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一天，某知名大学图书馆的一间办公室里，助理馆长一边指戳桌上一叠卡片，一边训斥站在跟前的大个子工友：“瞧瞧你这字，龙飞凤舞的，谁能认得？张旭吗你？”
大个子工友满脸惭色，赶紧收拾了卡片，按照助理的意思去重新抄写。
助理和工友同岁，都是25岁的年轻人，但是地位相差悬殊：前者是本校毕业的正牌大学生，留校任教的正式工。后者呢，只是通过熟人介绍过来的临时工。
若干年后，助理历经各种风波，失去了生计，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份需要安排工作的人员名单上。
这份名单逐级上报，最终呈现在当年的大个子工友手中。他看完名单，指着上面助理的名字笑道：“这位老板当年是我的顶头上司，那脸色很不好看呢。”
其时，大个子工友已经开始主政这个国家，他的龙飞凤舞的手迹早已成为别具一格的艺术珍品。
如果你因此就认为那位助理有眼无珠、没有识人之明，那就错了。
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而周那时只是一名籍籍无名的留欧穷学生。
他也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朱此前曾向陈独秀申请入党，却备受陈的冷落。
他还是第一个公开宣称钱钟书是”国宝“的人。那时钱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在校学生。此后钱的咖位果然被逐步坐实，先后又有了”民国第一才子“、”文化昆仑“等名号。
他还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彼时爱因斯坦在他的欧洲老家也只有两个半知音。
他也是罗素研究第一人，“罗素”的中国名儿就是他给取的，罗素说他“比我自个儿还了解罗素”。
张申府(1895-1986)，原名张嵩年，1895年出生于河北献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是当地的富农，父亲和伯父都是晚清进士。父亲是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曾任北洋政府的众议院议员。
张申府本人从小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拥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1906年，父亲将他送往顺天学堂读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中西结合的学校之一，开设数学、英文和科学课程。
1914年，张申府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又转到数学系学习。
就在北大期间，张申府担任了《新青年》的编委。这份刊物的地位自不必多说，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中国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杂志——可能没有之一。
1917年，张申府毕业，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担任预科数学和逻辑老师。他通过同学郭晓峰，认识了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
李大钊由于工作繁忙，就让张申府帮助在图书馆登录室做一些工作，并不时让他代理主任一职。
1918年，毛泽东由伦理系的杨昌济(杨开慧父亲)介绍，到图书馆登录室打工，直接领导就是张申府。张安排他做一些抄录图书卡片的简单工作。
是时，我在北大已经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太多， 就在图书馆帮助大钊做些工作。我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在主任室的旁边。
其时，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我则负责检查和校对。
毛泽东同志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担任登录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我得时与大钊聚谈。
请注意这段回忆，提到了毛泽东，却没有哪怕一个字儿的关于他俩交往的更多细节。
可见，伟人当年处于“潜龙勿用”的阶段，确实没有引起张的特别注意。这显然是发掘了众多牛人的张申府的一大憾事。
陈独秀常去李大钊办公室闲谈，因此也与张申府熟识。陈南下上海之后，一直保持与张申府的联系。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先后会见了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三人，密商组建中国政党。
8月，陈独秀在上海筹备建党，并给北京的张申府写信强调，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
在这封信里，陈独秀还就党的选名，征求张申府和李大钊的意见。两人商议之后，复信给陈，认为叫“共产党”比较好。
因此，这个当今全球最大的政党的名字，也是由张申府参与定夺的。
10月，罗素携夫人来中国讲学。张申府远赴上海迎接。临行前，李大钊请张申府到上海后，代表他与陈独秀商谈建党事宜。
张申府到达上海后，住在陈独秀的家里，一方面听罗素的讲演，一方面与陈独秀就党的筹组问题，多次交换意见。
瞧瞧张申府这起点、这平台、这朋友圈，他的日常，都是历史啊……
1920年10月下旬，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
但对于张国焘和张申府，究竟是谁先入党的问题，就有争议了。
二张入党的先后顺序非常重要，它关系到”南陈北李“之后谁是第三人的问题！
好在关于这段历史，二张一刘都有回忆录，我们不妨兼听一下。
回北大后，我把见到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之后，我们便进一步商量发展党员的事，并首先想到了刘清扬。
刘清扬是天津人，在天津严氏小学教书。她曾积极参加“五四” 运动，组织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参加、领导了天津青年界的进步团体“觉悟社”，是天津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
8月底，刘清扬到北京后，大钊和我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希望她加入共产党，但她当时却表示对党的组织还不太理解，没有同意。我们认为入党一事不能勉强， 只能待将来有了认识再说。
以后，李大钊找了张国焘。张是北大的学生，在学生中表现积极，热情很高。除了大钊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按照张申府的回忆，他本人和李大钊是北京小组的发起人，本想先发展天津的刘清扬，因为刘不同意，才转而发展张国焘成为第三个党员。
首先，我们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他是研究罗素哲学的，对马克思学说也曾公开表示赞成。
他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要启程到英国去留学，我们这三个发起人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首先计划由张申府乘便在西欧留学生中展开活动。
可是学者气味很重的张申府并不是勇于实行的人，他到达英国即放弃了他那发起人的责任，后来连党员名义也因此消失了。
以上“我们”，显然是指张国焘本人和李大钊。也就是说，是他和李大钊发展张申府成为第三个党员。
同时，从张国焘的字里行间里，能够看出他对张申府有相当深的成见。
1920年7月，天津“觉悟社” 决定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和我出国学习。9月间周恩来同志先出国了。这时，李大钊同志通过张国焘给天津写信，约我到北京谈话。我到北京见了李大钊同志，他说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其中有张申府、张国焘等，并希望我成为第一个妇女中的小组成员。
“五四”运动时，我和马骏代表天津学生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成立大会(这个会是由天津发起的)，张国焘代表北京学生出席， 我们在一起工作。我感到他思想狭隘，既不善于团结人，又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
大约是在“五四”运动接近结束的时候，他向我提出恋爱要求。
本来我们“觉悟社”的社员是不能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的。虽说“五四”运动的火热斗争将要结束，但仍在作坚持长期革命斗争的准备，所以我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个人的恋爱问题，因而我严肃地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
所以，当李大钊同志要我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时，因为张国焘也在小组里，怕他再和我纠缠，我就表示拒绝了。
以上回忆，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张国焘只字不提刘清扬。
而刘清扬因怕被不喜欢的人纠缠，而拒绝加入组织，这个逻辑也说得通。
就在北京党小组成立后不久的1920年冬天，张申府以蔡元培校长秘书的身份，从上海乘轮船赴法国巴黎。刘清扬也在这条船上。
至此，张国焘何以对张申府有很深成见的问题，也有了答案。
张申府和刘清扬两人的关系一直延续到1948年。就在这年底，刘登报宣布与张申府一刀两断，脱离夫妻关系。
出国之前，李大钊和陈独秀就郑重地嘱咐张申府，到法国以后，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他第一个要发展的对象，自然是已经成为他对象的刘清扬。
刘此前拒绝加入组织的缘由已经消失了，这次自然是很爽快的同意了。
刘清扬是周恩来觉悟社的战友，张申府和他也见过几次面，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
周恩来比张申府和刘清扬早一个月到法国，得知二人来到巴黎的消息，自然十分兴奋，时常去他们的住处。也因此很自然地由他俩的介绍， 在1921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法党支部。
周恩来对社会主义向往已久，一直渴望更快的进步，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党还处于创立时期，这些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也没有什么其他手续。
事后我写信把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一事告诉了国内的陈独秀，他当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请注意最后一句，张用了“当然”一词，这多少暴露了他很容易“想当然”和缺乏组织性的缺点，这也是导致他政治生命遭遇无数坎坷的重要因素。
此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旅法五人共产党小组，在张申府租住的索邦公寓3楼成立了。
1922年3月，张申府夫妇和周恩来因故转赴德国柏林，并在张申府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德小组。
1922年在德国。左起：赵光宸、周恩来、刘清扬、张申府
1922年10月初，朱德来到德国，并见到周恩来，向他提出入党要求。
朱德出国前，曾经拜见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并向他提出入党的申请。孰料陈独秀对他的申请反应冷淡。
周恩来把朱德的申请报给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张很爽快地同意了。朱德于1922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介绍朱德入党，也是张申府一直引以自豪的事。多年后，他回忆道：
朱德要求入党时，我和他谈过话。1922年末我就同意了他可入党，我和朱总司令谈过好几次，他那时很要求进步，谦虚诚恳。
我是1923年底回到北京，1924年2月初到广州，在经过上海时，我和陈独秀谈了朱德的入党问题。
最初，陈因朱是旧军人，表示犹豫，我和陈谈了两次，就无问题了。当时入党手续很简单，说一声就行了。
1924年2月，张申府从欧洲回国，来到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州。时值国民党筹建黄埔军校，急需人才。因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荐，张申府受到廖仲恺等人的热情欢迎。
参与筹建的还有外国军事顾问，通晓英语、德语的张申府很快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
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中最高的任职。
张还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可以说黄埔一期都是张申府的学生。
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张开出15人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
张还为周恩来解决了从欧洲回国的经费，全力将他推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
可以说，张申府是周恩来的革命引路人、生命中的贵人。
张种下的这一善因，为他后半生的平安着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4年6月19日，张申府决定退群，离开黄埔军校。
蒋介石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的作风，我更看不惯……另外这时国民党的右派又渐渐抬头了，戴季陶已经不辞而去，我当然更不能干了。
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从不允许他人分享其权力，周恩来对此深有同感：“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
因此倨傲自负的张申府对蒋介石不满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次的退群还是可以理解的。
同样的剧本终于在自己的组织内部上演了。
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列席了会议。会上讨论统一战线的问题时，张反对与国民党结盟，因此与张太雷、彭述之、蔡和森等人发生分歧，继而发生语言冲突。张愤然离开会场。
父亲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应当保持它的独立性，不应当依附其他政党。当时有人说他幼稚可笑，父亲怒不可遏，一气之下表示要退党。
张申府回到北京后，李大钊等人劝他不要退党，他不为所动，愤然道：“大多数人赞成我我就干，不赞成我我就滚蛋，就在党外帮助干。”
以父亲跟蒋介石共事的经历，他已经预感到蒋介石不可靠，曾说蒋介石是一个刚愎自用之人，不可共事，这可能也是他退党的原因。
但是，一群人一起干大事，意见不一致很正常。动辄就吵着散伙，咋能走得远？
且看当时在场的周恩来是怎么看待这一纷争的。
周跟着张申府追出会场，首先表示支持张的看法，同时劝他不可一时冲动，得遵守党纪。并希望他重返会场，继续讨论，以求大同而存小异。
瞧瞧，这就是格局！
周恩来那时也不过27岁，但已经显露出对组织纪律高度的敬畏之心和杰出的解决矛盾的能力。
但蔡和森说我幼稚可笑。我今天仍然记得他的说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
以后几个月在北京，赵世炎设法改变我的主意，但我不为所动。我来自一个不讲妥协的读书人家庭，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
张说自己是“宁折不弯”，说周恩来是“弯而不折”。
“宁折不弯”只能不断退群，“弯而不折”迎来了最终的胜利。这就是差别。
张申府退出共产党之后，先后又多次参与或与他人组建“新群”。
1928年，张申府与谭平山、章伯钧等人，共同筹建中华革命党，成为该党中央机构领导成员。
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姚依林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张申府是游行总指挥之一。
1937年1月，张申府在北平主持召开了华北七省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被推为该会总务长。
1938年7月，国民党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与蒋介石再次遭遇。
两人到底还是不对付，蒋终于有一次当面骂他，说他“反对政府”。
张申府挨了蒋的一通骂，自然气愤难消，就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老毛病又犯了。
1939年9月，张申府与张澜、沈钧儒等12人发起召集宪政座谈会，并被推为宪政促进会的秘书长。
1941年，张申府加入了以抗日、民主、团结为宗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该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申府被推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
民盟是当时中国重要的政治团体，张申府又是妥妥的联合创始人。
可惜不久之后，他又将再次退群。只不过，这一回却是被自己的组织给清理门户……
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在著名报人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第五卷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呼吁和平》的政论文章。
11月15日，民盟以其“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
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直接将张定性为”叛徒“。
按理，呼吁和平，总归没有错吧，为什么会惹得天怒人怨呢？
其实，今日执政方面所揭示的国策，乃是戡乱，乃是剿匪……
看见没有，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诬蔑人民解放军为“匪”。这不是要彻底断绝跟那边的关系吗？
要知道，当时人家蒋介石自己都不称解放军为“匪”了。
另外，”和平“本身确实没错，政治完全正确，但是不合时宜。
当是时，人民解放军刚在东北战场取得胜利，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双方胜负格局已定。
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会转移他们的战志，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
这套辞儿，不是明显跟他当年的老部下提出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唱对台戏么？
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也必是为国为民，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不是别有动机，别有背景，而不是为那一作战方面谋取喘息整补空隙时间。
不用我党亲自出马，自有老张的自家人——民盟出面清理门户。
1948年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开会，在张申府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如下决议：
张申府最近于《观察》杂志第五卷第九期更复发表‘呼吁和平’的荒谬言论，公开承认蒋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诬蔑人民解放军为匪。
张申府之言行，既如上述，显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本盟为贯彻历来之政治主张，应将其盟籍开除，以维纪律。
张申府被民盟开除，标志着他彻底被赶下中国的政治舞台。
面对民盟和中共方面的强大压力，张申府仍然不为所动，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
由于当时张申府仍在尚未解放的北平，中共暂时还奈何不了他。
自张的《呼》文发表后，刘清扬就感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于是问计于邓颖超。邓说，张申府先生写了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
1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的启事：
香港消息：刘清扬致函民盟沈钧儒和章伯钧，对张申府的思想堕落及其背叛人民的立场，表达无比愤慨。信中表示她要与张申府断绝一切公私关系。
一对近30年的患难夫妻，被一篇文章拆散，真让人不胜唏嘘。
一方面是时间延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与父亲受罗素和平思想的影响有关。抗战胜利后，父亲一直反对内战，力主和平，这与早些时间共产党、民主党派的主张相吻合。
几个月之前中共自己也曾做出同样的呼吁，但我不知道战局在农村中已扭转了，中共已取得上风，他们要打下去直到胜利为止。几个星期的时间，几百里路的距离，使我的文章落后于中共的观点。
1955年3月9日，他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忏悔》的文章：
我最不该在一九四八年十月间，在北京就将解放，蒋介石卖国反动政权崩溃之势已成的时候，荒唐地写出一篇足以迷惑人心、扰乱阵营、动摇士志、阻挠人民革命大业、而延长蒋介石反动政权寿命的《呼吁和平》，且登在当时流行最广的一个刊物《观察》上。
幸而当时党与民盟采取了必要的紧急措施，才使得一种极不利的局势未至形成。这更是由于我一向过于主观，过好表现，不知自己立场，发言不考虑后果，不能周观周围全部客观事实，迷于局部表面情况，而不能深察事情的底里，与党的路线不能配合，以致整个丢弃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孰料，到了晚年，张申府又对人解释发表此文的另一个背景：
我写这篇文章，赚了3000元。您要知道，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教授们那时都断粮断饷，吃饭是一个问题。
储安平，《观察》杂志的主编，当时是很著名、很受尊敬的人物，他向我索稿，我怎能拒绝？
他的杂志是当时民主刊物中销路最广的，同时一交稿就有稿费。我大概是他稿酬最高的作者之一。
真是节操碎了一地还一脸无辜，末了还不忘炫耀自己的”稿酬最高“。
枉你打小就读圣贤书。古有叔齐宁死不食周粟。而跟你同时代的朱自清，三个月前刚给你做出了”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榜样。
张申府的前半生，几乎踩中了所有的历史热点，不啻是20世纪中国政治的“活化石”。关于他奇幻人生的大起大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我的理解是：因为他的前半生太顺了。
张的一生，让我想起了清康熙年间的一位奇人。
他因机缘巧合，与童年的康熙成为好朋友；后来，又糊里糊涂泡上了金枝玉叶的公主；再后来，又随便遇上了当时最大的反政府组织的大BOSS，被他收为徒弟，并直接晋升为一个分公司的老总；再后来，又随便遇上了当时最大的黑社会组织，与其大BOSS的夫人成为情人；再后来，又莫名其妙遇上当时的武功最强人，学会了一种实用的脱身之术，得以百无禁忌地行走江湖；再后来，又被皇上随便任命为征讨将军，大杀四方，削平了三藩；再后来，又被皇上随便派去北方，搞掂了中俄边境……
他的人生就这么随随便便，松松垮垮，糊里糊涂，在牛人堆里打滚，在历史尖峰上跨越……
只不过，这位奇人是小说家虚构的。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读。
张申府的前半生，是不是丝毫不逊色于以上这位奇人？
与张不同的是，这位奇人却有极高的情商，对人性有极深刻的洞察力。
张申府则完全相反，只图自个儿爽快，一触即跳，快意恩仇，率性而为。
张的人生起跑线，是绝大部分世人终身追求的天际线。别人拼了老命要追求的目标，只不过是他日常生活的举手投足而已。
因此，他对他唾手可得的历史机遇毫不在意，对组织缺乏应有的尊重，受不了一点点委屈。
对此，张自己有过反省：
我总是不理后果，想到什么便说什么，我没有政治智慧，不懂得有时要开一眼闭一眼。结果受到党的最严厉的批判，我的政治地位从此遂完全扫地！
不妨对照一下，他当年那位老部下是怎么对待委屈的？
毛泽东在组织内部遭受过四次重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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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领导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他，被错误撤销前委书记职务，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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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6月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上，握有军权的他，人为落选前敌委员会书记，被迫离开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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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赣南会议时，身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苏区军委书记的他，又被剥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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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期间，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他，再次被剥夺了军权。
以上任何一样委屈的万分之一，搁在张申府头上，都足以成为退群的理由。
那毛泽东又是怎么看待这些委屈的呢？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毛泽东自己选择了后面一种态度：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真是：组织虐我千百遍，我待组织如初恋。
1949年之后，张申府没有固定工作，生计没有着落。章士钊出面向毛泽东求情，予以安排工作。
毛泽东笑道：“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好安排他的工作啊！”
就因为这句话，张申府晚年回忆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列位不妨想想看，建国初期，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有空有心“到处说”这点烂事儿吗？估计伟人至多只是开玩笑式的说了一次，张却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以上这件事可以佐证熟人给他的定性：向来“责己宽，责人严”。
张申府发表《呼吁和平》，对新政府而言，是人生的一个重大污点。在当时凛冽的政治空气下，一般来说难逃一劫，更不要说找到工作。
关键时候，周恩来出面了。他亲自安排张到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工作，并为他亲批了住房。
张申府自此在北京图书馆采集古籍，专心于文史资料的整理研究。
他的人生始于图书馆，又终于图书馆——到底是个书生，书斋和学术研究，才是他的本分。
1957年，张申府毫无悬念地被打为右派，此后基本上从公共视野里消失，以至于世人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
直到1978年之后，张申府的名字才如“出土文物”一般渐渐见诸于报端，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人民日报》发表讣告，称他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老天爷给他如此高寿，彷佛就是要他亲眼目睹他联合创始的政党，从三五个人发展成全球最大组织的全过程。
然后就差指着他的脑袋说：”老张啊老张，瞧瞧吧，这个当年被你抛弃的组织，现在搞的多大啊。但凡当初你稍微……也不至于……叫我说你什么好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以张申府的那颗小心脏，忍得了第四次代表会，忍得了后续连绵不绝的各种洗礼和摩擦么？
放弃不该放弃的固然可惜，坚守不适合自己的，可能也会导致更大的悲剧。
时也，势也，性也，运也，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