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月不圆
刘克阳
1969年的中秋节，我在山西偏远的村庄劳动，全然不知道那天爸爸妈妈跟随出版社的干部们一大早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宣誓，为奔赴湖北五七干校壮行。之后浩浩荡荡走到北京站，上了开往湖北咸宁的火车，他们的四个女儿都在各地的乡下，没有一个家人送行。
为何选择中秋这天走，不得而知，自认为聪明的革委会大概想让大伙记住这一天，告别北京，从此不会回来了。
无独有偶，我的学校在我们即将插队之前，把我们轰到顺义农村劳动。那天也是中秋节。我们放下行李，就听消息灵通人士说村里小卖部有月饼售，我约了一个要好的同学朝小卖部走去。路上遇见往回走的同学，她们说：“军代表说了，谁都不许买月饼……已经通知售货员，凡是学生买月饼，不卖！”我们停下脚步，有人说：“今年要过革命化的中秋节，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一说到“革命化”仨字，我就恨得咬牙切齿，一个两毛钱的月饼也能跟“革命化”联系起来，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打道回府。
晚上在村里临时搭建的戏台，有我的王同学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附近村子的社员搬着小板凳早早就来占位置。我们吃过饭也往戏台走去，经过我觊觎许久的小卖部，看见有俩左派同学在小卖部门口站岗，煞有介事地忠于职守，宁愿放弃看《红灯记》。我突然看见俩高干子弟目空一切地走进小卖部，俩看门人一声不敢吭，放行。
妹妹在内蒙插队，有一年过中秋节他们杀了头猪，等把猪肉切开所有人都惊呆了，猪肉上满是米粒大的豆，这就是患了猪绦虫的豆猪肉，人吃了会得病，但扔了又可惜。听老乡说豆猪肉怕高温。最后决定肥肉炼猪大油，瘦肉炒成肉松。肉松做得很成功，大家在恐惧中过完了中秋。
我在山西农村，老乡们把中秋节看着是一个隆重的大节。在那穷困贫乏的年代，中秋节前，会打月饼的人家早早支起灶，各家把一年攒下的白面，胡麻油送去，没有白糖，放上一点糖精。房东看见我直勾勾地盯着打好的月饼，送给我一块，我一咬，咬不动，是舍不得放油的缘故，所谓月饼像砖头一样硬。吃不了，我偷偷给扔了。其实我看他们打月饼，是好奇，没有见过，社员们做的吃食，基本没法吃。
回到北京，买什么都是凭购货本，过年节，排队排的就让人什么兴致都没了。中秋节的老一套“自来红，自来白”早已经厌烦了。
2004年的中秋节，妈妈离开我们，那一整天，我们是在医院度过最难过的时刻，直到深夜才会各自的家。
爸爸妈妈走了，大姐走了，二姐到南半球了，妹妹在外地。
每到中秋节，我独自面对没有亲情的北京城。过节是陈规陋习，还是花好月圆，我找不答案。
中秋节的月还能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