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权威——汉斯
辛夷楣
五十年前，莱茵河畔的男孩选学了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中文，他成为德中、澳中关系发展的见证人，他给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和朱镕基当过翻译，他是悉尼大学中国中心主任，他是澳洲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
有的时候，一次偶然的相遇使你牢记终身。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进入悉尼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系里常常组织一些学术活动，老师家里也时有小型聚会。我因此得以认识了澳洲的一些中国通。有一次，在一位老师家聚会，我听见背后一个男子用纯正的普通话说：“我刚从北京回来……”我转过身，想看看是谁刚从北京回来。使我大为惊讶的是，说话的人竟是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我惊讶他的中文说得如此地道。
我的老师介绍说，这是德国来的汉斯(Hans Hendrischke)，是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专家，在麦觉理(Macquarie)大学中国政治经济中心担任主任。我与汉斯交谈起来。他的普通话异常流利，不论谈论多么宽泛的问题，也不会词不达意。他的发音非常纯正，几乎没有外国口音。汉斯驾驭语言的能力让我吃惊。
90年代初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相当冷淡，然而中澳之间的经济往来却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作为在澳的华人，我们自然很想知道西方专家对中国经济走向如何评价，又对中澳经济往来如何估量。我当时正担任中文周刊《南半球》的主编。我们就聘请汉斯担任周刊的顾问，我还在1993年10月采访了他。这篇采访记也于10月底发表。从那时开始，二十年来，我一直关注汉斯的学术活动。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非常活跃的学者，他不仅是中德与中澳关系发展的见证，而且还是东西方之间的坚韧桥梁。
莱茵河畔
1948年，汉斯出生在德国南部莱茵河畔的小城拉尔。莱茵河是西欧第一大河，它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水量非常充沛，沿岸土地肥沃，出产丰饶。自古罗马时代起，莱茵河上游就是富饶的农业区，大片的田庄与葡萄园鳞次栉比，酒厂和制造陶器的作坊点缀其间。二次大战中，因为这一代没有重工业，所以很少遭受盟军轰炸。战后，汉斯的父亲母亲不愿留在处处废墟满目疮痍的柏林，就搬到了这里。
汉斯刚出生时，德国还处于战后的恢复期，百废待兴食品稀少，母亲很担心孩子们营养不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情况就大大好转了。每年暑假，父母都带全家去附近的一个村庄度假。村庄里人们种菜、种马铃薯；养马、养牛、喂猪；还饲养大群的鸡鸭。汉斯全家非常欣赏乡下的田园牧歌式生活。
汉斯与弟弟都进了小学，他们既学德语也学法语。莱茵河对岸就是法国，拉尔有许多法国居民，这一带一向德法混居。因为深受法国的政治自由主义影响，这里民主传统较强。汉斯从小与法国邻居、法国同学一起玩耍，法语说得非常流利。他还发现父母的柏林口音德语与老师的莱茵流域德语差异非常之大，以至父母想与老师交谈时必须由他来担任翻译。上中学时，他又学了英语，他发现自己对学习语言兴趣浓厚。
拉尔有一个美丽的公园，是一个在海外发了财的大富翁赠送给该城的。大富翁还把公园里的一个别墅开辟成博物馆，展览他从亚洲、非洲带回来的瓷器、服装、兽头、长矛等等。汉斯特别喜欢这个博物馆，他经常在各个展品柜前流连，这些稀罕物件使他对其他大洲充满了向往。
上中学时，汉斯一家搬到黑森林东边。在上高中的时候，父母同意他参加国际学生交换计划，去爱尔兰学习四个月，住在一个爱尔兰家庭里。这是汉斯第一次离开德国，领略另一个国家的风情与生活。他很快发现，爱尔兰更强调自由与自愿，而德国特别强调纪律，更为保守。特别是在学校里，爱尔兰老师更加尊重学生，学生有较多的自由，也更愿意与老师合作。汉斯就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英语环境读书和工作。在爱尔兰的四个月，他还有一大收获，他的英语越说越流利了。
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从爱尔兰回来之后，汉斯打定主意，将来要研究异域文化学习异族语言。考大学时，汉斯问表哥，他该学习哪种语言。表哥知道他学习语言很有天分，就说：“你应该学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但是，哪一种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他们两人都不知道，他们就跑到大学图书馆去查书，查来查去，原来中文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这一发现使两个青年人兴奋不已。汉斯毫不犹豫地决定，选学中文。1969年，他考入杜宾根(Tuebingen)大学，学习人类学、政治学与汉学。
教授汉学的是一位老教授沃纳·艾科恩(Werner Eichhorn)。他三十年代在北京住过，中文造诣很深，专攻宋代文学。他使汉斯对中国文化着了迷，汉斯索性放弃了人类学，专攻汉学。沃纳是那种老派的汉学家，他专攻古典汉学，对现当代中国文学不屑一顾，也不会说中国话。但是，汉斯和其他学生想了解现代中国。那时，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人们整天挥着小红书游行。学生们就要求老教授讲授毛主席语录。
汉斯明白，要想真正了解中国，首先要能与中国人交流，必须会说中国话。大学毕业以后，他幸运地申请到德国政府的奖学金，去台北的台湾师范学院学习两年中文。第一年，台湾师范学院指定一位老师专门教他，老师是北京人。这种一对一的方式效果奇佳，一年下来，汉斯的普通话已经讲得差强人意。
第二年，汉斯跟台湾科学院的一位专家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汉斯告诉我：“我特别喜欢中国的古诗，我对吕洞宾的诗很感兴趣，全唐诗里收了二百多首他的诗，非常有意思。”汉斯还一直保持着对博物馆的浓厚兴趣。他在台北的住处离故宫博物院很近，他一有空就去参观，两年下来他对里面的展品如数家珍。
在台湾学习两年之后，汉斯很想去中国大陆，但是没有机会，他只好申请德国政府的奖学金，去了日本。他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很感兴趣，因此选择半年住在京都，半年住在镰仓。京都和镰仓都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镇，到处是寺庙、宫殿等历史遗迹，传统民俗浓厚，博物馆星罗棋布，汉斯十分沉醉。
回到德国，汉斯进入波恩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台湾与日本学习了三年以后，他意识到，尽管他迷恋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诗，但是研究当代中国明显更为重要，特别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将使中德两国都受益。但是，波恩大学中文书籍资料不足，1975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后，就决定进入伦敦大学东方非洲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伦敦大学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图书馆，不仅中文书籍资料极其丰富，师资力量异常雄厚，还经常举办有关中国的学术活动。汉斯有机会与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专家交流，眼界大开。在杜宾根大学时，他接触到许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读物、宣传材料，引起了他对出版业的兴趣。他决定以中国解放前后的出版业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
在伦敦大学，汉斯堕入情网。他的女朋友也是杜宾根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那时也在伦敦大学读研究生研究道教，两人爱好相同情投意合。他们热切盼望有一天能去中国工作。就在汉斯完成博士论文的时候，机会来了，德国外交部招募中文人才。汉斯去考试，一举通过，他被派往北京，担任德国驻京大使馆二等秘书。
外交官生活
1979年初，汉斯到达北京。他的未婚妻也持旅游签证与他同来。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北京的氛围仍然乍暖还寒。当局不允许外国人与普通中国人交谈接触，这使汉斯非常沮丧。汉斯与未婚妻去东风市场里的东来顺餐馆吃饭。服务员把他们两人领到一个可以坐12个人的大桌子边，却把桌边其余的中国顾客全都赶走。他们两人非常抱歉失望，对端来的美食都无心欣赏。
然而，能够利用北京图书馆的巨大藏书研究道教，汉斯的未婚妻大喜过望。那时，北京的道教圣地白云观刚刚开放，他们常去造访。他们还一起拜访了新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汉斯意识到，中国人那时的语言充满革命词汇，动不动就提到工农兵。而他的普通话文文绉绉，带有浓重的台湾色彩，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好笑。
1979年9月，汉斯与未婚妻决定到上海旅行结婚。他们到黄埔区办事处办理结婚登记。那天，排队的人很多，他们耐心地排着，终于轮到他们到桌前坐着签字。能够与中国的普通人一起经历人生的重大时刻，汉斯夫妇十分高兴。
1980年1月底，他们的女儿在北京首都医院出生。外交人员服务局介绍了一位安徽人小王来照顾小孩。小王与他们的厨师大崔与汉斯一家越来越熟，后来就像一家人一样。女儿稍大一点儿，就进了幼儿园。这个小幼儿园是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夫人们办的，这样女儿从小就会说德语、英语和普通话了。
女儿2岁多时，汉斯一家奉调回国。在幼儿园里，小朋友们都生在德国，只有她说，她生在北京。小朋友们都很奇怪，还笑话她，问她北京在哪儿？北京是什么样子？她回家就对爸爸妈妈说：“你们一定要带我回北京看看。”女儿5岁的时候，他们终于带她去了北京，还让她在一家中国幼儿园待了一星期。女儿很喜欢自己的出生地北京，这下她放心了，可惜她的普通话都忘光了。
汉斯很兴奋地告诉我：“我们1989年搬来澳洲，女儿和儿子都在悉尼上学，后来女儿去英国上大学，学法律。她如今在伦敦工作，她丈夫是英国人。他们结婚时，我在婚礼上讲述了她1980年在北京出生的故事。我提到，她当时住的首都医院三楼窗下写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来宾们哄笑起来，大家都意识到中国这三十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实际上，汉斯确实亲身感知了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巨变。在中国的外交官生涯，不仅使他有机会认识中国的高层领导人，还使他对小王、大崔等身边的中国人有所了解，并且也让他接触到更广泛的中国普通人。
还是在杜宾根大学时，他的中文老师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杭智科。他在中国时，就使用这个名字。出乎他的意料，1981年3月7日《中国青年报》竟在头版发表了一篇有关他的报道。报道说：1月4日下午，西德驻华使馆二秘杭智科先生从首都机场叫了一辆出租车回使馆。车子开出不远，他指着路边的一辆车对司机宾志平说，那是我的车，抛锚了，使馆的一位女士还留在车上，我想先回使馆，再想办法把车弄回去。宾志平主动要求帮助修车。经过检查与牵引，杭智科的车可以开动了。他拿出15元人民币给小宾。小宾只肯收2元租车费，不肯收修车钱。他连声说：“我不能多要你的钱，友谊第一……”车上的德国女士一边打手势一边说：“中国人最好。”杭智科就此事给北京市出租汽车公司写了一封感谢信，表扬宾先生乐于助人。
中德交往的见证
汉斯1979年刚到北京时，德国大使馆里只有他一人懂中文。他每天要看好几种中文报纸，要听中国新闻广播，看电视新闻，然后把重要新闻翻译成德文，第二天早上向使馆的其他人员通报。当然，德国的政府高官与重要企业界人士来访，汉斯还得担任翻译，工作非常繁重。
汉斯告诉我，那时“文革”风暴刚过，中德双方急于建立贸易来往。德国的企业界非常希望重返中国市场，有些企业从清代就与中国做生意。他们认为与中国国营企业做生意没有倒闭的风险，反而更安全。而德国的政治家，例如总理科尔、外长根舍等人都有一种共识：要把中德经济合作放在核心地位，政治问题可以谈，但是要避免因为政治分歧而牺牲经济合作。
那一时期，邓小平正在冲破重重阻力，打开国门，试图把中国引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中国政府希望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先进设备，以改变各行各业的落后局面，但是资金严重短缺。中国社会也对各项改革开放政策存在怀疑与抵触。邓小平、谷牧等改革推动者步履维艰。
有一次，中国国家计委主任谷牧在中南海接见德国的一些大公司总裁，汉斯担任翻译。谷牧谈到，上海的宝山钢铁厂从德国与日本进口了大量设备，但是，中国的外汇一时周转不过来，因此要求推迟付款。德国政府表示，可以推迟付款，不必交付罚款；日本政府则表示，如果推迟付款，必须交付罚款。谷牧说到激动之处，竟然哭起来了。他诚恳地向德国政府与商界人士表示感谢。汉斯与在坐的德国商界人士相当感动。汉斯说，后来，中国就把在上海建立大众汽车厂的机会给了德国。
可以想象，给这样的重要场合担任翻译，牵涉诸多敏感话题，责任重大。汉斯告诉我：“这样的场合，周围总有一大堆人围着做记录，你不能有任何错误。你不仅要如实准确翻译，你还必须尽量促使双方互相理解，以使对话顺利进行下去。这是非常紧张的，没有经验的翻译根本干不了。我一天翻译下来，体重就会减少一公斤。”
汉斯给华国锋、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叶剑英与朱镕基等等中国领导人都当过翻译，他对邓小平和朱镕基印象最深。他说：“邓小平与其他人很不一样。其他人一般是按照会谈计划来谈，邓小平则完全不管会谈计划，他也从来不讲死板的语言。德国巴伐利亚州有个保守政治家施特劳斯。邓小平和他很谈得来，往往一谈好几个小时，内容相当深入广泛。接见后，这些德国人非常兴奋，因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与中国领导人深入交流。”
1982年，汉斯回到德国，进入德国外交部中国司工作。在此期间，他经常接待中国的各界代表团。他还多次陪同科尔总理来华，并且担任科尔与邓小平会见的翻译。
1985年，德国的一家租赁财务有限公司聘请汉斯去作中国业务经理。这家大公司的总裁是阿登纳家族的亲戚，是德国战后经济的重要创办人。当时，德国的银行还未与中国建立业务关系。这家租赁财务公司欲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作，向一些中国公司提供贷款，资助它们进口德国或欧洲的设备。
这时，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率团访德，汉斯陪着他的总裁会见朱镕基。总裁表示，德国租赁财务公司可以为中国培训这方面的人才。朱镕基非常高兴，立刻邀请德方每年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去讲一个星期的课。那时，朱镕基还兼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此后，汉斯每年陪总裁去清华讲课，每一次，朱镕基都象老朋友一样接待他们。1987年后，朱镕基调任上海，他们又多次去上海见他。
汉斯告诉我：“九十年代，我又在澳洲见到朱镕基，他已经是中国总理了。朱镕基很特别，与我见过的政治家都不一样。他思想解放，敢想敢干，很有魄力，非常能干。他很客气，但一点废话不讲，直奔主题，想什么就说什么。他当政治家，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争权，他一心一意为了事业，为了心中的目标，为了应该完成的任务……”
中澳交流的桥梁
1989年，汉斯离开欧洲，离开中德交往的关键位置，带领全家搬到澳大利亚。那时，那家德国租赁财务公司的总裁即将退休，汉斯考虑调换工作方向。他七十年代在伦敦大学读研究生时期的熟人因为撒切尔夫人消减研究经费纷纷去了澳大利亚，悉尼的麦觉理大学正在招募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专家，汉斯决定应聘。从那时开始，汉斯在中澳交往中扮演了异常活跃的角色。
中澳交往渊源流长。1850年前后，大批华人来澳淘金，后来金子渐渐淘完了，一些华人回国了，另一些华人则留下来经营餐馆菜园杂货店洗衣店，并且在悉尼与墨尔本渐渐形成了生意兴隆颇具规模的唐人街。上世纪七十年代，白澳政策终于取消，大批东南亚华裔以及香港人、台湾人陆续抵澳定居。中澳1972年建交后，中澳贸易不断增长，澳洲在八十年代开放教育市场，大批中国留学生抵澳，中澳之间在政府与民间频繁接触。澳洲一些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指出，澳洲是亚洲的一部分，澳洲必须与亚洲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澳洲的各主要大学纷纷扩充中文系的规模，延聘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专家。
汉斯在麦觉理大学上任伊始，就招聘教师，开列课程，为该大学开创了中国政治经济与中文双学位。汉斯亲自开课，把自己多年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的研究成果系统整理后，传授给学生。这个双学位要学习5年，由于课程设置切合实际，教师水平高，获得双学位优异成绩的学生很受欢迎，就业前景良好。
当时的澳洲工党政府很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他们从社会上筹款集资，在麦觉理大学经济系建立了一个中国政治经济研究所，由汉斯任主任。当时，正逢“六四”之后，中国与西方关系冷淡，中澳关系处于低谷。汉斯决定在该研究所办一个季刊，从澳中长远利益出发，少牵涉政治敏感话题，多谈经济，多谈生意来往，帮助澳洲企业了解中国。他觉得，越是两国关系处于低谷，越是学术界发挥作用努力开拓的时候。
他给这个季刊取名《走进中国Assess China》。汉斯与他的同事们利用自己与中国广大企业的联系来拉广告，用这些广告费来支持这份季刊。他们每期印刷2000册，免费发送给有意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澳洲公司。季刊深受澳洲广大企业欢迎，汉斯辛苦经营了6年，直到他离开麦觉理大学。
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路上迅跑。中国对矿产资源与能源的巨大需求与澳洲对服装及轻工产品的需求一拍即合，两国贸易额扶摇直上。《走进中国》象一座灯塔，它拨开笼罩澳中关系的迷雾，给澳洲企业指点迷津，终于迎来了两国关系的大发展。
位于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历来重视招收亚洲留学生。经过多年努力，该校成为澳洲亚裔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该校的中文系也成为澳洲最大的中文培训基地。但是，该校深感中文系缺乏研究当代中国的专家，校方慧眼识英雄诚邀汉斯加盟，来领导健全这个全澳最大的大学中文系。1997年9月，汉斯来到新南威尔士大学。
汉斯非常赞同校方的想法，仅仅教授中文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开设中国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的课程，以使学生全面认识中国。校方当时采取一种很现实的透明的政策，假如系里设置的学分课程受欢迎，选修学生多，你就可以聘请教师。汉斯与中文系的讲师寇致铭等精心设置了多种学分课程，深受广大学生欢迎。
汉斯很兴奋地告诉我：“大学就是为学生服务的，一切应从学生出发，尽量考虑学生的需求。我一到，就根据学生的需要，从古代、当代、文学、经济等方面提出设想，设置课程，四处找人开课。我们开设的一些学分课丰富多彩，学生非常喜欢。例如‘丝绸之路’竟有600多名学生选修。我们还请澳洲最好的华裔书法家梁小萍来教中国书法，学生非常兴奋。我一共聘用了七、八位讲师，还有一批象梁小萍这样的兼职教师。中文系迅速扩大到1600名学生。我请中国驻悉尼总领事胡山钧来给学生讲话，他大吃一惊，没想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中文。”
汉斯还对中文培训课进行改革。澳洲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组成比较复杂，既有澳洲本地的学生，也有各地来的华裔。他们的中文程度自然参差不齐。汉斯与教师们研究，把中文程度分成五类，编制不同的教材，分类培养学生，由低到高由浅入深，但最后都可以拿到学位。一些澳洲学生看到自己最初在最低班，但可以逐步升班，最后可与中文程度很好的华裔学生一起上课，很受鼓舞。
从1997年到2009年，汉斯领衔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做了许多开拓性创造性的继往开来的工作，为澳洲大学这个最大的中文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麦觉理与新南威尔士两所大学的实践表明，汉斯不仅是有开拓精神的学者，还是难能可贵的管理人才，这一点澳洲的学术界教育界有目共睹。2009年，悉尼大学诚邀汉斯来担任该校孔子学院院长，并且筹备建立中国研究中心。
悉尼大学是澳洲最古老的大学，也是国际知名的研究性学府。能够到悉大担任孔子学院院长，并且参与庞大的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汉斯深感荣幸。孔子学院是中国汉语教学办公室在全球推广汉语教学与传播中国文化的交流机构。它下设在国外大学与研究机构之内，自2004年创建以来，已经在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400多所孔子学院。国外的许多专家认为，这是推广汉语教学与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案例。2008年中，悉大孔子学院成立，它与上海复旦大学协作，风风火火地推进汉语教学与文化交流。他们曾经邀请王蒙等中国作家来澳讲学，还举办展览与京剧演出，深受公众欢迎。
悉尼大学校长敏感地意识到，在中澳贸易迅猛发展的今天，悉尼大学有必要尽快建立一个多学科多领域的中国研究中心，以推动中澳关系的全面健康发展。目前，悉大中文系、经济系、法律系、医学系等各系共有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一百多人，中国研究中心的任务就是把原先一盘散沙的这些学术教学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有战略意义的研究中心。
当然，作为国际上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著名专家，汉斯在这个中国研究中心的位置十分重要。谈到学术研究，汉斯近年来潜心两大重点。一是他十几年来一直追踪研究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他以浙江、江苏的民营企业为重点，每年都去调查，研究他们如何融资，如何发展，研究他们与其他企业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金融机构的关系。他从企业角度来探讨中国的经济制度，探讨中国的银行业应该如何改革。
汉斯兴奋地说：“一般的研究者习惯于从政府角度看问题，而我们是从企业角度看问题，这是一个新领域，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地方经济特别灵活，中国企业界变化很快，有些企业去年还在今年却消失了，你以为它破产了，其实它是改组了，找到更大的市场了。”
汉斯专注的另一项研究是中国在澳投资。这在澳洲是一个敏感话题。澳洲的企业界希望吸纳海外投资，但是澳洲公众却担心海外资本流入过多。八十年代，澳洲公众担心的是日本投资，如今又担心中国投资。为了让公众了解真实信息，澳洲外交部委托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与全球四大会计公司之一的KPMG，共同建立一个数据库，公布中国在澳所有投资项目的数据。这样，澳洲公众就可以及时了解中国在澳投资的实情，打消不必要的顾虑。这个数据库由汉斯与KPMG的亚洲生意部中国生意部负责人领衔，2013年开始运行。
悉尼大学商学院还由汉斯领衔建立了一个“澳中商网”。如今，中国已日趋成为全球主要贸易与投资大国，而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海外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假如说，中国在澳投资数据库是给公众提供这方面的数据；那么，“澳中商网”就是以澳中商业全球化为主题，全面探讨澳中商业持续发展的可能，给澳洲企业、政府与公众一个深入思考的平台。
汉斯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的论文与专著。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China's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与《企业与生意行为（Enterprise and Business Behaviour)》两部作品集中探讨了中国近年来的政治经济变化以及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及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澳大利亚是幸运的，它不仅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它还有一批象汉斯这样远见卓识的学者为它扫除障碍指点迷津。汉斯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预示着对澳洲矿产品需求的高峰已过，澳洲不能把眼光仅仅集中在铁矿石与天然气上。今后，澳中要转向多样化的合作，澳洲要面向中国的消费者市场，肉类、食品的出口有可能翻番。”我与汉斯这次交谈不久，澳中两国就在2014年11月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澳洲商界与公众无不欢欣鼓舞，一致认为协定将有利于澳洲面向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为澳中贸易开辟新前景。
四年来，澳洲的自由党政府加紧追随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反华政策，中澳关系空前恶化。中澳贸易受到影响，中国在澳投资锐减。澳洲商界、政界、文化界、华裔社区与普通选民对澳洲自由党政府的反华作为非常不满。特朗普下台后，澳洲联邦政府不得不悄悄转弯。澳中关系存在变数。汉斯等中国通与广大中澳人士多年来为加强中澳经济政治文化往来所做的努力不会白费。
五十年前，莱茵河畔长大的男孩汉斯选学了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中文。四十年前，年轻的汉斯放弃他迷恋的中国古典文学，一心扎进对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研究。他当初一定没有想到，他个人的这一稍稍转身，竟使他充当了发展德中关系与澳中关系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亦使他终身奔忙于伟大的东西交往之间。
选自在澳出版新书《这边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