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70：江城港商命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2年第08期
文/易明佳
一、枯井女尸
1963年5月17日，深圳边防检查站向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通报：一位名叫季留凤的香港商人自本年4月16日在深圳罗湖边境通道经边防检查入境后，未能在规定的一个月时间内出境。
深圳边防检查站是我国建立最早的边检站之一，建立于1950年7月1日，当时名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边防局深圳检查站”，正团级建制，隶属于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之后，由于需要，曾作过几次调整：1952年1月，该站划归军队系统，由中南公安部队所属公安十师领导。同年7月28日，该站易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边防检查站”。1956年9月起，由公安军直接领导。1957年5月，公安军撤销，改归广东省军区领导。到了1959年1月，划归广东省公安厅武警总队，其成员由解放军转业为人民武装警察。1963年2月l日，深圳边防检查站又转归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广东省总队领导，编制不变。本案发生时，正是该站由公安厅转归公安部队领导三个多月的时候。
据入境资料显示，这个港商的基本情况如下：季留凤，女，三十六岁，香港九龙“大德富商行”总经理，去年曾来参加过在广州举办的秋季广交会。1963年4月16日10时45分从深圳罗湖口岸入境，前往广州参加春季广交会，被广交会组委会批准可在内地逗留三十天时间，按照规定她应该最迟在5月16日出境返港。当时没有电脑，边防出入境管理都是采用卡片制，边检站为每个出入境者建立一份卡片档案，上面记录着每次出入境的时间、地点、事由、前往内地旅行的城市等基本资料，每份卡片上设一个编号，在护照上予以记录，这样，出入境检索时就能很容易地查到。这种类似图书馆检索图书的管理方式简单实用，也没有电脑故障或者停电之虞，但有一个不足——没法像电脑联网那样异地联用。因此，当时规定无论出境还是入境，都必须在同一口岸的同一边防检查通道进出。而对于边检站来说，则有一项基本职能，即每天检查汇总出入境到期者是否已经如期往返。5月16日晚，深圳边检站在汇总出入境人员材料时，发现季留凤逾期未归，于是就按照规定于次日上班后向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通报了情况。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入境逾期未归是一桩很严重的事情：出境不归，就有“叛国投敌”之嫌；入境未返，那或许就是“派遣特务”了。季留凤逾期未返，这人又来自香港，自当重视。广东省公安厅随即启动了对季留风行踪的调查。这事儿，边防局是不管的，负责国家安全的政保条线也是不管的——还没断定是敌特案子嘛，同样的道理，刑侦部门也是不管的，那就交由治安部门去管。当然，省厅治安处接下了这活儿，不会自己去调查，不是说季留凤是来广州参加广交会的吗？那就指定广州市公安局去调查吧。
广州市公安局当天就完成了调查。季留凤确系4月16日从深圳来到广州，下榻于广交会为参展外商指定的宾馆；之后四天，她每天去广交会展馆参加商务活动，并与内地商家上海外贸公司签订了采购两千台“华生”牌电风扇、两千箱“梅林”罐头食品的合同。第五、第六天，她在广州市内访客会友，委托下榻的宾馆购买了第七天前往上海的火车票。4月23日，她离开广州去了上海。
往下，因为尚未立案，所以就不属于广东省警方调查的范围了。于是，季留凤逾期未出境之事就上报到公安部边防局。当时，类似这等隋况少而又少，也就特别受重视。5月18日，公安部通知上海市公安局，对4月23日由广州赴沪的香港商人季留凤抵沪后的行踪进行调查，查后即报北京。
这项调查至5月20日晚完成，上海方面查得的情况是：季留凤于4月25日抵达上海，在北火车站下车后乘坐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的出租汽车直驶外白渡桥畔的上海大厦，用其香港护照办理了登记手续入住。她在上海停留了四天，其中4月26日、27日分别去了“华生”电风扇的生产商华生电机厂和“梅林”罐头食品的生产商梅林罐头食品厂实地考察生产情况，拍摄了一些照片，并向厂商索取了文字资料；另外两天的活动情况不明。4月30日，季留凤离开上海大厦，据其在办理入住登记手续时填写的文字材料表明，她将前往苏州，事由是游览。当时上海往苏州的火车票很容易买，所以她事先未曾委托饭店代购。
按照规矩，往下就该轮到江苏省警方调查了。苏州市公安局找到了季留凤在苏州下榻的光明宾馆，查明其在苏州逗留了三天，不知活动内容；然后，她于5月3日上午退房去了南京。从苏州前往南京的火车票，是她在之前两天委托宾馆代为购买的。南京市公安局接手调查季留凤在南京的活动情况，很快就查明她下榻于江苏饭店，在宁停留了五天，登记入住时委托饭店预订了前往武汉的轮船票，那天退房离开饭店时，正在门口擦拭玻璃窗的服务员听见她坐进出租车后吩咐前往长江码头。
然后，就是湖北省公安厅的活儿了。湖北省厅把调查使命下达给了武汉市公安局。武汉市局查遍了全市三镇的涉外宾馆饭店，却没有查到季留凤登记入住的任何信息。这就奇怪了，须知，按照当时的治安规定，类似季留凤那样的身份，是不能随便下榻哪家宾馆饭店的，只有拥有接待外宾或港澳台等海外人士资质的宾馆、饭店才可以接待。另外，对于他们的活动范围也是有限制的，当年的过来人可能还有印象——每个大城市的市郊接合部的某处都竖着一块牌子，上用中文和数国文字标明“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的字样。因此，季留凤不可能去武汉郊区。
武汉市警方考虑到另一种可能：季留凤会不会去某个亲朋好友家下榻？这在当年也是容易查到的，别说是境外来客，就是乡下大舅子、姨表姑之类的亲戚来城里做客住一夜，按规定主人也得去派出所跑一趟报一个临时户口。如果要接待季留凤这样的香港人过夜，那就更要报告派出所了。可是，查遍全市各派出所，都说没有此类报告。
于是，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这件事终于有了一个说法：季留凤在南京至武汉的途中，或者抵达武汉后失踪了！
这种情况，在当时就顿显复杂了，因为没有理由可以排除季留凤是敌特分子的嫌疑。于是，公安部就把季留凤的名字列入了关注名单。光关注还不行，还得立马追查这个女人的下落。这活儿，该分派给何地的警方呢？按照辖地管理的原则，有三个部门需要参与调查：南京、武汉警方以及长航公安局。不料，公安部刚刚通知下来，武汉这边就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
武汉市汉阳城区北部有一处名胜所在，唤作“月湖”。这个总面积不过1.42平方公里的残月形湖泊，早在唐代就已存在，东抵龟山西北隅，南傍古琴台与梅子山相邻，西抵赫山脚，北依汉水，是汉阳的一处游览胜地。不过在本案发生时，由于还受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所以人们并无旅游精力，平时只是偶尔有人前来转转，钓鱼是禁止的，打猎倒是可以。
无名女尸就是一个名叫汪兴根的猎户发现的。汪兴根属于当时比较罕见的自由职业者。他的谋生手段是捕鱼、打猎，间或替人打短工干些泥瓦木工活儿。上世纪六十年代，民间还允许持有刀具、气枪和最原始的用火药发射铁砂的猎枪，无须在公安局登记。老汪那天就是拿着这么一杆火药枪，带着一只细脚猎犬来月湖东畔的龟山脚下打猎的。他的运气还不错，先是打着了一只肥壮的野兔，片刻又发现了几只野鸡，一枪打出去，铁砂霰弹击中了三只，两只当场毙命，一只带伤挣扎，连飞带扑腾地转眼就没了影子，老汪于是向猎犬发出指令搜索。猎犬这一去，野鸡没发现，却在一口几乎掩没在灌木丛中的枯井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汉阳公安分局翠微路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案后当即出警，刚封锁现场把闻讯赶来看热闹的闲人劝开，分局刑警就赶来了，拍照什么的折腾了一阵，市局刑警和法医也到场了。尸体在这口直径不过一米多的枯井里，已经开始腐烂，其勘查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最后，总算把女尸弄了上来，同时弄上来的还有一个坤包。女尸只穿着黑色内裤和胸罩，坤包压在尸体身下，虽然井内无水，可是由于尸体内脏业已腐烂，渗出的尸液就把证件的内页弄脏了。，因此，只能从封面分辨出那是香港护照。
警方随即对女尸进行了解剖，确认其是在头部遭受钝器击打后被绳子勒死的；抛尸时虽然近乎全身赤裸，但生前、死后并未遭受性侵害。护照及其他身份证件，经过刑技人员的处理，也得以还原。经对照，基本认定死者与证件主人系同一人，那就是香港“大德富商行”总经理季留凤女士。
这样，江苏警方和长航公安局就省了一份力，而武汉这边，活儿就大了。这是一起涉外命案，而且可能还涉及敌特分子什么的，因此，不但武汉市公安局，就是湖北省公安厅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省、市两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一番研究后，认为组建专案组那是肯定的，至于由政保还是刑侦部门负责侦查，还需要仔细考虑。最后，还是把这活儿派给了刑侦。因为凶手抛尸时把死者的护照也扔进了枯井，似乎可以推断凶杀跟政治并无关系。如果是政治案件，既然抛尸于这等隐蔽的一口枯井内，那就是为了不事张扬，所以也就不应该把护照一并扔进井里，以免警方轻易查到死者身份。
专案组于当天组建，驻地设在武汉市公安局内，由省厅、市局、汉阳分局分别抽调精干刑警共十三人组成。考虑到这是一起涉外命案，另外还抽调了一名外事警官凌龙法专门负责对外联系。凌龙法是这些警员中第一个正式投入工作的，他在案情分析会还没召开时，就已经接受组长张渊的指令携带了照片等一应材料登上飞往北京的民航班机去跟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沟通了。
二、战斗英雄是嫌疑人？
1963年5月25日专案组成立当天下午三时，在武汉市公安局举行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会议开始后，没把切入点往本案的性质即政治谋杀还是刑事案件方面去靠，而是直接讨论如何调查死者季留凤生前在武汉的行踪。懂行的朋友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老法师式的思路，先着手调查基本信息，虽然知晓季留凤的姓名、身份以及来内地有何贵干，但她在武汉干了些什么、下榻何处、跟哪些人有过接触等等，目前还一无所知，所以需要了解。
尽管之前对藏尸地枯井的勘查很不理想，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刑技人员面对被看热闹的闲人破坏了的现场一筹莫展，脚印、指纹等可以成为线索的东西一样都没获得，但是，在专案组这些破案高手、资深刑警看来，要侦破这起命案也不是一点儿办法没有，因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一点：死者在武汉的停留时间！
根据之前南京警方调查到的情况，季留凤是于5月7日离开南京乘坐轮船前往武汉的，那么，她应该于5月9日抵达武汉。而根据法医的尸检结论，季留凤遇害的时间应在之前大约七至十天，即5月14日至18日左右，这就是说，她在武汉待过不少于五天时间。而之前武汉这边奉命对其是否到过江城进行调查时，查遍全市也没有发现其下榻过哪家涉外宾馆、饭店或者借宿于亲朋好友寓所的线索。这样，季留凤在这段时间内的活动情况就是一个谜，这个谜同时也是一条线索，只要揭开了这个谜，相信本案的侦查就会取得有效进展。
众刑警认为，此刻手头掌握着季留凤的护照，护照上有已经用技术手段还原得很清晰的死者照片，只要把照片翻拍后冲印上千张分发到全市各宾馆、饭店、居民委员会，全市排查下来，应该是有把握查清季留凤生前在武汉停留期间的活动情况的。于是，专案组照此办理，当晚就把印有死者照片和相关信息的一千二百份协查通知分发至各分局、派出所。
次日下午三时，前往北京与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沟通的外事警察凌龙法从北京打来电话，报告了沟通情况：经英国驻华代办处与香港警务处联系，已确认季留凤确于4月16日离港前往内地进行商务活动，其家属也确认季留凤离港后未曾跟家里有过任何形式的沟通；至于死者是否确系季留凤本人，电传过去的女尸照片比较模糊，无法准确辨认，警务处已获取了季留风生前在香港医院治疗牙齿的病历资料，提供给内地警方进行比对鉴别。凌龙法在电话里念了这份病历记录，由接听电话的专案组刑警老朱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
专案组随即请法医进行鉴别，法医最终确认死者确系季留凤本人。当时，DNA技术尚未应用于刑事侦查，所以，只能用牙齿检查的方法来作最终认定。至此，死者的身份有了权威性的结论。警方当即将该信息反馈到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于是委托香港警务处正式通知死者家属季留凤在武汉不幸遇害的消息。
刚处理完此事，江汉分局就报来了发现季留风生前下榻于该区福建街“跃进旅社”的线索。于是，专案组刑警何逊俭、李耀辉、强午生三人前往了解，获得以下情况——
一听“跃进旅社”其名，就可以猜想得到这是一家没有涉外服务资质，而且即使涉内规模也不会很大的旅馆。这家旅馆是前几年搞“大跃进”运动时由街道投资办的，初时不过三十多张床位，后来由区饮食服务公司接管，扩展到七八十张床位，还搞了个食堂向住店旅客提供膳食。当时的旅馆是被列入“特种行业”的，公安局对涉外、涉内以及住宿条件都有一系列规定，旅馆经理每个月要去分局一趟参加学习，由治安股民警给他们宣讲规定。按理来说“跃进旅社”是不会违反规定允许季留凤这样的香港旅客人住的，可是，季留凤竟然住了进去，而且一待就是整整五天，从5月9日住到5月14日上午才退房离开。这是什么原因呢？刑警了解下来，毛病出在旅社经理夏初冰身上。
三十岁的夏初冰原是家庭妇女，“大跃进”运动时响应号召参加工作，她丈夫是参加过八路军、1950年又赴朝参战负伤立下战功的战斗英雄，而她本人也有一些能力，风风火火很会来事儿，这种角色在当年“三面红旗”(指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背景下最容易受到领导的青睐。因此，夏初冰一参加工作就被任命为新办的“跃进旅社”的经理，后来旅社被区里接管，她也因此有了饮食服务公司的正式职工编制。那么，夏初冰与季留凤是什么关系，季留凤这个海外来客怎么能违反规定入住不可以留宿境外旅客的“跃进旅社”呢？
这是因为季留凤跟夏初冰有一种特殊关系——季留凤的外婆与夏初冰的姥姥是嫡亲姐妹，因此，夏、季二位属于“二表”级别的姐妹。民间有语日：一表三千里。她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有点儿远了，但是，互相之间还是偶有联系的。前两年内地特别困难的时候，季留凤还数次从香港给表妹寄来食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性格豪爽的夏初冰在接到季留凤告知即将来武汉的电报时，就决定把季留凤违规安排在“跃进旅社”里，以给季留凤节省些钱钞。季留凤不是一个喜欢讲排场的人，听表妹一说，深以为然。像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旅馆业偶尔是会发生的，比如家里有外埠亲朋好友来，生怕旅馆紧张无法订房，于是就先由自己出面去旅馆预订房间，待客人人住时再用客人的证件重新登记。而夏初冰是“跃进旅社”的经理，她用自己的名义登记后，待季留凤抵达武汉人住时重新登记这道手续就免掉了。反正也没人知道季留凤是从香港过来的，她原本是湖北人，说话还带着明显的湖北口音，如果没有此刻警方全市调查的举措，也就不会让人察觉了。
向警方提供线索的是“跃进旅社”打扫卫生的临时工刘妈。这天她休息在家，居委会治保委员和居民小组长带着专案组印发的那纸协查通知挨家挨户询问是否见到过照片上的这位妇女，她一眼就认出正是在旅社住了数天的那个旅客。
夏初冰被民警请往派出所，随后又送往分局，接受专案组刑警的询问。她这时还不知道香港表妹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见刑警这等阵势询问自己，只道季留凤是敌特分子、违法对象之类给警方拿下了，便有些着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季留凤，盯着刑警追问“我表妹她怎么啦”。刑警说先别问人家怎么了，你回答我们的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你和季留凤是什么关系？”
这个答案如前所述。
第二个问题：“季留凤来武汉干什么？”
答案：“她说是参加广交会来内地的，顺便来武汉转一转，看看我，在三镇游览游览。”
第三个问题：“季留凤是几时来，几时离开的？去了哪里？坐车还是其他交通工具？”
答案：“5月9日下午到武汉，我去码头接的她，5月14日上午走的，我没去送她，所以不知道她是坐车还是其他交通工具走的。她之前也没对我说一声，14日早上我去旅社上班时才知道她已经退房离开了。”
刑警马上就发现不对头：表姐来武汉你去码头迎接，离开武汉怎么不去送一下呢？季留凤在武汉的这几天里，跟夏初冰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于是就作为重点追问。夏初冰最初摇头称不知道，后来被逼得紧了，只好吐露了情由，这就需要她丈夫出场了。
夏初冰丈夫的姓氏比较罕见——钭，大名叫可贵，河北张家口怀来县人，1945年9月入伍，两年后因作战勇敢被吸收为党员，并担任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某部班长。1950年底，钭可贵以排长身份赴朝鲜参战，1952年负伤回国，被所在部队评为“战斗英雄”。次年复员，安排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商业局工作。说是工作，其实这位仁兄基本上是不做什么事儿的，这倒并非他懒惰，而是由于受伤的缘故，脑子有些毛病，哪根筋有时搭错了出现“短路”现象，在行为上就会呈现暴力倾向，动手打人、调戏妇女什么的。这种现象幸亏不多，一年出现一两次，那时又是—个敬重英模的年代，所以领导也就容忍了；公安局也是敬重英模的，而且那年代公安办寻常小案子都要听听当事人单位的意见，因此也没当一回事，反正又没触犯刑律。不过，其供职的单位对此总是有点儿头痛，好在这份痛没几年就到头了。1958年秋，单位组织先进工作者去南方休养，钭可贵同志并非先进，但他有资格参加，没想到这下竟然交上了桃花运。途经武汉时，一行先进们下榻于由夏初冰执掌的“跃进旅社”，没几天时间，战斗英雄竟然和旅馆经理谈上了恋爱。
钭可贵回张家口后，就给领导打报告说要结婚了，要求婚后调往武汉。商业局领导收到这份报告，就像中了头等大彩，也顾不上开会研究什么的了，主管局长连夜签批，并热情地派人代表组织前往武汉替钭可贵落实工作等问题。年底，钭可贵就去武汉做了新郎，同时也成了交运局的一名干部。
要说张家口这边在这件事上做得似乎有点儿阴，他们派员替钭可贵落实工作时，故意隐瞒了钭可贵的脑神经有时会出现“短路”的情况，还在其档案的“何时受过何项奖励”栏里为其增加了七八项内容，有的甚至完全是虚构的。武汉交运局这边接收钭可贵时，还以为他们凭空捡到了宝，乐得咧着嘴偷笑哩。结果，没几个月人事部门的头头儿就发出感叹：还是老区同志会玩啊——钭可贵因为要搭一位局领导的顺风车没成功，把领导从车里拉出来奉上了几下老拳，顺带把劝阻的司机也弄了个轻微脑震荡。他在部队是侦察兵，动动拳脚可谓行家里手。跟张家口同样的原因，武汉这边也不可能给钭可贵什么处分，只不过将其调出局本部，打发到轮渡站去当了个副站长。这是专为他设的—个虚职，实际上就是养起来了，不需要具体干什么活儿。
哪知，此举竟然解决了医学难题。钭可贵不知怎么的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每天面对奔流不息的长江，他感到心情特别舒畅，性情于是大变，不但不再出现暴力行为，而且对同事、乘客甚至行乞的叫花子都充满了爱心。没安排具体工作，他就自己找活儿干，哪里缺人就主动到哪里去，甚至打扫厕所的活儿他也去做，打扫得比清洁工还到位。因此，之后每年他都被评为先进。轮渡站职工不多，上级也就给—个名额，而大伙儿都心甘情愿地把这个名额给了钭可贵同志。
这一切，本来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直到季留凤来了武汉。夏初冰对刑警说，她直到现在还是没想通丈夫怎么会对香港表姐产生非分之想。他是战斗英雄，又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年年都评上先进的，码头上每天来来往往的女性轮渡乘客中，不知有多少比表姐好看的，他从来都是目不斜视，怎么就会对体态过于丰满、有着一张银盆大脸最多不过肤色白皙些的季留风产生兴趣？表姐抵达武汉后的当晚，掏钱在外面饭店请他们一家三口美美地吃了一顿酒席。夏初冰于是就在5月13日回请表姐。那天她特地休息，费尽心思整出了一桌菜肴，还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茅台酒款待贵客。季留凤其实是不喝酒的，但她不能扫了主人的兴，也就喝了点儿。钭可贵呢，有喝酒的习惯，不过也就二三两的量。可是，这天他却多喝了二两，由此造成的后果很严重：他竟然在桌底下把手伸进了表姐的裙子！
季留凤大怒，当场发作，起身离席，也没吭一声，拔腿就往外走。这一幕发生得过于突然，夏初冰甚至还没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表姐已经消失在门外。她想追上去，可是站起身后却迈不开步，寻思即使扯住了表姐，自己又该怎么说呢？钭可贵的“短路”历史，组织上并未对外扩散，更没向夏初冰说——否则人家夏经理闹离婚的话，老钭还不打上门来！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因此，夏初冰直到此刻还不知道丈夫有这种毛病。以夏初冰一贯风风火火的行事风格，这种事儿当然属于“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立马跟丈夫大吵。这场吵闹不但惊动了邻居，最后派出所民警还上门来调解。民警也不知道钭可贵的“短路”情况，交运局没有必要向公安透露，免得给自己脸上抹黑。不过，民警认为这是家庭内部的小事，也不知道季留凤是香港来客，再说这时钭可贵已经醉糊涂了，要教育一番也不是时候，劝了夏初冰几句就离开了。
可以想象夏初冰那天晚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她肯定没有睡好，所以次日上午就起得晚了些，等到急急忙忙赶到“跃进旅社”向表姐道歉时，却得知表姐已经结了账退房离开了。初时还以为是转移下榻处，就往全市各涉外宾馆、饭店拨打电话询问，却没打听到。于是，她就认为季留凤已经离开武汉了。
夏初冰陈述完，刑警何逊俭问她：“当时，你丈夫在干什么？”
“他干什么？他上班去啦！”
何逊俭对李耀辉说：“小李，你往轮渡站打个电话了解一下那天他的上班情况。”
电话查询的结果是：那天，钭可贵没去上班。
夏初冰见刑警神色严峻，猛然醒悟似的发问：“我表姐她怎么啦？难道她出事了？”
刑警这才告诉她季留凤遇害的消息，夏初冰一个愣怔，随即号啕大哭。三刑警没劝她，只是坐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她。—会儿，夏初冰停止了哭泣，掏出手帕擦拭泪珠，然后，站起来一字一顿地说：“是他杀的人！”
他，就是钭可贵了！夏初冰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因为夏初冰记得那天下半夜，钭可贵酒醉醒后起来喝水，然后坐着抽烟。夏初冰当时对他说要离婚，他没吭声，片刻，咬牙切齿道：“他妈的！老子哪天宰了她！”
于是，刑警决定传讯钭可贵。
三、线索断了
夏初冰对警察说“是他杀的人”时，是5月26日傍晚。这个“他”——钭可贵，正在参加一位同事的婚礼。钭可贵自从去轮渡站工作后，“短路”毛病没有发作过，身为副站长，不摆官架子。喜欢和群众打成一片，所以人缘很好。那年头，生活水平有限，聚餐吃喝的机会极少，难得聚在一起喝顿酒，大伙儿都抓住这个机会用敬酒来表达对钭可贵的好感。钭可贵酒量原本不大，这么几下一喝，待到刑警在其回家途中找到他时，已经烂醉如泥了。
因此，钭可贵虽然是5月26日晚上被带到公安局的，接受讯问却是次日上午八点以后的事儿了。使刑警感到头痛的是，这主儿虽然已经清醒，并且吃完了给他从食堂打的早餐，还抽了一支烟，可就是不吭声，不管刑警怎么说，坐在那里要么翻白眼，要么冷笑，甚至坐也没个正形。中午，专案组长张渊去了，自我介绍原先也是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的，他这才赏了个正眼。张渊跟他聊了会儿战争年代的话头，他才肯开口说话。张渊于是掏出钱和粮票让人从外面买来热干面，说咱俩这是老战友见面，在这个地方不能喝酒，就吃碗热干面庆贺一下吧。钭可贵表示感谢，于是就吃面。吃完后，张渊说我下午有个会议要去参加，不能陪老战友聊了，这样吧，你说一下5月14日到18日那几天都是怎么过的，咱们这边的公事就算结束了，马上派车送你回去，好吗？
钭可贵点头，可是却说自己的脑袋在战争年代挨过枪子儿，记性差，已经记不得一星期以前的事儿了。如此，张渊拿他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决定先把钭可贵留置了再说。
好在这时从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传来了另一条消息：死者季留凤的丈夫(后来知道是同居)已经应专案组的要求准备动身赴武汉奔丧，并整理了一份季留凤这次赴内地出差的工作日程安排以及其随身所有物品的清单，稍后将以电报形式发来。张渊于是就觉得心里好似有了点儿底，认为这份材料无疑会对侦查工作提供助力。两个小时后，季留凤的公司从香港拍发的电报送到了专案组的案头，电报中载明以下情况——
季留凤此次赴内地出差的内容，是参加广交会采购相应的商品，并赴商品产地上海对工厂生产情况进行实地考察，藉以制作资料用于所采购商品销售时的广告宣传；另外，她还将前往苏州、南京考察茶叶、淡水水产品等。至于从南京前往武汉，在公司董事会所批准的出差内容之外，按照规定，她在武汉期间的费用是不能列入出差费用报销的。季留凤此次出差的时间，正是南方初夏季节，所以她携带的衣服比较少。她生性对化妆打扮不感兴趣，所有衣服都是中档的，七八成新，应该值不了几个钱，值钱的东西可能就是首饰和手表、照相机了。首饰是白金钻戒、黄金戒指各一枚，金手镯一个，金耳环一对，这都是她平时天天戴的，上有香港“周生生”的制作标记，并镌刻着一只凤凰，因为她的名字中有个“凤”字；手表是一块购于五年前的瑞士浪琴女表，当时在香港的价格是九千八百港元；照相机是两年前在美国花了五百六十美元购买的一架德国“蔡司”；此外，她还携带了港币一万五千元，其中部分在广州兑换成人民币了。
专案组前往钭可贵、夏初冰家搜查，搜得一枚黄金戒指，上有“周生生”标记和凤凰。于是就分别去询问男女主人这枚戒指是怎么回事。夏初冰前一天接受专案组讯问后，警方没对其作出什么处理，可是其上级单位区饮食服务公司对其公然违反规定安排港商入住旅社一举非常愤怒，主要领导发话说“这太不像话了”，于是，就下令夏初冰不准回家，不能离开旅社。经理权职当然不能行使了，就待在小屋子里写检查吧。刑警老周、老曹去“跃进旅社”时，她正泪流满面面壁发呆呢。问戒指来路，她答称是表姐赠送给她的。
警方问：“季留凤为什么要把自己专用的戒指赠送给你呢？你认为这符合常理吗？”
夏初冰不无气恼地回答：“这我怎么知道呢？她想送就送了，我也就收了下来。你们如果怀疑是我害了表姐，那就把我抓进去好了！”
另一路刑警老朱、强午生去分局留置室问钭可贵，这时的情况于钭可贵颇有些不利。下午刑警往他的工作单位打电话了解其5月14日到18日五天的出勤情况，轮渡站接听电话的是兼职管着考勤的女会计小钟，她请刑警别挂电话，这就查阅考勤本子。查下来的结果是：5月14日星期二，钭可贵应该上班的，可是他没去单位，也没给单位打电话请假，次日解释说他不舒服，就没来上班，算病假、事假都可以。钭可贵是干部编制，病假、事假都是不扣工资的，所以小钟也没让他补请假单子什么的，胡乱划了个“事假”就是了。这样，钭可贵涉案与否就需要由他自己来解释了。他不解释，谁也帮不上忙。当然，现在刑警不是问这事的，而是了解他家里的那枚戒指是怎么回事。原以为会开口说两句的，可是钭可贵还是闷声不响。
当晚，专案组开会研究案情，先是决定对销赃渠道进行布控，连夜通知各分局对下辖派出所作相应布置。然后，又议到了钭可贵身上，认为钭可贵不肯开腔的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问题，加上在他家搜得的那枚戒指，看来这人有作案嫌疑。于是，决定给其升级待遇，由之前的留置升格为拘留审查。
尽管会议结束后专案组长张渊立刻签发了一纸拘票，可是这张东西却没用上，因为次日其供职的轮渡站竟然给出了钭可贵“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明，而且是站长带着两个证人一起来公安局向专案组刑警当面反映的。
前面说过，钭可贵在轮渡站口碑颇佳，每个职工都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私下还有议论说这才是和平年代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方面，会计小钟深有体会。小钟接受过钭可贵的一次帮助，在那个特别困难的年代，这种帮助简直可以上升到生死之助的高度来认识。1961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轮渡已经到点停航了，小钟挎着包到码头上来给正在忙碌打扫的大伙儿发放工资和一个月的夜班补助钱粮，没想到一失手竟把装着钞票、粮票的包包落进了长江。一瞬间，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只有当过侦察兵的钭可贵反应奇陕，二话不说就跳进了江里，顺水游了十几米，把半浮欲沉的包包给抓住了。那天天降大雪，气温是零下六摄氏度，猝然间跳人冰冷的江水，其滋味可想而知！
钭可贵此举对于小钟的意义简直可以用“巨大”两字来形容：包包里有一千多元钞票和几十斤粮票，当时拿出五六百元就可以自建一套两上两下前后两进的楼房了，而粮票，那是严格实行配给制的，花钱也无法买到。按照当时的规定，丢失了钱粮那是得由责任人小钟自己掏出来赔偿的，那年头，寻常百姓谁家有百元以上的积蓄？更别说几十斤粮票了。所以，小钟面临着的有可能是追究其“玩忽职守”的后果，那就得坐大牢了。不管是赔偿还是坐牢，对于家有大小五口，只凭夫妇俩不过数十元微薄工资度日的小钟来说，无疑都是灭顶之灾。由此可见钭可贵的义举对小钟乃至其全家所起的作用。小钟是个知道感恩的人，此后就一直记着此事，总想帮钭可贵做点儿什么，可什么都没帮上，反倒是钭可贵叉帮她做过几次好事。
刑警打电话向小钟调查钭可贵的出勤情况，引起了小钟的警觉。她不知道钭可贵发生了什么事，但潜意识中“被警察惦记总不会是好事”的念头，使她觉得这事儿十有八九是对钭可贵不利的，于是，她就向站长汇报。钭可贵那天晚上是在参加同事的婚宴后回家途中给守候在住所附近的刑警带进局子的，因此单位并不知晓。站长说难道老钭出事了？怪不得两天没来上班，我还以为他那天喝多了身子不适在家躺着呢。这样吧，小钟你家不是离老钭家不远吗？你提前下班，去他家看看。小钟遵命照办，结果，钭可贵家铁将军把门。她又去夏初冰供职的“跃进旅社”，人家没让她跟正在享受“隔离审查”待遇的夏初冰见面，只是悄悄告诉她老钭夫妇因港商命案正接受审查，夏经理的丈夫已经被公安局抓进去了。
小钟自是大惊，今天特地提早赶到单位，向站长和一干同事通报了这一消息。站长心好，对钭可贵的印象也极佳，就说这件事是不是闹误会了啊？老钭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杀人呢？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一个同事就说，既然涉及那个港商，时间是可以推算清楚的。那个港商是老钭老婆的表姐，那天老钭闲聊时不是说起过香港表姐要来，让他老婆去汉口码头接站吗，那是几号？对了，那天工会发电影票，是5月9日！好了，从5月9日开始算起吧，他老婆的表姐是几时被害的？
这个，当时轮渡站的职工谁也说不清楚。有人回忆说好像后来听老钭说起过香港客人已经走了，那是几时？有人说好像在16日还是17日听老钭说起过是14日走的。这时，正好公司安全员老刘来轮渡站例行检查。老刘以前干过公安，于是大伙儿就向他请教老钭这算啥事儿。老刘是内行，一听就明白了，说既然人已经进去了，那刑警讯问时老钭只要说清楚自己在案件发生的那个时间段里在干些什么，让刑警去调查就是了，这应该是容易查清的，查清了就没事了，应该放人。可是，现在老钭进去两天了还没放出来，那可能是有问题了。不过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老钭这个人性子有点儿犟，不合他的意他连搭话的兴趣都没有，所以也许他跟刑警闹别扭不肯开口说话，那人家也就不放人了，总得把情况弄清楚吧？这种对象，我以前办案时曾经遇到过。
老刘这么一说，大家就说老钭看来就是犟着不肯跟人家开口，像他那样的好人，哪会杀人呢，况且那港商还是他老婆的表姐。老刘说那你们把他从5月14日以后几天里的活动情况排一下，当然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说得清楚，但他上班时的情况总说得清楚吧？排一下情况，给他作个证，其余时段，刑警会调查清楚的。
于是大伙儿就议论开了。清洁工小秀想起来说好像是15日吧，上一天老钭没来上班，第二天来了，跟我说起昨天他去医院看病出来时，正好碰到以前张家口的两个来武汉出差的同事，就陪着人家转了一天，晚上被人家拉去在武昌住的旅馆喝酒，结果误了轮渡，回不了家，就在旅馆挤了一夜。大家说这个情况好啊，可以证明老钭从15日到18日来上班时那段时间的清白嘛，要记下来，请公安去调查。然后，又凑了之后几天钭可贵白天来轮渡站正常上班的情况，那就有多人作证了。最后，站长说我们这等于是在协助公安局搞调查嘛，是好事儿，小秀、老封你俩和我一起去公安局，跟人家民警同志说一下，便于他们调查。
这样，专案组手头的那纸拘票还没送到钭可贵面前时，就来了三个证明人。专案组自是重视，又是询问又是做笔录忙了一阵，然后就去调查。最关键的就是5月14日上午季留凤退房离开旅馆后的二十四小时，法医已经认定季留凤被害时间应是5月14日至18日之间，而季自14日离开“跃进旅社”后就失踪了。一般说来，她是在当天就遇害的，因为如果到18日被害的话，案犯对其就有五天时间的非法拘禁，那场所、看守等就都成问题了。根据钭可贵的同事提供的线索，刑警分两路同时进行调查：一路去轮渡公司的劳保医院调查钭可贵看病的情况，另一路去武昌调查张家口商业局出差人员入住了哪家旅馆，以便跟人家取得联系，了解相关情况。
医院那里很快就调查清楚了，医生和药房都证明钭可贵在5月14日上午8点40分至10点10分左右确实在该院看病，包括门诊挂号和候诊排队、看病、拍片、取药。医生是钭可贵的邻居，所以说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武昌那里的调查，前一半还算容易，跑了三四家就查到了张家口商业局来武汉出差人员入住的那家招待所，可是人家已经离开武汉了，入住登记资料上写着还要去广东出差，这会儿根本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于是，就给张家口挂电话，那里也不知道出差人员此刻在哪里，因为他们没有往张家口打过电话。刑警大失所望，寻思这不又得耽搁数天时间了？好在运气还不错，过了半个多小时，张家口主动来电告知，有个出差人员昨天往其家属供职的单位打过—个电话，他们跟家属联系后了解到出差人员昨天刚从韶关去了广州，下榻在市第二招待所。于是这条渠道就通了，对方证实钭可贵5月14日从医院看完病出来时，正好和路过医院门前的他们劈面相遇，之后到5月15日早上七点左右，一直和他们在一起。
这样，钭可贵由于没有作案时间而给排除了嫌疑，于5月28日晚上被释放。释放时，他仍没说什么话，神情冷漠地签了字就走出了看守所大门。前往办理释放手续的刑警注视着他的背影，总觉得这人身上还藏着疑窦。
钭可贵被释放了，夏初冰还被软禁在“跃进旅社”。这是其上级单位决定的，当时每个单位都有这种权力，专案组也就没有过问，这班刑警弟兄自己的专案活儿还忙不过来哩！
四、轿车抛尸
钭可贵被释放后一小时，专案组开会研究下一步侦查工作应该怎么走。侦查已经进行了四天，尽管顺利找到了尸源，找到了亲属和武汉这边的接待方，从宏观上来说似乎是抓住了先机，可是折腾下来却是一场空欢喜。现在，专案组就只好从另外的思路来考虑了。
一番讨论后，专案组认为有必要从“为何被害”方面来考虑。从季留凤的尸体情况来看，其在生前死后均未遭受过性侵犯，那就可以排除性暴力犯罪。剩下的就是财杀或者政治谋杀，以尸体被洗劫一空只留下内衣这点来看，财杀的可能很大；但由于死者是海外来客，因此也不能排除因涉敌特案而被杀，杀人后洗掠财物以制造财杀假象的可能。因此，专案组决定着手调查死者季留凤生前在武汉、南京、苏州、上海、广州活动的情况，指望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另外，还有必要安排专人前往发现尸体的现场附近走访群众。之前，刑警曾经就发现季留凤尸体的那口枯井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反复分析的结果，觉得难以下定论，甚至由于现场勘查未能有所发现，所以连假设性的结论也没法作出。就是说，枯井区域可以是第一现场，凶手把季留凤用诱骗或者强迫手段弄至那里后，下手行凶，把人杀死后扔入枯井；也可以是第二现场，在别处作案后将尸体运至第二现场抛尸。而从常理来说，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在当时都是有可能呈现某种情景或者声响的，如果这种情景或者声响恰恰被人留意到了，那就可以作为线索往下追查了，没准儿由此就能把案子给破了。
新的侦查方向确定后，专案组开始作人员安排。由于人手有限且需要调查的方向较多(光死者生前涉足的武汉、南京、苏州、上海、广州就得调派五路力量了)，所以决定先把全组刑警分为三拨，武汉两拨分别调查季留凤生前在当地的行踪并在枯井现场区域走访群众，另一拨则前往南京调查。在南京调查之后去哪里，容武汉的调查进行后再作安排。
调查从发现枯井女尸后的第五天即5月29日开始进行，武汉本市调查的第一拨刑警老朱等三人访查了夏初冰、钭可贵夫妇，想从他们那里了解季留凤在武汉那几天内的活动情况。夏初冰被隔离在单位，既为表姐的被害而深感悲痛，又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后悔，还有前途未卜的迷惘。数种不良因素大大影响了她的情绪，对刑警的询问就显得缺乏耐心，她甚至可能还以为自己被单位隔离审查是由于那枚戒指的原因，于是就不愿意回答刑警的问题，只是再三强调那枚戒指确实是表姐赠送给她的，直到刑警答应尽快调查戒指之事并给她一个答复后，才愿意配合刑警的调查。可是她其实并不了解表姐在武汉的活动情况，只是曾经听季留凤说过，自1948年离开武汉前往香港后，还没有回来过，变化应该是很大的，这回想到处走走、看看。夏初冰呢，一来因为当着旅社经理，每天的事儿蛮多的，根本腾不出时间陪同表姐；二来表姐本是在武汉长大的，对于当地很熟悉，又能说一口武汉话，没人陪同也无所谓，所以就由她去了。因此，季留凤那几天里究竟去了哪里、在干些什么，她就不知道了。
老朱三人离开“跃进旅社”后就去了轮渡站找钭可贵。钭可贵昨晚从看守所出来后，回家一看老婆不在，听邻居说被隔离在单位，于是转身就奔“跃进旅社”。见到了夏初冰，可是没法把老婆带回家，夏初冰也不敢造次擅自离开，对丈夫说她确实犯了错误，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边听候上级处理吧。这样，钭可贵就回家躺了大半夜，今天上午就去轮渡站上班了。本来，钭可贵对于这次遭遇倒也没有多作考虑，再说案子还没破，老婆也还隔离着，他不想另外惹出什么事儿来。可是，见其获释而纷纷表示慰问的同事们七嘴八舌为其大鸣不平的氛围影响了他的思维，他就动起了要向公安局讨个说法的念头。正想着，刑警出现在面前了。于是，往下的情景大致上就可以想象得到：钭可贵先以为刑警是来为无故关押了他几天而表示歉意的，哪知对方一开口说的就是案子，还要求他提供线索，于是就恼了，不但没提供什么线索，还对老朱他们拍起了桌子，幸亏站长他们闻声赶来把他给劝住了。这样，这一路刑警的工作就未能取得什么进展。
另一路刑警老曹三人倒是取得了收获。他们是前往枯井现场调查的。那里属于汉阳分局翠微路派出所的管辖范围，而月湖是游览地，所以设立了一个只有三名警员的警务室。老曹他们自然先去警务室找警员了解情况，寻思季留凤命案已为该区域的群众知晓，自然议论纷纷，最好有群众主动前往警务室提供线索，那就撞运了。可是，这个愿望落空了。警务室的民警说案子发生后，他们按照分局、派出所的指示，这几天曾经在月湖这边主动向那些来散步、晨练什么的群众了解是否发现过什么值得一说的可疑迹象，接触了二三十人都说没有留意过。这样，刑警就只好自己去找群众了解了。
上午很快就过去了，没有查摸到什么。中午，三刑警去附近的汉阳车站食堂临时搭伙出了钱粮票吃了顿简单的午餐。正好车站管保卫工作的小蒋也来吃饭，他和三刑警中的小秋是公安学校的同学，已经好久没见面了，就在食堂一角的空位置上坐着聊了片刻。小蒋听说他们是来调查枯井女尸案线索的，就说你们可以去跟我们车站上的杂务工“老羊头”接触接触，这人经常深更半夜偷偷到月湖捕鱼、摘菱角、采莲蓬什么的，五月里正是鱼儿肥壮的时节，没准儿他去过也难说，你们去问问他吧。
“老羊头”是个五十多岁的驼背小老头儿，姓赵，新中国成立前子承父业经营卤羊头，其厨艺属于祖传，在汉阳这边颇有些名气。新中国成立后还是继续经营，但渐渐货源成问题了，于是被迫歇业。他要养家糊口，自己也要吃饭，关了羊头铺子就没了生活来源，于是向政府求助，政府就把他安排到铁路局食堂去发挥其厨艺本领。铁路局当时还能搞到羊头，他在食堂时不时露一手，颇受干部职工欢迎，不知由谁起头，给他起了个“老羊头”的诨号。渐渐，叫的人多了，就在非正式情况下成为其别名，真名反倒被人遗忘了。
四五个年头很快就过去了，进入1959年，日子开始过得困难了，先是各类物资供应紧张，然后就是饿肚子。到了这当儿，纵然铁路局神通广大，羊头也搞不到了。“老羊头”在食堂干，原本还能沾点儿微光，可是他不知足，还偷偷把食堂里的馒头往家里顺。据他事发后交代，也就不过顺了三四次总共七八个馒头，但那时对于这种事儿处理起来是很严厉的。本来要开除的，但领导考虑到开除后“老羊头”本人和家小就没法过下去了，再说大家都吃过他烹制的美味羊头，总还念点儿旧情吧，于是就网开一面把他打发到汉阳车站去当了一名杂务工。
“老羊头”去汉阳车站报到后，很快就发现竟然因祸得福。汉阳车站靠近月湖，那里盛产菱角、莲蓬什么的，大大小小的青蛙、蛤蟆、老鼠更是不计其数，这些都是可以用来充饥的，经他的手一烧，还是诱人的美味。’于是，“老羊头”开始行动。他以前没有捕过鱼，更没捉过青蛙、老鼠之类，可是，这人聪明，稍一琢磨就找到了方法，每每出动，鲜有落空。月湖管理方对于捕鱼、摘采水生植物是禁止的，称有此行为者一旦被抓到要按“盗窃公物”处理。那年头老百姓比较自觉，基本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当然这并不包括“老羊头”。他那七八个馒头的作案史，也算是积累前科经验了，反正自有一套办法对付。比如，月湖管理员明明看见他从湖里捞起了一条鱼，立马奔过去抓现行时，从他拴在腰间的渔篓里搜出的却是青蛙、老鼠、蛤蟆甚至水蛇，当时还没禁止捕捉蛙类动物，所以他老人家并不违法，消灭老鼠甚至还是“除四害”哩！这样，他不但解决了全家补充蛋白质的问题，遇到收获颇丰时，每每还施展祖传的烹饪厨艺把猎物烹制成美味后悄悄出售或者换取其他紧俏东西。
老曹三人出现在“老羊头”面前时，他有些迷惘，看着刑警问您三位是哪里来的，听说是刑警后又自言自语说：哦！原来是巡捕房的“包打听”啊——武汉曾有过几处帝国主义租界，那些老武汉喜欢按照新中国成立前的习惯说法把公安局说成巡捕房、把警察说成巡捕或者“包打听”。然后，他就问找他有啥事儿。刑警老周掏出香烟请“老羊头”抽，然后问：“月湖那边发现一具女尸的事儿你听说了吧？”见对方点头，于是就简略说明了来意。
“老羊头”说：“听说最近政府要整顿社会治安，其实我瞧着这社会秩序比起旧社会来已经好了不知多少倍了，好像不需要整顿，只要把生产搞搞好让地里多长些粮食卖给老百姓就行了。嗯，这个，政府没啥整顿了，会不会硬弄些事儿出来，比如派你们来找我弄个圈子把我老头子套进去，骗我说是来调查命案的，其实就是要我承认去月湖那里干什么什么了，然后把我打发去劳动教养？”刑警于是一边继续递香烟一边向其保证不会那样搞，此行纯是调查命案，不管你老人家做了什么，只要不涉及命案我们肯定不管！老羊头这才开口。他说的话不多，内容也很简单，但已经令三刑警眼前一亮！
“老羊头”告诉刑警，他在车站干杂务工，由于时不时加班，所以别人每周休息一天，他作为补休可以休两天，其中一天是星期六定死了的，另一天则可由其自己选择。刑警所说的5月14日、15日.那两天晚上，他都去了月湖。去干什么呢？不瞒各位说，是去捕鱼的。这一阵湖里鱼多，而且肥壮，还好抓，他大着胆子带了网具前往，到那里大约是下半夜两点多钟，位置是白天骑车过去选好了的，不打手电也摸得到。他在那里下了鱼网，离起网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就提着鱼叉想去旁边捕捉青蛙什么的。刚走了十几米，听见远处传来一阵轻微的汽车引擎声，他做贼心虚，不由得就是—个激灵，寻思难道是警察开车来抓现行了？就捕几条鱼，值得这样兴师动众，还浪费汽油？“老羊头”不敢大意，立刻加快脚步迅速离开现场，这样即使让人发现了也可以否认自己跟已经下在湖里的网具有关，谁也处置不了他。
可是，汽车却不是朝月湖来的，而是在前面拐了个弯往龟山那边驶去，很快就没了声响，“老羊头”看见黑暗中有红光闪了闪。尽管如此，他犹自不敢大意，生怕人家停了车悄悄踅过来逮现行，所以干脆往地下一坐不动了。也就不过七八分钟时间，引擎声重现，汽车开走了。
“老羊头”反映的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深夜来车，颇有载运尸体前来抛尸灭迹的嫌疑啊！如果这个情节属实，那无疑是一条侦破本案的捷径。组长张渊当即和老曹三人前往现场查看，发现从公路到枯井那里只有一条勉强可通行小轿车、小吉普的便道，所以，“老羊头”如果看得没错的话，那应该是一辆小轿车或者小吉普。
当晚，“老羊头”被请到月湖，协助专案组进行现场模拟.。刑警开来了一辆警用轿车，不打车灯，从公路上拐下来，沿着便道缓缓行驶，开到龟山脚下便道尽头停下。和“老羊头”一起待在他所指认的那个位置的刑警确认确实能够听见引擎声、看见刹车的红灯闪现，于是认可了“老羊头”的说法。
专案组于是认为这边是本案的第二现场，凶手是在第一现场作案后，于5月15日凌晨两点至三点之间动用小轿车把尸体运至第二现场抛进枯井的。侦查方案也随之议定：围绕小轿车进行调查。
1963年时，轿车、吉普之类的交通工具甚少，即使武汉这样一个省会城市的拥有量也很有限，而且都控制在政府机关、大型国营企业，全市林林总总加起来也就不过上千辆吧。专案组相信只要一辆辆车调查下来，是能够查到的。有了范围，那就好办，既然载运过尸体，那就可以被刑技人员找到痕迹，到那时，这案子也就馒头上笼七八分熟了。
于是，从次日开始，刑警就着手调查全市轿车使用情况。当天查摸下来未有发现，第二天也没有查到什么线索。第三天，武汉这边的调查还是未见起色，不过，南京另一路刑警调查到的情况却使大伙儿精神一振……
五、南京美女的遭遇
前往南京、苏州、上海那一路的调查是由专案组副组长解润丰率领刑警何逊俭、李耀辉进行的。这三位都是具有丰富刑事侦查经验并能独当一面的老刑警，各人的档案里都有着立功、获评先进的记载。三人乘坐长江客轮从武汉顺流而下抵达南京后，顾不上去旅馆登记住宿，立刻奔南京市公安局找刑侦处领导。当时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条线下设一个“外调协查交办组”，专门协助外埠来南京调查案子的刑警同行，根据案子的情况直接派员或者间接联系分局、派出所协助调查。眼前的这起武汉港商命案属于大案，自然得直接派员协助了，派出的警员还是该组的副组长老任。
武汉刑警向老任介绍了案情，说他们此行赴宁调查务必要查摸到确切的情况，因此，之前即使南京这边的同行已经调查过季留凤在南京下榻的饭店、住宿时间等等内容，他们也要再调查一次。老任说您三位别说了，我干过这活儿，知道这一行的规矩，反正我是陪您三位耗上了，你们想怎么查就怎么查，我给你们创造条件就是。前几天北京来电让调查的不也是这个姓季的女港商吗，就是我们组承接下来的，已经查过了，她于5月3日晚上至5月7日中午下榻于江苏饭店。你们可以去复核一下这个情况；至于她在南京的那几天时间里去了哪些地方、接触了哪些人，这不在我们当时受命调查的范围内，所以，这也是要调查的。
武汉刑警说那就先奔江苏饭店吧。老任陪着武汉刑警驱车前往。饭店保卫科长老潘出面接待，先是查到了季留凤当初登记入住时的原始单子，上有她入住和退房时的亲笔签名，然后召来了其住宿期间在饭店上班的大堂、楼面服务员、餐厅人员和清洁工开了一个座谈会，请大家回忆半个多月前季留凤下榻该饭店时的情况。那时候入境的外籍旅客少，像季留凤这样单独入住的女港商更是凤毛麟角，一年也没有几个，而且季留凤在住店期间老是喜欢在湖蓝色羊毛外套外面披一块足有一米见方的大红薄花呢披肩，披肩一角那枚真丝织成的英国厂商标牌露在外面很是醒目，所以一提这个旅客大家都还有印象。据服务员等人回忆，季留凤住店的那几天里，基本上是早出晚归，早餐是在饭店餐厅用的，午餐晚餐都在外面吃，只有一次是下午四点左右返回饭店在餐厅吃的晚饭。
使刑警感兴趣的情节，就是那次。那天，季留风返回饭店时还带来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那绝对是—个美女，身材窈窕相貌俏丽肤色白嫩不说，光她那说话声音，走在大街上的回头率恐怕就要使交警同志担忧了，那不仅仅是悦耳，悦耳中还透着与生俱来的唯有江南女子才有的娇嗔。季留凤先把那个美女带进了房间，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两人去饭店的餐厅用餐。美女的声音，就是在餐桌上给服务员留下深刻印象的。晚餐后，美女离开了饭店，季留凤把美女送到饭店大门口，门童听见季留风跟美女握手告别时说了一句：“应该没有问题的，你就等我这边的消息吧。”美女则向季留凤鞠躬，脸上是一副感激涕零的神情，口称：“谢谢季老师！”——那口音带着吴依腔调，可能是苏州、无锡一带的。
刑警问：“还记得那是哪天的事儿吗？”
几个服务员回忆下来，说好像是季留凤入住后第三天的事儿。解润丰笑言“好像”不行，得有个确凿靠谱的说法。老任说那方便，老潘你去把餐厅的账单拿来，当场核查就是了。老潘把账单拿来后，几个人一看，服务员的说法是靠谱的，季留凤确实是在入住饭店后的第三天5月6日请那美女在餐厅用的晚餐。当时，一共点了四菜一汤两道点心：油爆虾、清蒸桂鱼、蘑菇肉片、铁板牛排、莼菜肉丝蛋汤、小笼包子、三鲜鱼饺，还有一瓶葡萄酒，共计付费24.93元——当时物价便宜，这个价格如果在普通小饭馆，已经可以摆三桌酒筵了。
刑警越发觉得这个美女身上似乎有戏，于是盯着不放继续往下查。可是，服务员再也提供不出其他细节来了。于是，这次调查到此告一段落。
这时已是晚上七点多了，解润丰、何逊俭、李耀辉三人想到了自己的下榻问题，尽管就在宾馆里，可是以他们的出差费用标准，显然是住不起江苏饭店这样的涉外宾馆的，只能前往省公安厅的招待所即现今的金盾饭店登记入住。金盾饭店那时的条件相当于寻常旅馆，只不过干净些，对于三位刑警来说，有这样—个地方落脚已经心满意足了。
次日，“六一”儿童节，三刑警继续围绕美女调查。昨晚他们在招待所房间里就该问题聊得很晚，议到了季留凤跟美女的关系，认为从美女称季留凤为“季老师”这个细节看来，可以排除两人的亲戚关系；而感激涕零的神情又似乎可以排除其父辈跟季留凤的世交关系；因此，美女跟季留凤可能是初次见面。再推测美女的身份，从年龄、肤色白嫩和对季留凤的称呼来看，她应该还没有参加工作，很有可能是大学或者中专学校的在读学生。
三刑警还议到了美女与季留凤两人之间交往的目的，这就不好琢磨了。前面说过，以当时的政治气候所导致的习惯思维，凡是海外客与内地人交往的，都可以打上一个敌特式的问号，因此，这二位的交往接触可以往这上面去想。那么，是否会有商业性质的交往目的呢？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港商来内地做生意，其对象必须是具有外贸资质的企业单位，即使是这种单位，也不能自己直接出面跟人家洽谈，而得通过外贸局转一转，所以个人是不可能跟港商谈生意的。刑警还想到了第三种可能性：偷渡或者走私，这在当时倒是时不时会冒出来的案子，没有理由排除。
晚上临睡前，三位刑警达成了一致意见：暂时甭管季留凤与美女接触交往的目的，当务之急是把那个美女先查访到。相信那么年轻的一个姑娘，用江湖上的话来说还是—个雏儿，三个老刑警还对付不了她？
可是，刑警要想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这么一个目标，虽然她是大美女，但似乎也显犯难。因为估计她是在读大学、中专学生，这两类学校南京颇有几所；另外，她操一口苏州或者无锡话，不能排除也许是苏州、无锡甚至苏南其他城市那两类学校的学生。再往下作不大乐观的估计：也许她不是学生，而是护士、化验员、幼教老师、托儿所保育员之类的，那前面的活儿简直就是一片黑灯瞎火了！好在解润丰三位都是老刑警，知道刑事侦查要多想，但是不能往无边无际的方向多想乱想的道理，否则还不把人给想得浑身没劲什么都不想干了？甭往下想了，先琢磨着应该怎么查吧。
老任驾着一辆小吉普来招待所跟武汉刑警见面，得知他们的调查思路后，说那好，你们看先往哪里跑，我陪你们去，反正不管派出所还是保卫科，我一说就行，人家都会积极协助你们查找的。何逊俭、李耀辉于是就望着解润丰，三人中老解是头儿，分析案情时谁都能充分发表意见，这会儿要行动了，那就得听领导的。
解领导开腔了，说出的内容却是令人意外，他说去哪里呢？去南京市邮电局！怎么去邮电局呢？难道人家大美女去那里寄过挂号信或者邮包、印刷品什么的而留下地址姓名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老解又是怎么知晓的呢？
解润丰昨晚睡得晚，今晨醒得却早，四十多岁的人，心头压着事儿，就影响睡眠了。睡不着躺着没意思，就起来到阳台上去抽烟，一边抽着一边禁不住就要想案子。他想来想去，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那美女会不会往季留凤下榻的饭店打过电话呢？或者，季留凤住店期间会不会给美女打过电话？他越想越觉得似乎有这种可能，因为两人的接触得有一个先决条件—一先取得联系。以当时的条件，联系只能是以下三种方式：一是事先通信，二是使用电话，三是请人捎话。解润丰没有理由排除通信和捎话，可是有理由不排除使用电话，于是就想到了通过邮电局调查。
那时的邮政和电信是属于同一个单位的，称为邮电局。当下，老任陪同三位刑警前往市邮电局，保卫科长出来接待。一说要查什么，人家立马通知调查。动作还真是麻利，这边一杯茶还没喝完，信息已经报来了：5月6日上午8点36分，从江苏饭店拨出过一个电话，被叫电话是位于秦淮区的红星合作艺术学校，通话时间为四十秒；七分钟后的8点43分，从红星合作艺术学校拨出一个电话打给江苏饭店，通话两分二十三秒。刑警一听艺术学校，立马想起那美女的细皮白肉、悦耳嗓音、苏锡口音等等，寻思难道她是艺校学员？
当下老任立刻致电江苏饭店，要求总机查一下5月6日上午8点43分的那个来电是转接到哪个房间的。对方很快回话，该来电是转接到201房间的。201房间正是当初季留凤下榻的那个房间，于是，美女就有了下落。
那个与港商季留凤通话的美女，姓冯名桂珍，十九岁，无锡人，系红星合作艺校锡剧班学员。当时，社会上还有若干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间艺人组成的剧团，属于自负盈亏性质的民营单位，行政、业务都归文化局领导。这种文艺团体全国各地都有，后来到了“文革”就被取消了。在本案发生时的1963年，谁也不知三年后中国要搞“文革”，会取消此类文艺单位，所以还是本着“长期共存”的原则来对待的，这样，这类文艺单位与国营剧团一样有着一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当时的政策是一视同仁，允许民营剧团和国营剧团一样面向全社会招收演员，但是，民营单位的劣势是明摆着的，同样看上了一个演员，人家肯定更愿意去捧国营的金饭碗。南京市的民营剧团同样面临着这么一种窘境，于是几个剧团的当家人凑在一起反复商量，想出一个主意：联合创办一所戏校，自己培养演出人才。这个主意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就有了红星合作艺校。冯桂珍是该校去年从无锡招来的一名学员，主攻的是锡剧。
那么，这个出身于江南普通农家的美女学员怎么跟港商季留凤搭上了呢？这，就需要美女自己来回答了。
冯桂珍被刑警就近请进了秦淮公安分局，她很配合地做到了有问必答，刑警就弄清了季留凤与其接触的过程—一
5月5日下午，冯桂珍陪同从无锡老家来南京出差顺便来看望她的表叔去夫子庙游览时，发现有一个穿着打扮颇显时尚的中年女子在一旁注视着自己，当时她没有特别在意。与表叔分手后，那个女子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骤然出现在她面前，亲热地跟她打招呼。对方可能事先留意到冯桂珍胸前佩着的那枚白底红字的校徽了，自我介绍说她受一位电影导演的委托，利用出差的机会沿途替人家留意女演员。那个年代，治安情况良好，诈骗钱财的案子难得听说，至于拐骗人口尤其是成年人那就完全绝迹了，所以年方十九的冯桂珍有理由对该女子产生充分的信任。她打量对方，以为也是搞艺术的，就多了一份好感，更要紧的是她被“电影导演委托物色演员”之说所吸引。这样，她就接受对方的邀请，两人进了夫子庙一家供应高价咖啡、点心的小店铺。当时内地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走出来，所有食物包括食盐都是凭票券供应的，这种店铺不收票券，但价格高得吓人，因此顾客稀少，倒是正好适合两人交谈。
在包厢里坐下后，冯桂珍这才通过季留凤的自我介绍知晓她来自香港，本身从事的并非电影工作，而是经商。冯桂珍听说“香港”两字，马上就联想到了《羊城暗哨》。季留凤随即看出了她的心思，不慌不忙地从坤包里取出自己的香港居民身份证、护照、商行执照影印件、广交会发的邀请函、通行证、指定人住宾馆的住宿证等。冯桂珍这才相信对方虽然来自海外，却并非特务，而是受到广交会邀请的友好人士。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中，广交会的政治意义远比经济意义大得多，每半年举行一次的广交会，相当于一次国际性的政治活动，能够参加这种盛会的境外商人，就不仅仅是“友好人士”，而是对中国人民充满了感情的同志加兄弟式的挚友了。冯桂珍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一下子就对季留凤产生了足够的信任。
信任立马缩短了距离。她把季留凤当成内地招收艺校学员的老师一样，没等对方询问，就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家庭情况、个人情况一五一十和盘托出。季留凤也说了些话，不过内容并非冯桂珍渴望听到的导演委托物色电影演员什么的，而是介绍了香港灯红酒绿的繁华生活，以及在那里生活的有钱人的种种消费方式，冯桂珍听着简直如同天方夜谭，惊奇得伸出了舌头几乎缩不回去了。
离开咖啡店后，季留凤叫了一辆三轮车，两人坐上去，先把冯桂珍送回艺校。临分别时季留凤问冯桂珍是否愿意明天陪同她游览中山陵，后者自然点头，于是就互留了电话。当晚，冯桂珍躺在宿舍的床上兴奋得半宿没睡着，以至于次日早上睡过了头，过了上课时间才赶到学校。进门就被传达室看门老头儿唤住，说有她的电话，让她打过去，对方是个说外地话的女人，说号码小冯知道。冯桂珍跟季留凤联系后，就向老师请了假，赶到季留风下榻的宾馆南侧的马路口与季留凤会合，前往中山陵。这天是5月6日，两人游览过中山陵后，还去了玄武湖、鸡鸣寺，交通工具是季留凤叫的出租车、三轮车。
午餐是在中山陵那边的一家面馆吃的面条，晚餐是在季留凤下榻的宾馆餐厅吃的。这一整天两人谈得很多。季留凤说昨晚已跟那位导演通了电话，对方听了她的介绍，表示很感兴趣，听得冯桂珍两眼放光。放完光就开始担心怎样去香港，季留凤说这不难，她在广州向广交会上的中国官员咨询过，因为处于困难时期，内地已于去年推出政策：允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公民前往境外投亲靠友。因此，只要冯桂珍认一位香港的干爹或者干妈，事儿就解决了。冯桂珍于是说那我可以认您做干妈吗？季留凤说可能不行，因为我俩的生辰八字犯克，我们香港人是非常讲究这个的。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找一门干亲认下来，然后就能着手办理去香港的事儿了。
季留凤跟冯桂珍在一起的十来个小时里，还用了较多时间貌似闲聊似的对冯桂珍说了许多关于香港如何“开放”的内容，说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到那里待下后，内地的这套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跟香港那边是完全两样的，你要学会见怪不怪，慢慢适应。另外，季留凤还随口让冯桂珍方便时问问艺校的其他漂亮女学员，是否有兴趣去香港定居；当然，这得说悄悄话，不能公开讲，否则给艺校领导知道了会认为是拆他们的台，要挖走他们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哩，就会变着法子阻拦。
那天在宾馆晚餐后，季留凤把冯桂珍送走时掏出了五十元人民币给她，让她等消息，应该是比较快的，不过两三个月罢了。到时候如果季留风因生意上的事情忙而无法来内地的话，会委托可靠朋友跟冯桂珍联系，以她的亲笔函件为凭。
解润丰三人对于冯桂珍的这番遭遇颇为重视，当晚挂长途电话向专案组作了汇报。
六、调查小车
南京调查所获的情况，对于留在武汉这边的专案组刑警来说，除了兴奋之外，还意味着—个耗时颇长的案情分析会。经过反复讨论，专案组终于达成了如下共识-一
季留凤在南京与冯桂珍的接触，应该趋向于想把冯桂珍弄到香港去从事某种不宜公开的职业。这种职业，不会是特工行当。因为根据解润丰三人的调查情况来看，冯桂珍除了长得漂亮外，并无其他适宜于从事特工的先决条件(而漂亮仅仅是特务行当中需要针对特定对象执行特定使命时才用得上的一种武器，通常特别漂亮的女特务反而惹人注目容易暴露)。而且，如果季留凤想把冯桂珍骗至海外从事特工行当，那肯定是替台湾方面效命了，如此，跟冯桂珍接触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反复了解冯桂珍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及本人的政治面貌、思想观点；两人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季留凤应该就政治方面向冯桂珍进行试探，因为台湾特务机关发展特务是需要进行严格审查的。可是，从冯桂珍向刑警陈述的内容来看，她与季留凤的接触中根本没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她在要求冯桂珍对其同学进行试探时也无上述要求，只说长得漂亮就行。因此，可以排除季留凤来内地物色特务学员的可能。
那么，季留凤想把冯桂珍弄到香港去从事什么行当呢？刑警想到了色情，因为从季留风向冯桂珍灌输的那些内容来看，有介绍香港灯红酒绿生活的，有评说娱乐圈内性开放事例的，还有宣扬人生享乐至上的，加上季留凤唯一要求的“漂亮”条件，都是可以跟色情密切相扣的。于是，专案组就对季留凤来内地的目的作出了判断：她除了参加广交会之外，还兼带着物色内地美女，通过合法(结攀海外干亲后移民)或者非法(偷渡)的方式送到香港去，从中牟取经济利益。
再联想到季留凤在武汉那几天的活动，尽管至今还是无法掌握那几天里她究竟到过哪些地方、接触了哪些人，但是，既然她是来武汉探亲的，那为什么不把主要时间放在跟其表妹夏初冰的接触上而要一个人去外面转悠呢？从这个角度去琢磨，似乎很难排除季留凤在武汉也从事了与南京相似的活动。这样，刑警就不得不因此产生联想：季留凤的被害，是否跟她的这种活动有关呢？刑警又想到了夏初冰一口咬定是季留凤赠送给她的那枚戒指，寻思如果真是季留凤主动馈赠的，那么这跟季留凤在武汉从事的活动有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在几小时后就初步有了答案。这倒并非来自刑警的主动访查，而是因为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个不速之客名叫达巍，来自香港，他是季留凤的异性同居人——用当时内地的说法就是“事实夫妻关系”中的丈夫。
季留凤以前曾有过一次婚姻，还生过一个儿子，后来与丈夫离婚，儿子归男方。那对父子不久就去了美国，从此双方再无联系。季留凤离婚后过着单身生活。三年前的一个夜晚，她在外出应酬返回住所的途中遭到三个暴徒的劫持。那一阵儿，香港社会治安形势很是严峻，犯罪分子中流行“劫财、采花、索命”的极度暴力作案模式，专拣夜间外出的单身妇女下手。季留凤碰上的正是此类家伙。可是，那次她命不该绝，因为出现了达巍。达巍会武术，干的职业是武打演员替身。那天晚上，他拍完戏回家途中撞见季留凤遭难，当即出手相助。他的身手还真厉害，以一敌三，徒手搏击，打趴两个，打跑一个，他自己也负了伤，而且伤的是脊椎。从此，他不但当不成替身演员了，连正常的行走也难一次坚持一个小时以上。他是单身汉，眼看着今后的生活都成问题了。季留凤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从此就由我来负责照料你的一切，我们住到一起吧。两人同居三年，达巍原想接一些可以在家坐着做的手工活儿，一来解闷，二则也可挣些收入。可是季留凤坚决反对，说凭她的努力完全可以让他生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好。
达巍是在接到香港警务处的通知后，办理了手续前来武汉的。专案组长张渊、外事警官凌龙法以及两名刑警陪同达巍前往医院太平间辨认尸体，他确认无误，当场签署了相关文件，然后，一干人把季留凤的遗体送往火葬场火化。
当晚，达巍向刑警介绍了季留凤生前的经商情况，他说到季留凤此次来内地前隐隐向其透露的“另一个目的”，恰恰跟之前专案组所分析的“色情”之说相符—一受香港黑社会组织之托，在内地物色美女，赴港定居从事专职色情服务。达巍说他很尊重季留凤，所以当时尽管觉得如此作为似乎不妥，可是，因为季留风并未对他明说，他也就不便开口规劝。而且，他是新中国成立前去的香港，之后从未来过内地，也从不关心内地消息，更谈不上了解内地的政策法令了，以为季留凤的做法并不违法，因此没有表示异议。达巍还提到，季留凤说过这事要请夏初冰表妹帮忙。
达巍带来了季留凤此次赴内地时佩戴的首饰、手表、照相机、坤包等的原始购物凭证，以及选购时的彩色广告照片，刑警一一翻拍下来，作为布控销赃的鉴定依据。
次日，即6月3日，专案组指派刑警老周、老曹出面传讯季留凤的表妹夏初冰。
老周有一个强项：擅长讯问。当时的刑侦跟预审是分开的两个部门，预审方面曾数次动过脑筋，想把老周挖过去，都被刑侦部门或软或硬地拒绝了。现在，张渊指派他出马对付夏初冰，料想不成问题。事实也是这样，夏初冰听老周一说季留凤的“事实丈夫”已经从香港赶来，向专案组反映了季留凤在来内地前跟其说过的话后，脸色就变了，盯着老周静候下文。老周却不说话了，由老曹开腔。老曹说夏经理你如果对其他内容有啥顾虑的话，可以先往旁边放一放不说，就说一下那枚戒指的事儿吧——专案组已经研究过了，认为戒指是关键，只要夏初冰说及戒指，那就势必涉及其他。
夏初冰点头，想了片刻，在开口之前小心翼翼地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人要做违法的事，其他人没有参与，但也没有报告，会追究他的责任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看违法之事的严重性和后果如何，刑警当然不可能把话说清楚，这里又不是政法学院的课堂。于是，夏初冰得到的答案就可想而知了，这样，她就完全放心了，不但说了戒指来源，而且还说到季留凤的违法情况——
诚如刑警所估料的，季留凤来武汉的目的之一是物色美女。而且，她在抵达当天就对夏初冰说了这一目的，还要求夏初冰助其一臂之力。为表示诚意，她甚至还给了夏初冰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并许诺事成之后另有分成。夏初冰没有思想准备，一时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望着眼前的钱钞发愣。季留凤误以为她是嫌钱少，二话不说马上摘下手上的戒指，连同钱钞一并往夏初冰口袋里塞。夏初冰承认自己对钱财颇感兴趣，还没有一次性获得过这么多钞票的经历，想想这事似乎并不算犯法，不就是介绍姑娘给人家香港人当干女儿吗？于是，也就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下来。
可是，夏初冰毕竟心里不踏实，那天半夜就对丈夫说了此事，不过没说自己已经收了季留凤的好处。钭可贵在这种大事上一点儿也不糊涂，马上说这种事情做不得，不但做不得，还应该向政府举报，让公安局把季留风驱逐出境。夏初冰当然是不愿意的，毕竟季留凤是她的表姐，再说，举报之后组织上会怎么看待自己？她又不是一开始就举报的，而是在收受其好处后心里不安才想到举报，这属于立场不坚定呢，今后就难有好果子吃了。所以，她表示不能接受丈夫的建议，夫妇俩为此吵起来了。不过，这样一来，夏初冰就不敢陪同季留凤外出以游览为名物色美女了，遂以单位工作忙无法分身而推托。季留凤就独自外出物色，但听她说好像并未寻找到目标。
钭可贵军人出身，又是中共党员，从此就很看不惯“资产阶级腐朽分子”季留凤，还担心她会把自己老婆也给腐朽了，就几次跟夏初冰吵着要把季留凤撵走。其实，季留凤是必须在5月16日午夜前从深圳出境返回香港的，她最晚必须在5月15日中午离开武汉，可是，她从未对夏初冰夫妇说过这一点，因此钭可贵有此之想。夏初冰收人钱财，手软口软，哪里开得了口？两人争吵中，钭可贵曾数次发狠扬言要把季留风干掉了事。夏初冰担心丈夫真的做出蠢事，寻思还必须要跟季留凤开这个口哩。于是，她就在5月13日备了一桌酒菜，想请一请表姐，饭后姐妹俩说说私房话，把戒指和钞票还给季留凤，然后请她离开武汉。如果季留凤不肯，那就让她搬离“跃进旅社”，另觅宾馆下榻，不要再来找自己了。这个想法，她没对丈夫说，想事成之后给老钭—个惊喜。
哪知，正是由于没有沟通，所以就出了事。钭可贵见妻子没有动静，早已忍无可忍，这天竟然还要设宴款待季留凤，不由得火上心头，顿时心生一计，借酒意“性骚扰”了季留凤。意思很明白：把这女人撵走就是。最后果然达到了目的。
专案组对夏初冰的这番陈述进行了调查，这对儿夫妇没有作案时间这一点之前已经调查清楚了，现在要调查的是季留凤在武汉那几天夏初冰是否确实都在上班，查下来是确凿的，而且查明她在5月13日请客前一天对同事说到过请了客后季留凤就要离开了。所以，认为其言可信。另一路刑警找钭可贵谈话，他听说妻子已经向人家和盘托出了，也说了情况，与夏初冰所言相同。
这样，季留凤来内地要做的第二个“项目”也算是调查清楚了，并且大体上可以认定她在武汉并未如在南京那样结识什么美女。因此，专案组认为她的被害应当与该“项目”没有联系。要想追查与命案相关的线索，还得从赃物和小车这两方面着手，于是就决定调整分工，围绕着这两方面进行细密调查。
调查工作马不停蹄一连进行了七天，至6月IO日还是没有查摸到蛛丝马迹。6月11日，解润丰、何逊俭、李耀辉三位刑警结束了南京、苏州、上海的调查返回武汉，他们除了在南京查到了季留凤与冯桂珍接触的情况之外，苏沪两地再无收获，白白辛苦了一趟。三人回来后，根据安排立刻参加了武汉这边的调查。
这种调查又进行了五天，还是没有收获。刑警已对全市的小车，包括小吉普，作过周密的调查，驻武汉市的军方各单位也由各自的保卫部门进行了内部调查，都发来公函称5月14日晚上本部小型车辆均无涉案嫌疑。
更使专案组感到纳闷的是赃物布控那一块，通常为财物而作案的案犯在作案后都忍不住立马就要销赃，或者销出相似的非赃物来进行试探；可是，本案的案犯却很是沉得住气，把赃物压在手里就是不露头。
6月16日，距发现枯井女尸已经二十三天了。这种涉外案子，即使从已经发现的案情判断基本可以认定系刑事命案，但因为涉及港商，还是来内地参加广交会的，因此属于重量级的案子，各级领导的关注、催问、督促自是难免的，可想而知专案组当时正经受着什么样的压力。当天，专案组举行会议，讨论下来认为不能守着“赃物布控”这棵树等待案犯自己撞过来。一干警议来议去，最后还是认为盯着当初“老羊头”提供的“深夜引擎声”的模糊线索去调查那辆用于抛尸的小车。现场勘查和“老羊头”的亲眼目睹可以断定案犯动用小车抛尸这个情节是肯定存在的，因此，还是得围绕着小车往下做文章。于是，刑警们开拓思路，议论说武汉本地车辆都查过了，那么会不会是外地车辆呢？那天晚上由于巧合甚至故意制造的原因，把车辆停在武汉市，从而给案犯提供了运尸抛尸的机会？
专案组决定立刻调查5月14日晚上停在本市过夜的外地小车。这桩活儿听上去可能有些难度，不过在当时还是可以有条有理地做下来的。那时虽然还没有什么公路收费站、街口监控摄像装置，可是车辆少，小车更少，而且最关键的是凡是够得上坐小车来武汉的乘客，都是有点儿级别的人物。晚上要在武汉下榻，那得住宾馆，再不济也得是内部招待所之类的。这就好办，凡是住宿的，宾馆、招待所都有登记，即使是地委书记部队师长级别的高级干部(刑警琢磨最高也就这个级别了，再往上就不会坐着小车来武汉出差了)，自己不会掏证件让服务台登记，但有人会替他们登记或者作一个内部记录。这样，只要到各个宾馆、招待所悄悄查阅一下5月14日晚上有没有这种坐小车来的旅客下榻，查到的话再往下找小车司机了解一下，兴许就能发现线索。
次日，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进行调查。为抓紧时间，组长张渊特地向市局办公室请求临时调派了三辆三轮警用摩托车，这样连同原先临时调拨的那辆中吉普，专案组就有了可以载下全体成员的机动交通工具。不过，辛苦折腾了一整天，到傍晚大家会合时，没有一拨查到线索的。5月14日那晚，武汉全市只有两辆外来小车，分别来自湖南岳阳和本省鄂州，一个是行署领导，座驾是一辆破“福特”；一个是地委副书记，座驾是一辆苏联1950年生产的老式中吉普。因公出差，就住一夜，分别下榻于汉口和武昌的两家宾馆。那时经费紧张，官员也没有私密事儿需要在出差的当儿办的，为节省开支，这两位领导都按照战争年代的“官兵一致”惯例把司机安排和自己同住一个房间了；小车呢，就在窗下停着，别说谁想发动了，就是拉开车门只怕也会惊醒警惕性特高的司机同志。
这样，这天的工作就是劳而无功了。当晚，再次开会讨论。前面曾经提及的外事警官凌龙法这天也到场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没有干过一天刑事侦查工作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寥寥数句发言，竟给之后的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
七、水落石出
凌龙法其实并非专案组的正式成员，组建专案组时领导只是通知他过来“协助处置相关外事工作”。因此，他在完成了前往北京跟英国驻华代办处取得沟通以及后来接触从香港赶来的死者季留凤的同居人达巍的工作之后，基本上就没有活儿需要做了。但是专案工作尚未结束，所以他还得在专案组待下去，待案子侦破后还要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和死者家属通报情况。凌龙法自1950年大学毕业参加公安工作至今已有十三年，算是一个老公安了，因此他是知晓公安行业的规矩，不该做的不做，不该问的不问，之前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没有通知他时他就不参加，今晚张组长通知他，他就来了。来了也没打算发言，就带了双耳朵来听听，没想到，张渊等人见他坐在一旁埋头抽烟一直没吭声，都说“请老凌谈谈意见”。没奈何，凌龙法就开口了，说不知道是否有必要调查一下修车厂？那里如果有些待修或者修好的小车，是可以临时使用一下的。
一语提醒了大家：对啊！怎么就没想到查查修车厂呢？
没想到修车厂，其实是有原因的。当时的汽车修理还没有形成一个行业，汽车少，客户使用中如果发生故障，那也是交由原生产厂家负责修理的。生产厂家一般在外地并不设修理店，而是派人过来修理，车辆损坏严重(如车祸等原因)但尚能修理的，就让客户把坏车运送过去。那么，社会上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几乎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留下来的外国品牌汽车损坏了上哪里去修理呢？那就上修车厂吧，他们可以加工损坏的零部件，当然质量跟原厂商是没法比的，不过凑合着可以用用，用坏了再来调换吧。修车厂不过是一个民间的说法，真正以修车为业务的修车厂在每个城市都是凤毛麟角，因为难以确保客源，开了就要赔本。因此，此刻凌龙法所说的修车厂其实不过是几家机修厂，之前刑警没有想到这个死角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凌龙法这样一说，大家就给提醒了，都说老凌讲得对。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明天开始去调查武汉全市的那几家有修车业务的机修厂。
第二天，刑警们先去市工商局了解全市有哪些厂家被获准修理机动车辆。那时还没有什么技术质量监督局之类，经营方面就由工商局说了算，所以，资料应该都在他们那里。工商局提供的资料表明，全市被批准有机动车(汽车、拖拉机、摩托车)修理经营业务的单位一共有十三家，其中只有一家是专营车辆修理的，其余都是兼营。从规模来说，那家专营修理厂最小，是一家小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工厂，“大跃进”时期由几个旧社会时在修车小作坊干过的技工作为技术骨干办起来的，初时只有六人，到现在不过二十三人。
于是，当天下午刑警就分头前往各厂进行调查。张渊要求刑警在调查过程中必须亲自查看涉案日期的车辆修理记录以及财务结账资料，亲自跟修理被调查车辆的技工见面谈话，亲自去被调查车辆的单位查看相关财务资料并与司机、管理车辆的负责人直接谈话了解相关情况，一句话：过细再过细，不能遗漏任何蛛丝马迹！
如此过细的调查，是很费时间的。其时武汉地区已进入夏季，刑警的调查工作进行得非常辛苦，有的还得去外地找客户当面了解，那就更是吃足了苦头。这项工作进行了七天，到6月25日结束时，众人大为沮丧——竟然一无所获！
怎么办？有人说今晚再开会研究。专案组长张渊予以否定，他说：“忙了一个月了，大伙儿还没休息过一天，今晚都休息吧，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晚些来也没关系，十点开会。”
次日，6月26日星期三上午十点，一干刑警集中在会议室举行新一次的案情分析会。张渊的眼光在众人脸上逐个扫视，摇头道：“看来，大伙儿心头装着破案的事，昨晚谁也没睡好啊！怎么样，谁想到了好主意……都没有？老凌，你呢？”
外事警官也无奈地摇头。
副组长解润丰说：“我觉得我们盯着查移尸抛尸的小车这个思路没有错，还是应该顺着这个方向往下走。”
张渊点头赞同：“往下应该怎么走？是再照着原路走一次呢，还是另辟蹊径？”
这时，沉默寡言的李耀辉开腔了，他提了一个问题：“会不会有修车厂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先行营业而我们未曾调查到，也许恰恰就是这样的修车厂里的小车涉案了？”
他这么一说，其他刑警中颇有几位产生了同感，纷纷表示赞同。张渊也说：“这话有道理啊！我们可以立刻进行调查。这样吧，会议继续进行，请老解和老曹、小秋三位跑一趟工商局，了解一下向他们提出经营修车业务申请而尚未批准的有哪几家，然后，你们根据申请材料上列明的营业地址，一家家悄悄地查看，看有没有提前营业的。为防打草惊蛇，你们把自己那辆车换上民用牌照。”
解润丰三人这一去，还真有收获：工商局提供的资料中一共有三家单位提出了经营机动车修理业务申请，但尚未批准。三份材料都已经送到领导的案头了，签批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是时间迟早罢了。刑警向接待干部请教是否会有在未批准经营前先行营业的情形，对方说不可能的，这胆子也太大了，一旦查到，是要严肃处理的——那时，工商管得很严，所以社会上没有“试营业”之说，谁敢试谁就违法了，单位(只有单位才能经营此类业务)领导是要承担责任的。尽管工商方面说得斩钉截铁，但刑警还是一家家悄然暗访了一遍。结果，在距武昌火车站一里之处发现有一家修车厂还真敢违法经营，还打出了崭新的汽车修理厂的招牌，曰：国营沙洋汽车修理厂。
三位刑警一看就明白了：难怪他们这么牛，因为他们是属于公安系统的中国三大劳改农场中位居老大的沙洋农场啊！
1952年，湖北省委、省政府根据毛泽东在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上所作的“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的指示和全国第一次劳改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湖北省第二次劳改工作会议精神，决定在沙洋地区划定区域，创建沙洋农场，将省内原计划调往西北的罪犯和撤销省属专区、县劳改场所后的罪犯集中到沙洋进行劳动改造。1952年8月13日，这个由李先念拍板的特殊农场挂牌成立，按照中国当时以地名作为劳改农场称谓的惯例，定名为“沙洋农场”。沙洋农场地跨荆门、潜江、天门、钟祥、京山、沙洋六县，总面积两千一百平方公里，其场部设在沙洋县城，当时隶属省公安厅劳改处。农场成立后，发展很快，除了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还搞畜牧、水产养殖，以及自办机修厂等，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搞多种经营。
沙洋农场的服刑人员和刑释留场就业的工人中颇有一些修理机械设备的能工巧匠、技术高手，其机修厂修理汽车、拖拉机的水平堪称一绝，名扬全省，甚至外省有些单位的汽车遇到屡修不复的情况后，也会远道奔沙洋农场来解决。早在1959年，农场就考虑到为方便客户修理，在武汉市内开办一家作坊式的小型汽修厂，这个计划因“三年困难时期”的来临而被迫搁置。到了1963年春，困难阶段已经度过，农场方面重新有了这个念头，于是着手落实。省公安厅劳改处对此大力支持，很快就帮助解决了厂址，然后就是工商登记了。省内离武汉较近地区的客户在知晓这一情况后，当然就不奔沙洋而跑武汉来修车了。修车厂于是也就接受下来，开工修理。至于工商那里，寻思都是属于执法系统的，即使发觉了也就眼开眼闭罢了，反正执照很快就会批下来的。
专案组于是决定立刻对这家只有十二名修理工的汽修厂进行调查。同属公安系统，容易沟通，也不需要惊动工商了，由省厅劳改处出面打了个电话，这家厂就立刻关门了。员工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专案组一行十数人已经登门调查来了。厂里的几个管理人员都是农场干部，当下就让十二个员工集中起来，不准乱说乱动，由刑警一个个点名叫到另外屋里去接受调查。
这一查，案情很快就清楚了——
这十二名工人，都是农场从留场就业职工中抽出来的精通汽修技术的能工巧匠，个个能够独立操作车、钳、刨、磨、焊、电工等，有的甚至还兼带着能干木工、泥工等杂七杂八的活儿，而且水平不凡。各人的技术本领相当，但从前的经历却不同，他们都曾服过刑，案由各异，有的是“军统”、“中统”特务犯，有的是暴力或者侵占财产型犯罪的刑事犯，有的是投机倒把、诈骗等经济犯。劳改场所通常都是分帮派、讲资历辈分的，谁的资历老且厚，谁就是老大。这种邪风恶习，甚至延续到了刑释后留场就业的职工中。这十二名技工中就有帮伙，也有老大、老二、老三的排行。季留凤命案，就是老大、老二、老三联手所作。
老大名叫雷先官，三十七岁，广东汕头人氏，十三岁去香港学修车手艺，二十岁回内地在武汉与人合伙经营汽修，参加了“一贯道”。新中国成立后被捕，判刑五年，在沙洋农场服满刑后留场就业至今。雷先官在香港时拜师习练咏春拳，下过苦功，还多次参与过黑帮实战，徒手格斗能对付三五条汉子。在劳改场所，有雷先官这样的身手，想不当老大也难。所以，雷先官在服刑时是老大，留场就业当工人也是老大，到了汽修厂做技工还是老大。
老二名叫穆三林，老三名叫王成仙，这二位都是武汉人，比雷先官小几岁，新中国成立前学手艺，是师兄弟，两人学得不错，新中国成立后都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惜不懂得珍惜，也不知道在新社会的第一要事就是守法，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私造手枪，企图偷越国境投奔海外。案发后被捕，双双被判七年徒刑。到了沙洋农场，因有一手不错的机修技艺，就分派到机修厂劳役。改造期间表现积极，减刑两年，于1956年提前释放，留场就业至今。这二位没有学过武术，但既然是喜欢结交狐朋狗友的，流氓团伙那一套自是熟稔，在农场机修厂就投到了雷老大门下，成为老大哥的左右护法。
留场就业人员薪水低，这三位兄弟虽然技术好，但每月也不过拿三十来元钱钞。这点儿钱在农场还勉强可以凑合，到了武汉就不行了。于是，三人就动起了创业增收的脑筋，操何营生呢？倒票。倒什么票？什么票都倒。举凡火车票、粮票、布票、油票、香烟票、糕点票、糖果票……啥票紧俏就倒啥票。那年头，虽然有人倒票牟利，但人数不多，还没有形成“黄牛党”。如果已经形成的话，那他们三位就是黄牛党头目了，肯定有一批大小“黄牛”聚拢在他们周围。即使这样，也就不过两三个月时间，雷老大的名声已经在武昌火车站的票贩子圈里传开了。只要他们三人中随便哪一位在车站露脸，其余票贩子就都得回避，把生意让给他。
季留凤的性命，就送在这上面。由于她命已归西，也就无法知晓她当时的心理活动了。但从专案组调查到的情况猜测，5月14日上午，季留凤退了房离开“跃进旅社”后，是憋着一肚子气提了行李前往武昌火车站的。这口气她不能不憋啊，想想吧，夏初冰可是她的表妹，自己又没得罪她，只不过说了说请其帮忙鼓捣几个漂亮妹子去香港，而且是给了钱钞、戒指的，她竟然就撕破脸皮指使妹夫假借酒醉调戏，这不是过于卑鄙了吗？因此，季留风只好来个不辞而别，从此姐妹俩就分道扬镳吧！
可是，季留凤赶到武昌火车站后却没买到前往广州的车票，连站票也没有。正犯愁间，老三王成仙出现在她面前。对方显然已经尾随她在售票窗口前听清楚了她是要买去广州的票，于是就凑近来问她是否要下午去广州那趟的票，硬卧下铺。季留凤大喜，连忙点头。王成仙说他是受人之托，得加价十元。季留凤尽管不大愿意多付钱钞，但没有办法，多待一天的话住宿费得翻十几二十倍哩(她不可能再回旅社去住，只好凭护照入住涉外宾馆)，想想也就算了吧，于是稍一迟疑就点了头。王成仙就让她跟其走，说票在附近的住处，他不敢放在身边，否则给工商或者便衣警察发现就坏事了。估计季留凤也是常看港报的，知道内地治安甚佳，再说看眼前这个王老三也是一脸善相，又是在武汉市内，青天白日料想不会出事，于是就跟王成仙去了附近的汽修厂。
却说这家汽修厂虽然是试营业，却已经和正式营业一样排班了，十二个工人分两班，干二十四小时休息一昼夜。按说应该有六个工人在的，雷老大三个也就下不了手，可是这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上一天晚上抢修一辆卡车，从他们这一班抽调去了三个人，所以就剩下雷先官、穆三林、王成仙三个了。之前他们还真没想到过杀人劫财，只是想把车票倒腾给来人赚取十元差价就是了。哪知季留风的珠光宝气让雷先官眼睛一亮，而她从坤包里掏出的一厚沓钱钞更是让他心跳加剧。当下，雷先官几乎来不及多作考虑，随手抄起旁边的一根木杠子冲季留凤脑袋上就是一下，然后指着倒地的季留风向穆三林、王成仙喝令：“勒死她！否则就打死你们！”穆三林、王成仙一愣之后，马上意识到老大这不是虚声恫吓，而若论动手，别说对方手里有杠子了，就是徒手，凭其身手还不是眨眼间就把他俩给解决了？于是，穆三林就取了一截麻绳，和王成仙一起动手把业已昏迷的季留凤勒死了。然后，把季留凤的尸体连同行李搬至旁边的仓库里，用杂物遮掩住。
整个作案过程，也就不过一两分钟，木杠击头的声音，根本没惊动后院办公室里待着的那三个干部。然后，三人就商量如何处置尸体，最后决定当晚抛往汉阳那边龟山脚下的灌木丛里去，那里人稀偏僻，应该没人发现。至于运尸，可以动用正在修理的车辆。正好他们手头有一辆鄂州军分区的小吉普在修理，说是明天要的，本来已经可以交货了，现在就说还没好，晚上加班，半夜试车时正好转移尸体。
当天下午，雷先官、穆三林以试车为名开了小吉普出去物色抛尸地点，在汉阳月湖龟山脚下发现有一口枯井，暗喜，决定当晚过来将尸体抛于此井。
当天午夜过后，雷先官让王成仙、穆三林把季留凤的物品除证件、坤包外全部留下，尸体只剩内衣，装上小吉普后，由他和穆三林前往月湖抛尸。事毕即返，继续佯装检修该车。汽修厂晚上留有一名值班干部，但其办公室在后院，而且通常是在睡觉的，所以根本没有发现前面的动静。
这三个案犯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作案后把赃物埋于工具箱下的泥地里，根本没打算近阶段销赃，所以专案组的布控就显得徒劳了。三案犯交代后，刑警起获了全部赃物。至此，这起涉外命案的侦查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雷先官、穆三林、王成仙于1963年9月27日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