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无所不侃
第一个看法：音乐家协会第一时间将李云迪除名，这是极不妥当和轻率的。就算你立场鲜明可嘉，但未免操之过急。首先，协会有章程，对会员除名，一般限于刑事犯罪。一个不太严厉的行政处罚，并不构成刑事犯罪，你凭什么可以超越章程，自行其是？其次，程序正义也非常重要，除名程序中至少应该有主席团讨论这一环节吧？从该协会第一时间作出决定的时间点看，这一程序显然没有经过，因为召集会议需要基本的时间，而该协会的所谓当家人为了彰显政治正确，急不可耐地作出反应，这种缺乏法律意识的积极性，不该鼓励，还要遏制。更重要的是，如何全面评价和适当保护一个优秀音乐家，使其不为一个污点而毁了艺术前程，这正是音乐家协会该做的事。公安已经对他出铁拳了，坏他名声了，紧接着“社死”又来一波……这种时候，专业团体理该发出冷静清醒之声，岂能雪上加霜痛打落水狗？难怪有一位著名书法家在朋友圈忿忿不平地留言：协会除名？我不免兔死狐悲。协会章程有吗？协会主席团讨论过吗？行政处罚不是刑事犯罪懂吗？书协曾有会员酒驾，也没有听说除名其实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酒驾和嫖娼孰大？很明白。所以为自己是书协会员而骄傲……同样是艺术家协会，别的协会没有这么着急忙慌地表明立场，更多考虑对艺术家名誉和成就的保护，为何音协要这么积极？再说了，人家跟你们主流还是跟得很紧的，荣誉称号一大堆。就凭这一点，你们也不该太下狠手吧？还有，看到李云迪相关作品下架，也很反感。动辄就用斩草除根式的方法，将艺人的作品全线下架，这也是轻率和短视的做法。尤其是影视作品，是群星灿烂的产物，一个人出点事，其他人的表演也都死翘翘了，简直就是搞株连哈。有读者拿古人作譬，虽然不太贴切，但还是有思考价值的——今天我们吟诵的很多唐诗宋词，其作者不少是“生活不检点者”，难道我们就会觉得，他们的诗篇很肮脏吗？同理，李云迪弹奏的优美曲子，就会因为嫖娼而变得难听吗？这些基本的常识和道理，还要拿出来一一辩解和澄清，这本身就是很悲哀的事。再说第二个看法：为此等私德之事，官方通报于法无据，涉嫌行政违法。正如法律界人士所言，公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是“法无授权不得为”。遍查《治安处罚法》，无一处规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权向社会进行通报。法律专家认为，行使此项权力时，要遵循“必要性原则”或曰“最小侵害原则”。行政处罚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恶”，不应过度行使，且对违法人员造成的损害应当与违法行为相称。什么是“相称”？就是罪罚相当。如果一个性质并不严重的违法行为，却要使行为人付出惨痛代价，这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得已的恶”，而是“故意的恶”。李云迪如果因为此事，不但社会评价度降低，而且被行业联合“封杀”，这些不利后果，很大程度上是公开“通报”所导致的。很显然， 拿明星私生活的些许犯法瑕疵广而告之小题大做，不仅是对公权力的挥霍滥用，也是对公民私权利的肆虐侵害，说得严重点，也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与蹂躏。这种通报制度极其不利于保护个人隐私，而法治政府建设，需要行政执法人员切实树立人权保障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李云迪嫖娼才是小事，而涉嫌行政违法倒是大事。第三个看法，通过此案的背后，了解真正的人性所需，避免简单化地把所有问题道德化、有罪化。我们不妨人性化地设身处地为类似李云迪的单身成年男子考虑一下，假如他们的确有性需求，究竟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有人分析，这次李云迪显然是找的“外围女”，这其实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一夜情，你说是性交易也可以算。对此，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就曾经公开撰文，提出“卖淫嫖娼应该非罪化”的命题，她认为，非罪化是指对于所有成年人之间的性交易不用去管，也不用罚款。这个命题可不可以讨论，我认为是可以讨论的。这又不是关系到亡不亡国的大是大非，不必视为禁区吧？何况这个命题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怎么就不能敞开讨论呢？有人感叹：男人一年一结算，像吴秀波，抓了。男人不花钱白嫖，像吴亦凡，也抓了。男人现在一次结清，银货两讫，也抓了。做男人难，做中国男人更难，做中国名男人难上加难。另一位著名性学家潘绥铭，也曾经深入探讨过卖淫嫖娼背后的问题。他说，卖淫嫖娼的关键在于性的买卖，人身和财产打通了。其实主张卖淫嫖娼合法化的理由，说到底，和主张器官自由买卖的理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卖肾的人会说，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卖了它，整个家庭生活改善了，为什么不允许我这么做？卖血、卖器官、卖性，说到底，都是出售人身利益换取更好的生活，它们背后的基本问题是一样的。潘绥铭举例说，什么人的性交易会被定义为“卖淫嫖娼”？从男性来看，财富巨大到一定程度，会去足疗店、洗浴中心甚至酒店这种地方吗？不会，他把人带到自己的别墅里去就行了。会支付几百、几千的所谓嫖资吗？不会，他会送手链甚至送车送房。女朋友随便换又怎么样，搞不好还上头条，成国民老公。那么，如果打击卖淫嫖娼的本质，是打击钱和色的交易，可是，在这些场合，不同样是钱色之间的交易吗？但是，似乎从来没有人认为，这种钱色交易是需要和卖淫嫖娼一样去打击的对象，相反，很多人很羡慕这种挥金如土遍览春色的“上层生活”。法律在这部分人群面前，失灵了。按经济分析的思路，那就是法律提高了性交易的无罪成本，只有消费起的，才能脱离法律，消费不起的普通人，又忍不住想花个三头五百就要消费，那就是卖淫嫖娼了。这么想下来，可能就会回到马克思的立场上，把禁止卖淫嫖娼的法律，理解成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一个压迫工具，理解为权贵阶层对底层人民的性权利的一个剥夺。你就会觉得，性是人人都有的大欲望，为什么要分三六九等？有人可以充分享受，有人偷腥就要惩罚，这不公平嘛。潘绥铭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确可以走得很远、想得很深，无论是主张严厉打击卖淫嫖娼，或者废除禁娼制度，都不是喊几句口号那么简单。社会学家和性学家的看法，富有深意，直击人性深处。他们深入了解真正的人性所需，避免简单化地把所有问题道德化、有罪化。在今天这个时刻，尤其需要这样冷静客观深入的思考和探究。很多时候，“朝阳群众”只能帮助解决皮毛的治安问题，而真正治到骨髓里的，还是需要有识之士。就用这个幽默小帖子做结尾吧，希望我的三点看法引起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