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约黄昏》之五：京城记忆
辛夷楣
1953年8月底，当少年盖瑞在尽情享受英国西海岸的碧海蓝天之时，7岁的我欢蹦乱跳地与家人一起到达了北京。这座古城的外观与气氛使我们姐弟感到震撼，它与上海太不相同。我们是傍晚时分到达前门火车站的。一出车站，我们就看见了威武的前门城楼和高高的城墙。上海可没有这个呀，我们都很惊讶地指指点点。妈妈告诉我们，北京城被一圈又高又厚的城墙围着，隔不远就有一个这样威武的城门楼，而一出城门可就是城外了。
培元小学
我们坐车进了高大的城门洞，又往东开。我们的新家在王府井北面的王府大街报房胡同西口。胡同就是小巷，和上海的弄堂大同小异，不过，北京人都叫它胡同。北京的新家和上海的房子不一样，不是小楼，是平房，有花砖地与护墙板的很好的平房。奶奶说，这叫四合院，因为四面都有房间围着，虽然那个院子没有东房，只有其他三面，但也是四合院的格局。
我和姐姐都进了离家数步之遥的培元小学，大弟则进入旁边的博士幼儿园。妈妈回上海接我们之前就打听好了，说培元与博士是东城最好的小学与幼儿园，学生大多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懂礼貌，不骂人。
那年，我正好该上小学一年级。考试那天，妈妈有工作，她就委托报社的一位同事带我去培元小学考试。我记得考场是在大院最南头的那间西房。小王老师挨个叫了好几个小孩儿，就是没有叫我。我等得好心焦。后来，恍惚间她叫我了，我急忙跑到她面前说：“我就是圆圆！”小王老师微笑着说：“你妈妈说，你改名叫徐棻（我的原名）了。我没有叫圆圆，我是叫言焱。你先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叫你。”那第一面我就爱上了小王老师。幸亏妈妈说的话她都记得清，要不就让我自己把改名的事给搅乱了。
说起改名的事儿，也有一番曲折。我一生下来，奶奶就给我起了小名圆圆，我上幼儿园时自然也用此名。我的父亲家姓徐，我们该排“孝”字辈，第三个字按五行相生之说应是“木”字偏旁。但是我们的祖爷爷（也就是爸爸的爷爷）给姐姐、我和大弟起的名字风格陈旧，读音也不好听，爸爸妈妈都不喜欢。所以，后来爸爸要求一位学古典文学的老朋友重新给我们起名。这位伯伯给姐姐起名徐植，曹植的植。他又开玩笑说，我再送老二一个名字——徐棻。
可是，奶奶一再说要我姓张，跟外祖父姓。张家辈份该排“国”字，她给我起名张国珍。来北京之前，我知道我到北京上小学，要改名字。我跟奶奶说：“张国珍太难听了，我不要这个名字。我要叫徐棻！”奶奶反复说服我，希望我做张家的后代，但是我不干。
所以，妈妈给我在培元小学报名时，用的是徐棻。这个名字好是好，但棻字比较特别，很多人都不认识，所以后来叫我“徐菜”、“徐萘”的都有。有的人干脆问我：“徐什么？”我赶紧接茬：“芬芳的芬下面加一个木字，还念芬！”
一开学，我就有处处跟不上趟儿仿佛乡下人进城的感觉。同学们说话都带浓重的儿化音，而且新名词特多。我一张嘴，南音就出来了。更可气的是，我CZ不分，同学们忍不住笑我：“你怎么这么笨，连吃饭都不会说，说成呲饭呐？”
开学不久，我还露了一个大怯，弄得同学们笑掉大牙。一位姓徐的女同学对我十分热情，约我下学后去她家里玩。我很高兴地跟着她走，心想又不远去去就回，就先不回家跟奶奶说了。没想到她带着我走到王府大街北口，往东一拐，隔着马路，我就看见了隆福寺的庙门。
我心想这不是城门吗，她们家在城外啊！我不由害怕起来，赶紧说：“我不去了，我不去了，你们家太远了，都要出城了！”她说：“我们家马上就到了，往那边一拐就到了，没出城呀！”我固执地指着远处的隆福寺庙门说：“那不是城门吗？我妈说了，一出城门，就是城外了。”我的同学急忙解释：“那不是城门，那不是城门……”可是，不管她怎么解释，我也不相信，我死活不肯往前走了。这样磨蹭了半天，她只好过了马路自己走了。
我回到家，就把这事儿告诉我奶奶。奶奶听完却开怀大笑：“你可真是没见过世面！那哪是城门啊，那是隆福寺的庙门。你这小上海，庙门和城门都分不清。隆福寺是个市场，里面很热闹，哪天我带你们去逛逛。”第二天，我到了学校，同学们听说我连庙门和城门都分不清，都觉得不可思议，非常好笑。我也觉得自己很蠢，不但说不好北京话，还哪儿都不认识，同学们知道的好多事儿我都不知道。
我对北京是慢慢习惯的，大概用了两年时间。渐渐地，我ZC能分了，说话同学不笑了，我的儿化音不如他们重，可也很有点标准普通话的味道了。这一下我的自信心回来了，在课堂上也敢举手发言了。
我从小就特爱说话，我发现在课堂上最好的说话方式就是举手发言。假如你在下面与同学说话，老师很快就会发现，一发现就会当众批评你，弄得你很下不来台。所以老师一让同学们举手发言，我就常常举起手来。有时候我并没有想好答案，也本能地举起手。老师叫我回答，即使我说得不对，我也不在乎。奶奶说我胆子大脸皮厚，其实我就是爱说话想说话而已。
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让我们归纳一篇寓言的中心思想。我和几个同学都发了言，老师仍在摇头。我不肯罢休，想啊想啊，努力在脑子里搜索答案，手却一直举着，始终没有放下来。当老师第三次叫我时，有同学抱怨说：“你怎么老叫她啊？”老师说：“她说的有一点儿接近答案了。”我很感激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同学，很庆幸在小学时期拥有这样的学习环境。现在回想起来，举手发言培养了我上课精神的高度集中，对我大脑的发育或许大有裨益呢！
读闲书
爸爸妈妈都爱看书，晚上他们总是在台灯下看书做事。奶奶年轻时也喜欢读书，她的记性相当好。她常常给我们讲《三国演义》，讲春秋战国。爸爸是教历史的，口才极佳，古今中外的历史他讲得出神入化头头是道。我最喜欢听他讲楚汉相争，讲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讲拿破仑。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爸爸还把我们带到游泳池去学游泳。结果，姐姐弟弟都游得很好，我却始终学不会换气。
在读了一些希腊罗马神话和安徒生、普希金童话之后，我很快就开始读起长篇小说来了。1958年、1959年，在我小学五六年级之时，正赶上中国长篇小说的大丰收阶段。《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红旗谱》《山乡巨变》等，我每一部都喜欢。然后，我很自然地开始读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静静的顿河》，还有《苦难的历程》等，使我如痴如醉。一上初中，我又不由自主地迷上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与契诃夫，还有琳琅满目的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奥斯丁、哈代、司汤达、莫泊桑、雨果，再加上曹雪芹，这是一座多么宏伟绚丽的殿堂啊！我衷心感谢引导我踏进文学殿堂的父母，读书成了我终生受用不尽的享受。
奶奶却总说小说是闲书，她敦促我们姐妹四人背诵《古文观止》。我喜欢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也喜欢楚辞和唐诗宋词。所以，我还是自觉地背了一些，但是小说是我的最爱，我怎么舍得放下它们呢？奶奶就唠叨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算是说对了一半，因为当时我一点也没意识到自己吃了亏。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真的后悔当初没听奶奶的话，趁年轻记性好多背些古诗古文放在肚子里。实际上，中国白话文写得好的人几乎都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鲁迅如此，巴金、茅盾、曹禺和沈从文亦如此。
“文革”结束之后的1979年，离家21年的爸爸回来了，爸爸那位搞中国古典文学的老朋友也回来了。我对他的学问与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央求他教我古典文学。他说：“我小时候跟老师学古典文学时，老师让我先背150篇古文，然后他才开讲。你现在起码背50篇，我才开讲。”他的要求完全合理，我却无话可说。我知道自己荒废了小时候记性好又有大把时间的日子。“文革”结束之后，我白天在报社工作，晚上在夜校上课，记性又大不如前，哪来这么多时间与精力背古文呢？当初我听不进奶奶的话，如今真是后悔莫及啊！
话剧情结
1954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妈妈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又过了一年多，我们全家搬进了北京东城灯市口史家胡同56号的人艺大院。那时，首都剧场还没盖好，剧院的办公室、排演厅都在56号大院里。风度翩翩的男女演员们整日在院中穿梭来去，看得我眼花缭乱。我家门口的排演厅更成了我流连忘返的好去处。
每天下午放了学，我拿上几块奶奶烤好的馒头干，就悄悄溜进排演厅，那里一年四季都在排戏。我们刚搬进56号时，正在排郭沫若的《虎符》，后来又排苏联话剧《带枪的人》，排老舍小说改编的《骆驼祥子》，排《智取威虎山》。再后来，王府大街上的首都剧场修好了，溜进剧场去看连排、彩排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雷雨》、《日出》和《北京人》等等，我都是这样看了一遍又一遍。
这样天天看戏，不仅使我对话剧越来越痴迷，也使我意识到，当演员可真太不容易了。你看他（她）们一个个的多用功啊！我常听见焦菊隐、梅阡、夏淳等导演给演员们一遍遍说戏。演员们听完了，就排呀练呀，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多少遍。我也经常看见于是之、蓝天野眉头紧锁，默默地在我身边走过。我就想，他们肯定又在琢磨自己的新角色呢！
到了学校，我忍不住和同学们兴致勃勃地大谈话剧大谈人艺。我们小学就在首都剧场旁边，到我们上五六年级时，首都剧场盖好后成为北京人艺的剧场。剧场外面有一长溜儿放置剧照的玻璃橱窗，我们放了学，经常在这溜儿橱窗前指指点点地欣赏剧照。
到六年级时，两个要好同学终于被我鼓动起来了。我们说干就干，决定在班上成立个话剧组，排戏演戏。我当话剧组组长，她俩当副组长。我们先是自己编剧本，后来又从少年读物上找到一些剧本。戏排好了，老师就安排我们在星期六的班会上给全班演出，每次的演出总是很成功。
话剧组的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全班的大多数同学都被吸引进来。我们暑假就要毕业了，大家商量要在全校的欢送会上演多幕剧《大灰狼》。话剧组开会分配角色那天，我感冒没有上学，结果别的角色都顺利分配下去，只有大灰狼一角男生女生谁也不愿演。最后有人出了一个主意，说今天组长生病没来，我们分配她演大灰狼，她也许会答应，她要不演她会再想办法的。我一来上学，两位副组长就很为难地对我说了这事儿。我一想：我要不演，这台戏不就麻烦了吗？演就演吧！不就是要不怕丑，不怕往坏里演吗？人家人艺的演员如果都只想演好人不愿演反派，那不是就一台戏也演不成了吗？
《大灰狼》可是多幕剧，排练很费时间。都快考试了，我们话剧组还是雷打不动，每周活动一次，坚持认真排戏。班主任老师可急了：“你们是毕业班，考中学要紧，得利用一切时间复习功课，话剧组暂停活动！”可同学们对话剧的痴迷真令人难以想象，大家都不想停止活动。我们决定瞒着老师到同学家偷偷活动，有一次还跑到首都剧场前的广场去排戏。后来，我们也意识到这样做不对，我就主动去向班主任老师检讨，保证一心准备考试，先不排戏了。
没想到，没有得到充分排练的《大灰狼》演出竟相当成功。我带着一个纸做的狼头面具，穿着奶奶的黑色香云纱大褂，又用墨把手背与手臂涂黑，那样子确实很吓人。这样一化装，一下就缩短了我与角色间的距离。我憋着嗓子阴阳怪气地说话，不时地舞弄着吓人的双爪，尽量表现大灰狼的狡猾与贪婪。演出大受欢迎，大弟（他与我一个小学，比我低一班）班上的同学来家玩，一再地对我说：“你这大灰狼演得太像了！”
阴霾漫漫
1957年夏，北京人艺史家胡同56号大院里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字报，“反右”运动开始了。姐姐和我好奇地挤在大人堆里一张一张地看这些大字报，还有漫画。那时，我该上小学五年级了，姐姐已经上了初中，大字报上的字我们基本都认得，但其中的含义我们却有些费解。漫画当然容易理解一些，那上面的人物很丑陋。连我们都意识到，大字报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人艺的几个演员和干部被说成反对党的领导，是“右派”分子、阶级敌人。我家门口的排演厅也不排戏了，整天开起了批判会，大院里充满紧张气氛。我心想，他们几个本来挺好的呀，看不出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党小集团？大人们的事情真复杂费解。我万万没想到，“反右”运动不仅仅发生在人艺大院，它直接殃及到我们全家，甚至影响了我的半生！
1958年5月的一天，我下午放学回家，沿着史家胡同西口往56号走。老远我就看见妈妈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身旁放着行李卷和大包、小包。她表情凝重、满脸忧伤。我张嘴叫她，她竟没有听见。我想追赶她坐的三轮车，又犹豫了，我预感到一定是出什么大事了。
我撒腿跑进56号大院，进了家门就问奶奶：“奶奶，妈妈怎么啦？她上哪儿去呀？我叫她，她都听不见！”奶奶长叹一声，才慢慢地告诉我：“你爸被划成“右派”，要送农场劳动改造，你妈给他送行李去啦！”我的头嗡地一下。我爸怎么会成“右派”？他怎么会反党？他怎么会像漫画上的人那么丑陋？他这不成了阶级敌人了吗？我从来没听他说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呀！
这时，大弟回来了。我赶忙把他拉到排演厅后面的窄胡同里，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这时，我俩才明白，为什么前几天，爸妈找姐姐谈话，谈完话，姐姐回到我们住的大屋就哭了。我俩问她哭什么，她死活不肯说。她是怕我们太小，理解不了啊！那天晚上，妈妈终于回来了，满腹狐疑的我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整个改变了，连我的性格都变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一去不复返。我是“右派”的孩子，劳改犯的孩子，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政治污点。从那天起，我再也不象从前那样开朗愉快口无遮拦了。我有了心思，有了烦恼，有了许多想不明白又不适于告诉任何人的事。在学校里，我本能地把这件事当作秘密瞒住，只悄悄告诉了两个最要好的小学同学。我尽量把自己包裹起来。
妈妈1920年出生于天津。她的外祖父家是钟鸣鼎食之家，二外祖父是北洋系的重臣段芝贵。妈妈从小就生活在天津河北区的老段府里。在她未满7岁之时，父亲患病去世。虽然，外祖父、二外祖父以及管家的三外祖父对她们孤儿寡妇很好，但其他亲戚就不一样了。妈妈的妹妹在院子里玩，常常被亲戚家的孩子欺负，哭得满脸是泪。
妈妈的祖父家也是合肥有名的大家。他们家不仅在乡下有大宗田地，还在南京有大片房产和当铺、药铺等大量买卖。我奶奶（外婆）带着妈妈小姐妹俩回到南京住了几年，要求分到她丈夫名下的财产。张家的掌权者却设置重重障碍，让她们孤儿寡母尝尽辛酸。
妈妈渐渐意识到封建大家庭的腐朽，明白只有自己努力读书自立，才能解救母亲妹妹。在她进入中学之后，她又意识到中国已经被列强欺负到极点，面临亡国灭种之灾。救国救己的强烈愿望在她心中萌生。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华北的大片土地被日本军队占领，在天津上圣功女子中学的母亲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民先”（全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8岁的她说服奶奶，只身辗转千里，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联大为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南迁合并而成，名教授云集。妈妈在他们的关怀教导之下受益颇多。
1939年初，妈妈在昆明参加了地下党，并成为学校演剧社的活跃分子。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党组织把妈妈转移到香港。当年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香港，妈妈奉命离开香港回昆明，但是单线联系的上线与她失去了联系，后来才听说那位同志患病去世了。她在昆明和上海继续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许多活动，却一直接不上组织关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反右”之前，她的主要证明人几乎都找到了，事情总算查清楚了，妈妈重新入党在即，这时爸爸却被打成“右派”，还被送去劳改。她的党籍自然就不用提了，“右派”家属的身份却是板上钉钉了。
除了这种巨大的政治压力，妈妈身上的经济压力也陡然增加。父亲被划成“右派”、送到外地劳动改造之后，家中收入陡然减少一半，家庭经济马上陷入了困境。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一下子在我们眼前显现。有些亲友不再与我们来往。那时，我们从上海带来的小弟的奶妈也一直跟着我们。妈妈坚持付她工资，直到两年后她在街道工厂找到工作。
那时，很多人为了划清界限纷纷与“右派”离婚。妈妈不但没有与爸爸离婚，还鼓励爸爸好好接受改造，尽量节省家用在经济上支持他。家中的经济困难日益沉重。小弟的奶妈就带着我们姐弟几个洗菜腌菜，自家腌的雪里蕻成了我们每日的主菜，大半年的时间全吃它。冬天洗菜腌菜特别辛苦，我们几个的小手冻得象小胡罗卜一般通红。
有人建议让姐姐初中毕业就进工厂挣钱，还有人建议让大弟去读技术学校。妈妈却说：“我要让孩子们继续读书，我要让他们享受正常孩子的生活。如果他们能考大学就考大学，我不愿他们的学业受到任何影响。”
我记得，每到月底之前，奶奶就没钱维持家用了。我记得经常是晚上妈妈下班刚进门，奶奶就忍不住对她说：“定华，我又没钱了！”听了这话，妈妈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才说：“娘，你就不能等我吃口饭再说这句话吗？”我在心中埋怨奶奶，怪她不该这么着急地说出这句话。可是我也知道，奶奶一定独自为此焦虑了很久，一见妈妈才忍不住脱口而出的。
那时，我们四个孩子还小，不懂分担她们肩上的重负。妈妈白天仍然精神抖擞地去上班。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听到她坐在奶奶床边向奶奶诉说。奶奶则不断地唉声叹气。我睡在奶奶旁边，把脸朝里装作已经睡熟，可句句话我都听得真切，句句都让我觉得钻心。
我同情妈妈，我怨恨爸爸，我觉得他不该毫无顾忌地给党提意见。现在可好，他和我们一起陷入深渊，这种忍辱负重阴霾漫漫的日子是望不到头的啊！我从来没见过比我妈妈更富有牺牲精神的母亲了。除了夜半向奶奶倾诉衷肠，她从来没表现出半点的颓唐与软弱。这需要怎样的坚强与韧性啊！
妈妈不止一次对我说：“我只要一到办公室，就把自己和家里的一切烦恼忘在脑后了。”她曾担任北京人艺总导演（焦菊隐）办公室秘书多年，后来又担任人艺宣传资料组组长，再后来调到北京曲艺团担任编剧，工作一直相当繁重。
二舅与舅舅
姐姐自上中学后就一直是他们班上的班主席，却因为爸爸的问题老也不能加入共青团。那时班里大多数同学都是共青团员了，这给她造成很大压力。我本来也是班干部，自然也写了入团申请书和不少思想汇报，但是团支部的人总说我与父亲划不清界限，对父亲的问题认识不够深刻。
她们说得很对，我对父亲既恨不起来也揭发不出来。我没看到任何父亲反党的证据，你叫我怎么揭发？他既然没有反党，我又怎么能把他当敌人？我与他多年的父女深情难道能陡然割断？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也不知道罩在我们头上的阴霾什么时候才能消散。我担心爸爸再也不能回家。
我心中的这些担心与烦恼是无处言说的。妈妈和姐姐都已经有那么多的烦恼，我怎好再拿自己的烦恼加添在她们心上？而阅读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几乎就成了我那时逃避现实的最好方式。
爸爸走了以后，家中来往的亲友少多了。只有我们的二舅每月都来。他也被划成了“右派”，他的问题比爸爸轻，仍留在了原单位，只是被降了工资。从前，他常来和爸爸一起喝酒聊天。现在，每月一次，他抱着一瓶酒和一包熟肉，有时还有一包花生米，独自前来，独自饮酒。妈妈和奶奶就坐在桌旁和他聊天，他总是情绪低沉。妈妈却沉稳平静，耐心地劝慰他，有时还敦促他找女朋友。
二舅原来是有女朋友的，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这时他被打成了“右派”，不愿牵连人家，就坚决地与女朋友分手了。妈妈虽然热心地敦促，但二舅总说：“算了吧，老大姐，我哪有这个心思？”听他这样说，我不由地想：要是二舅当初跟我幼儿园的邬老师恋爱，在上海找工作，他会不会逃脱划成“右派”这一劫？北京人太政治了，上海人会不会好一些？
二舅爱读外国文学名著。他有时会拎来新买的书。我那时正在如饥似渴地啃名著。所以总会求他说：“二舅，你看完了，就借给我看！”二舅总是爽快地答应。岁月如梭，几十年过去了，可怜的二舅一直没有结婚，他的性格也已经定型，总是郁郁寡欢的，给人一种压抑感。
在那些沉闷的日子里，真正给我们的家里带来一点阳光一点欢乐的是我的堂舅，他和妈妈共一个高祖——张绍棠。妈妈的曾祖与堂舅的曾祖是亲兄弟。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比较远了。但是，他们的母亲——张家人称四奶奶和五奶奶的，却是好朋友。他们青年时代在南京是常在一起玩的，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家庭来往也一直很密切。
堂舅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去世时，他还在上中学，为了养活母亲和弟弟，他毅然去当工人挣钱。他很用功，一边当工人一边学技术，后来当上自来水厂的机械师，再后来又做纺织机械厂的工艺师。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被任命为郑州一家大纺织机械厂的总工艺师，然后又兼任副厂长，常常有机会来北京出差。
堂舅身高体阔，五官英俊，风度奇佳，而且他性格爽朗，浑身散发着热情。只要他一来，我们家就会有欢声笑语。他从来没有因为爸爸出问题就冷落我们。奶奶最喜欢她这位大胖侄子，总是想方设法做些家乡菜端上桌子。奶奶有一对她结婚时陪嫁的外国座钟，后来卖了一个贴补家用，另一个外壳镶的金粉都斑驳陆离了，时不时就停下来不走了。别人谁也修不了，只有堂舅会修。他皱着眉、嘟着嘴，手握小改锥，摆弄一会儿就修好了。
妈妈也最喜欢她的这位堂弟。她有什么烦恼，堂舅总是耐心地听，又细心地给她分析排解。堂舅很能说，和他谈完话，妈妈总是显得轻松多了。我们孩子们就更是喜欢他了，所以干脆就叫他舅舅。姐姐老为不能入团苦恼，后来又因为考不上大学气闷，舅舅每次来都要与她长谈，帮她解除烦恼。
有一次，舅舅突然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老大，倒是老二了。老大的烦恼都说出来了，老二却只字不提，这才是问题呢！”舅舅说的别提多对了，我那时的烦恼并不比姐姐少，但是我不愿意说，跟谁都不愿说。说了就能把整片阴霾都扫开吗？说了能让我们回到爸爸不是“右派”以前的日子吗？
我从小崇拜舅舅，他自学成才，乐观豁达，善良仁爱，风度翩翩，他是生活中的强者。爸爸被送进大墙里面，我们的父爱完全被剥夺以后，舅舅给我们的爱多多少少填补了这个空缺。如今，舅舅虽然已在九泉之下，但他在那漫长的20年里给我们的爱与启迪，我是终生难忘的。
失眠
20世纪60年代初，是粮食紧张时期，家中粮食不够吃，还要千方百计省下一些给爸爸带去。在爸爸的劳改农场，他们天天吃掺纸浆的窝头，经常是一觉醒来，屋里就会有一具僵硬的尸体。我担心爸爸也会这样悄悄死去。我也不知自己该爱他还是怨他或是恨他？社会上的政治空气更加严酷，学校的氛围对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压力也更大了。我老在琢磨，我怎么才能跟爸爸划清界限呢？
1960年冬天，妈妈带我到爸爸劳改的河北茶淀农场去看他。农场在天津附近，距离北京并不远，但是交通不便。我们背着给爸爸的馒头，下了火车，又坐汽车，还搭了一段儿大车，快天黑了才到达荒凉的农场。在一排平房里，我们见到穿着一身土气的黑色棉裤棉袄的爸爸。他从前的潇洒快乐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迎上来拥抱我，还把我们带给他的红糖冲了一大缸热水给我们喝。我却一点儿感觉不到亲人团聚的温暖，整个人像冻住了一样，木木的傻傻的。我就这样心事重重地去，又心事重重地回来了。
爸爸离家的时候，他带走了一张我三四个月大时的照片，那是我吃了美国奶粉之后，长得奇胖，趴在床上照的。
实际上，当1979年3月爸爸的“右派”获得改正回到家里之后，我们很少谈起过去的20年。一来现实生活确有不少事占住了我们的心神，二来我们谁也不想去提那些伤心往事。直到2000年，也就是爸爸已经回家团聚20年后，有一次我从悉尼回京探亲，爸爸忽然拿出这张照片对我说：“现在，你可以把这张照片拿回去保存了，这是我去劳改之前带走的！”
我真没想到，我的这张照片竟在那艰难的年代里时时刻刻地陪伴着他，维系着他对家人的苦苦思念，维系着他走出阴霾，回到正常社会的梦想。我真的不敢想，这20年对他是多么屈辱多么痛苦多么熬煎？！我只知道，这20年的阴霾对妈妈、奶奶（她没有熬到爸爸回来的那一天）和我们四个孩子已经是太沉重了！
1961年的寒假特别长。为了能在过春节时吃几顿饱饭，再省一些粮食带给爸爸，奶奶让我们四个孩子早睡晚起，一天喝两顿稠粥，只有上班的妈妈晚上能吃到一碗菜泡饭。很快，奶奶、妈妈和姐姐都浮肿了。
后来，姐姐果然因为爸爸“右派”的问题不能进入大学。这时，新疆大学来北京招生，不计较出身好坏，只考虑成绩，姐姐被挑中了，她毅然离家去了新疆。姐姐的遭遇使我深受刺激，她的路也是我的路。尽管我们努力地与父亲划清界限，无数次地检讨自己，但是到上大学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仍然被作为另类被挡在门外。不过，姐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在上高三那年加入了共青团。我和大弟却入团无望。假如，姐姐得远走新疆去上大学，我和大弟还不得去西藏上大学啊？
我的心被撕扯着，脑中的疑团经久不散。我开始夜夜失眠，起先还不敢告诉妈妈。等妈妈知道带我去医院时，医生说我的神经衰弱已经相当严重，建议休学一年。我天天喝那苦不堪言的汤药，渐渐地，我想明白了。光靠汤药或者打太极治不了我的病，我必须自己想开。我必须学会解脱，学会给自己排解，先把问题放在一边，让将来去解决。周围还有那么多出身不好的人，他们不是也得活吗？
奶奶知道我喜欢北海公园，特别是一进北海前门通向琼华岛的桥——永安桥。尽管给我看病吃药大大增加了家里的经济负担，她仍然省出家用给我买了一张北海公园的年票。这样我每天就可以走进北海，来看大桥，来逛琼华岛，来登北海白塔了。永安桥旁有个大茶座，爸爸在时，我们与妈妈的老同学一家曾在茶座前集合，然后大人们在茶座聊天，我们孩子们就在北海划船，在大桥的桥洞里穿来穿去。这座桥叫永安桥，在它周围散步打太极一年，我的健康渐渐平复了。
但是，我那神经衰弱的老根是种下了。我对妈妈奶奶只字不提心中的烦恼，只说功课太重，“十一”前练体育大军太累了，所以才得了神经衰弱。我不想让她们为我难过，她们的烦恼够多了。40年之后的21世纪初，爸爸在他的自传中写到：“我深知徐棻（我的原名）因病休学系因我而起，我感到愧疚，对不起儿女，但是我又何尝不冤枉呢！”
1919年，爸爸生于北京。他从小就身体好，精力充沛，而且特别淘气。9岁被我的爷爷奶奶接到云南之后，他骑马、养动物，充分享受云南的亚热带风光，身体愈发强健。但是，地处云南南部的景谷县教育水平很差。爷爷奶奶担心两个儿子荒废了学业，就决心先把爸爸送到上海去念书，过两年再送小儿子去。
爸爸在上海考上中法工学院附中，一心想学好法语拿到奖学金，将来到法国留学。可他中学未毕业，上海沦陷，他只得返回昆明父亲家。1939年初，他在云南大学考取奖学金，到用法语教学的河内大学深造。但不久之后，河内又被日本人占领，他只得回到昆明。他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跟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妈妈相识的。1940年，法国被希特勒占领，爸爸的留法美梦彻底破灭。
法国留学虽然未能实现，但爸爸的法国情结算是深深地种下了。他认为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是法语，最好的酒是法国白兰地。他钟爱法国文学，对巴尔扎克、雨果和斯汤达崇拜得五体投地。爸爸讲起拿破仑的故事，那真是跌宕起伏出神入化。而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目标——自由、平等、博爱的推崇与鼓吹，就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之一。
爸爸博闻强记，表达能力很强。读过的东西经过他的消化归纳之后，再讲出来就条理清晰生动传神，甚至引人入胜了。这使他在学校成为学生喜爱推崇的老师。可是，在1957年大鸣大放引蛇出洞之时，他的这些独到见解与有理有据就脱颖而出了。引蛇出洞不就是要引出独到见解吗？
爸爸从小开朗天真，既无防人暗算之心，又无审时度世之能。“反右”运动开始之时，他自然成为学校网中的大鱼，而他又不肯检举出卖别人，所以对他的处理就特别重，逐出北京送去劳改。从此，他可谓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我们全家也跟着进了炼狱。
雪中送炭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妈妈的老朋友凤子阿姨和我的堂姑鸿嬢每月接济我们,她们是要顶着政治舆论压力，违背当时的社会潮流，从自己的工资中省下钱来这样做的。大约一年之后，鸿姑的接济被其他人阻止了。
凤子阿姨的接济仍然持续，大概有两三年时间，凤子阿姨每月都送给妈妈20元补贴家用。后来，凤子阿姨的一位领导对她说：“你这样做是帮助了张定华，但是政治影响不好。”凤子阿姨只得改变做法。那时，凤子阿姨担任领导职务的《剧本》月刊总是收到各地寄来的大量剧本投稿，编辑们看不过来，她就让妈妈帮助审阅剧本，写出评语意见，并给作者回信。然后，根据妈妈的工作量给一些报酬，大约也是每月20元。这件事一直持续了多年，直到“文革”爆发。她们的接济不仅给了我们全家经济上的支援，避免了我们挨饿受冻，更给予了我们心灵上巨大的温暖，使我们感受到亲情、友情的力量，看到了人性中的光辉。
多年之后的2005年，我和盖瑞在悉尼买了房子，经济上也不是那么紧张了。我对盖瑞说：我要接鸿姑夫妇来澳洲度假。鸿姑在爸爸当“右派”时接济我们，又在我来澳留学时接济我，我现在要还情。第二年，他们夫妇自香港来澳盘桓了几十天。我和盖瑞尽情招待，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鸿嬢夫妇非常高兴，临走时姑父感慨地说：“你这是滴水之情涌泉相报啊！”在困难的时候，我曽接受的也许仅是滴水，但是那是何等珍贵的滴水啊！那滴滴清水都体现了涓涓深情，照见了高尚的人心呢！可惜的是，凤子阿姨已经仙去，我没有找到机会报答她。我只是在2009年出版的《记忆深处的老人艺》一书中，写了一篇长文《凤子阿姨》来纪念她。
多年之后，我读杨绛的散文，知道她的丈夫钱锺书在1957年春“大鸣大放”仍处高潮之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从此不但口“噤”，而且不搞创作。他们夫妻“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我不禁大为感慨。我没想到，钱锺书夫妇不但学养高深，且政治上机敏。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少见。我不禁天真地想，我爸爸要能像他们这样机敏该多好啊！因为见过他们，我对他们的遭际也就特别关心。
大概是1963年末，爸爸那位研究古典文学的朋友突然被送到劳改农场去了。他这一出事，他的父母与儿子们就陷于困境了。这时，“三年灾荒”刚刚过去，全社会物资缺乏，他们家的凄惨可想而知。妈妈带我隔一段时间就去他家看望，记得有两次都碰到钱锺书、杨绛夫妇。
钱锺书穿一件咖啡色中式棉袄，很谦和腼腆的样子。杨绛在深色罩衣外面穿了一件深颜色的坎肩，衬衫领子翻在外面，显得特别整洁干净。她微笑着和妈妈聊天，谈起彼此的熟人，记得她说他们住在干面胡同，与我们住得不远。爸爸老朋友的母亲一个劲儿地捅炉子，想让屋里温暖一点。她又说：“锺书讲个笑话吧！”
钱锺书并没有立即开口，只是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老太太又对我们说：“锺书很会讲笑话的！”老太太此时恐怕已经70岁了，但她老人家显然是要鼓足勇气来面对逆境的。在她一再催促之下，钱锺书就开始讲笑话了。他讲完了，却没有一个人笑。他和我们都很尴尬，可那时的境况我们又怎么笑得起来呢！
我们告辞出来以后，妈妈告诉我，自从爸爸的这位老朋友出事以后，钱锺书、杨绛夫妇经常来看望他的父母家人，有时还送钱来，甚至发了工资，就把两人的工资送一半过来。我当时心里一震。我没想到，钱锺书、杨绛夫妇看来文文绉绉，弱不禁风，实则这般有风骨。
选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人约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