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威，1983年出生于沈阳，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脱口秀俱乐部创始人；原创民谣歌手，专辑有《狼北方》。
讲述 张威
主笔 团团
这是我第二次逃去日本。第一次是19岁，而这一次，我已经33岁。
离开北京时，我一无所有。我甚至想好了，这次去日本，找个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碌碌一生。
经历一次又一次失败，梦想什么的，已经跟自己无关。文艺的梦，就做到这吧，该醒了。
我像条丧家犬般，走在日本繁华的街上。人来人往中，只有我一个失意的身影。
这一整条街都是卖乐器的，我读书时常常独自来逛。
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指引着我来到这里。
不知不觉中，我迈步进一家装潢老旧的小店，墙上挂着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中古吉他。
有一把和我年龄相当，是80年代初的morris老吉他，成色很好，价格也合适，我一眼看中了。
半夜，在小单间的榻榻米上，我抱着老吉他开始换弦，调弦，磨琴桥、琴枕。房间里灯光很暗，安静得只能听到琴弦被拉紧时发出的“嘣嘣”声……
一个念头冒出来：如果在之后几十年的无聊生活里，能弹弹吉他解闷，也是好的。
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
我和父亲
01
从幼儿园开始，我就住长托了，一礼拜回一次家。
父母总是吵架、砸东西，父亲甚至会动手打人。
记忆里最美好的画面，是停电的夜晚。
家里点上蜡烛，在微弱、摇晃的火光下，父亲拿出他的老吉他。
他其实不太会弹吉他，每次停电，都只能弹出一段简单的旋律——来自一首俄罗斯的曲子。
黑暗中，烛光把父亲的脸映照得红彤彤的。他笑着问我，还想听什么曲子？
“小星星！”小小的我，只知道这首歌。
“好。”父亲抱着吉他，很认真，在第一根琴弦上，一个音一个音地弹着……
02
13岁，父母离婚。
母亲一个人离开家，离开沈阳，去了日本。之后很多年，我们再没见过，只有我过生日的时候，会收到她托人捎来的礼物。
从幼儿园到小学四年级，我学了6年书法。
我挺喜欢音乐的，问母亲，为什么不送我去学钢琴，她说，钢琴多贵啊，学书法便宜。
童年里，父亲的老吉他就是我的玩具，我时常抱着它，胡乱拨出几个音。
这把老吉他当过仓鼠的笼子，翻过来就是我写作业的小桌子，它也是我和表哥打架时的武器……
初中，我开始疯狂着迷Beyond乐队，迷恋到自己用水彩笔在家里的白墙上涂鸦了“BEYOND”六个大写字母。
有一次，学校文艺汇演，我鼓起勇气报名参加了。
选节目时，我抱着父亲的老吉他，上台唱了一首beyond的《AMANI》。
教导主任跟我说：“你唱得不错，就是这个弹吉他的声音能不能再大一点？”
“老师，真的不能再大了，我已经很用力拨弦了……”我一边极力解释,一边使劲地用拨片去刮最上面的那根弦，都快刮断了。
最后，没能选上，我挺伤心的。
03
初中毕业的暑假，我和父亲说想去学吉他。
父亲同意了，他给我买了一把新吉他，220块钱，吉他课的学费是150块。
第一节课，吉他老师说，我们今天学一首歌《痛哭的人》。
“一下午就能学一首歌吗？”我惊讶地问。
“没问题的。”老师笑着说：“好，我们先来弹第一个和弦……”
看老师演示，我完全傻掉了。原来还能两根弦同时按？我从来不知道。
父亲弹吉他只有单音，我也就认为吉他只能弹单音。原来和弦的声音可以这么大，而且有这么多旋律……
这一刻，我突然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文艺汇演落选。
跟着老师学了一个多小时，整首歌我都会了。
我气冲冲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展示：“我给你弹首歌，叫痛哭的人，你听着。”
看我表演完，父亲点点头说，弹得挺好。
我扬起下巴，轻蔑地对着父亲说：“这才叫弹吉他，你懂吗？”父亲什么也没说，转身做饭去了。
“如果不是你什么都不会，我就不会弹得这么烂，哪怕你会弹一点点的吉他，多教我一个和弦，那次文艺汇演也不会落选了。”我心想。
少年时期的我，打心底里责怪父亲，甚至有点儿瞧不起他。
04
高中时，我在班里组了个乐队，就叫“高三6班乐队”。我们四个人，一个吹长笛，一个弹键盘，一个弹华彩吉他，我是主唱兼吉他手。
我经常用父亲的老吉他练习弹唱，甚至想在上课的时候也练练吉他指法，但是这把吉他太大，没法带去学校。
于是，我把父亲的老吉他，锯断了。剩下的琴箱，被我一脚踩碎。
咣……重重一声，琴弦断了，老旧的木料碎得四散纷飞。琴把锯断之后，上面没有琴弦，它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我拖着老吉他的残骸，出门，下楼，抬手往垃圾堆里一丢。它落在一堆五颜六色的垃圾中间，和它们一样破破烂烂。
几天后，我一边弹着新吉他，一边随口跟父亲提起：“你的老吉他我砸了，它太烂了。”
“好好的，砸它干什么呢……”父亲看了我一眼，居然没有骂我，甚至没有发火。
“反正你也不弹，丢在柜子里积灰。我弹着不顺手，声音太差，不想要了，还是新的好。”我拨弄着新吉他，头也不抬地说。
父亲什么也没说，转身做饭去了。
这个事就这样过去了，没人再提。我以为它在我心里也就这样过去了，许多年，我都没有想起一次。
日子过得太快了，我一个劲儿往前跑，来不及回头看。
05
高中毕业，我想出国留学，打定了主意要去。
父亲说出国读书太贵。我说我自己打工赚学费，不花你一分钱。
青春期的我和父亲“水火不容”，没说几句话就能吵起来。
换个环境，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吧。
去哪里呢？第一个出现在脑海里的国家，日本。
嗯，妈妈也在日本，说不定能找到她。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她了。
我准备边打工边读一年语言学校，再考大学，目标是早稻田大学。
坐在飞机上，看着沈阳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我暗下决心：终于离开这儿了，我一定要在日本混出个样子来，给你们看看。
2002年10月7日，19岁的我独自前往日本。
到横滨吃的第一顿饭是房东请的，吉野家最便宜的牛肉饭。
刚到这儿，我觉得日本什么东西都贵。我和另一个女孩，不约而同地把盛牛肉饭的泡沫碗用水刷干净，准备当作平时吃饭的碗。
它一直在柜子里，没用过。半年后搬家时，我收拾东西，一打开橱柜，看到这个洗得干干净净的碗，心里五味杂陈，差点哭出来。
06
我们的宿舍在横滨的郊区，出车站，还要走路翻一个小山坡，走上20多分钟才到。
我们这个“寮”（宿舍）是一座日本民宅改建的，原来的屋主破产了，房子被中国房东收来做留学生宿舍。
10几个人住在一个“寮”，两个人睡一间卧室，上下铺，厨房、客厅、卫生间和院子是共用的。
我白天在语言学校上课，晚上就自己找地方打工，人生地不熟的我日语也说得不好，我连找了几天都没结果……
大家经常为一个职位抢得“头破血流”。我问了一圈才知道“内幕”，留学生想找到工作，有时还得给中介塞钱。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刷碗，在一家叫“金临门”的香港料理店，它位于横滨市中心一座摩天大楼“yokohama sky”的顶层。
刷碗工一小时的薪资是760日元，相当于60多元人民币。
我每天4点半下课，6点前赶到餐厅，一直干到晚上11点，再坐地铁回宿舍。
跟你们说一件很好玩的事。
这家餐厅里最贵的菜是烤鸭，但其实是“假烤鸭”，只是用大油锅炸了一道，根本没烤。因为店里根本没有烤炉！
“炸鸭子”由服务生端上去，在客人面前片好，他们只用鸭子背部的一小方块肉，包成4个鸭饼，其余部分就端走，直接丢掉。
我觉得太浪费了，问后厨的人能不能把鸭子给我，他们欣然同意了。
于是，我每天下班拎着两只鸭子回家。左手一只鸭，右手一只鸭。
我上铺的大哥之前做过厨师，每回他从我手里接过鸭子，都要笑嘻嘻地说一声：“您辛苦了。”
日本的肉很贵，大家都不舍得买，而每晚带回免费鸭子的我，被他们尊称一声“鸭哥”。
深夜，一屋人子围着刚出锅的热腾腾，冒着肉香的鸭子大快朵颐，真是太满足了。
07
10月来到日本，一晃就进入了横滨的冬天。
这里的气候和沈阳完全不一样，有属于沿海地带的温暖、潮湿，难见积雪。
1月，快过年了，来到这里三个多月，我有点儿想家。
大年三十在宿舍里过的，一帮人闹哄哄的，做了不少菜。
这天晚上，其他人都接到了家里打来的问候电话，唯独我没有……父亲明明有我在日本的号码。
这个年过得挺冷清的，还是一样每天上课、打工。
之后给父亲打电话，才知道他是搞不清怎么打越洋电话。别的父母都能学会的事，为什么偏偏你就不会呢？打一个电话，问问人，就这么难吗？
一堆埋怨在我心里堵得慌，像系上了一个死结，很多年都解不开。
08
为了自己赚够学费，我开始拼命打工。
第二个打工地点是一家“现象所”——洗胶卷的工厂。工厂在偏僻的郊区，坐电车去要一个多小时。
我的工作时间是晚上6点半到凌晨2点。因为赶不上最后一班车，我只能在厂里呆到早上。
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操作一个大机器，把胶卷放进去，再等着照片洗出来。
工厂很大，夜里有上百人在工作，大多是中国人和斯里兰卡人。
凌晨，住在附近的人都回家了，我一个人在休息室坐着，有时也在卡拉OK里呆一整晚。
第二天一早，我掐着点坐第一班电车回去，补个觉就赶去学校上课。
这还不是最疯狂的，考大学前一年，打了一年的夜工。
我找到一份罗森便利店的夜班工作，每天晚上9点干到第二天早上7点，一周6天。
在店里值通宵夜班，没地方睡觉。一般12点之后就没什么客人了，我趁着夜里的时间看书、刷题。
早上下班，回家睡一会，紧接着要坐一个小时车去学校上课。下午5点放学后，再眯一个小时，就得赶去便利店上班。
这一年里，我每天睡觉的时间不到4小时，脸色很苍白，黑眼圈重得吓人。
我和父亲两个月通一次电话，他一直以为我在日本过得很好。
可他不知道的是，我每天光给人鞠躬就要上百次。到了夜里，腰和脖子都疼得要爆炸了，腿又酸又麻，眼睛也累得睁不开……
我不想父亲担心，再苦再难，一个人咬咬牙就熬过去了。既然出来了，就要拼命混出个样子。
09
2005年1月19日，我收到了早稻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考上了教育学部。
为了这一天，我用心准备了整整两年半。
其实我也不确定自己能考上，但读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而且签证也快到期了……
为了在日本活下去，我没有退路，只能放手一搏。
考上早稻田，父亲是以我为荣的吧……如果母亲也能知道这个消息就好了。
发榜当天，我刚下夜班，连宿舍都没回，直接坐车到早稻田的校园。
教育学部前面立着一个告示牌，我挤进人群去看发榜结果。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金榜题名。
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很快褪去，迎接我的是开学的第一笔费用“90万日元”，包括半年的学费和入学金。
交完钱，我全身上下只剩1000日元了，而距离下一笔兼职工资入账还有10天。
幸好，我在宿舍囤了很多吃的，靠存粮饿不死，也能捱过10天了。
我每天都会去宿舍楼下的ATM机查询卡上的余额，数字一直显示是1000零几块。我不敢再提款，这我最后的财产。
直到第四天，我突然看见屏幕上显示“19800”，以为自己眼花了。
我又定睛一瞧，原来不是“19800”，是“198000”！
哪里来的钱，怎么可能？这简直是一笔巨款！
我一次性把钱都取出来了，高兴了半天，但不敢乱花，总觉得是某黑帮的诈骗，之后要敲诈勒索我……我只买了一点零食和饮料改善改善生活。
4月，开学后的第三个月，我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早稻田大学的邮件，上面写着：因为你入学成绩优异，所以我们将入学金的一部分退还给你，作为奖励。
原来是奖学金，而且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还是我自己做的……
在早稻田的四年是快乐且自在的。
打工之余，我参加了学校的搞笑社团，开始表演小品。
大二和大四时，我报名参加了日本的喜剧综艺选秀比赛。
我一个人演过日式幽默短剧，也两个人演过漫才，虽然海选第一轮就被淘汰，但都是很有趣的尝试
空闲时，我会去看线下的喜剧表演，也喜欢去街头，看日本音乐人唱歌。
喜剧和音乐有一种共同的魅力，让人沉浸，也使人放松。
10
2009年4月，在“三菱重工”专属的温泉度假村里，我和近100个二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一起参加入职典礼。
除了包括我在内的两三个中国人，其余都是日本各地来的优秀年轻人。
庆祝宴上，大家在一起碰杯，他们高声大喊：“接下来的30年请多关照！”
说实话，我吓到了。
三菱重工作为日本知名企业，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大厂”“顶流”。
他们费尽千辛万苦考上好大学，就是为了找到这样一份收入稳定、社会地位高的工作。一旦入职，就要“效忠”企业一辈子，他们从没想过自己还会离开。
这个工作确实不错，但我不能确定自己会干多久。难道从此刻起，未来的人生就一眼看到头了？我心里有点发毛。
三菱重工在东京品川有一幢摩天大楼，和其他几个日本著名企业共占着这一块商业要地。
我所在的部门是做大型压缩机透平机的，虽说是“部门”，但它实在太大了，算上地方的工厂，各个环节的人，得有几千人。
而我只是众多“螺丝钉”里的一个，负责中国大区的销售对接。
下班后一个人的夜晚，我时常在家自弹自唱，许多孤独寂寥的日子是音乐陪伴了我。
但我也知道，自己的歌唱得挺一般的，也许“说话”和“搞笑”更适合我吧……
11
日本的经济愈加不景气了。
2010年夏天，整个部门从东京撤出，调回到广岛地方工厂。
我一时间难以适应，这么多年来积累的人脉，东京多彩便利的生活，多元的活动，还有女朋友……都离我远去了。
广岛的太阳很毒，我穿着背心走在路上，汗珠都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变得滚烫，滋滋作响。
工作是枯燥无聊的，下班之后，我除了逛超市，就是在公司的社员寮里用PPS看节目，正值中国的《快乐女声》开播。
这时候还没有微信，日本的“小春论坛”我经常玩。
上面有一个人发帖子说：现在国内怎么了，“快女”里有一个叫“曾轶可”的，唱歌这么难听，居然还这么火？然后粘贴了几首歌的链接。
我点开之后一听，虽然不能说唱得很好，但作曲确实有自己的风格。
我回帖子支持她，遭到很多网友的围攻。
不过，看到节目里这么多年轻人上台唱歌，勇敢展示自己，我挺羡慕的。
节目看多了，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也能去试试……
12
之后的一天，我听说了一个消息：有个新社员从宿舍6楼跳下来，自杀了。
尸体被很快抬走，连血迹也清洗得干干净净。
我和他不是特别熟，甚至没说过话，只知道是和我同期入职的。在入职的庆祝宴上，也许我们还一起碰过杯……
追悼会上，我们去了200多个人，大家都穿着黑色西装，沉默不语。
逝者的父母和弟弟坐在棺木的旁边，一直低声啜泣。
走出冰冷的殡葬大厅，外面的太阳还是一如既往地毒辣。没一会儿，汗水便顺着脸颊流进脖子里，我西服里面的衬衫很快湿透了。
我突然觉得浑身上下疲惫不堪，有一股冰冷的东西在体内散开，不禁打了个寒战。
只能选择死了吗？如果不死的话，还有很多可能的吧，为什么不再试试呢？
这突如其来的“自杀事件”就像一个“暗示”，不断在我脑海里盘旋。
就在这个酷热的夏天，我下定决心从三菱重工辞职，回国。
离开广岛之前，寮长叫住了我，他疑惑不解地问：“你确定要从三菱重工辞职吗？”
他的潜台词是：这么好的工作，怎么会有人想离开。
我点点头，笑着对这位满头白发的日本老三菱说：“我要回中国，去追梦”
13
2010年冬天，我在北京首都机场下了飞机，一个人背着两个大包，推着巨大的行李箱，还拎着一个提包。
走出机场，我用力吸了一口北京的空气，冰冷、浑浊，熟悉又陌生的味道。
从2002年10月独自去日本留学到这一天，八年里，我是第二次回国。
第一次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回了一趟沈阳老家看望亲人。
五年多不见，父亲又老了许多，但脾气还是一如既往，几句话，我们爷俩就能怼起来。
我一个人悄悄去了大舅家，凭着儿时的记忆，找到了他们家的老房子。沈阳都拆得不像样了，我差点迷路。
一开始敲错了门，邻居说是旁边那栋。
进了大舅家，我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还留下在日本的电话。我和大舅说：“如果母亲愿意联系我，就让她打这个电话吧。”
大舅的表情有点犹豫、迟疑，他们一直和母亲有联系，但不愿意告诉我。
是怕我给母亲添麻烦吧……相比我这个侄子，他更需要保护自己的妹妹。
回到日本后没几天，我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我们在东京见面，她说自己一开始来日本也吃了很多苦，后来一边打工一边慢慢扎根，现在又成立了新的家庭。
母亲的样貌和我记忆中的模糊印象缓慢重叠，最后变成了如今的新样子。
小十年没见，我们母子俩都有点拘束，不知所措。
我和母亲说，我在早稻田上学，一切都好。
母亲笑了，欣慰中透着一丝尴尬，尴尬中带着一丝无奈。
最初选择去日本留学，也有母亲的原因，19岁的我懵懵懂懂的，只想着逃。
一个人逃离，一个人打拼，一个人在日本站稳脚跟，然后，又有了新的生活……我们母子俩的路，何其相似啊。
但这一次，我是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愿回国的，虽然身边人都极力反对。
相比平静如水的日本，中国有浪，一股接一股的大浪。我也想乘着这大浪，任性地追一回梦。
14
我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国BON蓝海电视台做实习生。
我想自己做一个英文脱口秀节目，名叫“Panda Panda”。
一个人窝在摄影棚里写稿、录制、剪辑，我满心想推出一款自己的作品。但最后这个节目直接被台里毙掉了，自己确实能力有限。
不久后，我去参加了北京卫视的一个求职选秀节目“勇闯娱乐圈”。
在舞台上，我一个人表演了几个日式小短剧，评委们都很喜欢，我入选了。
终选环节，我面对的两家公司分别是“开心麻花”和“光线传媒”。
我毫不犹豫选择了电视行业的“大佬”——光线传媒。满怀欣喜，我以为自己入职了传媒界的“天花板”，未来定是前途似锦，风光无限。
看着公司墙上的一众娱乐节目主持人：谢楠，柳岩，大左……我梦想着成为他们。
但我还是太幼稚，对这个行业根本一无所知。
一整年时间里，我只是明星访谈节目“最佳现场”的一个边缘人员，坐在角落里，镜头很少。
我不是主持专业出身，只能偶尔吐槽几句。很快，我被“无限期冷藏”了。没有节目，就没有工资收入，我像一个顶着“光线传媒”光环的无业游民。
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深深的挫败感。
15
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去过几次北京的线下脱口秀开放麦。
由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组织，在鼓楼东大街一个中老年的活动室里，因为场地免费，屋子挺小的，只有十几平米。
老年活动室里零零散散摆着五六张椅子，前面是一个直立着的麦克风。主持人介绍完，大家就轮番上去讲自己的段子。
观众两三个，演员五六个。第一次上台时，我抱着尤克里里上去，边唱边讲，场子很尬。
但喜剧我是发自内心喜欢的，我是一个“表达欲”爆棚的人。
自己在家的时候，会忍不住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半夜想到一个好玩的事儿，也会马上跳起来，对着镜子“吐槽一番”。
体内好像有很多能量需要释放，有很多话想说给人听。喜剧和音乐，是我仅有的“出口”。
16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开始频繁参加各种选秀节目。
2013年，我去参加山东卫视的“中国星力量”，边弹尤克里里边唱了一首英文歌。
评委是瞿颖，她委婉地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相信你做其他行业也可以很好。”
太婉转了，婉转地像一把刀子。
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似乎总有一团火，在身体里上蹿下跳，发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我又陆续参加了“黄金100秒”“快乐男声”“星光大道”等比赛。
在“星光大道”现场，我注意到一个中年男子，他拽着一个大行李箱风尘仆仆地赶来。
海选上，他拿着自己的葫芦丝和二胡，演唱了一首民歌。他跟评委说，上星光大道是他一生的梦想。
但评委只有冷漠的一句答复：对不起，你没有过。
下台后，我走过去跟他聊天，他说是江西人，现在在贵州电力系统工作。这边表演结束，他连夜就要坐火车赶回贵州上班。
他快速收拾完自己的乐器，扛起大包，满头大汗地离开了。
看着他的背影，我内心深处被触动了，这是一个多么失意，又落寞的背影啊……
可我没想到，这个失意的背影，在之后的日子里，会无数次在自己身上重演。
17
最后一次参加唱歌选秀比赛，是在北京卫视。
初赛，我表演了一段喜剧RAP，观众的反应很热烈，我PK掉了另一个专业歌手。
评委是戴玉强，他对我说：“我觉得你具备了所有流行歌手要具备的素质。”
第二轮，我唱了一首张学友的歌。有几个高音部分我都是用嗓子喊上去的，也许是评委发现我没专业学过唱歌，我被淘汰了。
所有这些比赛，我都觉得力不从心。
之后，我离开北京到苏州电视台工作，做了一档节目叫做“乐活六点档”。
在体制内上班，与我的脾气个性格格不入，我时常因为一些想法和领导争执不下。
2014年9月，我辞职了，离开了苏州。
原本来这儿的时候，是来“圆梦”的，一个正式做主持人的梦。
原本在这儿，我甚至想过结婚生子，就在这个美丽的城市定居，安安稳稳一辈子。
如果我不辞职，留在苏州，应该可以做一辈子的梦，因为，梦已经实现了不是吗？
离开的这一天，苏州下着瓢泼大雨。傍晚五点，天灰蒙蒙的，我没带伞，背着两个大包，还拖着行李箱。
到车站时，我浑身都湿透了，人和行李都不断地往下滴水，狼狈不堪。
江西男子的背影又出现在我脑海中，都是失败的追梦人，我们没什么不同。
许多人都劝我，能得到一份编制内的工作不容易，别人挤破脑袋都进不来，你却轻而易举地就走了。
我真的是一个很任性，又很鲁莽的人吧。我发现这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除了离开，我想不到该如何凑合着过下去。
还是太年轻了。
决定回北京前，我接到了“开心麻花”的邀请，他们想和日本的娱乐公司联合做一档节目，要找一个会日语的演员，刚好就想到我了。
我觉得这简直是“天意”，要召唤我回到北京。但在北京等着等着，最终等来的消息却是“这个项目被砍掉了”。
晴天霹雳。几个月的等待付之东流。我发现自己对文艺圈真的一无所知，我真的太傻，太天真了。
想起一句歌词：“我曾满怀希望也满怀悲伤等到天亮，我曾豪情万丈又失落迷茫没有方向。”
我心灰意冷，跟自己说，到此为止了，再也不碰这一行。
又和朋友做了一段时间生意，亏光了老本，我内心充满了挫败感，它们都快溢出来了。
心灰意冷，我决定去日本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结婚生子，碌碌一生。这就是未来的打算。
18
2016年6月，33岁的我走在日本的街头。是的，这一次，我又逃来了这里。
当时在日本找了一家小公司上班，下了班没事，就去听街边的歌手唱歌。
在横滨靠海的地方，有一个车站叫樱木町。站前有一个广场，这里总有乐队在演奏。他们唱着自己原创的歌，顺便卖自己的原创CD。
在这里，大家都要靠自己的作品说话，很少有人翻唱别人的歌，他们都盼望着有一天自己的好东西，会被人欣赏。
这里没有输赢，没有名利，也没有竞争，人们只是享受音乐，享受它的陪伴和治愈。
看着他们卖力的演唱，我也想起了高中组乐队的那段日子，可我分明已经很多年没有碰过吉他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砸坏父亲吉他那一幕，经常浮现在脑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当年我砸坏了他的吉他，那就再给他买一把老吉他吧。
自从买回这把老吉他，我一发不可收拾，在日本旧货网站上淘各种各样的老吉他：60年代的铃木，70年代的雅马哈，1875年的德国古典琴……
可这些琴都是日本琴，都不是当年陪伴父亲长大的那把破国产琴——它虽然破，却承载了父亲青春时期的记忆。
也许，父亲根本不在乎那把吉他……
我曾对父亲旁敲侧击地询问：“你平时还弹吉他吗？你还记得以前那把吉他吗？”
他回答的时候，仿佛在寻找一段遥远的记忆，看他的神情越迷茫，我心里的负罪感就越小。
有一次回沈阳时，我无意中走进了一家饭馆，这家店只卖炖牛肉米饭。
饭馆的装修很复古，堆满了80年代的录音机、电视机、毛主席像章、缝纫机，居然还有一把破得不像样子的老吉他。
店主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我问他那把老吉他是谁的，他说是他儿子的。
“你儿子现在还弹吉他吗？”我问。
“早就不弹了，就他上学的时候玩了一阵子，这不都放在这里当摆设了。”
我听了之后，心里一阵释然，我最害怕的是当年砸碎父亲的那把老吉他，会不会就彻底断送了他的音乐之路？如果我没有砸碎他的吉他，他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汪峰？老年版的……
想到这，连我自己都觉得离谱了，父亲怎么会成为老年版的汪峰呢？他连和弦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至少，我也剥夺了一些属于父亲东西……我想试着补偿回来。
“你还记得以前那把吉他是什么牌子吗？”我问父亲。
“翠鸟！”不到3秒钟，父亲就干脆地答了出来。
这让我非常惊讶，砸吉他的事已经过去了快30年，他是怎么一口答上来的？
知道牌子，我想在闲鱼碰碰运气，一搜还真有，而且出品地几乎都是辽宁沈阳市附近。
这就对上了，70年初，中国做吉他的厂子就那么几个，在东北那边的厂牌，就叫“翠鸟”。
翻了半天，有一把“翠鸟”映入眼帘，和父亲当年的那把是一个款式。它已经坏得不像样子，我价都没还，就买回来了。
我怕弦太硬了，拉坏了这老身子骨，又换了一套超低张力的弦。拿在手里，我拨了个和弦，嗯？不对。
我又故意把琴弦胡乱松了几度，再拨，嗯，对了！这才是当年那把老吉他的味儿。
因为，父亲是不会调弦的，他的弦，从来就没准过。
19
老吉他的美好，小时候的我不懂，但现在，我好像渐渐懂了。
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宅在家里，只要脑海中有旋律荡漾，我就第一时间记录下来。然后用吉他反复弹奏，琢磨里面的节奏和乐感。
断断续续的，我在语音备忘录里留下了几百条旋律。它们都是我原创的，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有感而发。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关于音乐的一切，隔了这么多年，正在回归。
第二次回日本上班的时候，我最大的娱乐就是宅在家里玩游戏。游戏过程中，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看着队友一次次为我献身，保我不死，场面可谓壮绝激烈。
赢得比赛之后，我情绪激动，潸然泪下，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正好看到手边那把70年代的老日本古典吉他，随手拿起来，就弹奏出了我的第一首原创歌曲“苍风吟”的主旋律：
“多少人来到北方 不再追求 热泪盈眶，
我站在 红土衬葱茏 狼的北方 ，
苍风青 长城长 黑牛间白羊，
丝路接远疆 叹北风狂掀黄河巨浪，
七海八疆皆孤独 星野尽苍茫，
大漠映昆仑 隔离北方于尘世喧嚣啊，
桃源乡格桑旁 和你席地而唱，
天圆地方 东海浩荡 看潮落潮涨 ，
你肉身何处安宁，灵魂在哪安放……”
这首“苍风吟”的词曲都是我自己创作的，我把它收录进专辑《狼北方》。
我还计划创作20首歌，作为自己的第一个原创作品集。这20多首歌连在一起，讲述的是一个战争故事的不同阶段，用音乐描绘两个部落在荒原之上的大决战。
20
也许，真的有一种东西叫“蝴蝶效应”。
从儿时砸坏父亲的的那把老吉他，到我的音乐之路，每一步，都有迹可循。
第一首歌的成品费尽周折出来的时候，我欣喜若狂。
但当我把歌发给父亲的时候，只打了几个无声的字：这是我写的歌，听听。
他说我的歌很好，他喜欢。
父亲年轻时，也是有过“音乐梦”的吧。
奶奶说，父亲初中毕业之后没事干，她怕父亲学坏，就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和一身蓝色运动服。
那把“翠鸟”吉他花了奶奶一个月的工资。父亲闲着没事儿就穿着蓝运动服，抱着吉他站在家门口拨弄。
我没跟父亲提我淘老吉他的事，也没告诉他我买了一把70年代的“翠鸟”。
只是有意无意的，我问过他一次：“你还记得我砸你吉他的事吗？”
父亲说，忘了。
那把老吉他也曾是父亲的慰藉吧，我在真正喜欢上音乐，喜欢上弹吉他之后，才知道琴的意义。
它陪伴了我这么多岁月，怎么能没有感情。
它曾陪伴了父亲那么多岁月，又怎么能没有感情。
父亲是个念旧的人啊，家里的老冰箱用了几十年都不舍换。
吉他，也是很重要的一件物品吧，只是它承载过的青春记忆，我不得而知。
我像“赎罪”般地不停收集老吉他，似乎当年那一砸，让父亲失去了琴，也剥夺了他的热爱。
能做些什么来挽回呢？好好做音乐，用心写出好歌，是我唯一的方式。
一切都像老天爷设好的局，他让年少无知的我砸了父亲的琴，又让中年追梦的我，再次踏上音乐之路。
我的每一首歌，每一句词，每一个音符，都像曾被深埋的种子，经历了无数风雨，才一点点萌发，破土，终得以见光。
现在，我的原创专辑《狼北方》中已经有五首歌：苍风吟，啸天歌，龙狼谣，梦咿呀和君出塞。
从第一首歌的诞生，到创作完成第五首，一晃五年过去。填词、编曲、混音，每一个细节我都无比用心对待，它们就像是我的孩子。
21
2017年6月，我回到了北京，这是第三次入京。
只在日本待了一年，回来之后，我就像突然“开了窍”，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在北京，我一边在“笑果文化”做线下脱口秀，一边继续创作我的民谣。
我曾是“笑果”线下脱口秀“噗哧”的北京区负责人。
我回国的第二天，就和史炎、ROCK、思文等人一起演出，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我也在北京、沈阳、杭州开过个唱，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人，少的时候二三十人。当自己的歌被人倾听，被人喜欢，是最开心的事。
对我来说，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在舞台上对着麦克风，弹着吉他，沉浸着一直唱到高音；或者当你讲完一个段子，观众们哄然大笑的时候。
当舞台上的我和台下的他们，都无比投入的时刻，一种特殊的共鸣就产生了，而这种共鸣能带给我无限能量。
2020年7月末，我在杭州和朋友一起成立了自己的脱口秀俱乐部“空手笑”。
白天写段子，晚上演出，生活谈不上规律，倒也算充实。
用手机备忘录记旋律的习惯还是没变，灵感乍现时，我会随手记下几句段子，或者一段音符。
如果人是一个核桃，那我的外壳是“喜剧人·胖达威”，而内核是“民谣魂·弓长紫”，它们都拥有我人性最深处的特质。
“弓长紫和胖达威”就是我的精神世界，无论是喜悦抑或悲壮，这都是我。
22
今年7月，我带着父亲一起去新疆旅行，这算是我们父子的第一次“正经出游”。
小时候，父亲带我去过不少地方，现在，该我带他出去转转了。
在喀什古城里乱逛的时候，我突然看到路边有一块东西似曾相识，凑近一看，是一块破旧的地毯。
神奇的是，它的花纹和小时候我们家30年前摆的那一块地毯，一模一样。还记得我经常趴在上面看书、玩游戏，每次洗完澡都喜欢湿着脚上去踩……
三十年了，我至今清楚记得它的样子。
恍惚间，就像踏进了平行时空。我和父亲，坐在新疆古城的路边，一块如家般熟悉的地毯上。
后来，我又特意带父亲来到了“和田”。
父亲喜欢玉，在老家每每路过玉石摊子，他都要停下来看，没事儿还总和我显摆他手上带的那串玉石手链。
于是我带着他来到和田的一条河边，他兴致勃勃在河边低头寻摸了半天，想捞一块价值百万的玉石。
结果，一无所获。
他死心了，说：“河边也没有玉。和田都没有，再上哪里能有呢？”
一个多小时后，父亲找了几块类似于东北腌酸菜的大石头，宝贝似的准备带回沈阳……
只要他高兴，怎么都行。
旅行途中，我和父亲还是如十几年前一般“水火不容”，几句话就能怼起来，好几次差点动手，也许这就是我们父子俩的“相处之道”吧。
回到喀什的晚上，吃完饭也没啥事儿干，我和一个新疆小伙儿在民宿街边的沙发上，开始了新疆传统艺能：饭后茬琴。
他弹着都塔尔，唱了一首新疆民歌。我给他弹唱了我的原创：山神调。
唱到嗨的时候，他也一起拿着都塔尔给我伴奏，我们还热烈地讨论着汉族歌和维吾尔族歌各自的风格与局限性。
“你看维吾尔族的歌啊，通常就是这几个和弦，所以表达悲伤情绪的时候，不如汉族歌来得细腻……”我说。
他不服，又一首接着一首弹。
我们一起谈天，弹琴，喝酒，大笑。
无意中，我看到坐在旁边的父亲露出了笑容，他始终很安静，不说什么说话。
他的笑容，是那种自己孩子说些什么完全听不懂，但就感觉很高兴的笑容。
可能父亲根本没想到的是，我是因为他，因为他的那把老吉他，才走上音乐道路的。
我很确定，如果没有当年我砸坏他的那把吉他的负罪感，就不会有我现在的这些歌。
我们好像总是在互相亏欠，又不断弥补。
这么多年，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大概可以用赵本山的那句台词来形容：“凑活过呗，还能离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