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觉醒一一我的“九一三”记忆
华新民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党的宣传部门为此摄制了一部电视剧，讲述有关1921年建党的那些历史故事，故事中参与建党的主要人物多是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出生的人。这部电视剧被起名《觉醒年代》，剧中的那些人物今天早已经走进了历史。如今，比他们晚生半个世纪的人也已经步入晚年，行将进入历史。笔者本人就属于这一代人，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我的觉醒年代？我会回答：我比那一代人晚生半个世纪，我的觉醒年代也比他们的“觉醒年代”晚半个世纪，也就是1971年前后的那几年。如果说前一个“觉醒年代”的标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么后一个觉醒年代的标志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副主席之间的决裂，即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而且正好发生在中共成立至今一百年的时间中点上。我相信，大多数我的同龄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说法。
我的回忆要从“九一三”之前一年说起——
一、1970年，两条工人的命为“一打三反”祭旗
1970年4、5月间，我结束了在西双版纳勐海解放军部队农场十六个月的劳动锻炼，被分配到昆明钢铁厂。按当时的说法，我们这些在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文革前接受的是“封资修”教育，要在解放军这座大学校里接受“再教育”才能成为合格的大学毕业生。所以，在军队农场的这一年多日子仍然属于接受教育。对我来说，到昆明钢铁厂算是走进社会、开始工作的第一步。
按当时昆明钢铁厂的规定，大学毕业生归革委会的“组织组”管，要到组织组报到分配工作。由于我们毕业时学校没有发文凭，仅有一纸派遣证，我的派遣证上说我在学校的专业是“航空发动机热物理”，组织组的人大概是先看到了这热物理三个字，问我去热处理车间怎么样？我回答，热物理跟热处理没啥关系，接着又看到发动机三个字，就说那就去汽车队吧。于是我就到了厂汽车队。
汽车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养、维修厂里拥有的载重汽车，调度这些汽车运送矿石等各种生产物资。当时车队里有国产的解放牌汽车，也有苏联的嘎斯车。让我奇怪的是，车队里竟然还有一些美国车，现在还记得其中两个牌子，一个牌子，工人称为“老道奇”，英文是Dodge, 是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之一克莱斯勒的品牌，今天美国的市场上还可以看到这个品牌的汽车。另一个被称为“万国牌”，英文是International，这也是汽车生产厂家的名字。我1980年代初到美国后不久，看到它关门的消息，才知道它曾经是美国第四大汽车制造商。这种美国货，是1940年代抗战时期美军在滇缅公路运输物资用过的。老师傅说它们质量好，跑了三十年还不舍得报废。
那个年代，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有限，尤其是云南这种山地多、交通不便的地区，汽车驾驶员是一种很令人羡慕的职业，到汽车队学一些驾车修车的技术，也不失为是一门有用的技术。但是，到车队不久，还没有怎么熟悉情况，车队的领导决定让我协助总厂派下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工作队做工作。“一打三反”是1970年初由中共中央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这是我非常不愿意干的一件事，因为我根据自己在学校里文革那几年的教训，在一年多前离开学校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今后远离政治，只做工人，或者技术工作。没有想到踏进社会的第一步，就被派去从事政治运动。于是，我以探亲假为由，回到上海看望母亲，希望拖一段时间，情况会有变化。但是几个星期后回到昆钢，情况没有变化，只能勉强留在汽车队的工作组里。
汽车队的工作组由几个1950年随军南下进滇的老干部担任领导，都是北方人，记得一把手姓孙，他们中有的做过县、地级领导，文革初靠边站，经过几年的批判审查，没有多大问题，刚刚获得“解放”，被省里安排到基层来搞运动。另外还加了两个跟我一样刚从军队农场分配到厂里的大学生，一个姓罗，一个姓江，本来已经分配到下面的车间，但是运动来了，新来的外省大学生跟原来厂里的人没有什么利益的纠葛，于是总厂把他们又抽出来参加工作组，跟我一样，充当跑腿、文书一类的工作。我虽然苦恼于从事这种跟技术无关的工作，但是工作组的领导和同事们都能和谐相处，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其间跟工作组的人也逐渐熟识了，尤其是两位大学生，因为有共同的经历和话题，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促使我下决心离开工作组。有一天，姓江的大学生私下里告诉我，他在总厂政工组那里看到了一份从勐海的部队转来的关于我的材料，材料来自我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我知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是冒着风险的，心里十分感激他，同时为了避免把他更深地拖进这个可能的案子，也没有向他打听更多的信息。不过，我还是猜得到，是我跟科大一位同学的通信出了问题。这位同学叫陈孝元，是化学系学生，在学校里参加文革的那几年里，由于对一些哲学问题有共同的兴趣，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比我低二年级，所以我毕业的时候，他仍留在学校，并在1969-70年之交随着学校从北京迁到了安徽。我到了勐海部队农场后继续跟他通信。但是，就在我离开农场前几个月里，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心里一直有点不安，江的消息证实了我的担心。
我首先仔细回想了我同陈孝元的那些通信有什么问题。经过文革最初的几年，我们都得到了一个教训：不要留下容易被人入罪的文字记录，不写日记，通信也尽量简短，避免议论敏感问题。我把给陈孝元的信件仔细回忆了一遍，想不出有什么明显的把柄能被抓住，陈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应该不是因为同我的通信。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我跟他已经断了几个月信息，完全摸不着头绪，一时只能坐等上面的处置。另一方面，我寻思要尽早离开工作组，因为工作组里的其他人都是上面派下来的，运动过去后会离开，只有我会留下，到时那些挨过工作组整的人会把我视为眼中钉，遇到下一个运动，他们就会找我的麻烦，尤其是现在已经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份材料，谁知道那些人会在鸡蛋里找出什么骨头来，将我置于死地？但是一时又找不到离开工作组的办法。
就在那个时候，我不记得为了什么事到总厂机关大楼去了一趟，正好听见一位干部要求厂里给他的单位增派工人，我立刻想到，如果换个单位，那不就可以离开工作组了吗？于是我就主动问他，我这样的人他要不要？他看了我一眼，就说“我们要烧锅炉的工人，你愿意来吗？”我回答“愿意啊！”然后我就向他自我介绍了一番，也了解到他是热电车间的沈主任，顺便还跟他攀了老乡——听口音他也是上海人。接着我就自己到组织组，告诉他们汽车队也不知道给我安排什么合适的工作，让我去工作组当文书，现在热电车间的生产第一线正好缺人，再说，我去烧锅炉也跟我的“热物理”专业对口，云云。厂里正发愁找不到热电车间的锅炉工人，有我这样自告奋勇的人愿意去，求之不得。于是事情当场就定了下来。
事后我有点觉得自己对新的工作和单位毫无了解就贸然去那里工作，是否有点太冒失了一点？尤其是回到汽车队工作组里，听那些熟悉厂里情况的人告诉我，说热电车间不久前出了一个大事故，刚刚枪毙了两个人，谁都想躲那里远远的。我竟然去这种凶险之地，岂不是“逃出狼窝，掉进虎穴”？但是想到科大寄到厂里那份材料，想到工作组的差事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危险，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既然“慌不择路”逃上了这条路，那就硬着头皮走下去吧。
热电车间实际上是一个小型的火力发电厂，只是它的主要任务不是供电，而是用蒸汽轮机带动鼓风机给炼铁的高炉供风。我到了热电车间被分在锅炉班，任务是控制锅炉的进水和燃烧，保证给汽轮机提供稳定正常的蒸汽。整个系统是气动控制的，没有多少体力劳动，但是要时刻监视锅炉状况，调节水、风、煤粉的供应，保证运行正常，不能稍有松懈，特别是吃饭或解手离开岗位时候，要保证有人手顶替，上夜班的时候不能打瞌睡。听车间的老工人讲，这台锅炉半年多前被烧坏，原因就是值班的工人上班时擅离岗位，有的吃饭去了，有的竟然睡着了，导致锅炉无人看管而失控。
这起事故记载在昆明钢铁厂编纂的《昆钢志》（2009年出版）里，只有寥寥几行字。它发生在1969年11月17日，造成停产抢修五十天。事故责任人司炉马兆骥、副司炉蔡汉龙以现行反革命破坏罪被逮捕，在全厂公审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在当年可是昆钢和云南省的一件大事。一起生产事故，竟然导致两条人命归天，这让全厂的职工震惊。我到热电车间的开始上班的时候，“蔡、马二犯”被枪毙的余震还没有过去，车间里所有人都目睹了两个昨日的同事命赴黄泉的恐怖事件，无不噤若寒蝉。过了几个月，同车间里的工人们混熟以后，才逐渐从他们的口中听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
这起事故的事实和原因原本是简单明白的：当时昆钢从文革造成的停产和武斗中恢复不久，生产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这个新落成的车间有许多新招进厂的工人，其中不少是文革开始时的小学或初中学生，在文革几年中学校停课，没有受到什么正规的教育，知识欠缺，行为散漫。当时值班的锅炉班正副班长马兆骥和蔡汉龙，本身也是从技工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缺少管理班组的经验。班里的年轻人在值班的时候玩忽职守，使得锅炉一段时间失去监控，把锅炉里的水烧干了，尾部烟道温度升高而起火以致完全烧毁，应属于重大的生产事故。不过，车间里也有人跟我说，这台锅炉曾经试烧过一段时间重油，重油燃点高，粘滞度高，炉膛里未完全燃烧的重油容易淀积在烟道尾部的内壁和管道上，不易清除，是导致烟道起火的直接原因。
事故刚发生的时候，昆钢和上面的领导原是按照常规把它当作严重的生产事故处理的，人们估计，责任人会被记过或者开除，大不了蹲几年牢。据工人们说，马、蔡二人开始时也没有把事情看得多严重，虽然接受审查，只是车间里派人看管，在食堂里见到人还是有说有笑，别人也不回避。但是几个月之后，省里突然将这件事的定性升级为反革命破坏案，由公安部门把马兆骥和蔡汉龙二人关押起来。这个变化使得关于事故原因的技术分析成了替反革命分子开脱，所有讨论都只能在私下里悄悄流传。这个变化也使蔡、马二人落到了专政机关的手里，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破坏分子。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二人听说要判处死刑，一下子傻了眼，他们当时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冲击，无人知道。其他工人，甚至车间和厂里的领导也完全没有料想到。
这样的突然升级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当时工人中盛传，谢富治刚访问云南，听取省里领导汇报恢复生产的情况，说到昆钢的这起事故时，谢富治下指示：这么重大的事故，要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去看待，一定是阶级敌人的破坏，要严加调查处理。这个传言多年以来我和许多厂里同事一直深信不疑，但是近来查了一下历史纪录，没有查到谢富治在1970年初视察云南的记录。虽然如此，群众所传的这起事故由谢富治定性，恐怕不是空穴来风，甚至可能是省革委会机关有意无意释放出来的消息，传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将一起生产事故的责任人处以极刑的决定不是省里的主政者作出的，而是来源于中央的权力中枢——位高权重的谢富治。
自从陈谢（陈赓—谢富治）兵团进军云南后，谢富治长期任云南省的一把手，直到1959年进京担任公安部长。文革开始后，他是少数坚定站在中央文革小组一边的老干部之一。1970年的时候，谢富治的职务有：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权势极大。当时在云南省主政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几乎全是谢富治的老部下，可以合理地推测，这些领导干部同谢富治之间保持着经常而畅通的汇报和指示往来。所以尽管谢富治当时不一定到了云南，以他在云南一言九鼎的地位，这个案子由他拍板定性，不能说毫无根据。不过，当时在云南主政的是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将两个青年工人判处死刑，无论是受到上层指示，还是出于本省的决定，谭甫仁应当就是那个手持红笔“勾决”的人。
从时间上看，这起事故定性的升级正是在中央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之后发生。1970年的1、2月份之交，中共当局发出了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文件，从文件的内容来看，“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中“三反”是有关恢复社会和生产秩序的，而从1960年代初开始，中央的主导思想一贯是“阶级斗争为纲”，这反映在“一打”之中。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以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这个纲，达到恢复被文革搅乱的社会和生产秩序这个目的。而这起昆钢的锅炉烧毁事故，正逢其时，“撞到了枪口上”，被抓了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现行，两位工人的头颅被用来为一打三反祭旗，以震慑社会，重建秩序。这件事传遍了昆明市和整个云南省，厂里有偷听“敌台”的人说，台湾的广播里都报道了蔡、马二人被杀的消息。
这样的判决不仅将两个年轻人送上黄泉路，也将车间里所有的职工抛入巨大的恐惧之中。我五十年来一直不能忘记当时听到的两个令人惊悚的故事，可以反映出这种恐惧的程度。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姓张的老工人，他本是昆明市电力系统多年的劳动模范，被派到昆钢支援三线建设，一直是车间里受人尊敬的锅炉技术老大，在事故发生后的抢救过程中自然地被人们推为总指挥。可是他的努力不仅没有受到表扬，反而在追查这起反革命破坏事件的“幕后黑手”时被列为头号嫌疑。据说在蔡、马二人被判处死刑后的恐怖气氛中，张师傅估计下面就轮到他自己了，让家人为自己准备了寿衣和寿材。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们，从这起案件的处理中领教了“阶级斗争”的逻辑：事故的事实和原因并不重要，说你是反革命破坏分子，你就是，不是也是。
另一个故事是，马兆骥和蔡汉龙被押到全厂职工参加的“公审大会”上宣判后，随即被押赴刑场枪决。同时，各车间负责人把职工带离会场，回到各自的车间继续开会，无非是大家表态拥护政府的判决，声讨反革命分子罪行。按照那时开会的惯例，会议的主持人会让大家打开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念一段毛主席语录。据工人们说，那天车间主任也许是被几天来发生的事吓得灵魂出窍，也许心神跟着死刑犯去了刑场还没有回来，带领大家念的竟是这么一段语录：“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在当时的情景下读这段语录，很容易被有心人当作“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罪行告发。但是这一天，车间里在场的人虽然都意识到了，却没有一个人揭发，大家对这件事都绝口不提，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这说明，工人们刚刚亲历了一起生产事故演变成“反革命破坏事件”而使得两个同事丧命的全过程，他们明白，这时如果去举报这件事，很可能会导致又一起“反革命事件”，甚至另一条人命。工人们尽管心中充满了恐惧，毕竟良知尚存。
也许是因为“阶级斗争”果然“一抓就灵”，上面看到了处决蔡、马二人已经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生产秩序明显改善；也许是因为这起案子的定性不是省里决定的，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反革命破坏；也许是发现人人自危的工人们束手束脚并不有利于生产，上面很快就停止了对这件事故进一步的追查。热电车间从此将这一页翻过，年轻的工人确实也规矩了许多。我也暗自庆幸，这个刚刚掀起过滔天巨浪的水域，自我来到之后竟成了风平浪静的避风港湾，虽然我坐的那个司炉或副司炉位子，就是不久前死刑犯马兆骥和蔡汉龙坐过的。
二、1971年，“九一三”后对我的“五一六”清查无疾而终
不过好景不长，“一打三反”还没有结束，“清查五一六”运动接踵而至。虽说“清查五一六”运动早在1969、70年即已开始，但是在云南当作一件大事认真地抓，大概是从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名为《关于建立5·16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中发［1971］13号）的文件以后开始的。当时昆钢有很多像我一样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互相之间也多有联系、交流消息。从这些消息中我感觉到这个清查运动的重点对象就是我们这样的大学生，尤其是从北京的高等学校分配来的学生。
很快，就感到运动已经来到了我的车间，其迹象就是车间党支部的两名委员不见了，听说他们外调去了。到外地去调查是当年政治运动的常规做法，如果问题不十分严重，通常会发一个外调信函，科大发到昆钢的那份材料可能就属于这类外调信函。如果是严重的问题，那就要派人到外地去实地调查运动对象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不久，外调的地点也知道了：从武汉沿江而下，安徽和上海。于是，清查的对象也明白了：一个是毕业于武汉水电学院的姓李的大学生，另一个就是我，因为中国科大这时已经搬迁到安徽了，那份材料也发自安徽。我担心的“第一只靴子”终于落地：我成了运动对象。至于为什么去上海，估计他们是趁外调之便到上海开开眼界和采购物品吧。
我在文革中不是积极分子，学校的两大派哪一派也没有参加，既没有参与过“反军乱军”的活动，也没有到外地参加当地的武斗。使我成为“运动员”的，看来就是那份我一进厂就追过来的发自科大工/军宣队的材料。外调人员归来后，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难得地出现在一次我所在的班组会上，给工人讲“当前‘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形势”，提到了“有的人还要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研究”，听得出来，这是在敲打我。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跟陈孝元在私下曾对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之类的哲学问题有过讨论，曾有一段时间，这类讨论几乎在首都所有的中学和大学中都发生过，在偏远地区的工厂里，这类话题听起来就显得太离经叛道了。离校后，虽然在通讯中从来不提这些事，但是那封信函或者外调所得材料很可能含有陈和我这方面的议论。随后有风声传到我的耳朵里，车间已经给一些积极分子吹了风，让他们准备给我写大字报和批判稿。
这时已近1971年的国庆节了，同往年一样，厂里的广场上已经有一些民兵在那里操练，准备参加昆明市的国庆游行。从他们操练的步伐中，我仿佛听到了运动正在向我逼近的脚步声。我估计过了国庆节，清查运动将全面展开，车间就会对我点名批判，说不定会隔离审查。我必须为此作一些准备了，于是找到了在高炉上工作的庄真，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力系，和我在同一个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起分配到昆钢，是我最可信赖的朋友，我告诉他自己面临的可能被隔离审查的可能，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请他同我在外地的家人以及未婚妻说明情况。以免他们被完全蒙在鼓里。
然而，当国庆节来到的时候，人们注意到似乎有点异样，北京取消了每年都少不了的游行和检阅，昆明也跟着临时取消了游行。报纸上也看不到每年照例都刊登在头版上的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并肩检阅游行的照片。国庆节已经过去大约两个星期，我也没有等到那让我忐忑不安的“第二只靴子”掉落下来，却听到厂里向基层干部传达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央五十七号文件，1971年9月18日）和《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1971年10月6日）。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我们最底层工人的耳朵里，据听传达的干部说，负责传达文件的领导一反往常的习惯，一句废话都不讲，会议一开始就宣读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这时候，会场里有的人高声说，“你念错了，谁叛党叛国了？林副主席？那是耿飚吧？”
而我在不安中久等的那“第二只靴子”始终也没有掉落下来，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五十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那份材料里究竟隐藏着什么，值得厂里派出两个干部从云南远赴安徽去调查。近年我同陈孝元同学恢复了联系，他告诉我，他在1970年初学校搬迁到安徽后不久就被安徽省进驻学校的工/军宣队隔离审查，给他带来灾难的是他与中学同学之间的通信，他们在信中议论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著作，讨论过党史中的瞿秋白问题，彭德怀问题，刘少奇问题，还涉及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平民主新阶段等话题，白纸黑字，被工/军宣队抓住了。而我和他的通信则从来没有出现在对他的审问中，也没有从昆明来的外调人员找他问过话。他在学校被隔离审查到1972年底，这时曾经跟他关押在一起的校党委书记刘达已经恢复工作，学校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毕业离校。文革后获得平反。
根据这些迟到了几十年的信息，我只能推断，在陈孝元被隔离审查后，工/军宣队在抄家中发现了我写给他的一些信件，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的专案组人员出于扩大战果的冲动，要从所有同他通信的人中挖出更多的“反革命罪证”，于是从我这些信中挑了一些可供上纲上线的文字，发了一个外调函到我最后一封信上的地址，也就是勐海的解放军部队，提供一些线索，一方面可以将我入罪，一方面以此为把柄从我这里讹诈出一些对陈孝元不利的材料，这是所有专案组的常用手法。这份材料又尾随着我到了昆明钢铁厂，可能是这些材料分量不够，厂里一时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如果没有别的政治运动，也许这份材料就像那个时代无数的外调函一样，将被岁月尘封在我的个人档案中，就像人体里待机发作的癌细胞。但是不久“清查五一六”运动来了，厂里大概正发愁在云南这样的边陲地区，能查出什么“五一六”分子？于是像我这样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又恰好手里有一点材料，就成了合适的运动对象，果真能查出一星半点可以跟“五一六”扯上关系的罪行，也可以作为运动成果向上交差。
那么，为什么不远千里派人调查、又部署了几个月的那些活动在国庆节后无疾而终了呢？而且我注意到，厂里“清查五一六”运动在传达了林彪事件的文件后，并没有完全停下来，我所在车间的李姓大学生并没有像我这样得到解脱。这就让我怀疑那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材料跟林彪及军队有点关系。我在此前风声日紧的那几个月里，一直在思索我给陈孝元的信中究竟有什么文字可以让善于捕风捉影的专案人员当作清查我的把柄呢？我在军队农场共十六个月，当时西双版纳同外界的交通十分不便，遇到雨季道路塌方，邮路完全断绝，所以同陈孝元的通信不超过十封，我逐一过滤了一遍，无非是讲一些军队里的生活，仅发现有一两处犯忌的文字，其中比较“露骨”的是在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之后，我在信中提到新选出的二十一个政治局委员里，有半数以上在军队任职，武官太多，文官太少了。如果上纲上线，这种文字可以解释为反对解放军，而“反军乱军”正是“五一六”分子的主要罪名之一。
可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后，林、叶和黄吴李邱六个军人一夜之间垮台，这些话再摆到台面上来，上纲上线到“反军乱军”的高度，就完全失去了基础，只会成为笑话，于是国庆前已经上了弦的箭顷刻折断。有意思的是，近年看到党史资料说：在1969年4月28日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选出了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后讲话说：“现在苏修攻击我们，……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毛的这番话，表面上是引用苏联人的评论，是不是也透露了他内心深处对林彪及其军人集团势力膨胀的不安和警惕呢？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当年的“妄议”就同伟大领袖“所见略同”了。
当然，这些都是我事后的猜想，那份出自安徽驻科大工/军宣队的某位成员之手、让我在一年多时间里惶惶不安的材料，今天或许早已被昆钢的档案部门送进废品回收站，变成了纸浆，它的真实内容已经无法查证。重要的是，它再也没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什么不利的影响。那“第二只靴子”虽然没有掉下来，我却从此得以高枕无忧地安睡。一年以后，我结了婚。不久，车间里让我离开了锅炉班，到仪表组当技术员。又过了一年，厂里从日本进口了一台电子显微镜，把我调到技术处去翻译其英文的安装和使用说明书。如今回头看起来，我觉得，这一切向好的变化都是从半个世纪前的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开始的，虽然没有证据。
我相信，有我这样感觉的人不止我一个，虽然他们没有像我这样被一封调查信函日夜困扰，但是都能够感受到那一夜之后，事情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借用毛的诗句来说，那就是“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广播里那些高昂的口号没有马上消失，但是听得出少了一点火药味，也少了一点底气，没有“最最”“最最最”这类极端用词了。伟大领袖一边发起批林批孔批宋江的运动，一边又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即便是打倒，下手已经不再那么重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一反他“一旦得罪，得罪到底”的战斗风格，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他内心里是不是怕再激出一个“林彪事件”来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以及全国人民——包括我在内——都应该感谢林彪，他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拒绝检讨，在“九一三”那天他和家人出走的决绝行动，等于向毛泽东宣告：“老子不吃你这一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种鱼死网破的冲击削弱了毛推进文革的意志，扭转了文革运动的势头，以致毛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常感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到了1976年的清明节，人们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上用“秦皇的封建社会”来影射毛泽东时代。从毛的健康状况来看，林彪事件后他大病一场，明显地衰老，寿命打了折扣。他离世后不到一个月，包括他夫人在内的四人帮被捕，绵延十年的文革戛然而止。接着，大学恢复入学考试，无数困在农村和将要下乡的知青走进大学校园，实现了改变命运的梦想。1979年，马兆骥和蔡汉龙的错案获得了平反，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但是至少他们的父母和家人不必再背反革命家属的沉重黑锅了。
三、我的觉醒年代
在中国实现无阶级区分的社会是诞生于百年前“觉醒年代”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而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手段是开展阶级斗争。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纲领（根据俄国档案翻译回的中文）的头两条是：“（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那以后的第一个五十年，这个党在毛泽东带领下，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斗倒了党外的敌人国民党和地富反坏右、斗倒了党内的敌人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刘邓陶，一时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回顾半个世纪前，我离开解放军这座“大学校”，结束在那里的“再教育”的时候，恰逢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五十年进入最后两年。刚迈出进入社会的第一步的我，就遇到了相继发生的两件终生难忘的大事：第一件发生在底层，被称为“必须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的两个成员因为一起生产事故被送上了黄泉路；第二件发生在顶层，全国人民都誓言要“以鲜血和生命保卫”的两位至高无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巅峰对决”，使其中一位革命家和家人的鲜血和生命抛掷在蒙古大漠之中。
这两件大事把此前学校和军队灌输在我头脑里的阶级斗争教义震出了一条又深又大的裂缝，促使我思考：“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登峰造极：“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中两个年轻的成员被斗成了反革命破坏分子，由伟大领袖亲自树立的亲密战友和写进党章的接班人被斗成了叛国投敌分子。报纸上还在天天宣传最高指示“中国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而眼前的现实让我产生了疑问：再斗下去行吗？
这就是我的觉醒年代。
鸣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当年大学、部队农场的同学和昆明钢铁厂的同事陈孝元、杨崇龙、庄真和刘云仁，以及云南文革史研究者周孜仁在资料的查证、记忆的确认或纠正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谨在此表示谢忱。
2021年9月
【鸣谢】本文首发于CND《华夏文摘》第一五八九期(cm0921c)，感谢作者与华夏文摘授权科大瞬间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