
老德的脸色瞬间有些异样，但随即恢复如常，微笑着回答：“昨天？我去看望一个朋友了。他叫马志远，住在公平路聚福里，门牌我就说不上来了，不过门头是认识的。”
马志远是个跟老德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家里是开茶叶店的，按说日子应该过得还可以，也有条件供他上学，然后找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可是，马志远却结交了一班痞子，还学会了扒窃。他其实并非干这一行的料，干了数年还是技艺不精，1947年在“共舞台”扒窃一个阔太太时当场失风。失主是个很有背景的女人，于是马志远就被国民党警察局逮捕了，判了一年徒刑。他跟老德就是在提篮桥监狱坐同一间班房的狱友。
马志远在家，正坐在客堂里捧着一杯热茶看小说，他对于刑警的来访似乎并不感到突然。这使何、冷两人产生了疑问。趁他张罗着给刑警沏茶的当儿，具有十多年刑警经历的何守杰（他是留用警员）跟到厨房门口，瞥见里面桌上有一杯残茶，心里一动，假装跟马志远说话，踅过去悄然一摸杯子，还是热的，心里就有数了——老德已经来过了，是来让马志远作假证的！
马志远没有发现何守杰的动作，在接下来回答问题时，一口咬定老德昨天确实在他家，而且待了一天。干吗呢？喝茶聊天呗！家里是开茶叶店的，有人登门别的拿不出来招待，茶总要喝一杯的。马志远还要说下去，何守杰已经做了个手势让他打住。“你别往下说了，跟我们去分局走一趟吧！”说着还亮出了铐子。
马志远倒算是明白人，马上主动要求“说清楚”。于是，老德半个多小时前匆匆赶来要求马志远替他作伪证的情节就被刑警所掌握。
何守杰、小冷立刻返回榆林分局，一面请治安股再次传唤老德，一面给辛强打电话汇报情况。辛强当即下令：待老德过来后，立刻拘留。
三、夜劫“天年堂”
老德离开马志远家后，并未立刻回家，而是去一个亲戚家串门，在那里吃了晚饭才回来。这样，他被榆林分局的治安民警带到分局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就地讯问，他还是一口咬定昨天是去马志远家串门了。何守杰、小冷也不跟他啰唆了，由榆林分局派了两名民警陪同着前往其住所进行搜查，却没搜到昨天两起抢劫案的赃物。
如此一番折腾，再请榆林分局派了辆小吉普把老德押到邑庙分局时，已经九点多钟，专案组另外两位刑警辛强、龙野滨早已等急了。
何守杰、小冷去吃晚饭的时候，辛强、龙野滨就开始了对老德的讯问。开始老德还是坚持刚才的说法，刑警把马志远的证言念了一遍，老德终于傻眼了。原以为接下来这家伙得举手投降彻底交代了，哪知老德往下却是垂头不语，任凭刑警红脸白脸轮流上场，就是咬紧了牙关不开口。这种嫌疑人，别说从警时间不长的辛强、龙野滨和小冷了，就是有着十几年讯问经验的老刑警何守杰也毫无办法。
这个晚上，专案组就是在分局的讯问室里度过的，每个人都说得口干舌燥，直到晨曦初露，看看实在没有希望让老德开口，只好暂告一段落。将老德关押到看守所之后，四个人在分局对面的那个刚刚出摊的早点排档上每人吃了碗阳春面，就在办公室里摊开被褥，挤在一起倒头便睡。
睡到上午八点多钟，辛强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电话是主管刑侦的杜副局长打来的，让辛强立刻去他办公室。辛强匆匆赶去，正要主动汇报夜审老德的情况，杜副局长却开口告知了一个消息：昨晚，与邑庙区相邻的蓬莱区又发生了一起现场留有红桃图案的抢劫案件！
昨晚11时许，蓬莱区“天年堂国药店”已经睡觉的两名留店值守店员被一阵轻轻的叩门声惊醒。这两名店员一位姓柏，年近半百，是该店资格最老、业务最精的老药工，另一个是该店的一名学徒小朱。中药店有一条行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店堂里必须昼夜有店员值班。因为顾客患病是不分时辰的，说发作就发作了，郎中诊疗开出方子后，病家立刻要抓药，所以，中药店二十四小时不能断人。夜间值班的店员也是这样，不管你白天内场外场（内场指在药店附设的工场作坊制作中药，外场则是指在店堂内接方配药）忙得筋疲力尽，晚上腰酸背痛倒头便睡，只要听见有人敲门，就得立刻起来应门抓药。当下，老柏听见叩门声后，立刻唤醒小朱让他先去应门，自己则赶紧穿衣服起床。
使老柏感到奇怪的是，小朱去应门后竟然没有声响了，他匆匆穿好衣服便往店堂里走，一边轻声唤道：“小朱，是谁啊？”
一道耀眼的手电光迎面射来，晃得老柏睁不开眼，跟着，一条颇有劲力的臂膊夹住了他的脖颈，耳畔一声低喝：“不许出声！”老柏觉得脸上一阵寒意，一把匕首在面皮上轻轻滑过，顿时惊得手麻脚软！
然后，我们业已熟悉的那套作案流程再次呈现：强盗把柏、朱两人背对背合绑一处，嘴里堵上抹布，双双拴在店堂的那张账台上。只是，这次强盗一共来了三个，一律帽檐低扣、口罩遮脸、戴着手套。
作案对象，看来强盗事先还是动过些脑筋的，而把“天年堂”作为作案对象，则说明他们对上海市区南侧一带中药店铺的资本情况、经营特点是有点儿了解的。旧时的中药店，最值钱的是那些名贵药材如羚羊角、麝香、犀牛角、犀牛黄、熊胆、人参、珍珠粉、猴枣之类，一般说来，中药店购置这些名贵药材的资金要占到整个店铺全部资金的一半。而如“天年堂”这样的百年老字号，由于声誉好，拥有相当数量的固定客户，因此此类名贵中药的备货要比其他中药店多一些，质量也好，当然也就值钱些。劫匪盯准了“天年堂”下手，看来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老柏事后对刑警说，他当时暗忖店里只有一些零钱，不值得强盗专门来抢，所以断定他们是来抢劫名贵中药的。“天年堂”有上千味中药，而名贵中药珍藏得很好，有的藏在店堂的账台暗斗里，有的藏于库房角落的大堆草药下面。强盗是外行，匆匆忙忙之间估计是无法找到的。他们找不到，就要来逼问，他打定主意决不透露秘密。没想到，强盗根本没问什么，三人亮着手电，两个奔后面库房，一个就在店堂里逐个抽斗查看，别说账台了，就是角落里的垃圾筒也没有放过。
去库房的那两个强盗也很有耐心，折腾了半个多钟头后，脸上挂着心满意足的笑容拿着装赃物的布袋出来了。店堂里的那个强盗这时也已经结束了搜掠，把搜得的珍珠粉、人参等装进那口布袋，低声道：“里面都查看到了？没遗漏哪个角落吧？”
拎布袋的那个说：“都翻到了，有用的都拿了。还有一些虎骨，我说要拿，他说太沉了，不拿也罢。”
店堂里的那个强盗点点头：“虎骨就算了吧，不值多少钱的。”
旧时老虎多，也没有“保护珍稀野生动物”之说，所以虎骨来源较多，中药行业将其视为一般药材。
三个强盗作案后，照例用喷筒在墙壁上留下了一个红桃图案，之后还不急着走，每人沏了一杯茶，喝了一会儿。然后解开小朱的绑绳，让他拎着一桶水用拖把将库房、店堂的地面都擦拭了一遍，再把小朱绑在门后的一张椅子上，嘴里塞上抹布，这才离开。
小朱待强盗走远后，试着动弹，发现椅子是可以挪动的。于是，就挪到门边，用门后垂着的那个白天开门营业时用以钩住门板的粗铁丝钩子把堵嘴的抹布钩了出来，然后大叫“救命”。
蓬莱分局接到报案后，派出刑警前往勘查现场。刑警看到现场的红桃图案，不禁暗吃一惊。他们今天上午已经接到内部通报，知道前天邑庙区发生了两起案值很大的抢劫案，现场都留下了红桃图案。没想到劫匪将犯罪触角伸到本区来了。
现场勘查的情况跟前天邑庙区那两处现场差不多，劫匪没有留下痕迹。与之前两起劫案唯一的不同点是：这次，劫匪没有用抄表工的名义出面，所以也没有动用那套行头。据学徒小朱说，他去开门时，门外来人说是来“赎药”（江南地区对向中药店买药的说法）的。
蓬莱分局连夜向市局汇报了该案情况，不久，市局值班室来电传达了领导指示：如果确认该抢劫案与前天邑庙区发生的那两起劫案是同一伙劫匪所为的话，可以由市局协调两区分局刑警组建联合专案组串案侦查。同样的通知，也给了邑庙分局值班领导。邑庙分局主管刑侦的杜副局长说那就组建联合专案组一起侦查吧，得迅速侦破案件，否则这伙丧心病狂的强盗不知还要冲谁家下手呢！
第二天一早，邑庙、蓬莱两个分局各指派四名刑警组成了一个联合专案组。邑庙分局还是原先的四人，蓬莱分局的四名刑警是彭文瑞、苏博、老柳和小李。组长由辛强担任，彭文瑞是副组长。当天上午，联合专案组就举行了案情分析会，先听彭文瑞介绍了昨晚“天年堂”抢劫案的情况，然后由辛强谈了谈之前发生的那两起抢劫案的侦查情况。往下就是分析案情了，大家认为昨晚没有啃下来的老德还是有嫌疑的，尽管他折进局子之后发生了“天年堂”抢劫案，但这并不能排除之前在他身上发现的疑点，其中最大的疑点就是他让人给他作伪证，被戳穿后对案发那天的行踪去向刻意隐瞒。因此，一会儿还得去提审老德。
接着再对昨晚的那起抢劫案进行分析：如果说之前那两起劫案的现场留下的红桃图案能够表明这伙劫匪很有可能是有着累累前科的老江湖，那么此次他们冲“天年堂”下手就令人费解了。“上档次”的老江湖是应该严格遵守道上规矩的，规矩中有一条是“四不抢”，即：郎中不抢，药店不抢，邮差不抢，老弱病残孕幼不抢。现在这伙强盗抢了“天年堂”，就是违反了道上规矩。如此看来，也许他们不是老江湖，而是一伙新冒出来的强盗。那个红桃图案，估计是为了转移警方侦查视线而故意玩弄的障眼法。可是，他们那套作案手法怎么又是那样老练呢？
继续往下分析：新出道的家伙竟然具有这等老练的作案手段，那就不得不令人要把他们朝“内行”方面去考虑了。这种内行可以由两个来源构成，一个是之前说过的具有累累前科的老江湖，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干过刑事侦查工作的旧军警宪特人员了。目前专案组面对的这伙劫匪应该属于后一种，刑警认为这伙劫匪中至少有一个以前是干过刑侦工作的。
劫匪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中药行业比较熟悉，他们知道中药店铺里的哪些中药值钱，哪些不大值钱，还知道中药店会把那些特别值钱的名贵中药放置于何处。根据这种迹象可以推断劫匪中可能有人曾经涉足过中药行业，也许在中药店铺当过学徒什么的；也有可能虽然没干过中药方面的工作，但成长于经营中药材的家庭，从小耳濡目染。
这个特点还可以由另一个推断佐证：在抢劫、盗窃两类犯罪里，把中药行业作为作案对象的情况极少。其中的原因，除了受江湖规矩制约之外，还有一个销赃问题。即使下手劫得了名贵中药，也是很难出手的。从药店来，还得到药店去，而哪家药店遭了难，当地业界就都知晓了，甚至两三天内可以通过中药业公会向周边省市发电报遍告同行，劫匪不但销不了赃，而且很有可能会因此落网。而眼下这伙劫匪犯罪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心思缜密，他们在策划对“天年堂”作案时，不会不考虑销赃问题，如果赃物的出路没有得到落实，估计他们是不会下手的。而据前述中药行业的情况，劫匪的赃物只能销往外地，而且是江苏、浙江两省之外的外地。
根据以上分析，专案组决定采取五条措施：一是加强对嫌疑人老德的讯问；二是向全市各分局发内部协查通知，对解放后被辞退的原国民党警察系统的旧警察作一个统计，将材料送交专案组；三是通过上海市中药行业公会向本市以及外地发出紧急协查通知；四是立刻加强对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内河、海运码头的布控，严防劫匪转移赃物；五是继续对全市银楼、银行进行布控。
案情分析会结束时，已是午餐时间。众刑警正吃午饭，看守所打来电话说老德要求提审。辛强说了声“有戏”，三口两口扒光饭菜，随手一指也已吃完了的蓬莱分局刑警老柳：“你和我走一趟！”
两人去了看守所，让看守员把老德从监房里提出来。老德一进提审室就说：“同志，你们昨天夜里说的坦白从宽政策，肯定是有用的吧？”
“那当然，人民政府说话算话！你不必有什么顾虑。说吧，12月1日那天你做了些什么？”
老德脸色凝重：“同志啊，那天我做错事儿了……哦，不！是做了犯法的事儿了……”
辛强寻思不做犯法的事儿也不会请你小子来这里吃免费饭了。老柳面前摊开了一刀公安专用的二十六行纸，手持蘸水钢笔，做好了笔走龙蛇的准备。哪知，老德所说的内容却使刑警大失所望，他说12月1日那天他和提篮桥区的两个朋友在南京路中央商场倒卖银洋！
上海解放当日，市军管会就发布公告称：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法定货币，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一比十万，在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金圆券兑换人民币进行得很顺利，可人民币在市场上却无法推行下去，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市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投机商乘机炒作“黄白绿”——黄金、银元和美钞，其中银元成为主炒对象。从5月底到6月初的十天里，银元价格暴涨了近两倍。受此影响，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随之上涨两倍，大米和棉纱的价格涨了一倍。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
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这自然成了国际笑话。一开始，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可是，十万银元抛出去，马上被投机商吃进，如泥牛入海。坐镇北京主管经济的陈云意识到，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他判断，如果用正常的抛售办法对抗，势必牵动全国的货币市场，造成全国游资围攻上海，不要说我方未必有那么多的银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抛售，局面也是大乱。所以，他与陈毅市长商量，决定采取断然的军事手段。
1949年6月8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敦促投机商停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出马，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了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当场扣押一千三百多人，其中二百三十四人被逮捕，移送人民法院审判。这一行动之后，所有的银元炒卖活动立刻停止。随后，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场所全数遭到查封，“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中国的经济舞台。对上海来说，则是民间的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当然，偷偷摸摸进行交易的不法分子还是有的，因为利润比较可观。不过，一旦被抓获，那是要处理的，最轻也得蹲三个月班房。
现在，老德交代说12月1日那天他就在做这事儿，刑警大失所望。辛强和老柳当即前往提篮桥分局，通过分局治安股将老德所交代的那两个同伙传唤到案，讯问下来，老德的交代内容属实。这样，老德三人就给关押起来，后来分别被判处六个月到一年有期徒刑。专案组的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四、两条线索
之后三天，专案组按照既定方针进行侦查工作，却未能发现任何线索。而其时坊间纷纷传说红桃大盗抢劫案，因为没有准确的消息来源，所以产生了几个版本。这种现象，对于民众自发防范具有一定的作用，但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给专案组带来不小的压力。
第七天，12月7日，线索终于冒出来了，而且一下子报来了两条。
一条是专案组成员、蓬莱分局刑警苏博掌握的一个耳目“小癞痢”报来的。蓬莱区制造局路有一个姓姚的女子，反常露富。这个女子名叫姚瑾，是个三十来岁的寡妇，拖着两个幼子靠在弄堂口摆摊出售日用百货、文具、玩具度日。尽管那时没有工商局的干涉，也没有城管的一次次冲击，但这样一个小摊头的盈利肯定有限，姚瑾一家三口过的日子其质量可想而知。可是，就在昨天，这个平时穿的衣服中三件有两件打补丁的女人，不但换上了一件大红织锦缎棉袄，竟然还戴上了戒指，而且一戴就是两枚！
另一条线索是上海市中药行业公会报来的。这个公会相当于如今的行业协会，该会接到警方的协查通知后，立刻通过各区的行业公会分会向各中药店铺传达。曹家渡的“中兴国药行”并非直接向病家出售中药的店铺，而是专门向中药店批发中药材的商行。昨天下午药行正要关门打烊时，有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子登门，要求面见老板。“中兴”的范老板这天去苏州办事了，行里的一应事务交由账房刘先生代理。于是，刘先生就出面接待来人。对方说他手头有点儿中药，是外地朋友送给他的，他家里没开药店，也不行医，放着也是放着，想想倒不如出让给药行吧。刘先生头天就已经听范老板交代了行业公会的协查通知内容，当下听对方这么一说，心里一动，寻思难道这么巧，强盗别处不去，偏偏选择“中兴国药行”来销赃了？刘先生不露声色，说你有些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瞧瞧。
来人便从怀里掏出一个两个拳头大的白布包包，放到账台上打开。刘先生定睛一看，是一块麝香、两支野山参、十来枚猴枣。刘先生是账房先生，擅长算账，对于中药的熟悉程度仅限于品名、产地、价格，若把药材送到他老先生面前请他分辨一下这是川贝母还是浙贝母，他就傻眼了。不过，眼下有一个情况刘先生是分辨得清的：麝香产自西藏，野山参则出在东北或者高丽，猴枣应来自云贵川。来人称这三样药材是外地朋友送给他的，这就有问题。一般说来，朋友送这等名贵中药的情况有是有，不过很少会把天南地北不同产地的中药收罗来送人。所以，如果这三样东西是真货的话，那这人拿来的八成就是赃物了。
于是，刘先生就招呼一个老药工来鉴别。老药工把三样药材一一查看后，点头道：“这都是真货，质量还不错的。”
那就谈价钱吧。对方问贵号愿意出多少价钱收购这三样中药。这是刘先生的强项，他只要一张口就能给出一个全市中药行的权威都认同的合适价格，但是，此刻他心里想的是如何报警。那么为什么不当场招呼行里的员工聚拢过来将来人拿下呢？刘先生不想这样做。生意人讲究和气生财，如果发生了这么一段当场拿下的情节，公安局当然会给予表扬，但若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据此做起文章来，那就够“中兴”喝一壶的了。那些带着名贵中药前来上海直接销售给批发行的主顾必定心生畏惧，今后还敢主动登门送货吗？因此，刘先生不会做这种砸自己饭碗的事儿。他决定给对方一个低得难以接受的价格，迫使其断了跟“中兴”交易的念头，然后指派一名学徒暗暗尾随，看其住在何处，回来报告公安局就是了。
于是，刘先生就报出了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当然低于市场零售价、批发价，甚至比药行的进货价还低了20%。哪知对方根本不计较药行开什么价，只要能卖掉就是，当下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了。这下，刘先生无咒可念了，寻思那就收进来吧，反正这货回头要给公安局拿去的，让失主付这笔钱就是了。于是，当下拍板成交。付钱的时候，佯称账台这边数额不够，要去里面取，趁机关照一个在后面做内场活儿的学徒小孙跟踪来人。考虑到对方可能会乘车，刘先生还掏了些零钱给小孙。
小孙跟踪的结果出乎刘先生的意料：那人离开“中兴国药行”后，倒是没有乘车，步行十来分钟直接去了曹家渡内河轮船码头。小孙算是比较机灵的，假装凑近过去看售票窗口上方张贴着的轮船时刻表，见那人往窗口里递钱，嘴里道：“一张青浦！”
青浦是距上海市区四十公里的一个县城，当时属于江苏省管辖。两地之间有长途汽车，也有轮船。轮船速度慢，从曹家渡码头出发，沿着苏州河往西行驶，驶至青浦白鹤后拐入大盈江再往青浦县城开，这样绕来绕去需要十来个小时。因此两地之间每天就只有一班轮船，早晨从青浦出发，傍晚到达上海；随即上客，出发，一夜行驶后于次日清晨抵达青浦。
小孙当下就傻眼了，寻思这主儿要去青浦了，我还跟不跟呢？考虑下来，决定不跟。这个年方十六的少年做事比较靠谱儿，他担心对方此举不过是玩一招金蝉脱壳，于是就在候船室里待着，看着对方上了船，并且等轮船开走后方才返回药行。
刘先生听了小孙所说的情况后，寻思这下没戏唱了，我即使报告了公安局，轮船已经开走，大概也没法追上去了。再说，这人不过是怀疑对象，公安局也不一定会抓捕。于是就决定不向公安局报告，而是向中药行业公会报告。这事儿就是行业公会通知下来的，向他们报告也算合理。电话打到行业公会，那边已经下班了，无人接听，只好拖到今天上午。公会接到电话后，立刻报告了专案组。
专案组当下派出四名刑警分别对这两条线索进行调查。
刑警何守杰、小李受命对第一条线索进行调查。两人化装成路人，先去了蓬莱区制造局路姚瑾的摊头，果然见那寡妇穿着一件大红织锦缎棉袄，左手中指、无名指各戴着一枚金戒指。姚瑾长得颇有几分姿色，肌肤雪白，眉眼间透着一股妖娆之气，跟顾客说话时语调也是娇滴滴的。
两人转身去了派出所，请管段民警把姚瑾传唤过来。了解下来，姚瑾说衣服和戒指都是一位姓徐的先生送的。徐先生是闸北那边的一个资本家，五十多岁的一个老头儿，经营着一家工厂、一家小百货批发商行。她原先是去南市那边的批发市场进货的，听说徐先生的那家商行给的批发价更为优惠，于是就去闸北那里进货了。几次进货，就跟徐先生相识了。徐先生见她长相不错，就动起了脑筋，请她吃饭、看戏，还到她家里拜访过。这样，她就跟徐先生好上了。织锦缎棉袄还有另外几件大人小孩的衣服和两枚戒指，都是徐先生赠送的。徐先生还以商行的进货价向她提供小百货商品，不赚她一分钱。
姚瑾的说法是真是假？刑警需要调查。专案组接到何守杰的电话汇报后，立刻增派了两名刑警赶过来，分三路同时进行调查：一路去姚瑾家查看是否藏匿着跟抢劫案相关的赃物；一路拿着姚瑾摘下的那两枚戒指请受害人辨认；还有一路则去闸北找徐老板了解。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姚瑾所言属实。
再说对“中兴国药行”提供的那条线索的调查。负责该项调查的是刑警龙野滨和彭文瑞。两人先去了曹家渡“中兴国药行”，查看了低价卖给药行的那三样中药材。向刘先生了解来人的相貌体态，刘先生说那人是中高个子，相貌就说不清楚了，因为他的帽檐压得很低，而且还戴着口罩，说话也是瓮声瓮气听不大清楚。说的不是正宗的上海话，好像带着点儿西郊口音。刑警听着马上跟康太太提供的情况联系起来，强盗中不是有一个说话也是西郊口音吗？
那么，那人拿来卖的这三样中药材是不是“天年堂国药店”被劫的一部分药材呢？刑警向“中兴”的几位老药工请教：药店是否辨认得清自己店里的中药材？老药工都笑了，说可能性不大，除非重量相符。但是按照你们所说，“天年堂”被劫的赃物中这三样中药材不止眼前这些数量，那一般说来就无法分辨了。这样，刑警就打消了把东西拿到“天年堂”去辨认的念头。
那么，往下该怎么调查呢？彭文瑞、龙野滨两人商量下来，决定去曹家渡轮船码头撞撞运气。他们两个之前谁也没坐轮船去过郊区，办案中也没接触过内河轮船，所以对于内河船运不甚了解。到轮船码头一打听，得知了从上海到青浦之间轮船的运行情况，彭文瑞便有了一个想法：根据码头调度室的记录，昨天那班轮船从抵达码头到离开不过相隔四十七分钟，这点儿时间，只够从曹家渡码头来回跑一趟“中兴国药行”。据刘先生说，那人在“中兴”那里至少待了半个小时。这样，就可以推断这主儿并非搭乘昨天这班轮船从青浦来上海的。他来上海如果也是坐轮船的话，应当是坐前天那趟。那么，他就得在上海过夜。他有可能去亲戚朋友家蹭一夜，也有可能入住附近的旅馆。
刑警于是决定去附近的旅馆打听是否有这么一个人来住宿。当时的曹家渡，因为有内河轮船码头以及蔬菜、水果批发市场和纺织品交易市场，所以一年四季来往客商很多，客商多，旅馆也就多，曹家渡地区大大小小的旅馆、客栈竟然有二十几家。彭文瑞、龙野滨两人一家家调查，一直到天黑时分才从一家类似家庭旅馆规模的、门口只有“住宿”招牌的无字号小客店里打听到一条线索：前天傍晚，确有这么一个旅客前来入住。
查看住宿登记簿，上面写着那个旅客的来路——姓名：陆汉益；住址：青浦县城厢镇聚星街五十五号；来沪事由：采购；入住证明：户口簿。
就这么简单，不过已经足够了。
五、再次作案
去青浦调查的刑警是龙野滨和小冷，彭文瑞因是专案组副组长，就留在市区坐镇。当时一个分局不过一辆吉普车，摩托车也不是每个分局都有的，所以龙、冷两人是搭乘长途汽车去的。好在道路畅通，两个小时就赶到了青浦县城厢镇。打听聚星街五十五号，竟是“福诚至中药店”。于是登门找老板。老板姓曹，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刑警问他你们这里是否有一个中高个头儿、说话带本地口音的男子。曹老板说有的，是我们店里的职工陆师傅，叫陆汉益。
“请问陆师傅昨天去哪里了？”
“哦，我派他去上海办点儿业务上的事，是大前天去的，昨天早上刚刚回到青浦，我让他休息两天，他回家去了。”
“他家住哪里？”
“朱家角镇上，离这边城厢镇有十六里路。”
刑警弄不懂了：“这个姓陆的户口不是在药店里的吗？怎么家住朱家角？户口为何不落在家里而要落在店里呢？”
曹老板解释：“陆汉益是抗战胜利前一年从乡下来青浦的，当时还没有成家，户口就落在我这里了。后来结了婚，娘子是朱家角的一个寡妇。我问他户口是否要迁到朱家角去，他说不迁了，还是留在这里吧，毕竟是县城啊。这样，他的户口就没有动。”
“那么，这次他去上海办什么事？”
“哦，我让他送一笔款子给浦东洋泾他的一个亲戚。前一阵我手头有点儿紧，生意上头寸轧不过来，四处商借也没借到，最后还是通过他向他浦东的亲戚借到的。当初借钱是通过他出面的，所以现在还钱也就叫他去走一趟了。”
刑警问曹老板是否听说过曹家渡的“中兴国药行”。曹老板说，听说过，不过从来没跟他们打过交道，我们的货都是从十六铺的“双得利”进的，成品中药则从松江的“余天成”进。哎，同志你们问这个干吗？刑警叹了口气，说这事我们也感到莫名其妙，你们的这位陆师傅这次去上海还做了一桩事，他把一些名贵中药材拿到“中兴国药行”卖掉了！其中有野山参、麝香，还有猴枣。
曹老板怔了片刻，猛地回过神来，立马往楼上奔。一阵翻箱倒柜的声响后，传来他愤怒的咆哮，大骂陆汉益“杀千刀”。
情况大体上清楚了。陆汉益利用去上海办事的机会，偷窃了店里的这三样名贵药材廉价出售。这类药材平时不经常使用，老板也不会天天查看。等到哪天发现没了，估计也已经没法查清楚了。
当下，刑警和曹老板立刻奔十六里地之外的朱家角镇。陆汉益初时还想抵赖，但刑警没跟他啰唆，掏出手铐铐上就走。到朱家角派出所讯问下来，陆汉益只得交代。曹老板对上海刑警称谢不迭，但小冷、龙野滨两人却高兴不起来。
冷、龙二位搭乘朱家角赴上海的末班长途汽车风尘仆仆返回市区，到专案组驻地邑庙分局时，已经晚上九点了。专案组其他同志听说是这么一个结果，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摇头苦笑。
辛强说：“没什么，干刑侦这一行的，谁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同志们连日辛劳，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今晚干脆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走。”
众人赞同，于是大家各自休息。
这天晚上，就在专案组刑警睡觉的时候，沉寂了几天的红桃大盗重新露头，再次在蓬莱区作下了一起抢劫大案！
该区的肇周路上有一幢小巧精致的二层洋房，上下一共八间。楼前有一个小院子，栽种着一些花草；楼后有两间平房，一间是堆放杂物的储藏室，一间是厨房；四周围着绿漆栅栏，大门也漆成绿色，据说以前门框上钉着一块铜牌，上书“毕阳私邸，未许勿入”。这个毕阳就是小洋楼的主人，祖籍上海，出生于南洋的一个华侨富商家庭，1932年回国，考入震旦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英国人开的洋行里工作，很受英国老板的赏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洋行关门，毕阳的饭碗没了，于是就偷偷去了重庆。原是准备参加国民党军队上前线打日本鬼子的，但到了那里正好遇上“军统”招收知识青年，像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当然被“军统”视若宝贝，于是就进了“军统”，被授予少尉军衔。当时，戴笠还亲自接见了毕阳，聊下来，得知毕阳精通英文，头脑又灵活，于是说你也不必去一线做危险工作了，就留在局本部搞情报分析吧，凭你的素质，几年下来，你就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情报专家了。
以戴笠当时的地位，能够对一个新加入“团体”的青年说这等话，那是相当重视了。不难想象，“军统”肯定会把毕阳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正如戴笠所预料的，毕阳的素质确实不错，加上自身的努力，以及不事张扬的性格，他跟所有特务不管是看门的小角色还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将校级大特务的关系都处得很是到位。两年后，毕阳就当上了情报处新设的“日本对英美情报活动特别情报组”的副组长，陆军上尉军衔。到1945年元旦，在“军统”的迎新联欢会上，戴笠破格晋升毕阳为少校组长。
日本战败投降后，“军统”的“日本对英美情报活动特别情报组”随即解散。毕阳的老母、妻儿都在上海，一别四年，他就要求请假赴沪探亲。报到戴笠那里，戴笠说不是正要向上海派接收人员吗，把毕阳列入名单吧。这样，毕阳就以接收大员的身份荣归上海。后来，戴笠飞机失事殒命，“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大权由毛人凤执掌。由于毕阳的人缘好，不但没受到排挤，反而还被毛人凤提升为中校，在上海搞情报。
南京解放前夕，据说“军统”原是准备让毕阳潜伏下来的，因为他的对外身份一直是“商人”，外界没有人知道他是“保密局”校级特务。这种情况是比较适宜潜伏的。但名单送到毛人凤那里后，他的名字被划掉了，毛人凤说这人精通国际情报，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从今后的工作出发，还是把他带到台湾去为好。这样，毕阳就跟着毛人凤去了台湾。由于事发突然，他甚至连和家眷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把老母、妻儿带上了。
上海解放后，华东局社会部根据获得的情报，掌握了毕阳的真实情况，曾派员前往毕阳宅第去查看。毕阳的母亲、妻子表示愿意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跟毕阳划清界限，并主动拿出家藏的黄金、银洋、首饰、手表等交给政府。社会部干部根据政策，没有接受，说这是你们的私人物品，不是毕阳搞反革命活动的经费，还是你们自己留着吧。至于这幢住宅，据我们了解，是毕阳1932年回国之前由其父亲出资建造的，所以不能算是敌产，而是属于你家的私产，政府也不会没收，如果受到侵犯，政府还会给予保护。
毕阳的家眷对人民政府自是感激不尽，但这样一来，邻居都知道原来毕阳是“军统”特务，逃到台湾去了。以当时的政治气氛，对毕家人就不免另眼看待了。毕家人原本跟外界接触就不多，现在干脆闭门不出。那块挂在门口的铜牌当然早已拆除了，轿车赠送给了亲戚，电话停机，原本家里是雇佣着娘姨的，后来也辞退了。毕阳的老母亲整天在家里念佛，妻子任丹蕊每天出门两次，早上送九岁的儿子上学兼带买菜，下午去学校接儿子。如此生活，外界有些风吹草动、小道消息，自然不可能传入一家人的耳朵。因此，这几天一直令附近一带人们风声鹤唳的红桃大盗抢劫案，毕家三口竟然丝毫不知，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防范意识了。
12月8日午夜时分，已经入睡的毕宅女主人任丹蕊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惊醒。她头脑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政府来人了，夜半登门，别是来抓人的吧？禁不住一阵惊慌。任丹蕊匆匆穿上衣服，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楼下去应门。原以为来人是在大门口等着她去开门的，因为门铃按钮是装在大门外的，哪知她刚刚打开屋门，台阶上已经站着三条黑影了。任丹蕊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个激灵！
对方身穿深色中山装，头戴干部帽，帽檐压得有点儿低，脸上戴着口罩，手上戴着白纱手套，其中一个肩上挎着个军用挎包。为首一个开腔道：“别害怕！你是……”
“我……我叫任丹蕊。”
“我们是市局的，有点儿急事找你。”那人一边说着，一边亮出了证件。
任丹蕊稍感放心，点点头把来人往屋里让。请来人在客厅落座后，她正要去拿热水瓶沏茶，被叫住了：“别忙活了！你家里还住着谁？就是老太和孩子？好的，麻烦你去把他们叫起来，政府有话要对你们说。”
任丹蕊稍显迟疑：“老人、孩子也要叫？”
“对，都叫过来。放心，不是坏事，是好事、喜事！”
任丹蕊听了心里一动，暗忖难道丈夫起义了？因为深信对方的市局身份，所以也不作他想，立刻遵命。
一家三口集中到客厅后，婆媳俩眼睁睁地望着对方三人，等着他们透露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先前亮证件的那人开口了，内容却令婆媳俩莫名其妙：“家里有绳子吗？”
六十岁的毕母不知所措，无法作答。任丹蕊呢，迟疑地摇头：“没……没有。”
“那就找件代用品吧。”那人朝旁边一位打了个手势，那位在底楼这边转了转，进了原先娘姨住的那间屋里，里面传出几下像是撕开布匹的声响，不一会儿，那人手里拿着几根撕开的被单返回客厅。
这时，三个不速之客终于露出了强盗的真面目，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匕首，二话不说就将一家三口绑了起来，拴在桌腿上，嘴里堵上了从卫生间拿来的毛巾。女主人任丹蕊是最后一个被堵上嘴的，堵上前她衣袋里的钥匙已经被搜出来了，让她说出保险箱密码。她稍一迟疑，匕首已经抵住了脖颈，吓得她紧闭着眼睛乖乖说了出来。
强盗上楼进了女主人的卧室，打开了保险箱，将里面的二十五两黄金、二百多枚银洋、十来件首饰、两千多美元以及任丹蕊临睡前摘下放在床头柜上的金表悉数劫走。下楼后，发现客厅一角的那口玻璃橱里的饼干听、咖啡罐、奶粉瓶，于是就冲了奶咖，把前天任丹蕊刚刚买的两斤饼干吃光。接着，他们从卫生间拿出拖把，把楼上楼下凡是他们踏到过的地方都擦拭了一遍。最后，照例拿出喷筒，在墙上留下了一个红桃图案，这才离去。
可怜毕家三口给绑在客厅的那张餐桌上，无法挣脱，如果不是早晨六点送牛奶的工人按门铃没见反应，觉得不对头，唤来了邻居众人一起推门入宅察看，没准儿因冻饿而送掉性命也难说。
专案组闻讯赶到现场，一看情况，先让保长、甲长把毕老太和孙子送医院检查，女主人还行，就留下向刑警叙述案发情况。刑警听说对方出示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证件，不禁暗吃一惊，寻思红桃大盗还真了得，搞起了升级版，冒充电灯公司抄表工觉得不过瘾，竟摇身一变做起了警察！于是就问那证件是什么样子的。任丹蕊说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本本，捏住了封面的大半个位置，朝她一亮。她看见那个本本的下方印着一行金字：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刑警老柳把自己的证件拿出来：“是这样一个本本吗？”
任丹蕊看了看，眨着眼睛：“好像比您这个本本稍稍小了一圈。”
几个刑警就觉得奇怪了。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证件是全市统一的，封面都是市局落款，至于是哪个部门哪个分局的，是填写在里面贴照片的那页上的，哪来的比真证小一圈的工作证？若说是劫匪伪造的吧，那为什么不伪造尺寸相同的呢？
刑警何守杰忽然嘀咕了一声：“这小子肯定是拿了本自行车执照来冒充了！”
这么一说，其他刑警恍然大悟！上海解放后，新政权的各项工作逐渐开始进行，其中一项是发放自行车证照。车证也称执照，一个硬封面，内有两页记载该车及车主情况和注意事项的纸张。车证封面下方印着的那行市局落款跟警察的工作证是一样的，红桃大盗灵机一动，竟然利用车证冒充起警察来了！
现场勘查如同专案组预料的一样，没有发现什么痕迹。返回分局后，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一致认为这是红桃大盗所作的第四起抢劫案。这时，忽然接到北站分局的电话，说他们前天在站前广场上抓到一名扒手，在其身上发现了羚羊角，问专案组是否要过来查问一下。
据辛强事后说，接到这个电话的一瞬间，他忽然产生了一种直觉：这是一条真正有价值的线索，这个扒手可能是打开红桃大盗抢劫案迷宫之门的一把钥匙！
六、可疑的旧警察
北站，即北火车站的简称。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发往外埠、外埠抵达上海的火车发车点与抵达点都是北站，北站一年到头的熙熙攘攘也就可想而知了。而这种热闹，正好给扒手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作案条件。
扒手罗三儿就是北站分局的反扒便衣在站前广场上抓到的。当时，一个便衣发现罗三儿从候车室出来，转了个圈，盯上了一个带孩子的中年妇女。便衣凭经验一看罗三儿的那双眼睛，就知道这小子是吃这一行饭的，遂决定抓现行。不多时，当罗三儿下手作案时，被便衣逮个正着，铐上铐子就带到不远处的警务室。
进去之后，在罗三儿身上搜出赃款若干，还有一个长近一尺、宽高各为寸余的小布包，问罗三儿是什么，他摇头不语。便衣以为罗三儿不老实，差点儿撩一巴掌上去。其实这小子确实不知道，这是他在候车室从一个候车的旅客那里扒窃来的。原以为是什么宝贝，不料民警把层层叠叠包在外面的布头解开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截动物犄角。几个便衣民警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就放在一旁，然后清点赃款。罗三儿运气还不错，之前扒得的两个钱包中的钱钞加起来竟有上百万元，这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像样的款子了。于是，恭喜了！给罗三儿换个地方——送到看守所去了。
那笔赃款和像是动物犄角样的赃物，就由便衣带到分局办公室去了。按规定，赃款、赃物都得上交治安股领导，领导登记后再上交分局秘书股（即后来的“办公室”）。治安股领导由于工作繁忙，规定一周交两次，每隔三天一次。今天是交赃款、赃物的日子，一干便衣都涌进了治安股长的办公室。一个也来交战利品的老民警无意间看见动物犄角，不禁一惊：“我的妈呀，羚羊角啊！这是中药里最为名贵的一味，价超黄金。这么长一截，要值多少钱哩！”
这一惊呼，引起了治安股长的注意，当下一看赃物，马上拿出了专案组的那份协查通知，看了看，指着上面的“羚羊角”说，前几天开会时不是给大家念过这份通知的吗，你们是怎么听的，发现了协查通知上载明的赃物也不立刻报告，一直拖到今天。说着，立刻按照协查通知上的电话号码给专案组打电话。
专案组当即派员前往分局，把那截羚羊角取来。然而专案组一干刑警谁也没接触过这等名贵中药材，是不是羚羊角也不敢保证。有人想起分局对面有一个在马路边上摆一副桌椅当街坐堂问诊的郎中钱老头儿，于是就派小冷、小李拿去请他辨识。钱郎中看了之后，说这确实是羚羊角，强调这是最珍贵的一种中药材，然后就要说药效。冷、李两人对羚羊角的功效并无兴趣，还没听完就谢过钱老头儿兴冲冲回来复命了。
接下来，是要弄清楚这截东西是不是“天年堂”被劫的赃物之一。出于稳妥考虑，专案组没把东西拿去请失主辨认，而是派员去“天年堂”询问：被劫的羚羊角有多重？
像羚羊角这样的名贵中药材，一般都是使用粉剂的，药店根据中医开的方子上所注明的分量，当场用锉刀从角上锉下粉末，边锉边称，让消费者亲眼看见这是真货。所以，老板只要一查账目，就可以知道被劫的那支已经锉掉过数钱的羚羊角的精确重量。当下让账房先生核查后，说被劫的那支羚羊角重三两一钱七分。小冷、小李回来一说，辛强就让两人拿上赃物前往附近的一所中学，借用化学实验室的天平称下来，果然是这个重量。于是确认这是赃物。
然后，就去讯问扒手罗三儿。罗三儿交代，这个布包是他去北站候车室行窃时，从一个旅客携带的挎包里顺手窃得的。那个旅客的挎包里还有其他东西，对于扒手来说，最理想的当然是现钞。他站在那人后面，悄悄扯开挎包的拉链，正要把手伸进去掏摸，那旅客却是一个转身。罗三儿就决定放弃这个对象，抽出贼手时顺便窃取了这个条状的布包。
那么，那个旅客是怎么一副模样呢？这个，罗三儿就说不上来了，因为他根本没和对方正面对视过。刑警正失望时，罗三儿又补充了一句：“我听他曾问过别人去昆山在哪里排队。”刑警窃喜，这个线索比能够说出对方是怎么一副模样还有价值啊！
专案组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一部分刑警认为，从受害人康太太等人反映的一个劫匪带有明显的西郊本地腔来判断，此人很有可能是昆山人，他在上海参与作案后，携带分得的赃物回昆山去了。这个观点遭到了另一部分刑警的质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昨天晚上发生的毕宅抢劫案又该如何解释呢？持前一观点的刑警反驳：也许是另外两个劫匪把昆山那位打发回去后，另行物色了一个同伙呢？
两个组长辛强、彭文瑞没有参加争论，他们交换了意见后，说罗三儿的那个作案对象，是目前获得的最可靠最直接的一条线索，那家伙既然有昆山口音，又上了去昆山的火车，我们还是有必要循着这条线索往下追查。不过，如何追查这个人倒是一个难题。因为罗三儿根本说不上他是怎么一副模样，几起抢劫案中劫匪也都是压低帽檐、戴着大口罩的。昆山是一个县，不说这个县的其他乡镇，就说县城玉山镇吧，也有四万人口，要在这么些人中追查一个没有相貌特征的男子，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请同志们考虑一下，群策群力，看怎样才能够顺利找到此人。
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七嘴八舌一番议论下来，渐渐集中到了一点上：那个昆山人进了北站候车室，居然要打听从哪个检票口上开往昆山方向的列车，看来这主儿不过是难得来一趟上海的乡下人，这种人参与红桃大盗系列抢劫犯罪活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跟班样的小角色，是个从犯。而主犯呢，估计应该是长期生活在上海市区的人，这样才有那份选择抢劫目标的准确性以及在都市作案的从容、老练、狡猾。昆山那个从犯应当是上海市区的主犯邀过来参与作案的，如此看来，主犯跟昆山这个地方可能有着一份特殊关系。之前，从劫匪的作案手段判断，曾怀疑过其中至少有一名劫匪可能有过从事刑事侦查工作的经历，为此还请全市各分局提供了原国民党警察局已被辞退的旧警察的情况。
于是，先查看各分局提供的资料，看看其中是否有昆山人。最后，发现解放后被辞退的旧警察中昆山籍的一共有四人，分别是新成分局、杨树浦分局、卢家湾分局和蓬莱区分局的。蓬莱区分局的那位老宋，专案组来自该分局的刑警都认识。这人五十八岁，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解放前半年就已经病休在家了。解放后组织上审查留用人员时，就把他划了出去，因为此人一贯本分，没有做过恶事，所以还给他发了一笔补助金。肺结核在当时属于现今癌症那样的绝症，这人现在是否在世也难说，即使在世也绝对当不成强盗，所以将其排除了。剩下的三个，专案组决定立刻进行外围调查，先看是否有作案时间。
六名刑警分赴新成、杨树浦、卢家湾三个分局，调查到晚上方才返回专案组驻地。调查结果是：杨树浦分局、卢家湾分局的那两个辞退旧警察都已找到了新的工作，一个在“春兴米行”当伙计，一个在“正泰纱厂”看门，经查均无作案时间；新成分局的那个辞退旧警察名叫袁晓墨，没有查到其下落，连住在哪里都不清楚。
前往新成分局调查的刑警苏博、老柳两人于是就了解了袁晓墨的一些基本情况。袁晓墨，三十九岁，江苏省昆山县玉山镇人氏，出身小摊贩家庭，十六岁到上海法租界的煤球厂做学徒。当时做煤球的机器是靠手工摇的，体力消耗很大，但如果能坚持下来，那力气就很是惊人了。袁晓墨将近三年做下来，眼看就要满师的时候，他却辞职不干了。老板当然不允许，你来学生意时是签下过学艺契约的，言明不但要学三年，三年满师后还得在老板这边继续干三年，称为“学三年，帮三年”，你小子三年学徒期还没满就要离开，还真反了你了！老板是青帮弟子，一向横惯了，当下就要惩罚袁晓墨。可是他一打听，却又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怎么呢？原来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刑事部招收“包打听”，袁晓墨偷偷去报名，那身力气被人家看中了。巡捕房当然比煤球厂老板要牛得多，当下告诉袁晓墨，你只管来报到上班，老板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们要他好看！就这样，袁晓墨成了巡捕房刑事部的一名便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日本人接管了巡捕房。华捕中有些具有爱国思想的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效力，主动辞职。但袁晓墨没有离开，卖力地替日本人办案，还曾被借调到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去做过小三子（即喽啰）。抗战胜利后，袁晓墨一度失业，但两个月后又经人介绍进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新成分局当了一名刑警。
解放后，军代表审查留用警察时，一看袁晓墨的简历，立马将其姓名划掉——在“七十六号”干过，不找他算账已经便宜他了。袁晓墨于是就失业了。他原本是有家室的，但后来离了婚，住在分局的宿舍里，吃食堂，户口也在分局的集体户籍大本子上挂着。被辞退时，户口当然要迁走，但袁晓墨没有房子，于是就给了他一纸迁出证明，自己保存着，几时有了固定住址随时可以迁入。这种做法，当时上海滩称为“袋袋户口”（沪语中的“袋袋”意为口袋，“袋袋户口”意即装在口袋里的户口）。
专案组分析了袁晓墨的情况：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当过多年便衣，对南市一带的情况肯定非常熟悉，这对于物色作案对象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另外，解放后无业，肯定对其生活有严重影响，由此产生犯罪的念头也是可能的。这个对象，应作为重点嫌疑目标进行调查！
七、真相尚未大白
但是，怎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个袁晓墨呢？
刑警何守杰出了一个主意：袁晓墨出身昆山县玉山镇，那是一个江南小镇，地处沪宁线旁边，虽然说不上闭塞，但毕竟是小地方，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习惯有小地方的特色。这种特色，在上海周边那些县城的小镇上都有体现。他有一个亲戚住在松江泗泾镇，记得抗战胜利那年，有一次他陪父母前往那里作客，亲戚的邻居听说从上海来了一个警察（何守杰当时是国民党警察），皆觉好奇，纷纷登门探访，最后，连镇上警署的几个警官也闻讯而至，硬要拉他去饭馆喝酒。由此猜想，袁晓墨在当旧警察时，肯定也要回乡探亲的，昆山那边国民党警察局的警察多半也会热情招待袁晓墨。如果是这样，昆山原国民党警察局的旧警察中可能有人认识袁晓墨。当然，他们不大可能说得出解放后袁晓墨落脚何处，但他们有可能知晓这个来自上海的同行在昆山是否有亲戚朋友，而被罗三儿选为作案对象的那个主儿，如果确是昆山的，那么无疑是这些亲戚朋友中的一个。
也就是说，何守杰提出了一个侦查新方向：既然无法迅速找到袁晓墨，那就用袁晓墨这条线索去追查那个要把赃物羚羊角从上海带到昆山去的家伙。
专案组众人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决定立刻付诸实施。
中午，专案组长辛强即率四名刑警直奔北站，登上一列开往南京的列车，于午后一时多抵达昆山。一行五人直接去了昆山县公安局。对方听说是上海同行来调查案子，很是重视，一位姓陆的副局长出面接待，说局长去苏州地委开会了，上海同志有什么事情需要协力的，尽管开口。辛强于是说了事由，麻烦昆山同行协助调查一下相关情况。陆副局长说，我是从山东过来的，不熟悉昆山这边解放前的情况，但刑警队的两位老警察大概说得清楚。
刑警队的两名留用警察都已四十多岁了。一位姓张，解放前曾多次协助中共地下党、抗日游击队收集情报、运输物资，属于值得信任的进步人士；另一位姓蒋，是革命烈属，其嫡亲弟弟抗战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太湖游击队侦察员，一次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由于其父母早已去世，所以烈属牌子就挂在老蒋门上了。
老张、老蒋听专案组一说情由，笑着说这事你们还真料准了，昆山确实有一个叫袁晓墨的人，以前是住在太平桥那边的。袁氏夫妇有一对子女，儿子就是袁晓墨，他上面有个姐姐，好像叫袁晓玉吧。袁晓墨十五六岁去上海谋生，次年他姐姐嫁给渔行桥畔的俞木匠。抗战爆发前一年，袁氏夫妇坐船去乡下途中，小木船被一条轮船撞翻沉没，夫妇俩双双死亡。
那个袁晓墨，当学徒时没有回来过，后来父母遭难回乡奔丧时据说已经进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当了“包打听”。当时，县警察局的几个头头就说袁家儿子进了巡捕房，看来以后前程要远大了，就算是一个普通“包打听”，对于我们以后到上海去办案也会有帮助，所以要结交他，你们刑警队先派人去吊唁吧。当时是老张和另一个刑警去的，可登门时袁晓墨已经接到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返沪了。
这次没有见到，过了一阵到清明了，袁晓墨回乡扫墓，县局就把他请到饭馆吃了一顿。后来，昆山这边有案子需要到上海去办的，也确实得到了袁晓墨的大力相助。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因为袁晓墨那时也在替日本人当警察，还跟“七十六号”有交情，所以还是帮得上忙的。这个人，昆山县局的老警察都晓得。
专案组刑警问：“袁晓墨在昆山除了姐姐，是否还有其他亲戚？如果有，他回乡时跟谁走动得比较多？”
张、蒋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昆山本地人，当时的玉山镇一共也就方圆几里地的范围，县城的人们互相之间可能有不搭腔的，但基本上都是认识的。所以，是说得出袁晓墨的几家亲戚的，因为是干刑警的，所以说得还很详细，连袁晓墨姐夫家的几位也顺便说了说。再往下了解，发现被扒手罗三儿作为作案对象的那个羚羊角失主，好像就是住在五圣巷的袁晓墨姐夫的嫡亲弟弟、绰号叫“申公豹”的那位。
于是，陆副局长就给玉山镇派出所打了电话，让负责五圣巷管段的民警立刻来县局。民警小闵匆匆赶到后，介绍了“申公豹”的情况：这人姓俞名北昌，脑袋天生有点儿歪，所以小时候一起玩耍的伙伴听了说书先生说的《封神榜》后，就把其中一个歪头人物申公豹的名字移植给了他。一叫就叫出了名，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本名倒不大为人所知了。俞北昌是个竹匠，一个出生于木匠家庭的人不做木匠倒干起了竹匠，这是什么原因谁也说不清楚。据说这是俞北昌自己的选择，可他对于自己选择的这一行却又热爱不起来，手艺学得不咋样，工作态度也大有问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嗜酒嗜赌，据说去人家屋里干活时手脚也不大干净。在昆山这样的小地方，名誉是很重要的，俞北昌的坏名声一旦传出去，大伙儿看他时的眼光就异样了。再加上那些添油加醋的传言，俞北昌二十八岁了还讨不到老婆。
那么，俞北昌跟袁晓墨是否有来往呢？
小闵说是否有来往我说不上来，因为俞北昌是匠人师傅，惯例是经常外出的，也不知他去了哪里——他不是内控对象，所以也就没留意他。
上海刑警商量下来，决定立刻传唤俞北昌，同时对其住所进行搜查。但俞北昌却不在家，问邻居，谁也说不上来去了哪里。于是决定开了锁先入内搜查，然后坐等其回家。搜查下来，没发现赃物，却发现了罗三儿作案时接触过的那个八成新的拉链挎包。
刑警一直等候到天黑，俞北昌方才一身酒气地回家，当下就把他带到了县公安局。五个刑警摆开场面开审，俞北昌一看那阵势就吓得瑟瑟发抖，问什么回答什么，将作案情况一一交代——
一个月前，俞北昌随两个竹匠同行去与昆山接壤的青浦县东侧的徐泾那边干活。干了十来天结束后，他想徐泾离上海市区不过三四十里地，我何不去上海晓墨哥那里看看。他还不知袁晓墨解放后没被新成分局留用，兴冲冲赶去一问，门卫室说这个人已经离开了，去了哪里我们不知道。俞北昌只好悻悻而归，回到家里，却意外收到了袁晓墨的一封信。这封信已经寄达一个星期，因为俞北昌不在家，邮差就从门缝塞到屋里了。俞北昌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一般文字大体上还识得下来。当下一看，袁晓墨叫他有空去上海玩玩，如果去的话，可以到江宁区中正北二路镜子弄29号找他。如果最近不打算去上海找他，也请去封信告知一下。
俞北昌把这封信一连看了几遍，从“如果最近不打算去上海，也请去封信告知一下”的内容中领悟出袁晓墨让他去上海可能是有什么事情，于是马上动身。
俞北昌对袁晓墨这个拐弯抹角的亲戚是很崇拜的，当警察已经很了不得了，而且人家是在大上海当警察的，那更是非同小可啊！昆山这边警察局的那些头头脑脑对袁晓墨都是一副客客气气的恭敬样，而昆山这边的居民知道袁晓墨是大上海巡捕房的“包打听”之后，对俞北昌也客气多了。
11月23日，俞北昌去了上海，拿着那封信问了七八个人，总算找到了中正北二路镜子弄。袁晓墨见到他很高兴，把他介绍给同住的那个朋友史鼎骁。后来俞北昌知道，镜子弄29号的房子是史鼎骁家的私房，而史鼎骁的家小在附近另有住房，这里的房子就借给袁晓墨住了。史鼎骁出身中药商世家，以前也干过“包打听”，跟袁晓墨是同事，两人关系很铁。后来，史鼎骁在执行任务时跟人打斗受了伤，他觉得干这一行有点儿危险，遂决定辞职。辞职后，史鼎骁干过多种行当，近年在做木材掮客。
袁晓墨、史鼎骁倒也爽快，直截了当问俞北昌是否想发财，俞北昌的回答是肯定的。然后是第二个问题：你敢不敢冒险？俞北昌说如果是跟着你们二位大哥，那无论冒什么样的险我都敢。俞北昌的回答使那二位很满意，于是袁晓墨就向其摊牌：共产党占领上海滩后，情况比较混乱，物资短缺、物价上涨不说，社会治安也很成问题。目前的上海滩就像一潭浑水，一些以前的小瘪三纷纷浑水摸鱼，竟然发了大财，还全身而退，逍遥法外。所以，我跟史兄合计，共产党的警察连这些小瘪三作的案都破不了，如果像我们这样的破案老手去干一票的话，那还不是三个手指捏田螺——笃定！所以，我们想趁乱干一票，算算人手还缺一个，就想到了你北昌兄弟。你看怎样？
俞北昌听了，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道：“多谢二位哥哥！我愿意跟你们干！”
于是，三人就开始准备。计划当然是袁晓墨、史鼎骁两人制订的。两人对原法租界以及周边地段很熟悉，于是决定到邑庙区、蓬莱区动手。目标是史鼎骁找的，他做木材掮客生意，在复兴东路康太太宅第附近有一个交易点，他经常去那里闲坐着等生意，无非就是喝茶抽烟聊天。来木材行的不但有全市各区的掮客、商人，还有附近的一些闲汉，专门候在交易点准备给木材商跑腿买买东西、送送急件、跑跑邮局什么的挣几个小钱，一起喝茶时就像茶馆里的茶客那样闲磕牙瞎聊天。于是，史鼎骁就知晓了这附近有哪几家是适宜下手的对象。他跟袁晓墨商议下来，选中了康太太和张老头儿两家。
在这之前，袁晓墨有一天晚上路过外白渡桥那边的夜市，看见有人在出售一套“华商”的抄表工行头，于是心里一动，暗忖如果冒充电灯厂抄表工登门作案的话，是一个绝妙的创意，其胜算肯定是百分之百啊！于是，一番讨价还价后，就从对方手里买了下来。现在，这套行头可以发挥作用了。
12月1日，袁晓墨带着俞北昌连续作案两起，获赃颇丰。史鼎骁因最近经常出没于附近的木材交易行，担心被人认出来，所以没有出面。袁晓墨、史鼎骁两个不愧是干刑侦出身的，作案得手后，当晚就把那套抄表工行头烧毁灭迹了。那么，他们不准备再作案了吗？不是，接下来是对“天年堂国药店”下手。不过，这已经不能使用伪装电灯厂抄表工的伎俩了，就以病家名义夜晚敲门。“天年堂”在蓬莱区，史鼎骁不必担心有人认识他，于是也直接参与作案了。
在“天年堂”作案得手后，三人缩在镜子弄29号闭门不出。12月6日，袁晓墨对俞北昌说，明天你先回昆山去吧，离开那里时间长了，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遂给了俞北昌一些钞票，说那些黄金、银洋、首饰什么的，现在还不能动，一动就要出问题，等过一阵风声小了再卖掉；至于存折，那更是不知要放多久哩，弄不好烧掉也说不定；这些药材呢，目前也还不能动，你带一部分回昆山好好藏着，明年黄梅天前要动一动的，否则放霉了就掉价了。
次日，俞北昌就带着羚羊角等部分药材赃物回昆山，没想到在北站竟然被扒手扯开了挎包拉链偷走了放在最上面的那支羚羊角。俞北昌心疼不已，由于生怕袁晓墨责怪自己，所以想了又想没敢写信告诉袁晓墨。
那些带回昆山的药材赃物，俞北昌交代说他放进了一个老酒坛，坛口用油纸密封后，埋在他家屋后地里了。讯问结束后，刑警连夜去起赃，果然挖了出来。
俞北昌交代完毕，刑警问后来红桃大盗对毕宅作的那起案子你知道吗？俞北昌说他不知道。
刑警搭乘夜班火车返回上海时，已是12月10日清晨五点多了。叫上留守的彭文瑞等三名刑警后，立马奔镜子弄抓获了袁晓墨、史鼎骁，在其住处起获了三案赃物，却无毕宅劫案的任何赃物。讯问下来，袁晓墨、史鼎骁的口供与俞北昌相同。两人对在作案后留下红桃图案也有一致说法：那是袁晓墨想出来的，是为了转移侦查视线，把警方的思路往江湖大盗方面去引。用于喷画红桃图案的那个喷筒、硬纸制作的桃形模具和红色广告颜料，已经被他们销毁了。
对于同样留有红桃图案的毕宅抢劫案，袁、史二人听了竟是一脸的惊诧，都说不知道。刑警根据两人交代的活动时间进行了调查，确认他们没有作案时间。
这样，原本以为侦查工作行将结束准备欢庆胜利的专案组诸君就大为吃惊了：如此说来，竟然还有一拨红桃大盗？
八、红桃大盗克隆版
专案组立刻调出案卷中保存着的四起抢劫案的现场照片，经仔细对比，发现前三起的红桃图案与第四起案件现场所留的图案确有不同之处。这样，情况就清楚了：确实有另一拨劫匪仿照袁晓墨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实施抢劫犯罪，毕宅劫案是他们所作的第一起案件。
12月10日晚上，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这个分析会有点儿特别，一上来不是直奔主题分析案情，而是回忆并检讨专案组调查毕宅抢劫案的全过程。从组长辛强到副组长彭文瑞乃至每个刑警，都详细回忆了自己在侦查毕宅抢劫案时所做的工作，然后先由自己再让别人对这部分工作进行评价，不谈正确之处，而是专门寻找漏洞。
这个过程，用了整整两个小时。大家发现在对待毕宅抢劫案上，专案组全体都犯了一个错误：由于劫匪在现场留下了那个初看跟前三起劫案相同的红桃图案，因此大家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同一个犯罪团伙所作的第四起案件。这个错误认识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因为大家头脑里都有了先入为主之念，所以在勘查现场和对受害人进行调查询问时，做得就没有前面三起案件那样细致、扎实。
组长辛强非常诚恳地检讨了这个过失，说完全是他这个专案组长的责任。检讨后，辛强说我们应该立即对此进行补救，请同志们说说看，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补救措施，以便尽快破获毕宅劫案。
众刑警一番讨论后，作出了一个决定：重新走访毕宅劫案的受害人，这回，连那个十岁儿童也要询问到。三个受害人，配备六名刑警，两个对一个，事先要列出详细的询问提纲，送交两个组长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12月11日上午九点，六名刑警前往毕宅重新走访受害人。这天是星期日，那个上次勘查现场时虽然在场但并未跟其谈过话的毕家独生子毕学勤正好在家，由刑警苏博和小李向其了解情况。线索，就是从这个十岁儿童口中获得的。
毕学勤当然不知道什么是线索，再说凭劫匪的那份作案经验、手法，也不可能当场暴露出明显的漏洞。可是，不明显的漏洞还是有的，而且恰恰被毕学勤留意到了。当然，一直到他说出来时，他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线索。
毕学勤对警察颇为崇拜，此刻一下子有两个刑警跟他像老朋友一样作聊天式的谈话，他顿时兴奋起来，问什么回答什么。刑警问他对那三个强盗的印象怎样，他恨恨地说：“太坏！”
“怎么个坏法呢？”
“他们把我的饼干都吃光了，那是妈妈从南京路泰康公司买来的奶油夹心饼干，可好吃呢！”
两个刑警有点儿遗憾，因为他们没有品尝过这种饼干。在那个年代，奶油夹心饼干乃是近乎奢侈品的一种高级食品。苏博笑笑，问：“强盗吃着说好吃吗？”
“他们像饿狼一样乱吃，一边吃一边说‘好吃’。其中有一个还说：‘一吃就知道这是泰康公司的产品，不过质量已经不如以前了。以前泰康的饼干，放的白糖是台湾糖，现在台湾糖没了，只好用福建糖，福建糖不如台湾糖，我一吃就吃出来了。’”
这句话引起了刑警的注意。此刻，这就是一条线索：一个一吃就知道饼干产自泰康公司，而且竟然还能分辨出饼干里放的白糖的产地，只有不知享用了多少奶油夹心饼干的非凡顾客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刑警断定说话的那主儿应该是泰康公司的老客户！
这是重新对受害人进行调查所获得的唯一线索，专案组当即决定对此一查到底。
刑警前往泰康公司了解客户情况。该公司保留着自公司创办以来所有固定客户的名单，多年积累下来已经装订成厚厚几册。刑警出具了借条，把名册拿回分局翻阅研究。名册上的客户有一个特点：三分之二以上的客户都是阶段性的，通常出现了一年左右之后就停止购买饼干了，但两三年后会再度出现，又购买一年左右……这种状况在有的家庭会出现三四次，甚至更多。刑警分析，这是为孩子断奶而买的。这样的家庭，经济条件可以说不错，但还不至于到大人也购买此类高级饼干作为每天必吃的点心的程度。所以，这些客户是要首先排除的。
刑警认定一点，那个劫匪跟泰康公司的高级饼干似乎应当有这么一种关系：儿童时期就已经每天在享用泰康高级饼干了，长大成人后延续下来。但是，目前已经断档了。要知道，这种高级饼干上海滩的大部分市民一生也没有品尝过一块，而此人却把它作为每天必吃的点心，这样一个有钱人，很难跟冒着性命危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干抢劫勾当的暴徒联系在一起。因此，那个劫匪最近肯定落魄了，不但吃不上泰康公司的高级饼干，甚至连正常的一日三餐是否能够保证也是个未知数。于是，专案组就按照这个思路从名册中寻找嫌疑人。
如此查下来，符合条件的客户有十二个。刑警就打电话请来了泰康公司的销售经理，把十二个姓名写给他，向他介绍了案情，请其谈谈看法。销售经理说，叫我说，这多半是这个人了——潘量斛！
潘量斛，二十三岁，未婚，出身于恶霸家庭。其父潘恕一系恶霸，又是“一贯道”骨干分子，抗战后期还开了两家商店，解放战争期间将自己经营的商店作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点。以上罪行，加上潘恕一长期欺压劳动人民，欠人命四条，强奸妇女多名，因此，上海解放的第三天他就被军管会逮捕，不到一个月就被处决了。潘恕一跟毕阳的情况不同，其家产全由剥削、掠夺而得，因此潘恕一被逮捕的当日其家产就被查封，清点后没收，商店也被收归国有，只给潘恕一的家属留下了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房子、用具、钱钞。潘恕一出事后，其家人的生活一落千丈，自然不可能再吃泰康公司的高级饼干了。
专案组当即决定，立刻传唤潘量斛。潘家住在黄浦区，于是专案组全体出动，先跟黄浦分局取得联系，请分局予以协助。潘量斛被传唤到案后，供认了策划并组织抢劫毕宅的罪行，称由于生活窘迫，图谋横财，听说红桃大盗系列劫案后，决定仿效，遂纠集两个结拜弟兄汪横、陶仰石一起作了该案，所获赃物没有动过，藏匿于汪横家。当天，汪横、陶仰石即被抓获，在汪家抄出了毕宅劫案的全部赃物。刑警专门问了对方作案时出示的“市局派司”是怎么回事，果然如同专案组的分析，是一本新领的自行车执照。
至此，红桃大盗系列抢劫案圆满告破。1950年春，上海市军管会对该系列案作出判决：判处袁晓墨、潘量斛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四人分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
【评论】
就是小说而已，不必当真啊！
劫财不取命，可谓盗亦有道
看了两个小时终于看完了，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