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仲:我的艺术信仰

学者,诗人,书画家,一级美术师。职业认证网球教练。现任“北美中红书院”主席,”中华文化交流大使“等职。号白水道人,老泉,画泉(多用于画款),西邑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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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名师

 
王学仲(1925-2013),别号夜泊,晚号黾翁,山东滕州人,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艺术理论家、诗人。早年求学于京华美术学院、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曾任中国文联全委会荣誉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书法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教授、天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所长等。曾获“鲁迅文艺奖”“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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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艺术信仰

⊙ 王学仲

 

 

重气质性灵

 

人之所受遗传基因,亦即天赋之气质,受之于先天,或颖或钝,或刚或懦,通过教育可以有一定的改变。好文者,善于感性思维,形象思维;好理者,善于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前者纯情,后者唯理,难于强求其天赋气质一致。明乎此,则学文、学艺、学理、学工,可以有的放矢,因材施教。背乎此,逆其天性,勉为其难,必然使其心理受到扭曲,灵苗为之挫折。

 

学书学画亦然。少年之时,心有心性,笔有笔性。如刚者宜写“龙门”,柔者宜写“赵、董”。使其性有所适,其才智方可得到最充分之发挥,其气质更加显露增益。为人师者不可以己之所好,强施于人,徒增其邯郸学步者。为生徒者应学师长之所学,写自我之气质。人生道路不同,读书涉猎有异,借鉴、修持,神而明之,存乎个人。同一棵树的叶子尚且没有相同的,人的艺术路子勉强一致,便会削足适履。唐吉诃德盲目模仿前人,以铁甲长矛与风车搏斗,闹出许多笑话。郑板桥所说的“灵苗”,石涛所指的“天蒙”,就是指先天秉赋,含有天授之意。天授亦有所长所短,所短者还可以增益,这就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气质了。孟子提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是说,气质也可以通过修养的功夫,在后天培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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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仲 楷书 《阿苏山喷火歌》轴

 

 

后天之气质有自成和助成两个方面。许多饱学之士,自学与自励之精神特强,一般表现为“成者自成”,不需外力。他们一旦对自学之专业产生兴趣,可以做到长期独居室内,潜神凝思,废寝忘食,全身心投入。居室外,则摩顶放踵,必须达到其目的。这也就是兴趣所适,成就了他的天才。还有一部分人,则需助力加以扶持,家长、教师、学校乃至于社会,都应成为这种助力。

 

古人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谈后天的努力可以养成气质。读书是吸收间接的生活经验,是滋补以别人的智慧,自能开启个人的心路。“行路”不仅增广社会知识,而在访人物,记史迹,观大山,览江河过程中,也是在接受文化信息。传说中的仓颉造字,伏羲画卦,那也是得之于大自然的启发。王羲之观江北名山而书法大进,黄山谷观峡江荡桨更谙书理。不观自然,胸底纵有雄词壮句,笔底哪会有起伏波澜。司马迁笔可扛鼎,苏轼行文之不可止,都是由他们之壮游博览,其文才有汪洋恣肆之妙、波涛万顷之概。成就一代巨擘,外因靠江山之助。

 

气质生成风格,风格为灵性所派生。无气质、无个性的人似乎很难形成风格。其人器识平平,阅历不广,见识不博,其作品也会随之卑下。求田问舍之人、蝇营狗苟之辈,无法形成个人之气派,至多可以算是艺术活动家。商人奔走东西,行遍天下,目光集于孔方之微,行为限于争利之术,气质必然卑俗,风骨难以高朗。黄山谷告其子侄辈说:“人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俗生于庸,庸无大识,气质亵琐、语言低俗,若求有于高风峻骨之文章,这是难于想象的。艺术家有大家、小家之区别,这首先就表现在涵养之深度与广度。古人有大巫、小巫之分别, 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之比较,此全在乎气质、灵性所左右。以此识才、育才,才不致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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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仲 草书 《盘山一绝》轴

 

 

气质由五个方面所构成。一是秉赋先天之气质。天才中包含着某些性灵的特质,历史上不少杰出人物,或生于底层,或生于草莽,但为文属艺,却令人刮目相看。其对艺术的敏感与解悟,大异于常人。二是后天培养之气质。如果单有先天之秉赋,而无后天的培育,也会一事无成。王安石碰到过一个天质颖异的儿童,其父为了炫耀,到处趋谒豪门富贵,沽名钓誉而失却培养,若干年后王安石再遇见这位天才,已感到“泯然众人矣”。三是通过读书培育气质。取法乎上,读好书、读坏书都可以影响一个人,应选取好人作的好书阅读之,吸取之。一般的书、坏书,只能作好书的参照对比物。四是阅历社会。以此使课堂上、书本上的知识变活,更具体化。任何艺术都是社会、人生的转现,说转现而不说再现,不称艺术为镜子,就是认定社会转化为艺术时,已成为艺术家气质的物化结晶。五是阅历自然界以培育气质。庄子说“大块噫气”,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人看自然,是感情物化了的自然,自然可以激荡出感情。自然界的各种信息,可以增益人的后天之气质。英雄豪杰的语言无不与他所生活的山川大地、环境条件相联系。

 

先天的秉赋之质,再加上后天的培养之力,这就叫作天才加功夫。性灵是天才与功夫间的派生物,它输出于作品,又反馈于作品。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与现代模糊数学若有相似。人在感情的燃烧时,恰在超越具体时空观念的一瞬间。艺术家的灵性与中国古典的朴学不同,它没有传述性。因此,我对诗的涵义定为:感情化了的哲理,性灵化了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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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仲 草书 《秋思》轴

 

 

性灵之闪现,与冷静的道学家、考据家的思路不同。性灵可将对心、物的感应,在无我、忘我的状态中升华为清醇的艺术品。贾宝玉、林黛玉,是曹雪芹用自己的性灵耕耘出来的性灵人物,故使得那么多的读者和红学者陶醉,是百酒之中的醇酒,其味隽永, 弥久弥思。

 

中国艺术到宋代以后,更加强了用性灵去注入自己的艺术,解除了过多的说教与理性成份。这标志着东方艺术的早熟。我这里所指的性灵比袁枚所举的性灵,涵义更为宽泛。其实,性灵的提出并非自袁枚始。

 

钟嵘《诗品》曾指阮步兵的诗可以陶冶性灵。杜甫也有过“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这样的诗句。清代刘熙载讨论过元微之所作《杜工部墓志》一文,其中提到十分看不起宋齐间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他以儒家的正与不正来作衡量,这与我们的性灵观念,又有所不同。

 

教师应善于发现学生的天性,培植灵根,以启发其智慧与悟性。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伦理关系是尊师爱生,沟通关系是仁心与爱心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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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仲 楷书 致叶嘉莹札(局部)

 

 

坚于志,苦于艺,恒于心

 

每一个人都在一种思想、一种教养、一种哲理的指引下行动着。在一种思想支配下,看起来是享乐,而在另一思想支配下,则视为受罪。我受墨子的影响甚大,他的摩顶放踵的德行,影响着我以苦为乐的观念。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艺海生涯究竟是苦还是乐,更是难以说清。纵观历史与现实,有成者多苦于行。孟夫子认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才能肩负起大任。治学也是一种献身。当人们归趋于享乐至上的人生观时,会认为不会享乐就是一种苦行。我甘愿为实现一种理想而承受磨难,并认为这是治学的基础。人趋热闹,我守冷清。可以想象,四季的冷热转换,青灯寒窗的孤寂困守,是十分难熬的。科学家投身实验室, 无不是出于对某项数据的虔诚膜拜。司马迁受宫刑而不废著书,李白、杜甫颠沛流离成就为诗仙、诗圣,都承受到不同形式的磨难。可以说,文学艺术是孤愤之行,寂寞之道。曹雪芹一生只写一部《红楼梦》, 何曾想到自己的知音有多少,稿酬有若干。《金瓶梅》的作者连真实的姓名都未署上,推想出作者有十几个,至今聚讼纷纭。梵高、高更,生前穷困潦倒,作品无人问津,现在价值连城。如果他们天天处于热闹的宾朋酬酢,觥筹交错中,而未在人间忍受炼狱之苦,其作品也不会升腾出绝代的熠熠之光来。他们是为艺殉身者。

 

在艺术上也有享生前名者,如毕加索、齐白石,但他们也都是历经过苦行之道的。民谚有云:“要在人前显贵,先在人后受罪。”享乐与艺术成就不可兼得。齐白石是乡村木匠出身,可谓寒微草民,30 岁才正式学画,60岁决心变法,发愤说:“饿死京华,公等勿怜。”画艺大进,终成一代大师。郑板桥本系一介寒士,蹭蹬了半生,50 多岁才中了进士,做了个小官,叹道:“他年纵有毛公檄,摔入华堂却慰谁?”凭着他耿介的个性,绝不会升迁成大官的,最后还是被逐出官场搞他的字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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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仲 水墨 《怀思》轴

 

 

我写过这样一首诗:“都姓俗时我姓雅,书画妙者少逢迎。天心不负人心苦,苦诣崛奇有大成。”艺术上的失败者,多是不甘寂寞,耐不住凄凉,趋奉官场、 新闻界、书画商,希望自己的作品过早地投入商品市场,只怕才华耗尽,锐气销磨,不愿再经受艺术炼狱的煎熬。然而,艺术与艰难困苦是双胞胎兄弟。在此意义上讲,是诗必穷而后工。书画家必忍受寂寞,经历困顿与坎坷,才能由海底探出珍珠,写画出深沉大度之作品。我有一首小诗:“滴滴不遗细,涓涓也自豪。小溪留不住,大海作波涛。”大江大河是由曲曲细流汇成的,唯其不弃涓细,完成艰难曲折之途程,才能形成汪洋。不应寄望于平步青云,一举成名。张载《西铭》所谓“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其成者速,其败者亦速。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又说:“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长期培植,方能使树木长得粗壮,果实硕 大。《南史》记陈显达喻儿子有两句话,“凡奢侈者,未有不败”。唐代魏徵在《九成宫》碑文中提到,“居高思坠,持满戒溢”。这许多名言,我是牢牢记取,终生警惕。

 

我有所拙,亦有所巧。我不吸烟,不讲求美食,不跳舞,不钓鱼。视听之乐,即乎连奕棋、打桥牌都不会,可谓拙矣。对世间的繁华、声色,我紧闭双目,生活尚简,而尚感时间仍有不足。我重墨家的兼爱,而且爱及于物。我认为庄子朴素的自然观,很近于生态平衡之道。我爱和平、爱清静、爱万物、爱及虫鱼鸟兽,宁愿苦我自身,而并非苦行。佛经故事中的舍身饲虎、舍身饲鹰,已超于苦行之外。我只求敦于道,苦于艺,恒于心。人类的物欲,将给自身带来巨大的悲剧。居危而不思危,这不算有健全的理性。我喜欢独处静居,于静居中冥想思维。创造总是在痛苦中诞生的。但丁曾描述过自己投入创作时的心曲:“我的双眼日复一日地流着泪,已经疲惫得无法再解释我的悲哀,于是我想到,似乎应该减轻我的苦痛,写出一些饱含哀伤的诗句。”正是痛苦的磨难激起但丁创作的浪涌。

 

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因不满当时大主教的专横,愤而辞去宫廷乐师职务,在生活的贫困潦倒中创作了许多世界名曲。继承海顿、莫扎特艺术传统的德国作曲家贝多芬,在失去听觉的情况下,仍然创作不息,集古典音乐之大成又开创出浪漫主义的新格局。愉悦的美诞生于艺术家的痛苦煎熬之中。我们与其说是欣赏作者赋予作品的美,不如说是重睹作者长时期所经历的心灵之鏖战。

 

习艺一如持佛。要有耐心、耐力、耐性,明心见性才能修得正果。一件事做起来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人生的精华年龄很短,从童蒙无知到学知会用,仅只数十年间事。在此有限的短短途程中,只能学得有限的知识,阅历有限的见闻。如果再见异思迁,心猿意马,势必多歧亡羊。有人在快速的长跑中取得成绩,而我则是在马拉松式的长跑中,考验自己的持久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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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仲 楷书 《秋游箱根放歌》镜心

 

 

我爱书画诗文,处于恒温状态,並非一定天天写,日日画,我也看电影,旅行,散步。诗文书画的创作,一般是触动了灵感,便使用某一形式宣泄出来。在时代转变与世事推移之际,会产生各种新潮,对此,我也有一种守恒观念,既不盲目附会,也不一概排斥。一些被青年人容易接受的艺术新潮,比如行为画派(行为艺术)的思潮,我就不以为然。人世间每日每时所发生的难以计算,如果这些行为的痕迹都属于艺术的话,美术学校、美术馆也就变成无用之物,音乐、戏剧、美术也不会有什么区别,艺术家这一概念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犹疑是青年之大害。生活处于盲目状态时,努力便没有了方向,而新潮最是怂恿、引诱青年的好奇心。青年人头脑敏捷,而缺乏思辨力。须知:新的,并非全是美的。新与美完全是两个概念。即如垃圾时装,垃圾美术作品展,也只是新奇一阵子,然后又被别的新花样所代替。某些新潮往往是对已形成的美感做些冲击,其效应常在瞬间,然后又被其他新潮所取代。

 

要想让艺术获得恒久之价值,艺术家就得要有本身的积累。印象派的出现,看来是突然,其实也是潜在已久,並非偶然。恒于心,即要求艺术家要有长期的积累,不只是艺术的,而且是大文化范畴的。中国是一个文化积累久远,传统艺术宝藏丰厚的国家,艺术家如果对这些感知肤浅,就表现不出中国文化的深沉度。一个没有根柢的人,处于偶然的兴会,只在几分钟内便被吹嘘或自诩为艺术家,我想吹嘘者与自诩者,都是文化素养浅薄的。永恒,是鉴定艺术品或艺术流派的反应器。我认为,文学之道,乃寂寞之道;艺术之学,乃孤独之学。追惬意者,万不可“随意性”地走到这个胡同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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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仲 楷书 《五洲四海》联

 

 

沉着自己的兴趣,而不见异生迁,这是最宝贵的。人生最有为的时间极为有限,人生有涯而艺术无涯。

 

兴趣是天才,艺术兴趣可由培养而得,亦可由另外的兴趣参与而去。兴趣的持久,是好学上进的动力,有此动力就会逐渐享受更多的人类及个人历练出来的知识,就会掌握某一艺术门类的规律,再加上把握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就会创造出真正有分量的艺术,为人生的艺术,永恒的艺术。

 

 

(本文节选自王学仲《我的艺术信仰》,孙列重编)

 

 

 

来源 |大学书法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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