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东京奥运会期间，谈点我对日本这个国家的喜恶的演变过程，为亲身经历的东西，自然真实。这个题目中的美国华裔自然指的就是我，我不想代表任何人，我是美国国籍，自然可以称之为“美国华裔”。
在美国住久了，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人喜欢讲故事，我也以故意的形式开始：
在我们儿子读小学时，有次需要家长参加的活动，我们都出现在学校的操场。
突然有人碰了我一下，使用标准的中文问我：“你是从北京来的？”。
那是二十多年前，为中国人很少的年代，学校最多只有几家，我们基本上都认识。
我回头看见一位华裔长者，至少70岁以上，旁边是他的白人太太。我回答自己是从湖北来的，他则说自己很久以前来自上海，他们来参加孙女Sharon Chen的学校活动。
为了保护隐私，文中的学生和其他人的名字为化名，但是故事是真的。Sharon跟我们儿子是同学，我们也见到她的父亲Peter Chen。Peter又娶白人太太，所以Sharon是四分之一的华裔血统，但是带着一个很强的中国姓氏陈。
这是为什么我经常说小中男当自强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后代始终带着中国文化元素。我戏称男孩在姓氏上是控股的，还弄得拥有女儿的耶鲁家长不高兴。
孩子们大学各奔东西，但是假期他们回家仍然相聚，记得有次我去接爬梯完的儿子。
他进车后，我们聊到了谁参加了聚会，他们各自发生了什么新鲜的事。
儿子说：“Sharon Chen也参加了，她去过北京读暑期课程。中国人问她那栗色的头发是哪里来的？”，
我说：“是啊，姓陈的金发女孩“。
儿子这时谈及自己刚谈不久的女朋友，因为是日裔与美国白人的混血，他好奇地问我：“我们以后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这样给出观点：“这个简单，75%的中国血统，25%的白人”
儿子反问到：“那么那日本的呢？”
我笑了起来：“中国和日本是一回事，我一起算了”
儿子生气地抗议道：“爸，你也太霸道了”
这是几十年前的对话。最近我们去儿子家帮他们，那天我和儿子在楼下谈了好久，他抱着几周大的双胞胎哥哥，这种炉围深谈的机会很难得。
我看见那红彤彤的小指头，突然想到叶欢的歌曲《你的宝贝》：“忍不住的幻想，他那粉红色的小指头，长大以后教他打棒球”。这是我们长途跋涉美国高速时经常听的一首歌，我向他解释，这是来自台湾的歌，因为他们打棒球。
关于双胞胎孙子，我太太最近告诉我：“儿子说以后不要说哥哥或弟弟，只唤名字，不要互相比较和竞争”。我说：“儿子学到政治正确的真本领，幸好是双胞胎男孩，不需要不分男女[Chuckle][Chuckle][Grin]”
现在分享我在2015年写下的长篇文章，当时的题目为《我对日本的那些复杂的感情》。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帖出时做了些文字修改。因为太长，只有分两次发表。
现在分享我在2015年写下的长篇文章，当时的题目为《我对日本的那些复杂的感情》。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帖出时做了些文字修改。因为太长，只有分两次发表。
《我对日本的那些复杂的感情》
雅美之途，写于2015年12月25日
盟军总指挥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办公室和他签署停战协定时用过的笔。
几乎所有的炎黃子孙，在观看了抗战70周年的大阅兵后，脑海里出现得最多的自然是日本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我在电脑里看了阅兵片段后，想到的尽是些跨时代的东西：那些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日本军人；驾驶只有单程油量从日本航母起飞，与美国战机较量后，以自杀的方式俯冲到美国战舰上的日本飞行员；还有现在美国 实验室里那些敬业的日本博士后和移民美国的日裔科学家们。所以在这时候结合自己与日本和日本人接触的经历来谈我对日本的看法，应该是再恰当不过了，虽然有些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观察与认知。
因为日本被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击败，以及随后的美军的占领和至今的控制，在国际政治层面上日本基本上已经残废了。军事上也不会有独挡一面的大作为，尽管日本会修改仅有自卫条例的和平宪法。这些对日本政治和军事的判断可以从我的两个观察得到验证。几年前，美军因为在日本犯下强奸平民等罪行而在当地激起公愤，日本民众要求美国迁移军事基地的呼声骤增，在此情形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随后访问日本并且会见了日本首 相。与我们期待的赔礼道歉相差甚远，电视画面里的希拉里以教训儿子的姿势和语言对待日本首脑，连我这位亚洲人看得都不舒服。另外一次感受则是，我在东京街 头见到了担任过盟军最高统帅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挂像，当时我们没有时间去参观麦克阿瑟将军在那里的博物馆。但是，一位美国将军的博物馆存在于主权国家日本首都的繁华地带，这是再简单不过地时刻提醒着日本人，那些美国士兵在太平洋战争中超过十万的死亡人数意味着什么。
前段时间，同学们在校友群分享了《黄河大合唱》的视频与照片，我又在阅兵期间看到那么多抗日英雄的帖子。只有在那个民族危难的时刻才能激发冼星海去谱出如此悲壮的乐章，就像苏联经历的残酷二战催生了Shostakovich宏伟的交响乐一样。
我 们的民族曾经那般的任人宰割，日本人曾经也去过我老家的湖北县城。父亲告诉过我，当年我的大姑妈还因长得漂亮而不敢上街。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段中华民族 的苦难历史，并且坚信只有自强又不狂妄才能立足于世界的民族之林。我们抵达美国后才能更全面地读到并且重新审核以前那些被歪曲的史料，对日本和德国面对二战历史的炯然不同的态度感触很深，更为愤怒的是日本为掩饰其罪行连教科书都重写。从日本政要频繁参拜供奉希特勒级别的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再看本身还是反法西斯战士的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为纳粹罪行的下跪，这差别确实是太大了。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作为新移民在家境稍微好转后，我们家从1992年起就拒绝买日本车了，这个传统一直维持到现在。我的犹太老师曾经告诉过我，一些老的犹太人还是拒绝买奔驰和BMW等德国牌子的车。这样我们拥有美国车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虽然它们时常出些小毛病而需我们花钱去修理。我们那时的决定与现在两国政客们人为操纵的中日对抗毫无关系，那还是中日两国大谈一 衣带水的友好邻居的时候。现在圣路易斯的中文学校的停车场，仍然是80-90%的日本牌子的汽车，我们前段时间参加老中朋友的聚会，房子外面也是几乎清一色的日本车。但是我从不反对包括儿子的亲人买日本车，家里除汽车外其他的日本货也不禁，所以也是一个不虔诚的信徒。
聊到这里，我想说段九十年代中叶经历的一个好玩的事。当时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邀请芝加哥总领事到圣路易斯做全校报告，他的英语不是太好，听众也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但是他还是用英文演讲。最后提问阶段，甚至有观众问为什么不能面向中国听众用中文演讲，当然这应该是满足校方的演讲需要使用英文的要求。在提问的环节，有位中国来的 年轻学生用英文这样问：“When will imperial China's battleship arrive in Tokyo bay?” ，结果总领事先生没有听懂，就要求那位年轻人重复。学生重复了“imperial”这个英文单词数遍，总领事还是不懂。这时那学生索性用中文问道：“中华帝国的战舰什么时候抵达东京湾？”，全场哗然，并且笑声连连。这下总领事明白了，马上进入他的官样程序，他大概是这样回答道：“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永远不称霸！”，我都不记得他是用的英文还是中文。
做了几十年的科学，当然有些机会访问日本，但是只有在一次本领域的会议才使我带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日本国土。雅美途这三个字还是诞生在飞往东京的飞机上，与太太讨论后的结果。我们从西雅图抵达东京，然后从成田机场坐新干线（与汉语发音几乎相 同）经大阪去神户。新干线火车除了非常安静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一幅麦当劳的广告，上面的汉字我几乎能猜出大意，立即感受到那里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那天是长途，又是晩上，我们迷迷糊糊在新干线上几小时就到了神户，然后坐出租车去了旅店。
八月的神户仍然闷热，开会地点是在离神户不远的一个游离岛上，所以第一天我必须坐当地的地铁或地上火车，这才是我首次直面日本社会的时刻。日本的火车非常多，有时可以二分钟一趟，站上停靠时间之准时完成可以和德国比肩。
但是当我随上班的人流跨入日本火车的那一刻，那景观着实把我吓了一跳：车上几乎鸦雀无声，一眼望去，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身着深色西装拎包上班的男性，几乎看不见早晨赶班车的女性。日本人的眼神与他们的面部一样平淡，你的目光如果和他们相接，日本人会特意迅速地避开，然后将眼睛转向下面的方向注视，或者看手上的 小方块浅黄色牛皮纸样的书。日本男人的脸上基本上没有笑容，好多都像脸上打了一层霜似的，非常压抑的模样。日本火车上鲜少有人用电话交谈，来了电话也是迅速静音。我顿时怀念起美国地铁里各色人群随便交谈的吵杂声，以及在慕尼黑啤酒节期间碰上的德国青年男女在火车上发酒疯的欢闹声，还是觉得那样鲜活的生命更好！
我回圣路易斯后，向一位在东京生活过多年的朋友描述我在日本火车上见到的情景。他深有同感，并且告诉我，他有次在东京的地铁站遇到过一次停电，站里几千人在里面，仍然是死一样的宁静。我们都感慨二战时或未来可能的战争动员，这样的民族是多么容易被天皇煽动与控制。飞机从东京到达上海 后，场景伴随文化完全被切换，一位进城的小房主在上海地铁上大声使用手机：“那你不管怎样，一定要把这月的空调费要回来！”。
我在美国知道些日本的鞠躬礼节，虽然他们在美国也随西方习惯不是那么讲究了。但是，在日本我则目睹了日式的大角度九十度的鞠躬方式，他们在交谈结束行了鞠躬礼后才会离开，台湾政治人物的鞠躬也遗留了些日本人的影响。
我 自己亲历过这些鞠躬礼仪后还是觉得不适应，比方说，你在会议的长走廓上走到尽端时，会务服务的日本女生向你鞠躬，我则对她说谢谢。但是当我从一个会议室换去另一个会议室时，需快步通过过道，那两侧的服务生也向我鞠躬，我真是尴尬啊！我不能停下来又不习惯看两侧，十分难堪，只好快速通过。其实如果我能停下 来，我最想对她们说的是，你们最好不要这样做了，当然那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
我太太带女儿早上从神户到大阪赶集，说是要到那买特别好吃的东西吃，日本人就是做法国甜点都品质特高，还有人告诉我，质量最高的蒙古包产自日本。那店还没有开门她们就到了，然后一开门就进去，她说进门的那一 刻，所有日本店员站两侧齐身向你不断鞠躬，像迎接贵宾一般！我还在电影里看到这场景，手下职员接听出差在外的上司或老板打来的电话，那位职员还会不断鞠躬，而老板可能是千里之外。在美国生活惯了的人，真是很难欣赏这种形式的文明。
日本很好地保留了中国的古代文明，同时又自明治维新以来吸引了西方的现代文明。返美国后与一位美国人聊天，美国朋友问我对日本的观感，我说我在日本还真观察到一些美国人的遗传物质的表达，当时是引发了对方心知 肚明的大笑。这事在日本是相当敏感而不愿谈及的话题，我在墙报期间专门和留日的中国博后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在日本的机场或火车站等人多的地方观察到，一些日本人还真具备一些西方人的五官特征。
发现抗血清治疗效果的德国科学家von Behring（左）和日本旅德科学家北里（右)。
我们去日本的时间是夏末，神户依然潮热，不透汗的那种热，赤脚穿凉鞋会因出汗过多脚在鞋子里都打滑。所以幸亏那里有空调，但是旅行在外总免不了去看外面的风景。我的那次旅行如果不是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可能命都沒有了。
日本神户这样的城市还是有国内那种邻里的感觉，只是街道的干净程度可以用极致来形容。由于不熟日本数个公司经营的地铁或轻轨系统，我们开始几天的早餐是在离旅馆不远的小餐馆吃的，临街的餐馆进去后有个椭园形的长桌面，服务生则在中间上菜。很多日本上班族都围着那里过早，又可以观赏门外或窗外的街景。他们的生鸡蛋就可以打入热面条里吃的，然后拌有很多半生不熟的海鲜等食物。我应该是过于相信日本食品和我的胃了，生鸡蛋和海鲜搅拌后就吃。我白天开会返旅馆后下午就开始腹泻，整个晚上都如此，达几十次之多，后来吐和泻交替进行。太太到楼下与旅店的服务生沟通，她开始以为中文和日文是相通的，想当然地先用中文写下 “腹泻”，没想到她们不懂；然后从谷歌查到日文的腹泻为“下痢”，他们才明白。从服务前台拿来的非处方止泻药还有效，只是下面缓解了，上面则开始呕吐，那 晚上把我们全家都折腾得不行，日本旅馆的房间本身面积就不大。
我第二天嗓子都因脱水变得嘶哑，赶到会务组找到那里的医生才完全控制住腹泻；配上日本街头可以买到的带甜味的含盐饮料，我才慢慢恢复，第二天是靠强力止泻药帮助我才完成了学术报告。日本会务的延伸服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他们给医生配有翻译。虽然那位医生听得懂英文，但是他们仍需翻译官程序化地逐字解释清楚，以免出差错。我至今还记得那位长得很标致的日本医生，她确实救了我的命。
让我们不带太多的偏见去审视世界各国在非政治领域的竞争力，包括近代各国在科学技术，制造业和商业等领域的表现，如果涉及动漫卡通片等文化影响力也行。不管 你是喜欢和羡慕，还是嫉妒和愤怒，在谈判桌上整体实力能够与欧美国家平起平坐的，日本仍唯一的东亚国家，或者说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其实在某些方面，日本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反超欧美或者取得过支配性的地位。无论70周年的大阅兵多么群情激昂，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事实，中国与西方在会谈桌上平视的日子还沒有到来。在科学创新上不思进取，依靠的数据来自天价般的上海鸽子笼式的公寓，如此虚胖起来的GDP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我很多年前的观点，现在仍然没有改变，虽然日本近些年遭遇韩国在制造业上的巨大挑战，但是日本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科学创新近年令人印象深刻，几乎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二 十几位诺贝尔奖的原创性工作诞生在日本，蓝色LED的诺贝尔物理奖被三位日本人囊括后连美国人都妒忌。免疫学近二十多年来的两大重大进展，类型识别受体 （TLR）和调节性淋巴细胞都有日本学者的竞争性参与。几乎所有的类型识别受体的踢除老鼠都是一家日本实验室做出的，他们的领军人物Akira教授与那次诺奖可以说是擦肩而过。调节性淋巴细胞的发现则完全是日本京都大学的科学家通过切除中央免疫器官而做出来的，美国人后来才跟进。另外，控制抗体多样性和淋巴细胞发育的重要酶（AID) 也是京都大学的资深科学家发现的。最近在美国十分热门的操作或编辑基因组的CRISPR/Cas9技术，追溯它的源头，那些基因重复序列的发现也可以找到日本科学家的影子。我们同时看到美国实验室里的很多日本同事都是那么的彬彬有礼，并且十分勤奋。圣路易斯华大有位著名教授说过，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的课题落到了日本人手里的时候。在竞争激烈的领域，日本留美博士后可以吃住全在实验室，甚至连续数天不回家睡在老板的办公室里。
日本学习西方始于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维新。考察史料，在诺贝尔奖正酝酿实施的十九世纪末，日本学者就做出了诺贝尔级别的工作，而屠呦呦去年才是中国本土的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如果当年诺贝尔委员会评审公正的话，人类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理应同时授予德国科学家von Behring（贝林）和旅德的日本科学家Shibasaburo Kitasato（柴三郎北里）。他们两人都是在微生物学鼻祖科赫（Koch）的位于柏林的实验室工作的独立科学家，他们将感染了白猴或破伤风的血清转移 给正常动物后，那些动物能够抵抗20倍的破伤风细菌和破伤风毒素的攻击。那篇发表于1890年的德文论文证明了感染机体的血清具有免疫力，他们认为免疫力来自血清里的稳定成份，论文末更是赞叹血液的神奇。后来意大利科学家发现那些具有免疫力的成份为一种球蛋白，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抗体。实际上，贝林和北里在他们的经典论文中就首创了Antikörper（抗体）这一术语，德语的抗体仍然沿用它至今，英文则变成了antibody（抗体)。在人源化的单克 隆抗体为很多疾病带来革命性免疫治疗的今天，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当年贝林和北里首次观察出抗体效应时会是多么地激动人心。贝林也在论文发表不久得到了荣誉头衔，这也是他名字里von的来历。
那论文只有他们两位作者，文中明确注明了白猴工作来自贝林, 破伤风实验来自北里，均为血清治疗的完全对等的合作。文章发表11年后的1901年被授予了首次诺贝尔医学奖，较他们的导师科赫的1905年诺贝尔奖还早 颁发，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诺贝尔委员会可以说是完全无视事实而仅授予了欧洲的德国人贝林，并且在获奖陈述中只涉及白猴的工作。另一层的考虑是，当时授奖标准更严也是部分原因，很多项诺贝尔奖都是单一的获奖人。诺贝尔委员会有50年后才公布提名背景资料的传统，贝林的提名人为他在德国马尔堡大学的同事，北里确实同时受到了匈牙利科学家的提名，当时北里已经返回日本多年了，然而诺贝尔委员会没有公布授奖时放弃北里的理由。
诺贝尔奖改写不了人类医学史，现在几乎所有权威论著都将抗体的发现权同时归德国和日本科学家。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当中国还是满清晚期的腐败乱局时，北里在日本完成了医学教育后，在1886年能够前往当时最富竞争性的科赫实验室，抵德国四年后就做出了里程碑式的发现，这个中日的巨大差距也应该让中国的年轻人知道。北里在论文发 表两年后的1892年启程回日本，当时他是德国政府授予教授荣誉头衔的首位外国人。与北里的博物馆还藏有科赫氏的头发的融洽关系正好相反，贝林后来与科赫闹翻去了德国马尔堡大学，他和免疫学创始人之一的德国科学家Paul Ehrlich也有矛盾, 因为后者与贝林关于白猴的合作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贝林的名字一直存在于一家诊断试剂的公司或兼并后的公司分部中，北里在东京附近创办的北里大学为 2015年日本诺贝尔医学奖的产地。北里还在香港共同发现了鼠疫耶尔森氏菌，这次又是他的功劳后来才被承认。
从这段抗体的发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是很早就开始学习欧洲了。日本学术体制现在仍然是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其他助理或副教授都是围绕这个正教授展开工作的。这是典型的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德国的体制，日本人忠于传统的特质也可以从他们超过百年不改这种等级森严的学术阶梯看出。即使二战之后美国深远地影响了日本，但是他们仍然是全日本只有据说不到二十位免疫学正教授（至少一位受训于华大的我们科系)，只有教授退休了，他的职位才能在全日本竞争后填补。从贝林和北里同时在科赫实验室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德国巨型实验室的中层科学家也是相对独立的；英国剑桥也是类似的情况，两次诺奖得主的桑格的博士导师纽伦伯格，当时还只是一位博士后。
神户离京都很近，从下泻的病体刚缓过来后，我们只好取消去北海道旅行的计划，去了京都。京都虽为古城但是火车站却非常现代化，京都保留的很多古建筑让你觉得回到了没有折迁过的中国似的。我走在日本街头还有不少亲切感，因为我又能看到再代表中国文化不过的汉字，而韩国和越南早已将汉字废除了，弄得他们的后代连自己的历史都读不懂，日本与他们相反的是废除了中国的春节传统。在京都我们专门坐公交去参观了日本首屈一指的京都大学和她的图书 馆，无论从校园还是那里的建筑，京都大学确实让我感概万千，这世界级别的大学也是太朴素了。那图书馆的规模只好跟美国稍微好点的公立图书馆比较，哪里找得到耶鲁斯特林图书馆的半点感觉？
我们长大的年代可以说只有很模糊的南京大屠杀的印象，那是为了政治需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时代，没有张 纯如的书那只是一个未被证实的南京事件而已。但是现在国内的政客和媒体可以煽动民众成批地焚烧日产汽车，腐败到两军委副主席贪污以亿为计的军队，还被有些人拿来说要与美日血战。国内愤青想与美国对抗，看看那张美国麦可阿瑟将军重返菲律宾登陆海滩的照片吧。看那里的美国人是一番怎样的精神面貌，将军涉着海水的双脚推着向前倾斜的身体，还有那注视前方的坚毅目光。美国人的这些品质在美式橄榄球中得到充分的展现，男孩也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富有竞争和冒险的精神。中国更缺像基辛格这样的拥有国际视野的战略家，央视那帮所谓的国际政治评论家张开口就跑火车。现在北大清华开始重视国际政治学科，希望今后能够产生为中国识路的学者群。如今是外交都可能被群盲们左右，弄得周边国家除了巴基斯坦外恨不得到处都是敌人，最不值得信赖的俄罗斯却被中国拥抱。
中国军力以防卫为主是应该的，适当向进攻型发展也可以考虑。这样可以让那些将中国军力吹得天花烂坠的愤青们拥有些真傢伙，毕竟自1979年对越战争后中国就 没有过实战的经验。但是沒必要什么都和美国比，美国是个特例，美国军力超过世界第二至第十五的总和。美国航空母舰每天在全球巡演，根本不需要通过阅兵来宣 扬武力，并且美国近代的所有战争都是千里之外，这种能力在未来的几十年只有美国才具备。据说小布什入白宫前只去过北京等很少的外国城市，他刚进白宫听到美 国全面军力报告后都吃了一大惊。虽然经过那么慢长的总统选战去了解美国的国力和民情，但是真正能接触到美国所有军事信息时，其强大程度还是远远超过了小布 什的想象。细究也比较好理解，我以前说过，如今整个欧洲找不到一所超过芝加哥大学的学校，至于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周围那可以让地球震憾的大脑，恐怕只有在 波士顿和洛杉矶郊外才能找到。
美国世界领先的科技是美国军力的保证，而后者又为美元等软实力保驾护航。美国B-2隐形轰炸机还是有点过 时的标志性机型，她通常从我们中西部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可以在全球范围执行任务后，不作任何停留地安全返航至美国内陆的密苏里。每架总造价超过20亿美元，早期设计时MIT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也作出过贡献，B-2至今能够抗拒全世界的绝大部分雷达等识别系统。所以她完成任务已经返航后，对方才知道她曾经造访过。
从周恩来涉及的上海公报，到随后的一系列的中美双边政治会谈中，中国领导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要求美国制约日本遵守停战后的和平宪法。从周恩来到邓小平都表示过欢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因为美国仍东亚和平的根本保障，这种观点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更是无数次强调。现在民调领先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就是美国重返亚洲的倡导者，如果她当选，势必将与中国民粹化的大环境相碰撞。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美国在东亚的存在，除了为美国谋利益外， 一个和平的环境也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没有美国的存在就没有二战后的70年的东亚和平，这是显尔易见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