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50年代初期回国的老海归，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华北革命大学”接受思想改造。只有国家急需的特殊人才和共产党派出去的老海归可以逃过这一关。有的人没有把思想改造当回事，回国后就直接回老家，与家人团聚，结果很长时间后才发现，不改造就没有工作。程家辉刚回国就患扁桃腺炎，动手术后回老家上海休息。过了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好像是被遗忘了，没有人过问他的工作，便赶紧给教育部写信，要求参加下一期的革命大学，“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华北革命大学建于1949年3月，旨在改造旧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官员。位于北京西苑一个荒凉的大院子里，二十幢灰色的两层楼房。这个大院曾经是清朝禁卫军的兵营。后来日本人来了，就成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西苑集中营。后来国民党政府将集中营又改成兵营，被称为西苑兵营。其他地区也有革命大学，规模比华北革命大学小得多。
“革大”一期为六个月，大致设置四门课，马列主义思想，党史，中国革命理论，党的各项政策。大课在操场讲，学员们坐在小板凳上听课作笔记，然后分成小组，通过学习讨论、坦白交待、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思想改造。老海归们最大收获是知道天下还有“自我批评”这一说。这些喝洋墨水的博士硕士们坐在小板凳上，把写论文的劲头儿都使出来了，毕业后还是满脑子疙瘩，“革大”就有了外号叫“疙瘩”。
“革大”有严格的校规，请假次数有限。星期六下午五点到星期天下午五点为自由活动时间，不必请假，但不许在校外过夜，如果在校外住宿，必须说明住宿地点，算是请假。学校允许学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俱乐部，进行剧团歌咏演出，举行体育比赛等，配合学习，“以调剂生活，恢复脑筋疲劳”。学校有一个校刊叫《熔炉》，每周出版一期，转载首长讲话和时事，宣传革命文艺，刊登学员们的改造心得，交流学习经验。
“革大”把学员分成“积极”、“中间”和“落后”三类。丁则民是华盛顿大学历史硕士，32岁，被分为“积极”类，对他的评语是：“46年入国民党，曾任美军华北作战部作翻译。有青年热情，历史单纯，旧社会影响不大。自高自大，背年轻、进步的包袱，对帝国主义很崇拜。思想顾虑少，有啥说啥，口吻直率不策略。感情脆弱，经不住打击，容易感情用事。入学动机为适应潮流，情绪饱满，进步要求迫切。靠近组织，没有或很少怀疑，对我们也能批评建议。”
朱耀忠，29岁，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硕士，被分为“落后”类，对他的评语是：“入学动机为找职业，镀红，对学习不感兴趣，政治与我无关，自高自大，瞧不起别人。近来变化较大，主动听大课，早操，劳动。承认改造，但思想认识不够，缺乏自信。对自己不批评，发言是按文件一边倒，有混时间想法。对组织不靠近，表面应付，孤高自赏，对我们有怀疑或看不起。”
学员毕业后或回原单位，或由组织分配工作。新华社曾报道，“除有百分之五左右思想觉悟程度较差以外，其余均能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工作。”老海归们都需要分配工作。从法国回国的李秉德有这样一段回忆：
到北京后，有关方面的人员接待我们也非常热情，并把我们几个学文教语言艺术的留学生安排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1950年初，华北大学改为中国人民大学，又把我们这批政治研究所的人员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不管是在华大还是在革大，主要都是学习马列主义，并强调理论结合实际，言行一致，服从祖国需要。当时学员中流行着这样的口号：“祖国的需要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凡是有空气有水的地方都可以去”。
1950年6月的一个下午，学习小组长对我说：“组织上可能要提前给你分配工作，你思想上要有所准备。” 第二天趁星期日休息，去看望辅仁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校长徐侍峰。他说学校已经决定，等我学习毕业即请来做教授。我只好解释说“看来是不行了。”
星期一早上小组长又对我说：“现在就要给你分配工作，马上收拾行李上车。”我问：“去哪里?”他说到校办公室就知道了。我到校办公室门前时，已有十来个欧美回国留学生在等待着。一个工作人员出来说：“马上上车到中央教育部去!”到了中央教育部已是十二点半了，有一个值班人员在等待我们，他先招呼我们吃饭，并在饭桌上说：“分配到东北大区去的，火车票已买好，吃罢饭就去火车站准备上车。李秉德、朱勃、刘文清三人分配到西北大区教育部。买的是明日去西安的火车票，今晚在招待所住上一晚，明日一早上车。”
我们三人乘火车到西安后，就去西北教育部报到。接待我们的人事处长说：“李秉德和朱勃都是学教育的，西安与兰州各需一个。经请示江隆基部长，决定朱勃留在西安，明早李秉德和刘文清都乘公共汽车去兰州西北师范学院。”
在路上，汽车时停时修，走了一个星期才到兰州。次日清晨，我便顺路西走，过狼沟后看见的还是像十里店宿舍的土墁房子，再走远就是农田了。我就又问一个农民：“西北师院在哪儿?”他说：“你已经走过来了。”我这才知道这些土房子就是国内颇有名气的西北师院。不过大门是朝东开的，未见校名挂牌而已。这对不久前从巴黎来的我来说自不免有落差太大之感。不过我在此呆下去的决心并未有丝毫改变。因为我对于给我分配的工作十分满意。我一向是教书的，现在仍要我教书；而且我学的专业是教育，现在到师范学院工作，很对口径。我回国前的希望都如愿以偿了，怎能不高兴呢？
李秉德的妻子郑孟芳也是学教育的，李秉德被分配到西北师院后，也从河南到北京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带着四个孩子与李秉德团聚。照片后面是西北师院宿舍。
西北师院在反右运动中是重灾区，全校一千多员工竟然揪出近四百名右派，包括李秉德。“革大”没有把李秉德改造好，整整20年李秉德处于劳改、停止工作状态。有一段时间让他去教小学算术，文革后才成为中国教育理论的领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