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不生在帝王家？投胎是个技术活！

最近读到一则中国国内报道：对电信诈骗分子现在实现 “连诛十族”，一个不留！作为一个过来人，让人不由自主的同情他们的子女以后的人生。

“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 是两个自解放以后，2002年前，和我们这代人就业，升学，升职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名词。估计这种荒谬的“术语”，现在年轻人已经无法理解了。而当年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都曾感慨自己生活的艰难不易，羡慕别人家的父母。希望下辈子托生到一个“好的家庭“。

据网上资料显示：解放后的土改，全国基本上是按8%来划定地主的。四川解放初期的土改情况，如按30亩或40亩来定地主的话，就达不到8%的标准，于是标准一降再降，有的县甚至降到有土地10多亩就是地主的现象。一个革命的时代，它需要革命的对象。解放初时的革命开始，是从经济上和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先羁系关押的地主，上级一声令下，统统抢毙了。 一个月后，上级改了主意，余下的在押地主 得以留下命来，成为以后的革命对象。解放后孵化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等级结构。处在结构顶端的是“阶级成分”好的工农兵，处于底层的则是“阶级成分”不好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后来又加上右派分子。

父辈的“阶级成分”或“个人成分”，即是子女的“家庭出身”。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出身”一段时间成为一个重要指标。基本原则是，优先选拔出身于工农兵、革命干部等家庭的“根正苗红”的子女，同时限制剥削阶级子弟向上流动。这个阶级成分问题，让几代人背负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也造成很多无辜人的痛苦：

我的中学班主任，家庭出身地主，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录取过程中，学校必须对学生一一作政治审查，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最后老师的政审时因“政治思想不合格”，“不宜录取”，被取缔入学资格， 一辈子车富八斗，却只能以高中学历教初中。

中学时下乡学农的时候住在老乡家，发现隔壁家的大门总是关着。队干部告之，这对夫妻是亲兄妹，出身地主家庭。兄妹两个三十多都谈不上对象，无奈之下，亲兄妹自己成亲，结婚证领不了也就不要了，成了事实婚姻，生了两个孩子，也上不了户口，成了黑户。这是一个全公社都知道却是无解的难题，干部们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上山下乡的时候，队里仅存的一户地主。老人早已经是病魔缠身，卧床多年。每逢政治运动一来，需要有人为之承担历史责任，他的几个儿子，轮流代父到县里区里，公社大队报道，低头弯腰认罪，接受批斗。

我的外公，一辈子所有积蓄都买了地，毫无疑问被化为地主阶级，赶上了被抢毙的命。 母亲的家庭出身因为父辈的阶级成分，从此就是地主，成了“家庭出身”不好的一代。在刚解放初的几年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一代，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所以母亲还得以入职就业。但是后来要想进步升职，入团入党， 基本无望， 一生只能甘当一个吃瓜群众。

我的父亲出生资本家，却自年青时就以一介书生的热情，反内战反饥饿，加入了N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解放后拼命争取入党而每次都被拒。当时的政治运动强加给知识分子的政治压力，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达到了高峰， 让许多正直而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产生厌世的社会心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政治环境压力，让父亲不堪被批斗的恐惧，投河自尽，在“畏罪自杀的”名义下更被罪加一等。我的家庭出身一夜之间从革命干部变成为自绝于人类的“黑帮子女”，或者叫“黑五类子女”。我从小被一些同学嘲笑过，被有的老师嫌弃过，被部份干部训斥过， 给我的童年留下巨大的阴影。有幸1977年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更要庆幸中国于2002年废止了使用《家庭出身代码》国家标准。

联想到印度已废除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婆罗门即僧侣，为第一种姓，地位最高，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刹帝利即武士、王公、贵族等，为第二种姓，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即商人，为第三种姓，从事商业贸易；首陀罗即农民，为第四种姓，地位最低，从事农业和各种体力及手工业劳动等。印度人从出生就决定了其所属的种姓，一生没有机会改变。这种种姓制度给高种姓的成员提供了很多特权，却对于低种姓群体采取了镇压和歧视。

其实哪个孩子不希望生于“帝王“家，高贵的血统，崇高的地位，众多的特权，富裕的生活，可难在投胎是个技术活，无人能选择。喜欢美国的体制：父辈无论犯什麽罪，孩子的前途不受任何牵连。希望今天的文明社会， 给电信诈骗分子的孩子留条活路。无论父辈有何罪，孩子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