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仔规划
“狗仔规划”是我师傅的小名，也不知道是谁起的，恐怕只有穷乡僻壤最能苦中作乐的人，才有这样天才的“黑色幽默”！
我们到乡下那天，村口有一群人来迎接知青。虽然都是黑黑瘦瘦、讲话听不大懂，被带队干部介绍为“大队长”的那一位却马上被我记住了。他比其他人明显高出半个头，长长的手臂、挽起裤脚的长腿都像是硬邦邦的木棍，直上直下皮包骨头的没有一点曲线。宽肩膀上支着一张瘦得几乎是三角形的脸，上唇薄，下唇厚，下颚突出，俗称“地包天”的大嘴笑得像一匹逗人喜欢的马。没想到，第二天到了生产队，这“大马”竟然是我的“师傅”。
那年头，我们“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要由“贫下中农”教农活、帮助“提高”思想，所以每人都给派了一个师傅。像我这种 “父母在海外不知下落”的，当然属于情况严重的那一类。听说大队长当我的师傅，心不禁嘀咕：是不是我特别需要“修理”，才让村里最大的“官”来管我啊？有些紧张地过了几天，发现我这师傅与想象中，还有从电影里、在报刊文章里看见的“大队长”一点也不同，他简直连个党员都不像！生产队评工分、派工、分口粮他跟大家一起“听队长的”，平日跟社员一样天天出工，一样嘻嘻哈哈开玩笑骂痞话，一样穷得叮当响甚至更厉害。
这最后的一点，是因为听队上的人说，我师傅穷得连老婆孩子都是“捡”来的。他父母早亡，本来到20来岁已经是个好劳力，当了队长入了党。没料想长瘤子开刀，肋骨都锯掉一根才保住了命，家里穷得掉底子空，三十好几了还光棍一条。后来，师傅娘背着个女娃从广西逃荒过来，师傅好心给她们吃两个红薯便留下来了。这俩口子看外形别说“般配”，倒简直像说相声的有几分滑稽：师傅又高又瘦，师娘却矮墩墩的；师傅性格开朗有说有笑，师娘的南瓜脸却总是木木的，噘着两片厚厚的嘴唇不作声。女人们说，她有点“傻”，讲话硬邦邦就那么几句，什么“手上功夫”（像做鞋等细活）都做不好，不过很能吃苦。真的，她用宽宽的土布长带把孩子往背后一揹，挑着百多斤的牛粪在滑溜溜的田埂上行走如飞，就是男人也佩服几分。我们去时，师娘带来的女娃桂林七岁了，头年又生了个男孩永崽，让我师傅成天一付心满意足的样子。
“拜师”没几天，队上要砍灰草（烧石灰用的柴草）了。师傅告诉我，知青一人买了一把的新勾刀（前端弯弯的柴刀）要“开口”（磨），还要装上一个长把才能用，嘱咐我吃了晚饭把刀拿去他家里。我按他指点的，从水井往左边转进村子，嘿，不用找，老远就看见师傅蹲在门口磨刀。门槛上斜搭着一条磨刀石，旁边一个破碗装水。看见我来，师傅连忙起身把我让进去，一边笑咪咪地喊师娘：“小左来啦，快打点油茶。”师娘正背着身子在忙什么，闷声回师傅的话：“只晓得喊，哪里还有茶叶？” 我忙说：“不用，不用，我刚吃过晚饭呢。”
走进屋里，我的眼睛好半天才习惯了没有窗子采光的黑暗。泥墙的房子似乎是里外两间，到处熏得黑糊糊的怕有些年头了。外间屋里散乱放着些锄头扁担箢箕柴火草鞋七七八八的杂物，右边是火塘，周围蹲着几个树墩做凳子，一张尺把高油漆全脱落了的小桌子放在屋子中间，要算是唯一的家具了。师娘原来正从墙边瓦罐里夹 “酸咸”（当地人自己腌的咸菜，有点像泡菜），她把碗放到桌上，又“呼呼”地吹着气，快手快脚从鼎锅里捞出两个热红薯，也放到小桌子上。师傅嘴里不停：“桂林，来吃饭了！小左，你也吃个吧，很甜的呢！”手也不停，回身长手臂一捞，就把地上爬着的儿子抱到了膝上。他拿起红薯自己一口咬去头，又抠下一块吹吹塞进儿子嘴里：“呵呵，永崽吃饭喽。”我心里嘀咕，秋收刚过去不久，就省着粮食拿红薯当饭了？唉，这晚餐真够寒伧的。师傅和永崽父子俩倒是乐呵呵的，我却有些难过，忙起身往外走：“师傅，我先回去了，明早来拿勾刀吧。”
不久，便是春节，是我们下乡过的第一个年。师傅们都把知青接到家里吃年饭，我也如约来到师傅家里。火塘里烧着一个树蔸芭（树根），红红的火焰舔着锅底，比豆大的煤油灯亮多了。矮桌子上难得地放了三个碗，一碗酸咸、一碗花生米、一碗白菜，火塘铁架子上，趴锅（炒菜锅）里热腾腾地煮着萝卜和肉。师傅把趴锅直接端到桌上，桂林不用叫忙到了桌子边，眼睛直盯着锅里。师娘怀里抱的永崽也叫着“菜，菜菜！”（当地管肉叫“菜”）。我把白天赶闹子（赶集）买的一把糖和油炸芋头粑粑放到桌上，桂林的眼睛亮了亮，视线旋即又转向了趴锅里。
师傅往两个碗里倒上酒（是那种用金刚刺蔸芭熬的散装酒），端一碗给我：“唉，你们离开家，那么远来，不容易啊！”想起千里之外的养母，我的眼泪几乎就要掉下来，忙低了头。他端起酒：“不怕，锻炼呢，慢慢惯习（当地总是把习惯叫惯习的），要你家里人放心。来，喝酒！”我已经知道当地习俗，敬酒一定要喝，才表示尊重。“师傅，多谢！”闭着眼火辣辣咽下一口酒，似乎把眼泪也一起咽下去了。师傅给我夹了一块大肥肉：“吃菜，吃菜！”
下乡才三个多月，以前不吃肥肉的我看着那块大肉有些怯火：寸把宽的肉肥多瘦少，白嗤嗤的似乎煮得每一个细胞都在往外鼓——后来我才知道，当地都这样，肉是不会久煮的，不然就“缩”掉少了分量，也没有嚼劲吃得不过瘾了——当然，除了盐没有任何调料。看看桂林，低头狠劲在吃，永崽手上抓着块肉，牙都没长全也啃得有滋有味。师傅和师娘却都没有吃肉。师娘依旧不声不响，一块酸咸放在饭上。师傅就着花生米喝酒，眯眼咂嘴似乎很享受的样子，低头看着孩子的眼神满是怜爱。我看看锅里，大约也就那么七、八块肉，便也抓把花生、夹一筷子白菜或酸咸继续喝酒。师傅一直让着：“吃呀，吃菜！”我也“哎，哎”地应答着，不知不觉一碗酒下肚，头有点昏昏然起来。趁师傅转身倒酒，我赶快把肥肉夹到他碗里：“师傅，你也吃菜！我不能喝了，吃饭了啊。”忙转身装了碗饭，浇上萝卜汤。
那些天，我在别的社员家也串过门、吃过饭，才知道到我师傅家真是穷啊！人家过年好歹还打点糍粑、买几根粉条、炒个鸡蛋，他却无能为力。那时候在“以粮为纲”的前提下，别说“靠山吃山”搞副业，多养几只鸡卖鸡蛋都是“资本主义”。师傅是党员，别人赶闹子卖鸡蛋、卖自留地种的菜换钱，他顶多把队上分的花生、槟榔芋送去收购站换点盐钱；师娘又不是那种会理家的能干女人，家里既没养猪又没养鸡，只有苦熬。穷，就像火塘上长年累月的烟，熏黑熏透了房梁和屋子里的一切。记得有一回出工热了，师傅解开破棉衣的前襟，里面竟是赤膊，瘦骨伶仃的胸口有个明显的凹槽。我想起他平日那么努力出工，犁田挑担的重活样样照干不误，可怜乡下人养家糊口，除了硬碰硬就别无他法！加上生产队效益不好，师傅一家四口显见得维持不易。什么叫“家徒四壁”，什么叫“衣单食薄”、“一贫如洗”，我算是见识了！
慢慢的，我跟着师傅学了好些农活，包括用他的老黄牛犁田耙田。他极耐烦，也捎带给我讲了好多作田的常识。在村里，师傅既是职责所在，也是性格使然，无论对谁都和颜悦色，吵架闹矛盾的事他都尽力去调解，挨了骂也不计较，是个公认的“老好人”。当然，偶尔也会有“当角色”的时候。记得第二年开春，他去公社开完会回来，拿个小本子传达上级精神，这规划、那规划的磕磕巴巴念一通，底下却只管抽烟聊天没人理睬。最后几句是社员听得懂的大白话：“……今年规划还是要密植，公社里说这回不许做样子，路边的田插得密，别的地方照旧插得稀……”这下有反应了，底下马上嘈杂起来。有的说“晓不得作田尽卵谈”，有的说“你让他来试试，看是收草还是收谷”，有的干脆骂起来：“妈拉个B，密植、密植，饭都没得吃植个屌毛！”不知是谁叫：“什么卵规划，还不如去搞你的‘狗仔规划’！”“哈哈哈哈！”满屋子人都大笑起来。师傅挠挠头，不怒倒似乎也有几分笑意，吼一声：“完了，散会！”
头一次看见这样场景，我是既觉得好笑又完全不懂，还有些替师傅委屈。后来才知道，我们那里大部分是离村很远的冷浸田，贫瘠而产量低，年年口粮都不够。生产队除了撒点自己烧的石灰，再也没有钱买化肥的。如果密植了肥料又跟不上，那就真的只能收获稻草了。至于大家笑得一塌糊涂的“狗仔规划”，竟然是我师傅的外号！说起来，又是一段辛酸的故事。
原来，师傅的两个娃儿慢慢长大，常闹着要吃肉。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肉啊！乡下最便宜能吃到口的只有狗肉，我师傅就念叨着想买只狗仔回来。养狗不像养猪，不用喂猪潲养架子，精饲料催肥；狗会自己找食，连屎都吃，养狗几乎就不用花任何成本！师傅盘算着：要买就买条小母狗，将来生几条小狗，长大了过年吃一条，中秋吃一条，留两条再生小狗……尽管很久很久还是凑不起买小狗那一、二元钱，他的如意算盘却不胫而走，被人拿来开玩笑。最后，跟他隔三岔五传达的“规划”结合起来，变成了“狗仔规划”的外号。只不过乡村人大多有“满崽”、“么哥”等小名，平日叫外号的时候倒是不多。
乡村的日子流水般过去，知青渐渐熟悉了农活，很多“师徒”慢慢变得淡薄而有名无实，我师傅却仍然关心着我。出工时只要跟他在一起，就会嘱咐我要注意的事，帮我看看农具是否合手。他知道我是姑姑抚养长大的，总是询问着我家里来信没有，老人家可好。逢年过节，他家桌上必定有我的一双筷子。我家那时也处在困难时期，姑姑有时寄一、两元给我买邮票、肥皂，零用钱已经很拮据，想帮助师傅实在有心无力。如今想起来都惭愧，我那时能做的，只有把尽可能收罗得到的纸，甚至家里的来信和信封，都留给师傅卷“喇叭筒”，直到我们回城。
最后一次看见我师傅，是74年我回城不久的事。有大队的同学告诉我，说我师傅当选了劳模，到省城来开会，住在东塘一个招待所。我下了班赶快跑去看他，依旧那么瘦刮刮的，依旧那么笑得像一匹逗人喜欢的马。第一次来省城，他那种高兴漾满了眉梢眼底，絮絮地告诉我开会的见闻，又说起很多村里的事，一一数着队上的人们。招待所离我家很远，还在学徒的我又囊中羞涩，只好带着吃了晚饭的师傅再去吃了一碗肉丝面。我把自己碗里的肉都拨给他，又给他买了一小瓶酒。看他吃得那样开心，我心里又是安慰又是酸楚。第二天下午他就要回去了，我中午特地请了假，买了些衣物、点心给师娘和两个孩子送去。师傅脸上有不舍也有归心似箭的兴奋，一直送我到招待所门口，在那里久久地挥着手，看着我到马路对面上公共汽车。没想到，这竟是我们师徒俩的最后一面！
待我回到离别近二十年的山村，满以为这次可以拿点钱让师傅和孩子们好好吃几顿肉，没想到他和师娘竟都已去世，桂林也带着弟弟远嫁了！熟悉的村庄依然破旧，不时传来几声零星的狗吠。我深深叹息：师傅，如今村里日子好过多了，不用密植，不用四清，甚至不用开会。田地承包了，大家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饭吃得饱了，柚树桔林也开始来钱，你要是还在多好啊！脑子里，又浮现出师父那大马般的笑脸……
2013.12.15完稿于花生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