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到美国的阿富汗同事

这几天，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喀布尔机场阿富汗民众舍命逃亡的惨象震惊了全世界。这场残酷而无望的战争，打了二十年，是美国卷入的为时最长的一场战争。对于这场战争的意义，历史会做出评说。从我，一个草民的角度来看，战争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摧毁了许多人的家园，剥夺了无数人正常生活的权利，给阿富汗几代人留下了永远的心理创伤。我诅咒战争，不管发动战争者打着多么正义多么神圣的旗号！

二十年前，美国出兵阿富汗，为的是捣毁基地组织的老窝，捉捕拉登。不少有正常思维的人对此举表示怀疑，为了捉捕拉登，动用情报岂不比出兵更为有效？偌大的一个国家，派出重兵去抓一个匪首，犹如高射炮打蚊子。蚊子不一定打得到，蚊子飞过的城市丛林却会被炮火摧毁，夷为平地。

当然，也可以理解，美国老大，竟被恐怖分子炸到了家门口，不作出一点表示，难平民愤。政治，国际关系，都需要作秀。

话说拉登，一见美军杀来，立马逃到巴基斯坦去了，后来还是靠情报，在巴基斯坦把他干了，曲线实现了这个目标。

阿富汗战争的另一目标是要打击圣战组织的军事力量，美军在阿富汗旗开得胜，打得塔利班四处逃窜。本该见好就收，却决定留下来，帮助阿富汗建设民主社会。不知道决策者是怎么想的，一片不良的土壤（有人称为有毒的土壤），撒下再优良的种子，也无济于事。我们在家种花种菜的，都知道改良土壤需要时间。同样，一个国家理念的改变，如果不是来自全民每个个体的努力，内心发生了质的变化，光靠革命和表面形式的改革，无非是换汤不换药。

在美国积极培育民主种子之时，塔利班的散兵游勇又重新组织起来。这些圣战组织，不少是美国中情局扶植起来的。1979年，苏联军队为确保阿富汗成为自己的卫星国，气势汹汹杀进阿富汗，准备清剿反政府的军事力量。美国见状，赶紧让中情局培植各种反政府游击队，其中包括拉登的队伍和其他圣战组织。阿富汗各色游击队，跟苏联顽强地打了十年，最终让苏军落荒而逃。

美国没有料到的是，当年培植游击队，犹如打“滴滴涕”，滴滴涕是无法消除的，只能听任它残留在阿富汗，毒化空气，毒化土壤。

这二十年，阿富汗经历了没完没了的军事“摩擦”。多么温和的词语，掩盖了战争的血腥残酷。至于无辜民众在战争中的牺牲，不过是“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细想一下，“损害”的是什么？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啊！当家人被战争夺去了生命，一个完整的家庭从此残缺了，幸存下来的人再也没有了平静的夜晚和美好的早晨。

一些“幸运”的阿富汗人，离乡背井，逃亡到了稳定富饶的美国。我认识这样一位“幸运者”，他叫瑞山。

有好几年，我主管二十多个语种的海外留学，其中包括阿富汗的两大语言，达利语（Dari）和普什图语（Pashto）。达利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将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说达利语，达利语的意思是：“阿富汗的波斯语”。普什图语是阿富汗人口中最大的民族，普什图族的母语。普什图族的人口跨越中亚南亚数国，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和塔吉克斯坦。达利语和普什图语是异化的波斯语，也被称为波斯语的方言。

为了建立波斯语、达利语和普什图语的海外留学点，我四处碰壁，伊朗进不去，阿富汗在打仗，最后把目光锁定在塔吉克斯坦，因为塔吉克斯坦跟伊朗和阿富汗在历史、文化、语言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官方语言塔吉克语也是波斯语的方言。

为了了解达利语的教学需求，我决定见见主管达利语的瑞山先生。据说，瑞山先生是阿富汗皇亲国戚的后裔，我猜想他是一个大胡子老头，带着船帽，穿着昂贵的大袍子，就跟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差不多的打扮。

瑞山先生来了，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中等身材，戴眼镜，穿着合身的人字呢西装，一口流利的英语，第一感觉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跟我热情握手，诚恳谦和，跟他的会谈很有成效，教学需求解释得清清楚楚。短短一小时的会议，就商定了去塔吉克斯坦实地考察的计划。我们已经在塔吉克斯坦建立起了波斯语的留学点，因此这次考察由我的助手与瑞山先生一起前往，让他们在同一所学校增添达利语项目。

助手出差回来，一再称赞瑞山先生敬业，每次工作洽谈都准备得非常周到，接人待物极有分寸，不卑不亢，与他合作十分愉快。

由于留学项目的关系，经常跟瑞山先生联系，慢慢熟了，话题也多了起来。他家在阿富汗是有产阶级，家境富裕，战前过着平稳舒适的生活，从小在英语学校接受教育。瑞山先生和他哥哥是在英国上的大学，大学毕业后，双双回国，瑞山先生是工程师，哥哥是眼科医生，两人都结了婚，妻子都是家庭妇女。八十年代初，苏军入侵阿富汗期间，他们一家为避战乱，逃往西方。他直接逃到美国，又去念了个工程学硕士；哥哥和父母先是去了欧洲，几经辗转才来到美国定居。

瑞山先生曾供职于私营企业，因工作压力大，而且年龄也大了，决定换个比较轻松的工作。正好阿富汗战争爆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急需达利语翻译，就改行做了翻译，之后留在达利语项目工作。虽然不是文科出身，但是他出类拔萃的工作能力和语言能力使他晋升为达利语系的主管。

与瑞山先生相比，他哥哥的经历远不如他顺利。眼科医生到了美国，什么都不是。他哥哥从小养尊处优，虽然会做眼科手术，却不善干粗活。父母同样，动手能力极差，再加上已是老人，早过了大干一场的年龄。眼见家里坐吃山空，哥哥决定开个小店维生。可是开什么店呢？饭店和杂货店，都需要人手，最后还是嫂嫂站了出来，说开个点心店吧，专做带有中东特色的甜点，如：果仁蜜饼 (baklava)、蜜枣馅饼干(Maamoul) 等。眼科医生成了杂物工，买食材打扫店铺的活儿由他包了。父母七老八十，也来帮厨，一家人经常忙到半夜三更才能上床，就这样，勉强维持了一家人的生计。

父母去世了，哥嫂老了，儿女也长大了，哥嫂终于关了点心店，精打细算，靠有限的养老金生活。他哥哥现在的爱好，是研究伊朗和阿富汗的诗歌。我想象着他哥哥，跟瑞山一样，戴着眼镜，在窗边的夕阳里，捧着发黄的波斯文诗卷，从右往左，忘我独吟。跟随着诗句，又回到了失去的昨天和家园。

瑞山先生是个顾家的好丈夫，特别在意与他同甘共苦的太太，他常说自己是幸运的，有喜爱的工作，有机会接触不同的人，多多少少融入了美国的文化。而他太太，离开家乡，意味着踏上了无尽的孤独之旅，她英语不好，难以跟当地人交流，世界变得很小很小，只有丈夫和子女。

作为移民，我深知缺乏归属感是什么感觉，因为自己也是这样一步步挣扎过来的。然而，哪怕在挣扎中，我还是有底气的，实在混不下去了，我随时可以逃回上海，我的故乡。

可是，难民，如果想活下去，是无法选择回家的，那里战火熊熊，旧日的家，可能只剩下断壁残垣，可能已化为灰烬，熟识的亲友飘零四方。孤独，只能用令人难熬的孤独，去换取生命。战争，就这样，剥夺了人所有的向往和企盼，人活着的意义被简化到两个字：活着。

不少人同情我们这一代，小时候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十几岁下乡插队，而我并不觉得自己很惨，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一直生活在和平年代。革命和战争有相似之处，能剥夺人的一切，甚至生命。然而，我还是觉得战争更可怕，更残酷。

这种感觉来自童年，小时候，坐在大人的身边，听他们回忆淞沪会战，一家老小跟着逃难的人潮，冒着日寇的炮火，没日没夜，一步步走进上海的租界。在母亲的笔记本上，我看到她是这样描写逃难的：“一路上到处是倒在血泊中的同胞，有些地方河水都染红了，惨不忍睹。路上黑压压一片逃亡的人流，扶老携幼，肩挑背负，有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许倬云先生回忆起逃难，泪流满面，禁不住失声痛哭，“老年人筋疲力尽，再也走不动了，催着自己的孩子丢下自己，快走，快走。孩子就这样离开老人，一步三回头，哭着往前走……”战争的恐怖，逃难的惨象，从小就烙进了我的心灵。我憎恨战争，也害怕战争。

几年前，我厌倦了没完没了跟人打交道的工作，跟博主多伦多橄榄树的感想一样，“与人打交道的职业最辛苦，因为人心难测”。虽然把与人打交道当作一门知识，置身度外地学习，但在实践中，还是需要处处留意，时时小心，实在是违背我随意粗心的天性。为此，我换了个部门，专门对付抽象、干净的文字。瑞山先生也长久不见了。

再见瑞山先生，是在他的退休欢送会上。他老了，消瘦了，背驼了，活力不知去哪儿了。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瑞山先生强忍泪水，告诉我，他女儿，才四十多岁，在黑夜里，发了心脏病，悄然无声离开了，女婿一觉睡到天亮，醒来才发现，睡在身边的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瑞山先生悲痛欲绝，心灰意冷，陷入了抑郁的深渊。向来躲在他身后的瑞山太太，竟比他勇敢，开导他说：当年全家逃难出来，命就是捡来的，之后的每一天都是白捡的，女儿白捡了三十多年的生命，我们白捡了三十多年的快乐，不要悲伤，应该感恩。

即便理性上认同太太的意见，瑞山先生对生活对工作，难以再打起精神。太太让他退休，卖了住房，搬到南加州去，那里有女儿留下的一双儿女，是女儿为父母留下的礼物，他们应该珍惜。

千疮万孔的生活，也是生活，也是礼物，需要一天天认真过下去，或许能暂时忘却长远深刻的痛苦，沉浸于快乐闪光的瞬间。

阿富汗，因为瑞山先生，人性化了，离我近了。我祝福平安早日降临阿富汗，也祝福瑞山夫妇在第三代的欢笑中，享受静好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