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中，金带场小学搬家到刘宅后，改名为金带小学；后来复课，开始招收初中班，成为一所小学戴帽子的学校；再后来扩招高中班，改名为资中县第四中学（简称四中）；文革后，关闭高中班，回到只有小学和初中的规模，又更名为金带小学。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学校复课，金带小学开始招收初中班，所以，我的初中时代也是在金带小学度过的。
那是七十年代初，文革运动不像初期那样轰轰烈烈，复课后，学校里教师和学生来来往往，可是，课堂上听不到往日的朗朗读书声。语文课本几乎没有中文基础知识如汉语拼音、语法、古诗、文言文等，取而代之的是毛主席语录、诗词及选集如《老三篇》（即《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为文革歌功颂德的文章、标语、口号等。算术和数学等课本都是无产阶级、“工农兵”、革命、专政等内容，政治词语充斥在自然科学术语之间。一学期五个月，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教室里上课，三分之二的时间不是去工厂学工、去农村学农、去部队学军，就是勤工俭学、劳动锻炼、植树造林等。不过，体育运动蓬勃发展，体育竞赛司空见惯；文艺演出家常便饭，革命样板戏唱得热火朝天。
我的教室在学校山坡顶上草地操场左排三间教室的第一间，每天从家走到教室只需几分钟，要经过半山坡上那排教师办公室。每当我走过办公室门前，经常被在办公室里的父母或校长或其他教师抓差：去找初三一班的学生斌来办公室；送一份学习材料给四年级二班的班主任；给初二二班的孙老师捎一句话；拿一叠通知发到全校每一个班；告诉职工尹孃在最后一节课晚一点敲响，全校师生集合，校长要训话；等等。那时年龄小，腿脚利索，跑得也快，这些差事不算什么，我喜欢做，比坐在教室里背语录、喊口号强多了。
我的班有五十来个学生，除了我，其他几个教师子女有喀、仲（喀的异父异母弟弟）、兰、秋都在这个班，教师子女自然是听话的学生。家住金带场镇上的男生有良、建、杰、龙、胜，女生有君、莉、慧也在这个班。他们的父母都是城镇居民，是公社工商单位的职工，在邮局、信用社、合作社、医院、肉店、豆腐店、杂货店、茶馆、面馆、中药铺、裁缝铺等工作。我与良、建、杰、龙、胜这几个男生在小学就在同一个班，是老同学，彼此很熟，加之母亲是我们的班主任，他们对我很客气。良、建、杰是守规矩的男生，龙是很调皮的男生，不过，母亲有办法管束他，有时他太捣乱了，把教初中的老师气得吐血，只有把母亲请出来教训他。胜从小有流鼻涕的毛病，在小学时，母亲特别关照他，经常在他的衣服兜里塞些纸巾，教他正确擦鼻涕，还吩咐我们不许取笑他。都上初中了，偶尔还能看见他用衣服袖子横着擦鼻涕。我与君、莉、慧三位女生小学不在同一班，是新同学。君是邝孃的大女儿，邝孃在金带场中街有一个杂货铺，卖酱油醋和日用品。莉是孙孃的大女儿，孙孃在金带场中街合作社里买布匹。邝孃和孙孃与母亲的关系甚好，她们买卖来往多了，也成了好朋友，由此，我早就认识君和莉。慧的家在金带场下街有一个豆腐铺，我去换豆腐时见过她，只是不熟，现在成了同学，很快就混熟了。我与君、莉、慧有共同的爱好和兴趣，很快成了好朋友。
除了教师子女和金带场镇上的男、女生，其他同学都来自金带公社各大小生产队，最远的同学从家里要走十几里路才能到学校，与他们相比，我真是很幸运，一抬脚，就从家到了教室。
由于金带小学是小学戴帽子的初中班，初中班的教师基本上是小学教师赶鸭子上架，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父亲原本是铁佛中学的教师，他能胜任初中的数学、历史和地理课。兰的爸爸蒋伯伯原是资中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因兰小时候身体不好，她妈妈大陈孃照顾不过来，蒋伯伯就申请调回到金带场小学。蒋伯伯原资中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知识面广，懂得很多，而且，他的篮球打得好，所以，他能胜任初中的语文课和体育课。杨伯伯原是小学教师，他是学校的会计，又会拉京胡，他兼任初中的音乐课。即使这样，初中班的师资还是严重不足。为了补充师资，上级从乡村学校调来孙、曾、程、冯和崔五位民办教师，他们不住在学校里，早来晚走。尽管这几位民办教师也是小学教师，可他们正当而立之年，勤奋好学，比其他小学教师技高一筹，是年轻有为的新生力量。 孙老师的黑板字写得好，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籍，文笔特别好，他任初中的语文课绰绰有余。曾老师家就住在学校附近，除了担任初中的数学课外，还负责学生的学农活动。程老师的父亲是金带场有名的老中医，他家在金带场下街开了一家中药房，从小就跟着他父亲抓中药，几钱几两算得门儿清楚，他的数学特别棒，他任初中的数学课亦就顺理成章了。冯老师有一定是文学素养，他身材魁梧，篮球也打得好，除了担任初中的语文课外，还兼任体育课。崔老师是复员军人，根子正，苗子红，思想觉悟高，除了任初中的理化（物理和化学）课，还兼任政治课。初中的教学课程安排妥当，各初中班的班主任、学工学农学军课、文艺活动等，都由原小学教师担任。
我们班的教师是最强阵容：程老师担任数学课，蒋伯伯和孙老师担任语文课，崔老师担任理化课，父亲担任史地课。程老师的数学课有些意思，他常给一些数学难题，让我们绞尽脑汁解出答案。除了喀，谁也解答不了。其他的课都不用专心听讲，因为教得很少，也没有作业。不过，凡是蒋伯伯和父亲的课，我必须好好听课，他们太认真了，我可不能掉以轻心，至少要假装在听课，不能被他们抓住“课堂上不听老师讲课”的“小辫子”。不然，我就惨了：轻则在课堂上被暗暗训斥几句；重则回家后挨一顿数落，惩罚不准出去玩，还得背诵几篇语录和诗词才算完事。
我们的班主任是小陈孃，她出生贫农，又一位根正苗红、思想觉悟高的教师，还兼任时事政治课。那时小陈孃已有一儿一女，她的母亲陈婆婆在她家帮着照顾小孩，她还有一个生病的妹妹五孃，陈婆婆在哪里，五孃就在那里。小陈孃的丈夫彭叔叔长年不在家，一年只有休假时间才在家里帮衬她。平时都是她一人忙了工作忙家庭，很少有时间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时事政治、当前形势等，在她任我们的时事政治课期间，闹了不少笑话。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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