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6日，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混乱的撤退现场，一架美军C-17运输机升空。接着，人们看见两个身影从飞机上坠落。三天后，阿富汗媒体确认，其中一位是阿富汗青年足球队队员扎基·安瓦里（Zaki Anwari）。
这位年轻的足球运动员出生于2003年3月21日，是全家最小的孩子。在家人、教练和朋友们的口中，他是个善良、幽默的人。“每个人都喜欢他。”扎基的哥哥扎基尔·安瓦里（Zakir Anwari）说。
扎基的朋友赛义德告诉凤凰网《在人间》，他和扎基曾经是同班同学，放学后经常一起玩足球。2019年，他跟着全家离开阿富汗，临别时，扎基送了一个特殊的礼物——在他脸上轻拍了三下、打了一拳，最后亲了一口额头。他们此后一直保持着联系。
塔利班蔑视体育竞技活动，足球队不仅面临解散，球员还可能遭遇报复。他们踢球的绿茵场，正是上一段时期塔利班治下施行公开处决——斩首、枪杀、石刑、断肢的地方。无数阿富汗运动员想要逃离塔利班的掌控，扎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
大国政治、宗教、军事、贫穷、历史，所有宏观因素在阿富汗聚集，将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在一个月内搅成了一个巨大的泥潭，吞噬着人们熟知的日常，也吞噬着生命。它让一个名为扎基·安瓦里的年轻生命在2021年8月16日戛然而止，也让无数阿富汗人的命运走向了未知的迷雾中。
凤凰网《在人间》独家采访了扎基的哥哥扎基尔，以下为他的口述：
■ 扎基（左）与哥哥扎基尔（扎基尔供图，下同）。
我叫扎基尔，是扎基的哥哥，比他大两岁。我们是四兄弟，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我们家在阿富汗算是中产阶级。父亲曾在通信部门工作，很早前退了休；现在，他开了一家卖手机的店。扎基偶尔会去店里帮忙。
扎基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不管是在学校、街区，还是店铺、球场，都比我更受欢迎。 大家喜欢他的幽默、善良和热情；也 喜欢他待人接物的方式。 放学回家的时候，他用自己独特而搞笑的方式跟大家打招呼。 有时候，他坐在父亲身旁，捏一捏他，随后发出一阵爆笑声。 在学校，他模仿老师，逗得老师和同学大笑。 他让每个人开心。 大家也都爱他。 即便在今天，人们只要看到照片（想起他的事迹），还会落泪。
扎基在Isteqlal高中（注：一所法国政府资助的学校）上学，学习非常努力，每门功课都是A，老师很喜欢他。我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因为年纪大些，一开始大家都称他为“扎基尔的弟弟”，但后来他在学校比我更出名。
如果塔利班没有攻占喀布尔，按照原计划，扎基打算出国上学。他刚刚考了十二年级的期中考试，只剩下一门课还没考。我们关系好，他会跟我说任何事。他总说：我不想在阿富汗上大学，我想去留学。这个夏天，他便为此努力着。扎基准备参加Kankor考试（注：阿富汗的大学入学考试，类似高考），在校外报了三门课，又在Muslim Institute上英语课程。他希望通过Kankor考试，获得奖学金，然后顺利留学。
■ 穿着球服的扎基在绿茵场上。
他第一次接触足球，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时，我上三年级。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经过一个名叫Shahr的公园，总会玩会儿足球。20年前，我们家日子不太好，买不起足球。我俩就用板球、塑料瓶或其他东西代替。
他的第一个教练也是我。我在灰扑扑的广场上，教他足球技术。妈妈老帮我们洗球衣，但每次踢完球，衣服又变得脏兮兮的，像好几天没洗似的。
没过几年，扎基的球技就比我好了。每个人都想跟他组队。如果你问他的朋友，大家都会告诉你，他的球踢得真好。
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后来，我们还在shahr公园的操场上打比赛，有时还跟比较专业的球队对抗。那时太快乐了。
扎基从小跟我一块玩。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也成了一名足球爱好者。我最喜欢的球队是巴萨，他也跟着我喜欢上了巴萨，从不错过它的任何一场比赛。阿富汗跟欧洲有时差，巴萨的比赛总是在阿富汗时间的深夜或凌晨，但这阻挡不了扎基。我记得有一次凌晨两点半了，我俩还在看皇家马德里对阵巴萨的球赛。
扎基最喜欢的球星是梅西。他小时候在自己的书本和笔记本上贴满了梅西的照片，还有很多偶像的海报。他希望成为像梅西一样的足球明星，活跃在国内和国际赛场上。他打算出国深造，也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渴望成为激励大家的偶像，让整个家族、整个阿富汗以他为荣。
■ 扎基与哥哥的自拍。
我和弟弟从没在塔利班的统治下生活过。我只听说，女孩不允许去学校（12岁必须回家），还有其他非常糟糕的事。
我出生在二十年前，还未见过今天这样的阿富汗。每天我都听说有爆炸、抢劫发生。这里并不安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阿富汗的巨变、机场的混乱、人们谈论塔利班的样子……这些让他感到紧张。
8月16日当天，婚后在外居住的大哥来到我们家。二哥有护照，还有为外国人工资的证明。当时的一个谣言讲，只要拥有为外国人工作的证明，哪怕没有签证，也可以在帮助下离开阿富汗。大哥跟二哥说，这是一个逃往国外的机会，即便四兄弟中只有一人出去，对整个家族来说也有利。当他俩准备去机场碰碰运气的时候，扎基嚷着要一起去，理由是协助看车。
他穿着一身开心果绿色的阿富汗长衫，还有我的坎肩和凉鞋。坎肩里有我的口罩和耳机。他只带了自己的一个手机和手表。大约十点钟的时候，他们启程去机场，我也出门了。
10点57分左右，扎基打了一通电话给我。我问他们“在哪里”。他说：“大哥和二哥都在飞机附近。我关了车门，跳下了墙，也接近飞机了……我现在到了一个地方，他们要我写下名字，但不让我带手机进去。我得扔掉手机。”
我大叫着：“别去！别去！回来，回到车里。”
扎基说：“把一切交给神吧，哥哥，这是个挺好的机会。”
很多人聚集在机场一带。没有护照和签证的阿富汗人也涌向那边。扎基将离开想得太过简单。也许他听信了谣言，或者他太过害怕塔利班，又或者看到别人去了机场就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总之，那一天一切都不正常，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他挂断了电话。我没太在意。11点15分的时候，扎基又打电话给我母亲，说“为他祈祷”。我母亲非常担忧，大声地阻挠道：“别去！别去！赶紧回家！你没有护照和签证，怎么去？”但最终，他没有听母亲的话。
10到15分钟后，扎基的电话打来了。那时，我和姐姐、母亲待在家里。姐姐接了电话，以为是扎基，跟那边打招呼。电话那头的人却问：你是谁？我姐姐道明身份后，那个陌生人说，扎基死了。
顷刻间，我脑袋一片空白。家里的人嚎啕大哭。我揣着手机，走出家门，尝试联系扎基。电话通了。我问对方“你是谁”？那个人回答，“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死在飞机轮子下。叫救护车来机场吧。”说完，电话就挂了。我无法用任何言语来形容当时的感受。
我立马赶往机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现场的混乱。我看到塔利班的人对着人群开枪，不让我们进去。一个塔利班士兵发现了我，用棍子击打我的大腿和后背，但我忍着疼痛逃跑了。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闯进去的。等我到候机楼的时候，人潮拥挤不堪，仿佛全喀布尔的人都在机场。人群里，有男人女人，也有小孩老人。
我整个人失魂落魄，只知道四处寻找弟弟，迫切地追问，“这一切是不是真的？”然而，他们说，是真的，真的发生了……他们还描述了我弟弟的着装。我不敢相信，真的不能相信，我叫喊着“这些是谎言”、“全是假的”。我继续寻找，找遍了每个角落，还去了机场跑道。那儿站着美国士兵。我用英语问他们弟弟的情况。他们指了指，说遗体在那儿。我跑过去，看到了几具遗体，都是当天死去的人，但没有弟弟。
我逮到一个人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给我看了三张机场遇难者的照片。第一张不是，第二张就是我的弟弟扎基。他的脸已经摔得不能辨认，但那身衣服我认得。那一刻，双脚突然失去力量，我摔倒在地。实在太难了，没人能承受这样的痛苦。
当重新站起来后，我继续寻找起遗体的下落。有人说，遗体被拉去了四百床医院（400-Bed Hospital）。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便离开机场，直奔医院。
到了医院，大哥和其他几个亲戚也在。那里有八具遗体，但没有扎基的。我们又去了Wazir Akbar Khan医院，那儿有四具遗体，扎基的也不在。我们心存希望，既然没有弟弟的遗体，那他可能还活着。
当天晚上，家里每个人都哭了，祈祷扎基尚在人间。
翌日周二，我们又去了一趟四百床医院。昨晚九点钟又有两具遗体送过来。哥哥不让我进去。我在外面焦灼地等待 。等他们出来后，告诉我见到遗体的时候，第二具就是扎基。他们在那里把他放入棺材。
医院不肯借救护车，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租到一辆。带着扎基的遗体，我们回了家，为他举行了葬礼。
我是最了解扎基的人。他出国只是为了上学，不是不回来。他曾经有非法离开的机会，但那时没有走。我们生长于一个宗教家庭。父亲总提醒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因此，弟弟的一个心愿是让母亲高兴。他的幸福和我们的幸福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